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个别人主导且对个人过分依赖的庞大社会实验一旦失败，后果惨重。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面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社会时，应有所敬畏
　　
　　在就任昆明市委书记后的几个月中，仇和雷厉风行地开始了一场“新政”。“破鼓须用重锤敲”、“当官的可有人治了”——当地百姓如此表达其欣赏肯定之情。就在这时，偏偏有人对仇和新政“说三道四”，比如北大教授姚洋。特别是针对“仇和式招商”，姚洋公开提出了异议。
　　昆明今年将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实行专业化、全天候、拉网式、驻点式招商。“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仇和如此强调。但姚洋教授却表示，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行为一定会扭曲。地方经济要发展，招商引资必不可少，但大量抽调政府机关公务员外出招商是否合适，值得探讨。在指标和奖惩双重压力下，招商动作很可能发生变形，甚至因“饥不择食”造成本地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和资源严重浪费。昆明是一块净土，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去招商引资，环保局也去招商引资，再过5年，估计滇池也要不保了。
　　于是，仇和专程把姚洋请到了昆明。宣传部门官员陪他看了滇池规划，陪他看了高新开发区建设，想借此打消其顾虑和担心。这种大度令姚洋感动，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其担忧，他给仇和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说是要给仇和敲敲警钟。在《国家的视角》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书中大多是类似故事:某国为改变当地人落后生活状况建成新都城，结果变成了受人排斥的“死城”;某国为使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其共性在于:决策初衷相当好;用铁腕强力推进;结局不美妙。姚洋感叹: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足以判断所有变化。自信和自负之间，有时是一步之遥。而一旦人的自信不加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变成“致命的自负”。在这种“致命的自负”下，人类曾经做出许多大型设计。然而，国外或国内的不少教训也告诉我们，由个别人主导且对个人过分依赖的庞大社会实验一旦失败，后果惨重。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面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社会时，应有所敬畏。
　　姚洋的担忧是否多余，还要由实践去检验。但不管如何，这种善于提醒的态度都值得肯定，也应引起重视。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缺赞美声，相比较而言，“不同声音”显得太少了。大量事实也一再告诫我们，若是能够多听听“不同声音”，不少遗憾应能避免。我还希望，姚洋的担忧能引起企业界足够重视，时时警惕“致命的自负”。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多年来都在津津乐道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在强调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也设有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然而，又有几个“老板”真拿董事会当回事呢？董事长高度集权，董事会形同虚设，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诚如业内人士所言:很多企业仅仅是为了应付上市法规，被动地建立了董事会。更要命的是，“致命的自负”差不多成了不少董事长的通病。这些“一把手”们往往对企业发展有着巨大贡献，他们也因此往往总是自我感觉特别好，把个人威望看得比制度更管用，把个人能力看得比集体力量更有神威，决策时基本上就是“我说了算”。因为在心理上，他们已把自己神化了。在他们眼里，别人都是小儿科，只有自己最英明，而企业就是自己的帝国。这种企业，实际上已成了“一个人的企业”。于是，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我想到了史玉柱。第三届中国数字英雄会上，10位IT老总当选2007年数字英雄。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玉柱也榜上有名。巨人公司与阿里巴巴公司分别在2007年11月1日和11月6日上市，先后刷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融资规模。谁都知道，史玉柱曾栽过大跟头。在检讨当年失败原因时他坦言:那时，“巨人的董事会是空的，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一个人的失误，给集团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损失”。由此可见，“致命的自负”是多么危险，“一个人的企业”是多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