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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维坦承，被看管期间家里吃的东西从没有缺过，他甚至还可以提出要求，我说要吃鸭子了，马上有人出去买回来
长沙农民许有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享受领导级别的护理待遇：最近三个月来，十余个壮年男子昼夜守护着他，管吃管喝，要求只有一个——不许跑。
因对强拆不满，许有维今年以来已经前后六次前往北京、上海上访，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长沙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回来，尔后就开始了被拘留和看管的生活。
这也似乎成了长沙市天心区的一大“发明”。目前，和许有维一样遭到看护对待的还有数人。地点多有不同：许有维先后被看管在家中、敬老院，袁荣华、胡泽主被看管在闹市中的宾馆，罗鑫海、张利辉被看管在出租屋；但方式大都一样：每人由十余人组成的“服务队”看管，并制定排班表，记录工作日志。
政府和保安公司合作截访
2008年9月，长沙市启动市政工程书院南路建设，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黑石村的许有维家属于拆迁范围。但因对所征收房屋面积以及拆迁补偿标准不满，许有维在征地拆迁工作启动之后，始终拒绝搬迁。直到2009年11月5日，许有维家被长沙市天心区国土分局强制拆除。
此后，许有维开始了持续不断的上访，坚持讨要说法。他认为，他家一楼三间门面，二楼150平方米住房仅补偿60余万元是远远不够的，“光门面每月租金收入就有五六千元。”
2010年3月2日，在多次前往无心区、长沙市以及湖南省有关政府部门上访无果之后，许有维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很快，在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护送下，许有维和长沙的其余十个进京上访户被送回长沙，“坐依维柯回来的，一比一的比例，11个上访的，11个保安看着。”
抵达长沙后，“安元鼎”公司通知长沙当地政府前往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段的星沙收费站领人。当天，许有维由大托镇纪委书记带了五六个人接了回来。
此后，许有维两次前往北京、三次前往上海大都重复了类似的模式。惟一的区别在于，他是被从星沙收费站领走，还是直接被赶赴北京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带回，后种方式成本要低。
据和许有维同样有着数次进京上访经历的长沙市民袁女士介绍，长沙市政府驻京办的人曾向她透露，“安元鼎”公司送回星沙收费站时，当地政府必须按人头交纳6000元的开销费用方能领人。
这也让该保安公司与当地政府找到了某种“默契”。4月4日，许有维第二次前往北京上访，很快被“安元鼎”公司的人发现。”他们和旅店有合作，旅店报一个上访户给保安公司就可以拿到200块钱。”许有维称，类似“安元鼎”公司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地方政府的截访行动。
两次去京截访花了逾10万元
5月2日，“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许有维转向前往上海上访。
获知消息的长沙市驻沪办事处连同大托镇、黑石村一行4人前往上海将其接回。这次的上访也让许有维第一次领到了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出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刊记者获得的该份决定书中写明，因为“许有维多次到北京、上海等地上访”，“决定给予许有维行政拘留十日处罚”。
然而，数年前因脑血管破裂致四级肢体残疾、仍有生命危险的许有维被长沙市拘留所拒绝，不得已，许有维被送到其岳母家看管起来。
几天后，许有维趁人不注意连夜跑了出去，并再次来到上海，获知消息的大托镇信访办主任彭拥军等五六名工作人员迅速坐飞机赶到了上海。因患有高血压，许有维不能坐飞机，截访人员只得陪着许有维坐火车返回长沙。这一次，许有维被看管在大托镇敬老院。
6月13日，依然找不到人对话的许有维第三次前往上海。这一次，他高调宣称看到电视上拆迁自焚的报道，“我也要搞一个震惊全国的事。”
长沙市信访局的两位处长、长沙市公安局的某领导以及大托镇、黑石村的工作人员等数人再二次赶赴上海，将其接回。
