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和2008年结婚一两年后出生的奥运家庭宝宝，从去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这些扎堆出生宝宝的涌入给幼儿园带来了一定压力。
从千禧婴儿到奥运宝宝
当年，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月时，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开始接受市民在8月8日当天结婚登记的预约。预约开通后，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不得不通过媒体呼吁：“请新人们理性对待吉祥数字，扎堆结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生育高峰，以及子女就业高峰。这并不利于以后孩子的成长学习，就业也会增加竞争压力。”
现在，这个压力真的来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婴儿潮。
2000年号称千禧年，当年是“千禧婴儿”出生高峰和2006年的入学高峰。这一年，数量庞大的育龄夫妇为“图吉利”进行选择性生育，一些父母甚至采取药物或剖腹方式“调控”产婴日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内地新出生人口达3600多万，远高于1999年的1909万和2001年的1702万。
2006年，“千禧婴儿”的集中入学高峰，令各地的小学承受着巨大的入学潮压力，更使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师资力量紧张的状况。许多家长说出这样一句话：“真后悔生什么‘千禧宝宝’，早知道这么多孩子竞争，凑这热闹干什么啊！”
2008年，中国有近2000万名“奥运宝宝”诞生。由于大量奥运年结婚的奥运家庭在之后两三年内开始生育，一个持续数年的婴儿潮正向“教育”袭来。
加重办学压力
在北京，公立幼儿园的收费数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多年来日托费用合计不到500元。但是从2012年开始，公立幼儿园收费已经翻番到1000元左右。在石景山区八角北路幼儿园，新开的小班幼儿数量超过了30人，为此幼儿园为每个班配备了3名幼师。
2008年，北京市教委姜沛民主任曾表示，北京将在2014年迎来小学生入学的最高峰，幼升小人数将突破18万人。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出生数量也大大增加，形成了外来人员婴儿潮。按照北京市目前的义务教育政策，数量不可知的非本市户籍儿童将额外加重北京公立小学校的办学压力。
这批将在2014年入学的孩子正是2008年扎堆出生的奥运宝宝。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北京2008年产科接生的龙宝宝超过20万人，比计划生育服务证人数多了10%。可以预见的是，到2014年，多出来的10%非北京户籍儿童大部分会在北京入学。
上海市的人口生育高峰是从2007年开始的，从2008年开始加速。从去年开始，上海适龄入园儿童达到16万人，比上年净增1.6万，增长了10%。但幼儿园感受到的实际增长压力却是25%到30%。上海市徐汇区市立幼儿园副院长陆海瑾介绍说：“我们幼儿园2008年新入园90名小朋友，共开了4个班，而2007年是3个班，60多位小朋友。”多出来的增量，很多是非上海户籍儿童。
在广州，婚姻登记处在8月8日当天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了历史记录。广州也成为中国幼儿园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教育面对新问题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撤点并校已经进入尾声或者已经完成。外出打工潮带走了大量农村地区户籍儿童，而大城市新增的非本地户籍子女尚未进入教育统计。
在北京，小学撤点并校已经完成，中学正在进行撤点并校。新建和翻建的中小学校设施新、条件好、师资强。但是面对将在两年后来临的新一波婴儿潮冲击，他们做好准备了吗？首师大附中原校长、海淀区督学石彦伦说，对学校来说，招收学生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学校师资、校舍等资源配备。一般而言，在不改变学校正常教学流程的情况下，学校招生人数正常调整的幅度在20%到30%之间。例如，生源少就少招一个班，生源多就多招一个班。也就是说，生源波动承受能力在20%到30%之间。但是如果新入学的人数波动超过了这一正常的幅度，那就需要各级政府介入调控了。从以往的经验看，校舍等硬件设施的配备在各级政府的部署下可在规划期内完成，但教师的选聘和培训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而且往往很难与社会需求的时间点吻合。
从上海幼儿园去年30%的压力增加值，以及北京本地外地户籍人口各10%的增加值来看，公立小学处于难以应付和勉强应付的临界边缘。如果算上非京沪出生的儿童，公立学校在冲击面前承受力面临崩溃。而这是非常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的生育保险是从2011年才允许非本地户籍女性加入，所以此前大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妇女回到原籍生育，然后将孩子带回大城市；二是由于随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行，更多原本不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也将进入大城市学习。
对于教育系统来说，这种变化是压力和挑战，也是一次改进教育均衡结构的机遇。农村教育水平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学校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师资人才。随着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在城市办学师资不再是难题，这正是进一步解决教育均衡的机遇，也是顺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配套之举。
