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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北京大风。
和往常一样，欧坤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3层的圆桌阅读区——这是他在图书馆中最喜欢的地方。打开书包，拿出笔记本电脑、参考书和修改多次的论文笔记，欧坤打响了新一轮的“磨论文”战役。最近，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态。马上就要毕业了，欧坤必须加快他的论文写作进度。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寻找利益契合点，中国又会依据这些契合点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是身为土耳其人的欧坤在毕业论文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班上17位来自美国、日本、墨西哥、奥地利的同学一样，欧坤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的硕士专业名称是“当代中国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不仅因为学生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课程安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赫然在列。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并不是被本国的政府或学校安排来中国进行例行学习的。相反，来华学习政治，是他们每个人的主动选择。
一位给他们上课的教授这样评价：“他们带着好奇心而来，希望可以从‘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国制度’开始，读懂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与论文
1991年出生的欧坤是一名典型的土耳其大男孩。他身高1.95米，远远望去，这个笔挺地站在人群中的大高个可以被一眼认出来。
欧坤很爱笑。朋友和他见面，还没有看到人，就会先听到他笑着大声跟自己打招呼的声音。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崔守军对这位学生有一个评价：“阳光大男孩。”
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2年的留学生，欧坤已经适应了这里快节奏的研究生生活。他会踩着上课铃声跑进教室，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手抓饼，会在图书馆里自己喜欢的位置留下一本书占座，会跑到其他中国学生的教室里笑嘻嘻地蹭课，也会下课后第一个冲进食堂大声对打饭师傅说肉多打点……
然而今年1月，欧坤遇到点麻烦。
毕业论文提交截止日期已经临近了，可是他还是没有理清自己的头绪。在人大读研的2年时间里，欧坤学习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运行机制、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等课程。因此，欧坤想从中国和中东的利益契合点出发，研究近几年中国对中东的政策。
“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也在网上观看过去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欧坤说，“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就是中国出于怎样的考虑要制定这些政策。比如‘一带一路’，我的国家就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受益于中国的这一政策，土耳其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是这项政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呢？目前看来，‘一带一路’政策更像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慷慨帮助。”
不过现在，欧坤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年1月，我和我的朋友去王府井书店闲逛，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欧坤拿起面前一本白色封皮的精装版英文图书秀了秀，然后说，“你看，这本书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以前听说过这本书，但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拜读，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特别提到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最吸引欧坤的，是书中的插图。书里不同位置分别展示了习近平年轻时期插队生活的照片、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和乡亲们坐在一起的照片、习近平参加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的照片等。“你可以从这些照片中看到，一个年轻人是如何成长为世界级领袖的。”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1章“走和平发展道路”里，欧坤找到了论文问题的答案。“习近平主席在书中说，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欧坤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愿意下大力气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原因。中国倡导双赢，而不是为了谋求自己发展损害别国利益。所以中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因为这对中国的自身发展也有好处。”
关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讨论课
韩昊然，英文名字是史蒂夫，是一位1982年出生的奥地利人。他来到中国已经7年了。之所以选择来攻读“当代中国研究”硕士专业，是因为韩浩然觉得自己对中国还不够了解。“我們身边的朋友问我中国的国家制度到底好不好，我还是回答不上来。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外国人，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去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在去年讲述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府的课堂上，中国教授让我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讨论，核心问题是西式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哪个对中国更好。”韩昊然说，“我们的课堂很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大家交锋很激烈。”
“当时有同学指出，相比于中国制度，西方民主制度更加尊重人权，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我认为不能简单比较谁好谁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当地的国情。”韩昊然说，以奥地利为例，中国有许多省的面积是超过奥地利的，奥地利也没有超过13亿的人口。这意味着，治理奥地利和治理中国的难度不同。欧坤对韩昊然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也提倡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欧坤认为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这样有利于把13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团结在一个核心之下，可以加快决策进程，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韩昊然则在讨论收获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正确。关键在于看它的实践效果，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要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可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那就是好的制度。关于外媒对中国制度的非议，韩昊然认为：“批评总是很容易，因为凡事都有缺陷。问题在于，批评之后却拿不出更好的方案，那么这个批评就是无意义的。”
培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都有独立的观点，要想让他们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做到从内心上说服他们。”欧坤的导师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当代中国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崔守军负责日常工作中教学环节的执行部分。“2006年，教育部特批人大国际学院成立这个项目，现在全北京市也只有人大、清华、北大3所学校正式对外招生。”崔守军对记者说，“我们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当代中国项目”几乎配备了人大各学院最好的精英教师，而且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的方式。“我们发现，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中文。”崔守军认为，目前国内留学生来华学习，大多是中文授课。中文底子薄弱的洋学生，即便想来中国学习，也很难实现。因此，学校决定用全英文授课的方式，降低入学的门槛。
“大多数学生对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运行。这些学生都是希望能了解真实的中国才来学习的。”在谈到学生了解中国真实一面后想法的变化时，崔教授举了个例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有个从英国伦敦来的女学生，她爸爸是大学教授。当时在中国有一则新闻报道了某一个地方的矿难，矿难造成一些死亡。西方媒体就抓着这个事情大做文章，指责中国政府。第二天上课，这位学生跟我交流说西方媒体有偏见，这个事故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其实是由于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现在，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描述，她也会感觉很不舒服。”
“同学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崔守军认为，把洋学生请到中国来，让他们体验中国生活，是一种快速认识中国的有效方式。