“我也两次去北京，两次去上海。”彭拥军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表示，“早就被他搞得精疲力尽了。”针对许有维的上访诉求，大托镇副镇长、许有维家所在地段拆迁总指挥颜日强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所做工作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和长沙市有关文件和政策进行的，“肯定是合法的”。至于许有维对补偿标准和性质认定的异议，“那是区里的政策，这不归我管。”
许有维介绍，每次被截访回来后，除了例行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之外，并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出面与他对话和谈判。
比牵扯精力更为明显的是昂贵的截访成本。据许有维妻子吴美云介绍，村干部曾给她看统计出来的发票，“光先后两次前往北京就花费了103000多元。”
这笔钱最终都落到了村镇头上。彭拥军介绍，息访施行“属地原则”，每个上访户都被落实到镇、村，到北京领人要交几千块钱罚款，要为当地看守上访人员的费用埋单。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私下向本刊记者抱怨，上级部门下达很大的维稳压力，“对基层上访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北京上访一次就要扣多少分。”
长沙市民袁荣华、胡泽主、张利辉等人，也因对强制拆迁补偿安置不满，有着数次甚至上十次进京上访的经历，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许有维的遭遇。
甚至可以让看守给买衣服
许有维第一次被从北京接回后，当天就被送到了其远在长沙郊区的岳母家看管起来。十余人每天守在许有维岳母家庭院，分为两班倒休。
“每顿饭开车带着我去外面找饭馆吃饭，喝酒吃菜随便点，我不需要掏钱。”许有维介绍，除了日夜跟着他外，看护人员并没有为难他，“他们还跟我商量，只要我不跑每天给我发100块钱，给两包烟。”
许有维这种“领工资”的生活持续了四五天，其间来看望他的邻居朋友也能获送30多元一包的白沙烟。
这一次许有维被看管了十天。临结束时，看护队员支付给了其岳母400块钱房租。
第一次去上海上访被带回来后，许有维又一次被看管在了其岳母家。
一切重复了一个月前的方式，惟一不同的是看护队员每晚上安排一人轮流陪着许有维睡觉。其余人白天守在家里聊天、“斗地主”，晚上坐在停在庭院里的车里休息。
许有维坦承，被看管期间家里吃的东西从没有缺过，“家里摆满了矿泉水、水果、方便面、烟、槟榔”，他甚至还可以提出要求，“我说要吃鸭子了，他们马上有人出去买回来。”
在吴美云看来，这么做是为了瓦解她丈夫许有维的意志。但这并未奏效，十余天后许有维趁着夜色翻越了几座坟山回到长沙市区，再次坐汽车到了上海。
几天后，许有维又一次被带回，这次他被强行送到了大托镇敬老院，“我住套间里屋，外屋四五个人，门外七八个人守着。”四天后，呆不习惯的许有维要求回家。未几，其第三次被送回岳母家 看护。
在一份“大托镇服务队排班表”中，本刊记者看到了整个6月份的排班安排，每天分为白班和晚班，每班两人到三人不等，并且标注清楚：白班：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晚8点到次日早8点。
袁荣华、胡泽主获得的看护待遇略有不同。6月21日，本刊记者来到长沙市坡子街的“舒佳宾馆”。在楼上走廊的尽头，正碰上袁荣华和三个看护队员围坐在一起打牌；胡泽主躺在一旁的房间里看电视。
街道办一共开了三个房间，胡泽主、袁荣华一人一间，看护队员紧挨着住另一间。坡子街地处长沙闹市区，周边寸土寸金，宾馆房价每天148元。“我是第二次住进来了。”今年68岁的袁荣华已经和看护队员相处得很熟，除了形影不离跟着她之外，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不快。
每到饭点，她可以提出要求想吃什么想到哪吃，“每次吃饭我们几个，加上他们防守的四五个，都是一大桌人吃饭，随便吃，我不要出一分钱。”据她估算，光每顿饭要花掉二三百块钱。她认为，“再加上开给他们的工资、补贴，光看我们两个人一天两千块钱不会少。”
他们甚至还可以要求街道办给置办衣服。胡泽主因为被长期看护回不了家，他妻子跑到楼下繁华的黄兴路步行街一家专卖店，随便挑了一条裤子，“花了400多块钱，她挑好了，后边跟着的看守人赶紧就上来付钱，我们啥也不用管。”
在胡泽主看来，他其实就是被“非法拘禁”了。“只不过吃的比看守所好一点，可以见人，晚上还可以让他们陪着去临近的湘江风光带散步。”胡泽主认为，之所以不给他们正式拘留主要是因为“理由不正当”，“我们是正常上访。”他强调，“如果出具正式的拘留决定书，我们就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这他们哪敢呢?”
