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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而言，2008年堪称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热风学术》的创刊，抑或说中国的文化研究有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在为庆祝《热风学术》第一辑面世召开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等问题各抒己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免让人想起文化研究精神领袖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文化研究源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记忆：“我对伯明翰的主要记忆是争吵、辩论、争执、人们离开房间。它始终与自己从中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和实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1]然而，在数年之后的今天，透过“第二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文化研究的教学”与会者的发言，以及戴锦华、王晓明、许宝强等华语界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嘉宾点评，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依旧“与自己从中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和实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再次证明了“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结果；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果”。[2]联想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2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文化研究的教学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接着谈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仅仅因为文化研究难以定义且拒绝被定义，迄今尚无清晰的学科界限吗？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趸，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3]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大而不当”的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4]对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6]
纵观文化研究的历史，批评或反对之声的出现与存在可谓不足为奇，或许是因为误读，或许是为了抢夺资源；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虽然它（文化研究）与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或纯熟操练过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异，却免不了如同高档球鞋因为有了一个‘波鞋’的洋名儿而身价倍增那样，令人感觉迥异，爱恨莫名。……这一思潮已迫不及待地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了起来，时尚的荣辱风险，不免如影随形。”[7]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篇题为“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的文章。一如其标题所暗示的，文章旨在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理论研究与文化批评实践的脱节——把脉献策，因此颇具眼缘，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作者显然是在以非学理的口吻谈论文化研究，一如这样的观念所暗示的：“因为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深度。”“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不就那么几个点吗？”[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作者在论及“带有距离感的审视”时，不但没有“带有距离感”地审视“著名的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而且有意识地将其所使用的“culturalism”一词译为“文化至上论”，拒绝采用已然约定俗成的汉译“文化主义”。[9]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翻译表达的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文章作者所使用的“揣摩”一词，“揣摩”其所指：“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外来学术动向加以审视、客观公允地做出评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10]即是说，文化研究所遭遇到的批评很可能关乎批评者在对文化研究及其播散缺乏基本认知的情况下，仅仅基于自己的“揣摩”对文化研究进行抨击，一如文章作者在谈到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时所坦陈的：“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11]事实上，早在商务印书馆推出《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译本的2003年，该书便已成为多所高校文艺学、媒体研究等专业研究生的案头必备读物，所以，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这一认知；“孤陋寡闻”可能是无害的，但基于“孤陋寡闻”的“揣摩”则必定有害。
相较于“不甚了了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的疑虑者、反对者中，很多都深知文化研究的功用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他们未必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命名，但他们的研究中却不乏文化研究的影子。他们批评、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实际上关乎学科政治和学科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然深刻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利、利益机制，“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2]学科划分的结果是学科制度在“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训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学科因为受支配于权力和利益，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3]所以，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闯入中国学界的时候，难免会遭遇文艺学等相邻学科的非难，虽然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来自文艺学。 实际上，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无力独立承担并胜任文化研究，一如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刘志友教授所言：“纯粹的文学学者很难把对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把握同对文学的把握结合起来，很难像揭示文学作品意义那样去揭示多样的生活实践的意义，很难做到撇下文本而参与到特定的文化实践中去体验、调查与做分析工作。……文学研究工作者毕竟很少能精通于文化研究所联系到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他们充其量只能就文化实践形式中具有的‘文学性’或者‘被生活化的’审美因素说出一点什么。”[14]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在上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郭春林提出：“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知识储备很欠缺，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这些与文学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的知识，我们都储备不足。我们目前还是在文化范畴和理论上讨论这些问题。”在王晓明看来，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真正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上次知识产权的会议，请了各个学科，经济学、法学等来讨论，就会发现，专业壁垒很清楚。”[15]
与此同时，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根基不稳。“回首近百年以来中国文艺学发展史，可以看出，自晚清到1949年，文艺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始终是比较暧昧的。”[16]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学，包括其名称，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918年至1935年间，文学概论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表中显影为首要科目、选修课、必修课；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计划制订者对待文学概念的犹豫态度，既表明文学概论在中文系所处的边缘和冷落处境，更表明了计划者对这门课地位的认知程度”。[17]类似情势也见诸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但迟至1947年才为适应批评趋向首次开设“文学批评”课，而且并没有借此机会形成学科的规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学作为“国家文学”的美学依据寻找者、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者成为指导各类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学科，获得了牢固、显赫的学科地位。进入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在西方新潮理论的刺激之下，一方面形成了完备的知识体系，成为引领文艺研究走向的时代先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尤其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缺乏学科自律原则等，因此遭遇了边缘化、丧失话语权的命运。“自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诸多学者为大众文化研究勉力造势的新世纪之交，文化研究在获得大发展的同时，遭遇到了登陆中国以来最为猛烈的批评，于是便有了童庆炳教授等人痛心疾首的呼吁：唯有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正途。
