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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变迁，闲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特权享有到普遍拥有以及闲暇功能不断提升的过程，以至于在当代闲暇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制度。闲暇的多元性规定了它的中性属性。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闲暇生活的需求已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闲暇；农民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稳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024—05
闲暇的词义源起于英译单词“Leisure”(也中译为休闲)。“Leisure”从词源上讲，源于拉丁语“Lieere”和法文“loisir”，前者表示“允许”的意思，而后者的本意是指人们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传统上对闲暇本质的认识是将闲暇一词解释为“空闲”、“没有事情”、“没有活动”、“没有事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人们对休闲和闲暇也有不同的理解。存在主义认为闲暇是指“情境中的自由的现实化”；发展理论认为闲暇是“一个持续一生‘成为人’的过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闲暇是“创造与表达认同感的环境，就是既有延续性也有创新性的过程”；互动理论认为闲暇产生于社会交往活动之中；人本主义则认为闲暇是“人们在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中寻求自我并成为自我的地方”。目前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闲暇是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与闲暇状态的统一。对于闲暇的普遍理解是个人有支配和利用闲暇时间的自由。
人类对闲暇问题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对闲暇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所提出的“闲暇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闲暇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拥有闲暇的人才是幸福的”等观点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闲暇研究乃至文明演化的发展。在东方，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论著《学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藏、修、息、游”的教育思想，主张把敬德修业与休闲游乐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真正重视闲暇时间及其价值的是卡尔·马克思。他在1862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的发展有赖于闲暇时间的增多，一个国家真正财富的标志是劳动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加(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他还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闲暇生活的质量。一个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取决于个人在闲暇生活中自由程度的提高，闲暇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把闲暇同享用文化财富、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
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现代社会却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所以，闲暇以及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闲暇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民闲暇活动的占有量与结构的合理性以及闲暇活动内容的充实程度已成为衡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为什么闲暇在现代社会愈来愈重要?我们可以从其演化历程来给闲暇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
(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闲暇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当然，闲暇本身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特权享有到普遍拥有以及闲暇功能不断提升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恰好反过来证实了闲暇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闲暇时间不断增加
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始人是谈不上闲暇活动的，因为当时人们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为生存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天天都要为获得食物而奔波；而以农业为中心的年代，闲暇时间与活动又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以适应季节和农作物生产的自然节奏，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要花费在对土地的辛勤耕作上，传统的农业社会总是强调劳作、生产，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德，而对于休闲、娱乐则抱着一种谴责的态度，认为它是与生产劳动相悖的，占用劳动时间，浪费劳动成果；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活时间分为生理上的必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问，闲暇开始受到社会重视。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啥勒在《世界的事实和趋势》一书中，根据大量资料，对原始人、农业人和工业人的生活时间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原始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仅为整个生命时间的16.6％，而劳动时间占33.3％；农业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为22.2％，劳动时间为28.6％；而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为38.6％，劳动时间仅占10.4％。
摆脱终日劳作而拥有闲适自得的生活是人类始于原始时代的祈梦。这个追求一直激励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直到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劳作是上帝选拔的途径，劳动是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的有效手段”这一思想被打破；直到欧美地区的工人为争取自由与闲暇的权利，以罢工为条件来向资产阶级索要工作时间的缩减；一系列的斗争使得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工人每周平均工作67小时，进而到20世纪50年代的42小时。我国的工作日也在逐渐缩短，20世纪50—90年代初，我国工人每周平均工作一直是48小时，1994年5月1日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制，1995年5月1日又实现了每周5天。每天8小时，即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1999年开始增加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还推行了春节带薪长假制度。
工作周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加不仅仅是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折射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技术应用的功效。因为闲暇时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闲暇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一般说来，社会生产力越高，工作时间就越少，闲暇时间就会越多。反过来，社会生产力越低，工作时间就会越多，闲暇时间就会减少。当今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及其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生产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引起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加，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2、闲暇从贵族特权到平民享有
