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似乎是个内敛型的批评家，但至少不事张扬是可以肯定的。对于自己的诗歌，他更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谦逊到只承认自己的诗是“业余的诗”，在“谈起它们时”让人“千万不要上升到真正的诗”（《丰益桥的夏天——张后访谈敬文东》，《山花》下半月2010年7期）。其实作为一位优秀的批评家，敬文东对诗别有卓见。在《诗歌：在生活与虚构之间》一文中，他经过深入盘剥，排除了关于诗的惯常谬见，辨析了诗歌的本性所在，有效地把握了诗的质地、内核，创作也因此颇得诗之“三昧”。
　　在论证“诗歌不是知识”这样一种观点时，敬文东认为：“诗歌从来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操作，它的语言技术操作在更大的程度上要受制于灵魂那‘莫须有’似的需要，……一种成熟的诗学必须要研究诗歌的技术，但更要探究的是诗歌技术与灵魂的关系”。“诗学理论与批评的宗旨并不全在求真上，而首先在于探测灵魂的深度上，灵魂的深度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数字、尺寸（知识）问题，而是一个有关灵魂存在状态的‘现象学’问题。”为此，他在论证“诗不是教化工具”时认为，诗是“一种挖掘灵魂、探测灵魂深度的工具”，在论证“诗不是只‘到语言为止’”时，提出了诗是“对灵魂的窥测”的观点，在论证“诗歌不是哲学和神学”时指出，“诗歌的本性是测度灵魂，是呈现它所测度的过程和测度出的状态”。（《诗歌：在生活与虚构之间》）也正是基于此，敬文东在其诗歌中大量倾注了对灵魂“现象学”的关注。比如，他写“邂逅”，并不是写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不期而遇”，而是写“死后，当我们的灵魂拄着拐杖/相遇在地狱一角或者天堂一隅”的场景，并对“死后，我们这些互不相识的灵魂”的相遇进行了别有一番风味的“考释”，其间既有严肃而冷峻的思考，又有谐谑而幽默的嘲讽。这种沉思性的心迹表白，无疑沾染了知识型写作的痕迹，但又让人“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种难度性的诗歌写作。
　　对于“虚无缥缈”的灵魂过度张扬会引起人的“怀疑”，观照灵魂必须落实到生活的层面。敬文东显然深明此理，为此他提出了诗歌就是“面对生活”“‘研究’生活”的命题，指出“诗歌要想达到探测灵魂的目的，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是活生生的、也许还有些卑俗的生活。”（同上）因此，他的诗篇虽然多从“灵魂”的视角切入，但却多从生活中汲取和提取，如《邻居》一诗，所写虽也是对于“灵魂”倾听的独到安排，但立足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房间》一诗，突显诗人对狭窄空间中“新鮮的思想”的垂青，以及主人在不同生存状态（“带着伤痕归来”“荷锄出去”“坐在桌前天天写诗”“疲倦”）下对于房间不同的心灵慰藉需求，反映出了一个既单纯又敏感、既朴素又敦厚的丰富的诗人灵魂。其实细读便知，诗人写的就是个人的生存状态。
　　敬文东认可海德格尔“人只有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理论认识中领会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灵魂”的说法，认为“诗对灵魂的窥测同样是在行动中来展现的。”“诗（人）也只有从事件中，以事件为中介才能去窥测灵魂的深度。”（同上）大致的理解是，语境很难单独呈现灵魂的深度，它只有与事境相连才能呈现灵魂的状态或“面目”。因此，敬文东诗歌的一大特色就是非常注重情境设置和事件叙述，以期通过这样的“媒介”来接近试图抵达的灵魂至高点。如《小小的水》要通过“杀人或者自杀”的细案来展示水的“无辜”；《黑衣客》要借助“夜行”和“寻找”的过程来证实“所见”、获取“结果”；《打劫》中将“我”定位为一个“打劫的刺客”，借由在三月对“唯一的幸福者”的“开枪”，来圆补一个“病态”的“杀富济贫”的“颠倒梦想”。这样的“事件”是令人的震惊的，也许诗人认为只有这样“震惊”的铺设才可以窥测到灵魂的深处吧！
　　对于语言和主题的诗学问题，敬文东也有自己的洞见，并且在诗歌中进行了实践。他认为：“对语言没有贡献的诗人，是不合格的诗人。”“‘主题’对于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着‘噬心’的性质。正是从这些不同的主题的多角度介入，诗人得以从灵魂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生活，甚至解释了自己的时代。”（《诗歌：札记或片段》，《诗歌月刊》2003年7期）从诗歌中，我们的确可以照见他对语言的苛求，及其诗歌主题的“噬心性”。限于篇幅，不再探讨。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