反学科即非学科化？
很多人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基于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这一认知，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的式微、边缘化，甚至踏上穷途末路：“这种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自有道理，但却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而学科制度化后，它无疑也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征用的学术资源，从而陷入与文艺学学科相似的困境之中。”[19]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这固然不假，但我们有必要提醒的是，就作为文化研究主要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而言，它虽然密切联系着抑或源自文学研究，但它是作为有别于文学研究的一门跨学科、反学科的学科而显影的。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显影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随之，很多英国大学先后开设了文化研究专业/系，建立了文化研究中心，设置了文化研究教职，授予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文化研究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在英伦之外的很多地区，比如与中国内地联系密切的香港岭南大学，情况也大抵相似，完全契合于华勒斯坦对学科制度化的定义。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指出，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取向本身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超学科与反学科取向的本身就充满了矛盾，面对现实社会强大的学科规训力量，足以自我消解，其归宿也许注定了不是乖乖地接受招安而学科化、体制化，就是硬着脖子无奈地‘过把瘾就死’”，[20]推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不但不可谓不多余，而且有可能将文化研究置于不利情势之中。
基于文化研究宣称自己是反学科的而反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这一认知很可能联系着“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观点。霍尔确曾说过，“毋庸置疑，我的意见是我们是在勉力借助文化研究找到一种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实践”；[21]亨利·吉罗（Henry A.Giroux）等人也曾在广为流传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旨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评，推进对于允许的和非允许的文化维度的理解。这意味着批评的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形式应当与解放的利益相一致”，抑或说“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抵制性知识分子”。[22]受此影响，很多人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别样政治、一种政治运动，也就是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即解构、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姑且不利霍尔的言说语境——1980年度末1990年度初的美国文化研究情势，政治地思考文化，对意义的制造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学术分析是一回事，宣称这样的智识工作是对政治运动之类东西的表达则是另一回事。一如霍尔所指出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理解智识诚实需要的实践”。[23]抑或说文化研究的政治并非“直接实用的政治”，而是“学术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并非是像亨利·吉罗等人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政党或者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理论、研究、教学实践。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文化研究可能具有独特的政治，但它并非是独一无二政治的。主张学术可以产生政治知识是一回事，但把它视为文化研究的独特范畴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24]即是说，文化研究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潜力并不比其他学科强，比如社会学、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知识就是力量呢？难道只有文化研究的知识才是力量吗？ 当然，这一认知很可能也联系着一些学人对文化研究的政治浪漫想象，即他们认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之前，曾经有过一种文化研究的纯政治时刻。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学院体制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比如成人教育运动、核裁军运动等，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显影于教育机构的，抑或说文化研究并未经历从英雄壮举般的抵制实践到被体制收编的变化。倘若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种浪漫想象可谓是受到了霍尔的这样一些观点的“误导”，比如“文化研究从未被概念化为一种学术性学科”“它（文化研究）是一种别样政治”。假设我们接受霍尔的观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则要么是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的支持者，要么是政治傀儡。事实上，这两种定位都不具说服力，一如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在《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明确告诉我们的，霍加特“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拒绝的关系”。[25]也就是说，霍加特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先是一个教学机构，文化研究首先是一个教学工程或计划。
所以，在有如此多的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物、会议的今天，担心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是多余的；在文化研究尚未全面学科化、招生、申请经费依然困难的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并不是撤退抑或末途之旅，而是一种生命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学科现代性的建制内，学科化是体制化的基本方式和标志，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不少人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但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变。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和教育部的本科生招生、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高度学科化的，今后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26]
结语
詹姆逊曾经指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27]作为一门后学科，文化研究旨在质疑现行的学科分类背后的体制的、社会的、权力的制约，拯救被学科体制有意识地排斥或无意识地遗漏的人类生活。借用曾经担任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话来讲，对文化研究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批判涉及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如是观之，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种炼金术，若给它编码，你就可能停止它的反应。”[28]所以，文化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尤其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挑战“作为艺术的文学”的今天：“对于大众文化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另一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批评性思维的教学，或对大众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地位与结果进行分析并揭示在其功能中起作用的种种影响。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下述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即如何保证教育有利于智力的创造、传授批评性思维、细读以及对叙事结构和符号学机制的分析。”[2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认识到并有效利用文化研究已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取得的合法性，团结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与实践者，借助文化研究原典/源点加强文化研究的课程建设，更加有效地处理或者调和前沿性与知识化的矛盾问题，积极有效地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
[本文修改自笔者在“第二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文化研究的教学”（南开大学，2014年12月6—7日）的同题目发言。]
注释
[1]Stuart Hall （1990）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53， p11.