闲暇本身不具有阶级性，是中性的，但人类社会最初的闲暇往往受到阶级的限制。原始社会，由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险恶的自然环境，绝大多数人不得不用其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原始的、自然的闲暇只能是少数首领的专利。当社会不断进步，产品有了剩余之后，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可以不必从事生产劳动，脑力劳动便开始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脑力劳动时间与体力劳动时间直接对立。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阶级的形成，劳动与闲暇就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出现了分工，统治阶级成了“有闲阶级”，闲暇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象征，除此之外，只对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有价值，它变成了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们的特 权。而被统治阶级终日饱尝辛劳和苦难，成了终日忙碌的阶级，劳动则是他们的义务。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没有权利去享受文人在书斋里日常享受的读书之乐，也无法享受到普遍的有闲阶级可以经常享受的山水园林以至声色宴饮之乐，他们只有在参加宗教仪式、庆典、婚丧嫁娶时才能感受到闲暇的存在。所以统治阶级闲暇时间的获得，是以牺牲绝大多数被统治阶级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不能够被给予公民应有的权利，因为他们除了劳作就没有时间获得知识和经验，没有时间进行学习和沉思，没有时间发挥出一位好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德性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幸福和闲暇。
伴随经济、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现代世界的情况已发生很大改观。伯特兰·罗素在《悠闲颂》中提到，现代技术已经可能使有限的悠闲不成为特权阶级小小的特点，而是一种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利。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度。提倡人人平等的今天，休闲活动不再是一小部分人、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的权利。人民群众在法律上拥有了享有闲暇(八小时以外)生活的权利，闲暇已经普遍化和制度化；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但闲暇权已成为基本的社会要求。
3、闲暇功能从休养生息到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们的需求层次不一样，闲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当人们还在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时，长时间的劳动就会破坏人体内部的生理平衡，使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不得不以畸形片面的方式发展，闲暇生活则只能体现为有限的闲暇时间是为了弥补被剥夺的生理休息必要时间，从而为劳动的再生产提供前提条件，人们才有能力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种传统的闲暇只在追求恢复在劳动中消耗掉的体力和精力，仅仅局限于生理上的休养生息。因此，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人们精神上的营养不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指导原则，出现了大量为金钱拼命、以工作为乐趣的“工作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其他活动都是为了辅助提高工作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还是劳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这是因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被全部认知。闲暇的功能也被金钱奴役、被物质所异化。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在享受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所以现代闲暇不仅追求生物性的恢复功能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更热衷于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闲暇不是消极地打发时日，消磨时光，而是主动通过减少“无事休息”和家务劳动时间来增加闲暇的机会，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各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求得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现代人通过闲暇进行自我充实、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既体现出闲暇功能的多样性。更体现出人们对闲暇价值的认识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这样的闲暇才是向真正意义上的闲暇逼近——即人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构成人的个性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才能、兴趣、品质等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
前苏联学者列昂尼德·戈尔顿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闲暇生活的意义时指出：“保证社会主义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之余的自由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使得早先不但同文化和教育无缘而且连识字这一最起码的可能都没有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在社会生活、文化和闲暇消遣等各个不同领域里发挥了被革命所激起的独立自主精神，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享用文化财富。结果，闲暇消遣的形式也就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上还没有可能去着手解决同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有关的一切问题。马克思的论断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现在，这已成为社会主义今天日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列昂尼德的论述对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需要对人的生活质量、对人的现代化、对人的自我完善等都给予高度重视，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当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时，精神文化也不能忽略。
闲暇的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的、社会的、审美的和生理的多种需要，它的状况直接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关乎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个人来说，闲暇既是消费的时间，又是创造的时间，前者获得生活享受，后者求得发展。对于社会来说，闲暇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方面，闲暇本身就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闲暇时间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人们在日益增加的闲暇时间中得到的休息和发展，反过来又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使社会加速前进。闲暇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其价值正体现在它对个人的充分发展，进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上。
此外，在瞬息万变的激烈竞争时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赖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时代要求我国要创新经济、创新意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改革，而各种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发明创造恰好是在人们闲暇思考时得以产生的，是人们在精神状态处于极度放松时的茅塞顿开。所以，我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为人类提供自由发展的闲暇时间。