从千禧婴儿到奥运宝宝
当年，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月时，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开始接受市民在8月8日当天结婚登记的预约。预约开通后，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不得不通过媒体呼吁：“请新人们理性对待吉祥数字，扎堆结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生育高峰，以及子女就业高峰。这并不利于以后孩子的成长学习，就业也会增加竞争压力。”
现在，这个压力真的来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婴儿潮。
2000年号称千禧年，当年是“千禧婴儿”出生高峰和2006年的入学高峰。这一年，数量庞大的育龄夫妇为“图吉利”进行选择性生育，一些父母甚至采取药物或剖腹方式“调控”产婴日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内地新出生人口达3600多万，远高于1999年的1909万和2001年的1702万。
2006年，“千禧婴儿”的集中入学高峰，令各地的小学承受着巨大的入学潮压力，更使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师资力量紧张的状况。许多家长说出这样一句话：“真后悔生什么‘千禧宝宝’，早知道这么多孩子竞争，凑这热闹干什么啊！”
2008年，中国有近2000万名“奥运宝宝”诞生。由于大量奥运年结婚的奥运家庭在之后两三年内开始生育，一个持续数年的婴儿潮正向“教育”袭来。
加重办学压力
在北京，公立幼儿园的收费数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多年来日托费用合计不到500元。但是从2012年开始，公立幼儿园收费已经翻番到1000元左右。在石景山区八角北路幼儿园，新开的小班幼儿数量超过了30人，为此幼儿园为每个班配备了3名幼师。
2008年，北京市教委姜沛民主任曾表示，北京将在2014年迎来小学生入学的最高峰，幼升小人数将突破18万人。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出生数量也大大增加，形成了外来人员婴儿潮。按照北京市目前的义务教育政策，数量不可知的非本市户籍儿童将额外加重北京公立小学校的办学压力。
这批将在2014年入学的孩子正是2008年扎堆出生的奥运宝宝。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北京2008年产科接生的龙宝宝超过20万人，比计划生育服务证人数多了10%。可以预见的是，到2014年，多出来的10%非北京户籍儿童大部分会在北京入学。
上海市的人口生育高峰是从2007年开始的，从2008年开始加速。从去年开始，上海适龄入园儿童达到16万人，比上年净增1.6万，增长了10%。但幼儿园感受到的实际增长压力却是25%到30%。上海市徐汇区市立幼儿园副院长陆海瑾介绍说：“我们幼儿园2008年新入园90名小朋友，共开了4个班，而2007年是3个班，60多位小朋友。”多出来的增量，很多是非上海户籍儿童。
在广州，婚姻登记处在8月8日当天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了历史记录。广州也成为中国幼儿园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教育面对新问题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撤点并校已经进入尾声或者已经完成。外出打工潮带走了大量农村地区户籍儿童，而大城市新增的非本地户籍子女尚未进入教育统计。
在北京，小学撤点并校已经完成，中学正在进行撤点并校。新建和翻建的中小学校设施新、条件好、师资强。但是面对将在两年后来临的新一波婴儿潮冲击，他们做好准备了吗？首师大附中原校长、海淀区督学石彦伦说，对学校来说，招收学生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学校师资、校舍等资源配备。一般而言，在不改变学校正常教学流程的情况下，学校招生人数正常调整的幅度在20%到30%之间。例如，生源少就少招一个班，生源多就多招一个班。也就是说，生源波动承受能力在20%到30%之间。但是如果新入学的人数波动超过了这一正常的幅度，那就需要各级政府介入调控了。从以往的经验看，校舍等硬件设施的配备在各级政府的部署下可在规划期内完成，但教师的选聘和培训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而且往往很难与社会需求的时间点吻合。
从上海幼儿园去年30%的压力增加值，以及北京本地外地户籍人口各10%的增加值来看，公立小学处于难以应付和勉强应付的临界边缘。如果算上非京沪出生的儿童，公立学校在冲击面前承受力面临崩溃。而这是非常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的生育保险是从2011年才允许非本地户籍女性加入，所以此前大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妇女回到原籍生育，然后将孩子带回大城市；二是由于随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行，更多原本不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也将进入大城市学习。
对于教育系统来说，这种变化是压力和挑战，也是一次改进教育均衡结构的机遇。农村教育水平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学校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师资人才。随着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在城市办学师资不再是难题，这正是进一步解决教育均衡的机遇，也是顺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配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