[2]同[1]。
[3]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4]卢铁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页。
[5]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6—57页。
[6]石剑锋：《“文化研究”当下遇尴尬 应学科化以争取学术资源？》，《东方早报》2008年7月29日。
[7]同[4]，第75页。
[8]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9、10页。
[9]1995年8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应邀参加了在大连举办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并做了以“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的发言；关于伊格尔顿的这篇论文，详见（英文）Terry Eagleton （1997），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8， No.1；（中文）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冲突》，傅德根译，《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第10页。
[10]同[8]，第8页。
[11]同[8]，第12页。
[12]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13]同上，第2页。
[14]刘志友：《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文学研究的解合法化》，《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94页。
[15]同[6]。
[16]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8页。
[17]同上。
[18]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第43页。
[19]赵勇：《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27页。
[20]同[4]，第78页。
[21]Stuart Hall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Grossberg， C.Nelson and P.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p.281.
[2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23]同[21]，p.286。
[24]John Storey （2014） From Popular Culture to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p.124.
[25]Colin Sparks （1996）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p72.
[26]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8—59页。
[2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28]同[22]，第4页。
[29]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
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而言，2008年堪称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热风学术》的创刊，抑或说中国的文化研究有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在为庆祝《热风学术》第一辑面世召开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等问题各抒己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免让人想起文化研究精神领袖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文化研究源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记忆：“我对伯明翰的主要记忆是争吵、辩论、争执、人们离开房间。它始终与自己从中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和实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1]然而，在数年之后的今天，透过“第二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文化研究的教学”与会者的发言，以及戴锦华、王晓明、许宝强等华语界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嘉宾点评，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依旧“与自己从中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和实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再次证明了“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结果；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果”。[2]联想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2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文化研究的教学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接着谈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仅仅因为文化研究难以定义且拒绝被定义，迄今尚无清晰的学科界限吗？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趸，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3]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大而不当”的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4]对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6]
纵观文化研究的历史，批评或反对之声的出现与存在可谓不足为奇，或许是因为误读，或许是为了抢夺资源；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虽然它（文化研究）与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或纯熟操练过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异，却免不了如同高档球鞋因为有了一个‘波鞋’的洋名儿而身价倍增那样，令人感觉迥异，爱恨莫名。……这一思潮已迫不及待地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了起来，时尚的荣辱风险，不免如影随形。”[7]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篇题为“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的文章。一如其标题所暗示的，文章旨在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理论研究与文化批评实践的脱节——把脉献策，因此颇具眼缘，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作者显然是在以非学理的口吻谈论文化研究，一如这样的观念所暗示的：“因为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深度。”“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不就那么几个点吗？”[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作者在论及“带有距离感的审视”时，不但没有“带有距离感”地审视“著名的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而且有意识地将其所使用的“culturalism”一词译为“文化至上论”，拒绝采用已然约定俗成的汉译“文化主义”。[9]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翻译表达的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文章作者所使用的“揣摩”一词，“揣摩”其所指：“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外来学术动向加以审视、客观公允地做出评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10]即是说，文化研究所遭遇到的批评很可能关乎批评者在对文化研究及其播散缺乏基本认知的情况下，仅仅基于自己的“揣摩”对文化研究进行抨击，一如文章作者在谈到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时所坦陈的：“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11]事实上，早在商务印书馆推出《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译本的2003年，该书便已成为多所高校文艺学、媒体研究等专业研究生的案头必备读物，所以，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这一认知；“孤陋寡闻”可能是无害的，但基于“孤陋寡闻”的“揣摩”则必定有害。