目前的中国，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有少部分人正迈向或已经进入小康，“休闲”、“娱乐”、“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问题已被当作第一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普遍意识到自己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是闲暇生活的首要问题，只有人们拥有了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闲暇生活的改善和丰富才得以实现。我国的工时制度已经开始不断地顺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工作之外闲暇时间的需求，尤其是俗称“双休日”的新工时制，这是中国工时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它从制度层面上肯定了闲暇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闲暇时间以及闲暇活动设施的不断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闲暇活动内容日趋多元化：既有书法、绘画、摄影、集邮、藏书画、打球、登山、游泳、收古玩、养鱼、种花、打牌等发展自身兴趣爱好的自我充实的活动，又有学习新知识和技术的自我发展的活动。这些闲暇活动满足了人们闲暇生活的种种需求，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不断完善。同时，这些闲暇活动带来的休闲产业、休闲经济 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三)
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向前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现象。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构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高度重视的一个新型群体。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为1.4735亿人。另外，根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可见，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成为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中应该包括为农民工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质量，闲暇生活也不例外。
但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物质权益保障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其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并为我国的城市化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还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了农民工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比起城市里项目丰富的娱乐活动，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利用价值是很低的。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闲暇活动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如此单一和平面化，这显然是对闲暇的“异化”，农民工本应有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需求、自由等都被压抑了、扼杀了。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无聊，终将成为社会治安和文明的一个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
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工闲暇生活如此贫乏的状态加剧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还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与我国公众“8小时以外的生活”相差甚远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1、农民工的闲暇权利被变相剥夺
今天的中国，人们的闲暇时间虽然不像“文革时代”那样受政治运动的挤压，但却很容易受到经济力量的压迫。一些个人或群体可能会不断地致力于追求更多的物质上的收入，而忽略了整体的生活感受与质量。农民工群体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因生计所迫，缺少法律和公权的切实保障，每天长时间紧张劳作而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于2006年6月1日公布的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在41—60个小时的占调查对象的1/2，超过61小时的占1/3，也就是说，有约85％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这种状况应当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各人对闲暇时间需求的多少和迫切性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份起码的闲暇时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是被两部分时间填满：一是劳作的时间，一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即吃饭睡觉的时间；甚至一个人得压榨自己的一部分生理需求时间而将其放到劳作以谋生的时间中去，那这样的人生将是很可悲的，那无异于使人降低到动物甚至动物以下的水平。要根本解决农民工的闲暇问题，其闲暇时间必须得到捍卫，使之不受各种各样变相的强迫劳动的侵夺。
2、农民工缺乏享有真正意义上闲暇的基本条件
古时圣贤管仲说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生存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一般来说只有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才会有动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我国农民工还基本停留在生存需求上，对处于较高层次的闲暇类精神文化的需求很低，他们对城市闲暇生活的参与程度低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就是农民工的相对(甚至是绝对)贫困问题。只有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不再为基本的生存问题担忧时，他们才会去追求闲暇生活这类高级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从闲暇中感受到效用。从根本上说，个人能够并愿意参与闲暇活动，取决于他对物质消费资料需要的满足程度。廉价的劳动力与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是造成农民工贫困的首要原因，要使农民工享有真正的闲暇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治理，坚决遏制工资拖欠行为，采取可行措施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逐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和收入水平，保证农民工能拥有参与闲暇的基本条件。
作为城市发展的同行者，农民工理应享受到城市的精彩和得到城市的认同，城市也应该为他们的城市化创造条件。重视农民工的闲暇问题，对于目前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学意义。
1、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
当农民工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他们的闲暇生活还是一个空白时，低俗的文化便乘虚而入；如果农民工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口，个别人在寂寞难耐时，再加之缺乏精神寄托和排遣苦闷、释放压力的途径，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便有可能发生，有的因此走向犯罪。据中国劳务网报道，2006年4月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外来工杀人案件，其中“情感问题”和“薪资纠纷”已成外来工做出极端行为的重要诱因。农民工在城市承受了太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只有让农民工在心理上感觉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在情感上找到归宿，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才会从根本上适应城市这个新环境。当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感到满意和充实时。当其精神需求不再那么贫乏时，一直比较淳朴的他们就会安分守己，就能够很好地维护城市的公共制度，这将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的治安问题，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更进一步的整合。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对闲暇生活质量要求没有市民那么高，在尚要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烦恼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注意自己的闲暇生活质量，他们只是要求能有自己的闲暇保障，能得到正常的心理满足。所以，现阶段的农民工闲暇问题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可行性比较强，缺乏的只是大众还没有认识到农民工闲暇生活荒漠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认识到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得以解决才能最终保证农民工自觉地维护城市秩序的稳定，内化城市文明，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为城市创造更大的价值。