看护的同时，看守队员还需要做好工作记录。在看护张利辉的出租屋走廊上的一张临时搬来堵在出口的床上，本刊记者看到一本“看守工作日志”，上边按照值班时段清晰记录着：16点～24点，张利辉在家一切正常；0点～8点，张利辉在家睡觉，一切正常。记录的一旁是值班人的签名。
都是政府花钱
大多数看守队员并不是街道办或者镇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巡防队。大托镇巡防队员刘伟(化名)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大托镇，巡防队共有50余人，分为四个队，每个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并且有统一配发的印有“天心巡防”字样的黑色T恤，“主要是起些配合作用，尤其是最近几年拆迁征地，矛盾很多，镇政府、派出所一般都会调派我们一起参加。”
看护许有维的巡防队员大多是本地的村民。不少人甚至相互认识。许有维介绍，“好些人还跟我讲好话，‘维哥啊，你可别在我值班的时候跑，不然他们就要找我麻烦了’。”据他透露，有一次他逃跑了，一度传出上头要开除值班巡防队员的消息。
有其他巡防队员知道许有维逃跑了，还特意给远在上海上访的他发去短信：“维哥，听说你又溜了，祝你马到成功!”
大托镇信访办主任彭拥军也承认看守服务队的存在，但他解释这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也是出于对他的关心。”
“一般是镇里头治安主任指挥我们。”刘伟介绍，他们各自均有工作，有的在家开店，有的做些小生意，“谁愿意一天到晚看着人呢?”刘伟向本刊记者抱怨，看守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
但因为领着政府部门开出的工资，他们不得不执行各种没有尽头的看守任务。“上面给我们统一办的工资卡，隔几个月就打几千块吧。”据刘伟介绍，就这次执行看守许有维的任务，镇里答应每月补贴手机费、伙食费150元，每天看守吃饭的钱归村里出，“一般到了吃饭的点，村里有人会跟着，他们埋单。”
彭拥军证实，巡防队员陪吃陪喝，“都是政府花钱。”
有不少巡防队员很感激许有维。据许有维介绍，因为执行了对他的看守任务，有巡防队员的养老、医疗保险顺利地由镇政府给办下来了。
针对许有维上访的诉求，大托镇政府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情况汇报”中写明：从相关强制拆迁来看，适用法律准确，程序执行到位，从相关安置补偿来看，政策已执行到位，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许有维既然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尝协议，就该自觉履行。
在本刊记者拿到的“服务队排班表”上，针对许有维的看管服务已经排到了6月30日晚上。袁荣华、胡泽主等被看在宾馆房间的时间还有多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大托镇党政办吴主任也对本刊记者表明，他们所做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尽量保证其不进京进沪上访”。
长沙农民许有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享受领导级别的护理待遇：最近三个月来，十余个壮年男子昼夜守护着他，管吃管喝，要求只有一个——不许跑。
因对强拆不满，许有维今年以来已经前后六次前往北京、上海上访，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长沙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回来，尔后就开始了被拘留和看管的生活。
这也似乎成了长沙市天心区的一大“发明”。目前，和许有维一样遭到看护对待的还有数人。地点多有不同：许有维先后被看管在家中、敬老院，袁荣华、胡泽主被看管在闹市中的宾馆，罗鑫海、张利辉被看管在出租屋；但方式大都一样：每人由十余人组成的“服务队”看管，并制定排班表，记录工作日志。
政府和保安公司合作截访
2008年9月，长沙市启动市政工程书院南路建设，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黑石村的许有维家属于拆迁范围。但因对所征收房屋面积以及拆迁补偿标准不满，许有维在征地拆迁工作启动之后，始终拒绝搬迁。直到2009年11月5日，许有维家被长沙市天心区国土分局强制拆除。
此后，许有维开始了持续不断的上访，坚持讨要说法。他认为，他家一楼三间门面，二楼150平方米住房仅补偿60余万元是远远不够的，“光门面每月租金收入就有五六千元。”
