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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前的村民代表大会，还是现在的议事会，其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解决决策权的虚设问题
高仁天被逼着做了一次“官”。
这个已经做了14年司机的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农民，去年3月底被同组村民推举为组里的5个议事会成员之一。选举之前，他以能力不济为由竭力推辞，村民却不理他这一套，“就让你干。”
“没想到，我在大家心目中威信这么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高仁天一直重复着这句话。他对自己新的身份的理解只有一件事：土地确权。
“无论怎样都摆不平”
马岩村是成都市产权改革最早的试点之一。邛崃市共有14个试点村，马岩村是油榨乡仅有的一个。
试点的内容，就是确权。确权之意，是将法律上本来属于农民所有的权利——共有4个：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林地所有权——以权证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方便流转——在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构想中，农村的土地流转是最为核心的一环。
要确权，先要摸底，看到底有多少土地权属不清。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了油榨乡党委书记王祥一大跳：马岩村共有406户人家，“潜在的边界纠纷竟然有几百个。”
而且，老百姓似乎并不欢迎确权。王祥摸底时，就有村民反问他：“土地本来就是我的，你们确啥子权？”“确权后，是不是要按丈量的面积重新收税？”还有农民怀疑，确权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拆迁做准备。“哪个晓得你们要搞啥子！”
高仁天说，其实真正可议的事并不多，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田间地头完成的。“带上尺子，叫上相关的村民，一家一家把地界确定下来，我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许多想象中可能会有些波折的确权，最终也是有惊无险。
议事会的作用如此立竿见影，也出乎邛崃市委组织部的预料。其“只议不决”的定位试行没多久就得以升位，被赋予一定的决策权力。
广为传播的马岩村财务“五合章”，就是其决策权力的产物。
议事会成立之前，马岩村的财务由退下来的老书记叶露春代管。年纪大了，叶露春有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村里的财务支出也渐成村民关注的焦点。2008年，马岩村被评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缓慢村，得到20万元发展资金，村里将这笔资金入股邛崃市一公司在该村开办的一个养猪场，约定每年保底分红10%，这样，村里每年就有2万元的收入。对村里来说，这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过去村里每年的收入只有1000多一点。
收入多了，议论也多了起来。议事会成立以后，有人将这一问题拿到了议事会上。此时，叶露春建议，将财务章分成5瓣，选出5个财务监督成员，每人各持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才可以报销。这一想法，在议事会获得一致通过。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议事会这个新生事物，成都市给了下辖各县很大的探索空间。各县都确立了10多个村进行试点，成都市也在双流、新津两县各选了一个试点村。到2008年底，试点村的数量已经达到20%。
权限划分的难题
对将议事与监督合二为一的做法，有人提出了质疑。
温江区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朱伟华认为，监督的职能没有理由放在议事会里，否则，“议事会的决策过程谁来监督？”
有的地方，将监督与议事分离开来，前者不仅监督村里的财务，还监督议事会的议事过程，以及村委会的执行过程。
但有些地方成立的监事会，其实还是按照财务监督的逻辑来设计的，人数也大多只有5个人。而且，监事会的监督权力并不彻底。从程序上说，如果监事会发现议事会议事有瑕疵，或者村委会执行不力，如何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尚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问题。目前的做法是发现问题，跟本级党组织或上级组织反映，督促其改正错误。但自身尚无法独立启动纠错程序，尤其是作为监督权保障的否决权的缺失，使得监事会更多时充当着只“监”不“事”的角色。
议事会的权限，同样是个难题。钟毅说，目前能确定的议事会的权力有议事权，以及一部分决策权。但目前的村级治理结构中，已经有三个决策机构：村民大会，这是法定的决策机构；村民代表大会，这也是法定的临时决策机构。现在又有了议事会，三者的权力如何划分，仍然是个问题。
有人曾建议取消村民代表大会，以议事会取而代之。事实上，从实践看，村民代表大会在很多的时候成了虚设。钟毅分析原因说，一是人数太多，议而不决的问题突出，二是多为指定，为百姓代言的意识不强，“代表与群众中间，缺乏一个必然的利益连接。”
但这一提议没被领导采纳。成都的很多改革，有时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旧的破除不了，新的又必须建立，结果是新设了一些结构，权限却无法清晰划分。
有人还提出了议事会和村委会的权限划分问题。马岩村村主任彭建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有些问题上，他搞不清到底应该是议事会管，还是应该村委会管。“比如土地确完权以后，如果再出现问题，到底应该谁来管？”