2、必要的闲暇时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闲暇时间是摆脱了外在刚性约束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们用于休息、娱乐和享受社会的物质、精神产品的时间，也是人们用于受教育和从事其他较高级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它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闲暇时间是指不生产的消费时间，人们在闲暇时间中进行生活 消费，参与社会活动和娱乐休息，这是从事劳动后身心调剂的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和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相联系。闲暇生活时间的增多是劳动者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
工作时间的生产活动本身就具有严肃性、紧张性、程序性、非自主性，对于农民工来说，有的还有压迫感和自我丧失感。而劳动还是他们在城市里的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就使得劳动时间更具有这些特点。农民工在闲暇生活时间内的活动相对于劳动来说没有约束感、压迫感，具有自主性、愉悦性，所以，闲暇时间使农民工能够得到自我感的恢复和肯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越好，其创造能力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代西方学者Roberts(罗伯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新的闲暇社会，闲暇已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人们是通过闲暇，而不是通过工作来体现和表现自我的。闲暇为个人的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3、提高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变农村乡镇为城市城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其本质是为了满足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让人们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本质决定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把确保农民工闲暇生活时间、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放在突出的位置。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保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工人同等的闲暇权利，享受闲暇所带来的交流、思考、学习，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提高农民工的素养，这既是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实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途径，也是农民工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卷入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即农民工的闲暇必须从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闲暇方式向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相适应的闲暇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工从真正意义上转变为市民。正如马克思说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同它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农民工发展和改造自身，炼出新的品质，形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内化城市文明，实现城市化。
因此，确保农工闲暇生活时间和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既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道德性肯定，又是促使农民工城市化的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闲暇；农民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稳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024—05
闲暇的词义源起于英译单词“Leisure”(也中译为休闲)。“Leisure”从词源上讲，源于拉丁语“Lieere”和法文“loisir”，前者表示“允许”的意思，而后者的本意是指人们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传统上对闲暇本质的认识是将闲暇一词解释为“空闲”、“没有事情”、“没有活动”、“没有事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人们对休闲和闲暇也有不同的理解。存在主义认为闲暇是指“情境中的自由的现实化”；发展理论认为闲暇是“一个持续一生‘成为人’的过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闲暇是“创造与表达认同感的环境，就是既有延续性也有创新性的过程”；互动理论认为闲暇产生于社会交往活动之中；人本主义则认为闲暇是“人们在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中寻求自我并成为自我的地方”。目前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闲暇是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与闲暇状态的统一。对于闲暇的普遍理解是个人有支配和利用闲暇时间的自由。
人类对闲暇问题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对闲暇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所提出的“闲暇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闲暇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拥有闲暇的人才是幸福的”等观点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闲暇研究乃至文明演化的发展。在东方，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论著《学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藏、修、息、游”的教育思想，主张把敬德修业与休闲游乐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真正重视闲暇时间及其价值的是卡尔·马克思。他在1862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的发展有赖于闲暇时间的增多，一个国家真正财富的标志是劳动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加(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他还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闲暇生活的质量。一个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取决于个人在闲暇生活中自由程度的提高，闲暇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把闲暇同享用文化财富、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
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现代社会却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所以，闲暇以及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闲暇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民闲暇活动的占有量与结构的合理性以及闲暇活动内容的充实程度已成为衡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为什么闲暇在现代社会愈来愈重要?我们可以从其演化历程来给闲暇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
(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闲暇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当然，闲暇本身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特权享有到普遍拥有以及闲暇功能不断提升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恰好反过来证实了闲暇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闲暇时间不断增加