和往常一样，欧坤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3层的圆桌阅读区——这是他在图书馆中最喜欢的地方。打开书包，拿出笔记本电脑、参考书和修改多次的论文笔记，欧坤打响了新一轮的“磨论文”战役。最近，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态。马上就要毕业了，欧坤必须加快他的论文写作进度。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寻找利益契合点，中国又会依据这些契合点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是身为土耳其人的欧坤在毕业论文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班上17位来自美国、日本、墨西哥、奥地利的同学一样，欧坤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的硕士专业名称是“当代中国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不仅因为学生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课程安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赫然在列。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并不是被本国的政府或学校安排来中国进行例行学习的。相反，来华学习政治，是他们每个人的主动选择。
一位给他们上课的教授这样评价：“他们带着好奇心而来，希望可以从‘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国制度’开始，读懂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与论文
1991年出生的欧坤是一名典型的土耳其大男孩。他身高1.95米，远远望去，这个笔挺地站在人群中的大高个可以被一眼认出来。
欧坤很爱笑。朋友和他见面，还没有看到人，就会先听到他笑着大声跟自己打招呼的声音。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崔守军对这位学生有一个评价：“阳光大男孩。”
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2年的留学生，欧坤已经适应了这里快节奏的研究生生活。他会踩着上课铃声跑进教室，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手抓饼，会在图书馆里自己喜欢的位置留下一本书占座，会跑到其他中国学生的教室里笑嘻嘻地蹭课，也会下课后第一个冲进食堂大声对打饭师傅说肉多打点……
然而今年1月，欧坤遇到点麻烦。
毕业论文提交截止日期已经临近了，可是他还是没有理清自己的头绪。在人大读研的2年时间里，欧坤学习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运行机制、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等课程。因此，欧坤想从中国和中东的利益契合点出发，研究近几年中国对中东的政策。
“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也在网上观看过去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欧坤说，“但是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就是中国出于怎样的考虑要制定这些政策。比如‘一带一路’，我的国家就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受益于中国的这一政策，土耳其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是这项政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呢？目前看来，‘一带一路’政策更像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慷慨帮助。”
不过现在，欧坤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年1月，我和我的朋友去王府井书店闲逛，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欧坤拿起面前一本白色封皮的精装版英文图书秀了秀，然后说，“你看，这本书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以前听说过这本书，但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拜读，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特别提到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最吸引欧坤的，是书中的插图。书里不同位置分别展示了习近平年轻时期插队生活的照片、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和乡亲们坐在一起的照片、习近平参加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的照片等。“你可以从这些照片中看到，一个年轻人是如何成长为世界级领袖的。”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1章“走和平发展道路”里，欧坤找到了论文问题的答案。“习近平主席在书中说，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欧坤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愿意下大力气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原因。中国倡导双赢，而不是为了谋求自己发展损害别国利益。所以中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因为这对中国的自身发展也有好处。”
关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讨论课
韩昊然，英文名字是史蒂夫，是一位1982年出生的奥地利人。他来到中国已经7年了。之所以选择来攻读“当代中国研究”硕士专业，是因为韩浩然觉得自己对中国还不够了解。“我們身边的朋友问我中国的国家制度到底好不好，我还是回答不上来。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外国人，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去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在去年讲述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府的课堂上，中国教授让我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讨论，核心问题是西式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哪个对中国更好。”韩昊然说，“我们的课堂很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大家交锋很激烈。”
“当时有同学指出，相比于中国制度，西方民主制度更加尊重人权，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我认为不能简单比较谁好谁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当地的国情。”韩昊然说，以奥地利为例，中国有许多省的面积是超过奥地利的，奥地利也没有超过13亿的人口。这意味着，治理奥地利和治理中国的难度不同。欧坤对韩昊然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也提倡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欧坤认为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这样有利于把13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团结在一个核心之下，可以加快决策进程，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韩昊然则在讨论收获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正确。关键在于看它的实践效果，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要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可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那就是好的制度。关于外媒对中国制度的非议，韩昊然认为：“批评总是很容易，因为凡事都有缺陷。问题在于，批评之后却拿不出更好的方案，那么这个批评就是无意义的。”
培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都有独立的观点，要想让他们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做到从内心上说服他们。”欧坤的导师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当代中国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崔守军负责日常工作中教学环节的执行部分。“2006年，教育部特批人大国际学院成立这个项目，现在全北京市也只有人大、清华、北大3所学校正式对外招生。”崔守军对记者说，“我们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当代中国项目”几乎配备了人大各学院最好的精英教师，而且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的方式。“我们发现，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中文。”崔守军认为，目前国内留学生来华学习，大多是中文授课。中文底子薄弱的洋学生，即便想来中国学习，也很难实现。因此，学校决定用全英文授课的方式，降低入学的门槛。
“大多数学生对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运行。这些学生都是希望能了解真实的中国才来学习的。”在谈到学生了解中国真实一面后想法的变化时，崔教授举了个例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有个从英国伦敦来的女学生，她爸爸是大学教授。当时在中国有一则新闻报道了某一个地方的矿难，矿难造成一些死亡。西方媒体就抓着这个事情大做文章，指责中国政府。第二天上课，这位学生跟我交流说西方媒体有偏见，这个事故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其实是由于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现在，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描述，她也会感觉很不舒服。”
“同学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崔守军认为，把洋学生请到中国来，让他们体验中国生活，是一种快速认识中国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