如果将村委会仅仅定位为一个执行机构，这个问题当然容易解答。但在过去的很多年，虽然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两个决策机构，但由于观念和技术问题，真正的决策权往往流落到村委会手里。现在成立了议事会，把决策权拿走了，但这个决策权是否又会像过去一样成为虚设？
“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从现在的苗头看，对议事会决策权虚设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高仁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去年9月份确权完成后，村民就没再开过议事会。他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议事会主要任务就是确权。”“确完权后，打工的打工，挣钱的挣钱，我开我的车。”
他说，真让自己长期干下去，都像确权时那样一分钱不给，他还真不愿意。去年的确权把他从4月份一直耗到9月份，最忙的那阵子，他天天抱着一大摞表格回家填，“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加班。”
“选出来就没挣钱喽！”以前自己开车，每个月少说也有1000多块，5个月下来收入损失最少5000元。68岁的叶露春说，自己在那几个月的损失，“最少也有2000多。”
高仁天说，议事会成员中，很多都抱怨没有报酬。“给点茶钱总不过分吧。”叶露春说：“过去的农业合作社还能评一点工分，现在没有一点报酬。”甚至有人猜疑：是不是乡上有钱，没给我们发？“哪个晓得是咋回事！”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证实，议事会成员确实没有说过要给报酬。他们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提起，结果刚一出口，就有很多人群起而攻之，只好作罢。
这一境遇，源于此前他们在公推直选上的被动遭遇。在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中，他们给那些参与的党员和群众发了些钱，算是误工费，结果引发了很多议论，工作一度非常被动。“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而且，现在尚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想看一下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到底有多高。“不发钱更能验证一些事情。”
在钱的问题上，市里还有一个担心。现在群众如此拥护议事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太多利益考量，公正性才有了保障。真要拿了报酬，其说话是否会因此“剑走偏锋”？群众心里是有疑虑的。毕竟村主任的信任危机就是现成的教训。
钟毅说，在他们的日程里，议事会的工作并没有停滞。此前，市委组织部在双流县双雁村搞了个试点，按照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框架运行了一段时间，总结了一些经验，今年要把这些经验在成都市铺开。“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议事会的权限。”
高仁天被逼着做了一次“官”。
这个已经做了14年司机的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农民，去年3月底被同组村民推举为组里的5个议事会成员之一。选举之前，他以能力不济为由竭力推辞，村民却不理他这一套，“就让你干。”
“没想到，我在大家心目中威信这么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高仁天一直重复着这句话。他对自己新的身份的理解只有一件事：土地确权。
“无论怎样都摆不平”
马岩村是成都市产权改革最早的试点之一。邛崃市共有14个试点村，马岩村是油榨乡仅有的一个。
试点的内容，就是确权。确权之意，是将法律上本来属于农民所有的权利——共有4个：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林地所有权——以权证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方便流转——在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构想中，农村的土地流转是最为核心的一环。
要确权，先要摸底，看到底有多少土地权属不清。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了油榨乡党委书记王祥一大跳：马岩村共有406户人家，“潜在的边界纠纷竟然有几百个。”
而且，老百姓似乎并不欢迎确权。王祥摸底时，就有村民反问他：“土地本来就是我的，你们确啥子权？”“确权后，是不是要按丈量的面积重新收税？”还有农民怀疑，确权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拆迁做准备。“哪个晓得你们要搞啥子！”
高仁天说，其实真正可议的事并不多，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田间地头完成的。“带上尺子，叫上相关的村民，一家一家把地界确定下来，我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许多想象中可能会有些波折的确权，最终也是有惊无险。
议事会的作用如此立竿见影，也出乎邛崃市委组织部的预料。其“只议不决”的定位试行没多久就得以升位，被赋予一定的决策权力。
广为传播的马岩村财务“五合章”，就是其决策权力的产物。
议事会成立之前，马岩村的财务由退下来的老书记叶露春代管。年纪大了，叶露春有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村里的财务支出也渐成村民关注的焦点。2008年，马岩村被评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缓慢村，得到20万元发展资金，村里将这笔资金入股邛崃市一公司在该村开办的一个养猪场，约定每年保底分红10%，这样，村里每年就有2万元的收入。对村里来说，这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过去村里每年的收入只有1000多一点。