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始人是谈不上闲暇活动的，因为当时人们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为生存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天天都要为获得食物而奔波；而以农业为中心的年代，闲暇时间与活动又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以适应季节和农作物生产的自然节奏，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要花费在对土地的辛勤耕作上，传统的农业社会总是强调劳作、生产，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德，而对于休闲、娱乐则抱着一种谴责的态度，认为它是与生产劳动相悖的，占用劳动时间，浪费劳动成果；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活时间分为生理上的必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问，闲暇开始受到社会重视。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啥勒在《世界的事实和趋势》一书中，根据大量资料，对原始人、农业人和工业人的生活时间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原始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仅为整个生命时间的16.6％，而劳动时间占33.3％；农业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为22.2％，劳动时间为28.6％；而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一生的闲暇时间为38.6％，劳动时间仅占10.4％。
摆脱终日劳作而拥有闲适自得的生活是人类始于原始时代的祈梦。这个追求一直激励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直到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劳作是上帝选拔的途径，劳动是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的有效手段”这一思想被打破；直到欧美地区的工人为争取自由与闲暇的权利，以罢工为条件来向资产阶级索要工作时间的缩减；一系列的斗争使得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工人每周平均工作67小时，进而到20世纪50年代的42小时。我国的工作日也在逐渐缩短，20世纪50—90年代初，我国工人每周平均工作一直是48小时，1994年5月1日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制，1995年5月1日又实现了每周5天。每天8小时，即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1999年开始增加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还推行了春节带薪长假制度。
工作周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加不仅仅是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折射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技术应用的功效。因为闲暇时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闲暇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一般说来，社会生产力越高，工作时间就越少，闲暇时间就会越多。反过来，社会生产力越低，工作时间就会越多，闲暇时间就会减少。当今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及其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生产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引起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加，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2、闲暇从贵族特权到平民享有
闲暇本身不具有阶级性，是中性的，但人类社会最初的闲暇往往受到阶级的限制。原始社会，由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险恶的自然环境，绝大多数人不得不用其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原始的、自然的闲暇只能是少数首领的专利。当社会不断进步，产品有了剩余之后，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可以不必从事生产劳动，脑力劳动便开始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脑力劳动时间与体力劳动时间直接对立。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阶级的形成，劳动与闲暇就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出现了分工，统治阶级成了“有闲阶级”，闲暇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象征，除此之外，只对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有价值，它变成了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们的特 权。而被统治阶级终日饱尝辛劳和苦难，成了终日忙碌的阶级，劳动则是他们的义务。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没有权利去享受文人在书斋里日常享受的读书之乐，也无法享受到普遍的有闲阶级可以经常享受的山水园林以至声色宴饮之乐，他们只有在参加宗教仪式、庆典、婚丧嫁娶时才能感受到闲暇的存在。所以统治阶级闲暇时间的获得，是以牺牲绝大多数被统治阶级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不能够被给予公民应有的权利，因为他们除了劳作就没有时间获得知识和经验，没有时间进行学习和沉思，没有时间发挥出一位好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德性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幸福和闲暇。
伴随经济、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现代世界的情况已发生很大改观。伯特兰·罗素在《悠闲颂》中提到，现代技术已经可能使有限的悠闲不成为特权阶级小小的特点，而是一种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利。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度。提倡人人平等的今天，休闲活动不再是一小部分人、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的权利。人民群众在法律上拥有了享有闲暇(八小时以外)生活的权利，闲暇已经普遍化和制度化；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但闲暇权已成为基本的社会要求。
3、闲暇功能从休养生息到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们的需求层次不一样，闲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当人们还在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时，长时间的劳动就会破坏人体内部的生理平衡，使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不得不以畸形片面的方式发展，闲暇生活则只能体现为有限的闲暇时间是为了弥补被剥夺的生理休息必要时间，从而为劳动的再生产提供前提条件，人们才有能力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种传统的闲暇只在追求恢复在劳动中消耗掉的体力和精力，仅仅局限于生理上的休养生息。因此，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人们精神上的营养不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指导原则，出现了大量为金钱拼命、以工作为乐趣的“工作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其他活动都是为了辅助提高工作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还是劳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这是因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被全部认知。闲暇的功能也被金钱奴役、被物质所异化。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在享受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所以现代闲暇不仅追求生物性的恢复功能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更热衷于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闲暇不是消极地打发时日，消磨时光，而是主动通过减少“无事休息”和家务劳动时间来增加闲暇的机会，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各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求得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现代人通过闲暇进行自我充实、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既体现出闲暇功能的多样性。更体现出人们对闲暇价值的认识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这样的闲暇才是向真正意义上的闲暇逼近——即人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构成人的个性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才能、兴趣、品质等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