相较于“不甚了了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的疑虑者、反对者中，很多都深知文化研究的功用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他们未必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命名，但他们的研究中却不乏文化研究的影子。他们批评、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实际上关乎学科政治和学科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然深刻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利、利益机制，“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2]学科划分的结果是学科制度在“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训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学科因为受支配于权力和利益，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3]所以，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闯入中国学界的时候，难免会遭遇文艺学等相邻学科的非难，虽然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来自文艺学。 实际上，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无力独立承担并胜任文化研究，一如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刘志友教授所言：“纯粹的文学学者很难把对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把握同对文学的把握结合起来，很难像揭示文学作品意义那样去揭示多样的生活实践的意义，很难做到撇下文本而参与到特定的文化实践中去体验、调查与做分析工作。……文学研究工作者毕竟很少能精通于文化研究所联系到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他们充其量只能就文化实践形式中具有的‘文学性’或者‘被生活化的’审美因素说出一点什么。”[14]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在上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郭春林提出：“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知识储备很欠缺，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这些与文学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的知识，我们都储备不足。我们目前还是在文化范畴和理论上讨论这些问题。”在王晓明看来，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真正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上次知识产权的会议，请了各个学科，经济学、法学等来讨论，就会发现，专业壁垒很清楚。”[15]
与此同时，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根基不稳。“回首近百年以来中国文艺学发展史，可以看出，自晚清到1949年，文艺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始终是比较暧昧的。”[16]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学，包括其名称，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918年至1935年间，文学概论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表中显影为首要科目、选修课、必修课；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计划制订者对待文学概念的犹豫态度，既表明文学概论在中文系所处的边缘和冷落处境，更表明了计划者对这门课地位的认知程度”。[17]类似情势也见诸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但迟至1947年才为适应批评趋向首次开设“文学批评”课，而且并没有借此机会形成学科的规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学作为“国家文学”的美学依据寻找者、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者成为指导各类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学科，获得了牢固、显赫的学科地位。进入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在西方新潮理论的刺激之下，一方面形成了完备的知识体系，成为引领文艺研究走向的时代先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尤其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缺乏学科自律原则等，因此遭遇了边缘化、丧失话语权的命运。“自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诸多学者为大众文化研究勉力造势的新世纪之交，文化研究在获得大发展的同时，遭遇到了登陆中国以来最为猛烈的批评，于是便有了童庆炳教授等人痛心疾首的呼吁：唯有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正途。
反学科即非学科化？
很多人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基于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这一认知，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的式微、边缘化，甚至踏上穷途末路：“这种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自有道理，但却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而学科制度化后，它无疑也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征用的学术资源，从而陷入与文艺学学科相似的困境之中。”[19]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这固然不假，但我们有必要提醒的是，就作为文化研究主要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而言，它虽然密切联系着抑或源自文学研究，但它是作为有别于文学研究的一门跨学科、反学科的学科而显影的。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显影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随之，很多英国大学先后开设了文化研究专业/系，建立了文化研究中心，设置了文化研究教职，授予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文化研究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在英伦之外的很多地区，比如与中国内地联系密切的香港岭南大学，情况也大抵相似，完全契合于华勒斯坦对学科制度化的定义。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指出，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取向本身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超学科与反学科取向的本身就充满了矛盾，面对现实社会强大的学科规训力量，足以自我消解，其归宿也许注定了不是乖乖地接受招安而学科化、体制化，就是硬着脖子无奈地‘过把瘾就死’”，[20]推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不但不可谓不多余，而且有可能将文化研究置于不利情势之中。
基于文化研究宣称自己是反学科的而反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这一认知很可能联系着“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观点。霍尔确曾说过，“毋庸置疑，我的意见是我们是在勉力借助文化研究找到一种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实践”；[21]亨利·吉罗（Henry A.Giroux）等人也曾在广为流传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旨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评，推进对于允许的和非允许的文化维度的理解。这意味着批评的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形式应当与解放的利益相一致”，抑或说“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抵制性知识分子”。[22]受此影响，很多人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别样政治、一种政治运动，也就是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即解构、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姑且不利霍尔的言说语境——1980年度末1990年度初的美国文化研究情势，政治地思考文化，对意义的制造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学术分析是一回事，宣称这样的智识工作是对政治运动之类东西的表达则是另一回事。一如霍尔所指出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理解智识诚实需要的实践”。[23]抑或说文化研究的政治并非“直接实用的政治”，而是“学术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并非是像亨利·吉罗等人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政党或者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理论、研究、教学实践。