收入多了，议论也多了起来。议事会成立以后，有人将这一问题拿到了议事会上。此时，叶露春建议，将财务章分成5瓣，选出5个财务监督成员，每人各持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才可以报销。这一想法，在议事会获得一致通过。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议事会这个新生事物，成都市给了下辖各县很大的探索空间。各县都确立了10多个村进行试点，成都市也在双流、新津两县各选了一个试点村。到2008年底，试点村的数量已经达到20%。
权限划分的难题
对将议事与监督合二为一的做法，有人提出了质疑。
温江区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朱伟华认为，监督的职能没有理由放在议事会里，否则，“议事会的决策过程谁来监督？”
有的地方，将监督与议事分离开来，前者不仅监督村里的财务，还监督议事会的议事过程，以及村委会的执行过程。
但有些地方成立的监事会，其实还是按照财务监督的逻辑来设计的，人数也大多只有5个人。而且，监事会的监督权力并不彻底。从程序上说，如果监事会发现议事会议事有瑕疵，或者村委会执行不力，如何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尚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问题。目前的做法是发现问题，跟本级党组织或上级组织反映，督促其改正错误。但自身尚无法独立启动纠错程序，尤其是作为监督权保障的否决权的缺失，使得监事会更多时充当着只“监”不“事”的角色。
议事会的权限，同样是个难题。钟毅说，目前能确定的议事会的权力有议事权，以及一部分决策权。但目前的村级治理结构中，已经有三个决策机构：村民大会，这是法定的决策机构；村民代表大会，这也是法定的临时决策机构。现在又有了议事会，三者的权力如何划分，仍然是个问题。
有人曾建议取消村民代表大会，以议事会取而代之。事实上，从实践看，村民代表大会在很多的时候成了虚设。钟毅分析原因说，一是人数太多，议而不决的问题突出，二是多为指定，为百姓代言的意识不强，“代表与群众中间，缺乏一个必然的利益连接。”
但这一提议没被领导采纳。成都的很多改革，有时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旧的破除不了，新的又必须建立，结果是新设了一些结构，权限却无法清晰划分。
有人还提出了议事会和村委会的权限划分问题。马岩村村主任彭建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有些问题上，他搞不清到底应该是议事会管，还是应该村委会管。“比如土地确完权以后，如果再出现问题，到底应该谁来管？”
如果将村委会仅仅定位为一个执行机构，这个问题当然容易解答。但在过去的很多年，虽然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两个决策机构，但由于观念和技术问题，真正的决策权往往流落到村委会手里。现在成立了议事会，把决策权拿走了，但这个决策权是否又会像过去一样成为虚设？
“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从现在的苗头看，对议事会决策权虚设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高仁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去年9月份确权完成后，村民就没再开过议事会。他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议事会主要任务就是确权。”“确完权后，打工的打工，挣钱的挣钱，我开我的车。”
他说，真让自己长期干下去，都像确权时那样一分钱不给，他还真不愿意。去年的确权把他从4月份一直耗到9月份，最忙的那阵子，他天天抱着一大摞表格回家填，“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加班。”
“选出来就没挣钱喽！”以前自己开车，每个月少说也有1000多块，5个月下来收入损失最少5000元。68岁的叶露春说，自己在那几个月的损失，“最少也有2000多。”
高仁天说，议事会成员中，很多都抱怨没有报酬。“给点茶钱总不过分吧。”叶露春说：“过去的农业合作社还能评一点工分，现在没有一点报酬。”甚至有人猜疑：是不是乡上有钱，没给我们发？“哪个晓得是咋回事！”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证实，议事会成员确实没有说过要给报酬。他们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提起，结果刚一出口，就有很多人群起而攻之，只好作罢。
这一境遇，源于此前他们在公推直选上的被动遭遇。在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中，他们给那些参与的党员和群众发了些钱，算是误工费，结果引发了很多议论，工作一度非常被动。“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而且，现在尚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想看一下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到底有多高。“不发钱更能验证一些事情。”
在钱的问题上，市里还有一个担心。现在群众如此拥护议事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太多利益考量，公正性才有了保障。真要拿了报酬，其说话是否会因此“剑走偏锋”？群众心里是有疑虑的。毕竟村主任的信任危机就是现成的教训。
钟毅说，在他们的日程里，议事会的工作并没有停滞。此前，市委组织部在双流县双雁村搞了个试点，按照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框架运行了一段时间，总结了一些经验，今年要把这些经验在成都市铺开。“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议事会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