前苏联学者列昂尼德·戈尔顿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闲暇生活的意义时指出：“保证社会主义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之余的自由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使得早先不但同文化和教育无缘而且连识字这一最起码的可能都没有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在社会生活、文化和闲暇消遣等各个不同领域里发挥了被革命所激起的独立自主精神，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享用文化财富。结果，闲暇消遣的形式也就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上还没有可能去着手解决同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有关的一切问题。马克思的论断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现在，这已成为社会主义今天日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列昂尼德的论述对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需要对人的生活质量、对人的现代化、对人的自我完善等都给予高度重视，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当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时，精神文化也不能忽略。
闲暇的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的、社会的、审美的和生理的多种需要，它的状况直接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关乎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个人来说，闲暇既是消费的时间，又是创造的时间，前者获得生活享受，后者求得发展。对于社会来说，闲暇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方面，闲暇本身就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闲暇时间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人们在日益增加的闲暇时间中得到的休息和发展，反过来又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使社会加速前进。闲暇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其价值正体现在它对个人的充分发展，进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上。
此外，在瞬息万变的激烈竞争时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赖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时代要求我国要创新经济、创新意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改革，而各种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发明创造恰好是在人们闲暇思考时得以产生的，是人们在精神状态处于极度放松时的茅塞顿开。所以，我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为人类提供自由发展的闲暇时间。
目前的中国，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有少部分人正迈向或已经进入小康，“休闲”、“娱乐”、“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问题已被当作第一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普遍意识到自己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是闲暇生活的首要问题，只有人们拥有了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闲暇生活的改善和丰富才得以实现。我国的工时制度已经开始不断地顺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工作之外闲暇时间的需求，尤其是俗称“双休日”的新工时制，这是中国工时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它从制度层面上肯定了闲暇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闲暇时间以及闲暇活动设施的不断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闲暇活动内容日趋多元化：既有书法、绘画、摄影、集邮、藏书画、打球、登山、游泳、收古玩、养鱼、种花、打牌等发展自身兴趣爱好的自我充实的活动，又有学习新知识和技术的自我发展的活动。这些闲暇活动满足了人们闲暇生活的种种需求，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不断完善。同时，这些闲暇活动带来的休闲产业、休闲经济 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三)
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向前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现象。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构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高度重视的一个新型群体。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为1.4735亿人。另外，根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可见，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成为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中应该包括为农民工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质量，闲暇生活也不例外。
但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物质权益保障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其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并为我国的城市化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还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了农民工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比起城市里项目丰富的娱乐活动，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利用价值是很低的。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闲暇活动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如此单一和平面化，这显然是对闲暇的“异化”，农民工本应有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需求、自由等都被压抑了、扼杀了。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无聊，终将成为社会治安和文明的一个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
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工闲暇生活如此贫乏的状态加剧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还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与我国公众“8小时以外的生活”相差甚远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1、农民工的闲暇权利被变相剥夺
今天的中国，人们的闲暇时间虽然不像“文革时代”那样受政治运动的挤压，但却很容易受到经济力量的压迫。一些个人或群体可能会不断地致力于追求更多的物质上的收入，而忽略了整体的生活感受与质量。农民工群体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因生计所迫，缺少法律和公权的切实保障，每天长时间紧张劳作而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于2006年6月1日公布的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在41—60个小时的占调查对象的1/2，超过61小时的占1/3，也就是说，有约85％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这种状况应当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各人对闲暇时间需求的多少和迫切性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份起码的闲暇时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是被两部分时间填满：一是劳作的时间，一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即吃饭睡觉的时间；甚至一个人得压榨自己的一部分生理需求时间而将其放到劳作以谋生的时间中去，那这样的人生将是很可悲的，那无异于使人降低到动物甚至动物以下的水平。要根本解决农民工的闲暇问题，其闲暇时间必须得到捍卫，使之不受各种各样变相的强迫劳动的侵夺。