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文化研究可能具有独特的政治，但它并非是独一无二政治的。主张学术可以产生政治知识是一回事，但把它视为文化研究的独特范畴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24]即是说，文化研究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潜力并不比其他学科强，比如社会学、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知识就是力量呢？难道只有文化研究的知识才是力量吗？ 当然，这一认知很可能也联系着一些学人对文化研究的政治浪漫想象，即他们认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之前，曾经有过一种文化研究的纯政治时刻。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学院体制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比如成人教育运动、核裁军运动等，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显影于教育机构的，抑或说文化研究并未经历从英雄壮举般的抵制实践到被体制收编的变化。倘若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种浪漫想象可谓是受到了霍尔的这样一些观点的“误导”，比如“文化研究从未被概念化为一种学术性学科”“它（文化研究）是一种别样政治”。假设我们接受霍尔的观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则要么是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的支持者，要么是政治傀儡。事实上，这两种定位都不具说服力，一如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在《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明确告诉我们的，霍加特“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拒绝的关系”。[25]也就是说，霍加特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先是一个教学机构，文化研究首先是一个教学工程或计划。
所以，在有如此多的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物、会议的今天，担心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是多余的；在文化研究尚未全面学科化、招生、申请经费依然困难的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并不是撤退抑或末途之旅，而是一种生命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学科现代性的建制内，学科化是体制化的基本方式和标志，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不少人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但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变。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和教育部的本科生招生、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高度学科化的，今后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26]
结语
詹姆逊曾经指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27]作为一门后学科，文化研究旨在质疑现行的学科分类背后的体制的、社会的、权力的制约，拯救被学科体制有意识地排斥或无意识地遗漏的人类生活。借用曾经担任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话来讲，对文化研究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批判涉及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如是观之，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种炼金术，若给它编码，你就可能停止它的反应。”[28]所以，文化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尤其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挑战“作为艺术的文学”的今天：“对于大众文化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另一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批评性思维的教学，或对大众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地位与结果进行分析并揭示在其功能中起作用的种种影响。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下述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即如何保证教育有利于智力的创造、传授批评性思维、细读以及对叙事结构和符号学机制的分析。”[2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认识到并有效利用文化研究已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取得的合法性，团结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与实践者，借助文化研究原典/源点加强文化研究的课程建设，更加有效地处理或者调和前沿性与知识化的矛盾问题，积极有效地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
[本文修改自笔者在“第二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文化研究的教学”（南开大学，2014年12月6—7日）的同题目发言。]
注释
[1]Stuart Hall （1990）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53， p11.
[2]同[1]。
[3]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4]卢铁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页。
[5]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6—57页。
[6]石剑锋：《“文化研究”当下遇尴尬 应学科化以争取学术资源？》，《东方早报》2008年7月29日。
[7]同[4]，第75页。
[8]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9、10页。
[9]1995年8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应邀参加了在大连举办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并做了以“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的发言；关于伊格尔顿的这篇论文，详见（英文）Terry Eagleton （1997），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8， No.1；（中文）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冲突》，傅德根译，《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第10页。
[10]同[8]，第8页。
[11]同[8]，第12页。
[12]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13]同上，第2页。
[14]刘志友：《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文学研究的解合法化》，《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94页。
[15]同[6]。
[16]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8页。
[17]同上。
[18]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第43页。
[19]赵勇：《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27页。
[20]同[4]，第78页。
[21]Stuart Hall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Grossberg， C.Nelson and P.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p.281.
[2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23]同[21]，p.286。
[24]John Storey （2014） From Popular Culture to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p.124.
[25]Colin Sparks （1996）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p72.
[26]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8—59页。
[2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28]同[22]，第4页。
[29]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