2、农民工缺乏享有真正意义上闲暇的基本条件
古时圣贤管仲说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生存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一般来说只有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才会有动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我国农民工还基本停留在生存需求上，对处于较高层次的闲暇类精神文化的需求很低，他们对城市闲暇生活的参与程度低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就是农民工的相对(甚至是绝对)贫困问题。只有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不再为基本的生存问题担忧时，他们才会去追求闲暇生活这类高级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从闲暇中感受到效用。从根本上说，个人能够并愿意参与闲暇活动，取决于他对物质消费资料需要的满足程度。廉价的劳动力与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是造成农民工贫困的首要原因，要使农民工享有真正的闲暇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治理，坚决遏制工资拖欠行为，采取可行措施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逐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和收入水平，保证农民工能拥有参与闲暇的基本条件。
作为城市发展的同行者，农民工理应享受到城市的精彩和得到城市的认同，城市也应该为他们的城市化创造条件。重视农民工的闲暇问题，对于目前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学意义。
1、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
当农民工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他们的闲暇生活还是一个空白时，低俗的文化便乘虚而入；如果农民工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口，个别人在寂寞难耐时，再加之缺乏精神寄托和排遣苦闷、释放压力的途径，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便有可能发生，有的因此走向犯罪。据中国劳务网报道，2006年4月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外来工杀人案件，其中“情感问题”和“薪资纠纷”已成外来工做出极端行为的重要诱因。农民工在城市承受了太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只有让农民工在心理上感觉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在情感上找到归宿，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才会从根本上适应城市这个新环境。当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感到满意和充实时。当其精神需求不再那么贫乏时，一直比较淳朴的他们就会安分守己，就能够很好地维护城市的公共制度，这将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的治安问题，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更进一步的整合。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对闲暇生活质量要求没有市民那么高，在尚要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烦恼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注意自己的闲暇生活质量，他们只是要求能有自己的闲暇保障，能得到正常的心理满足。所以，现阶段的农民工闲暇问题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可行性比较强，缺乏的只是大众还没有认识到农民工闲暇生活荒漠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认识到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得以解决才能最终保证农民工自觉地维护城市秩序的稳定，内化城市文明，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为城市创造更大的价值。
2、必要的闲暇时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闲暇时间是摆脱了外在刚性约束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们用于休息、娱乐和享受社会的物质、精神产品的时间，也是人们用于受教育和从事其他较高级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它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闲暇时间是指不生产的消费时间，人们在闲暇时间中进行生活 消费，参与社会活动和娱乐休息，这是从事劳动后身心调剂的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和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相联系。闲暇生活时间的增多是劳动者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
工作时间的生产活动本身就具有严肃性、紧张性、程序性、非自主性，对于农民工来说，有的还有压迫感和自我丧失感。而劳动还是他们在城市里的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就使得劳动时间更具有这些特点。农民工在闲暇生活时间内的活动相对于劳动来说没有约束感、压迫感，具有自主性、愉悦性，所以，闲暇时间使农民工能够得到自我感的恢复和肯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越好，其创造能力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代西方学者Roberts(罗伯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新的闲暇社会，闲暇已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人们是通过闲暇，而不是通过工作来体现和表现自我的。闲暇为个人的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3、提高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变农村乡镇为城市城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其本质是为了满足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让人们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本质决定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把确保农民工闲暇生活时间、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放在突出的位置。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保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工人同等的闲暇权利，享受闲暇所带来的交流、思考、学习，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提高农民工的素养，这既是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实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途径，也是农民工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卷入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即农民工的闲暇必须从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闲暇方式向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相适应的闲暇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工从真正意义上转变为市民。正如马克思说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同它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农民工发展和改造自身，炼出新的品质，形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内化城市文明，实现城市化。
因此，确保农工闲暇生活时间和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既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道德性肯定，又是促使农民工城市化的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