2010年3月2日，在多次前往无心区、长沙市以及湖南省有关政府部门上访无果之后，许有维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很快，在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护送下，许有维和长沙的其余十个进京上访户被送回长沙，“坐依维柯回来的，一比一的比例，11个上访的，11个保安看着。”
抵达长沙后，“安元鼎”公司通知长沙当地政府前往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段的星沙收费站领人。当天，许有维由大托镇纪委书记带了五六个人接了回来。
此后，许有维两次前往北京、三次前往上海大都重复了类似的模式。惟一的区别在于，他是被从星沙收费站领走，还是直接被赶赴北京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带回，后种方式成本要低。
据和许有维同样有着数次进京上访经历的长沙市民袁女士介绍，长沙市政府驻京办的人曾向她透露，“安元鼎”公司送回星沙收费站时，当地政府必须按人头交纳6000元的开销费用方能领人。
这也让该保安公司与当地政府找到了某种“默契”。4月4日，许有维第二次前往北京上访，很快被“安元鼎”公司的人发现。”他们和旅店有合作，旅店报一个上访户给保安公司就可以拿到200块钱。”许有维称，类似“安元鼎”公司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地方政府的截访行动。
两次去京截访花了逾10万元
5月2日，“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许有维转向前往上海上访。
获知消息的长沙市驻沪办事处连同大托镇、黑石村一行4人前往上海将其接回。这次的上访也让许有维第一次领到了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出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刊记者获得的该份决定书中写明，因为“许有维多次到北京、上海等地上访”，“决定给予许有维行政拘留十日处罚”。
然而，数年前因脑血管破裂致四级肢体残疾、仍有生命危险的许有维被长沙市拘留所拒绝，不得已，许有维被送到其岳母家看管起来。
几天后，许有维趁人不注意连夜跑了出去，并再次来到上海，获知消息的大托镇信访办主任彭拥军等五六名工作人员迅速坐飞机赶到了上海。因患有高血压，许有维不能坐飞机，截访人员只得陪着许有维坐火车返回长沙。这一次，许有维被看管在大托镇敬老院。
6月13日，依然找不到人对话的许有维第三次前往上海。这一次，他高调宣称看到电视上拆迁自焚的报道，“我也要搞一个震惊全国的事。”
长沙市信访局的两位处长、长沙市公安局的某领导以及大托镇、黑石村的工作人员等数人再二次赶赴上海，将其接回。
“我也两次去北京，两次去上海。”彭拥军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表示，“早就被他搞得精疲力尽了。”针对许有维的上访诉求，大托镇副镇长、许有维家所在地段拆迁总指挥颜日强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所做工作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和长沙市有关文件和政策进行的，“肯定是合法的”。至于许有维对补偿标准和性质认定的异议，“那是区里的政策，这不归我管。”
许有维介绍，每次被截访回来后，除了例行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之外，并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出面与他对话和谈判。
比牵扯精力更为明显的是昂贵的截访成本。据许有维妻子吴美云介绍，村干部曾给她看统计出来的发票，“光先后两次前往北京就花费了103000多元。”
这笔钱最终都落到了村镇头上。彭拥军介绍，息访施行“属地原则”，每个上访户都被落实到镇、村，到北京领人要交几千块钱罚款，要为当地看守上访人员的费用埋单。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私下向本刊记者抱怨，上级部门下达很大的维稳压力，“对基层上访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北京上访一次就要扣多少分。”
长沙市民袁荣华、胡泽主、张利辉等人，也因对强制拆迁补偿安置不满，有着数次甚至上十次进京上访的经历，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许有维的遭遇。
甚至可以让看守给买衣服
许有维第一次被从北京接回后，当天就被送到了其远在长沙郊区的岳母家看管起来。十余人每天守在许有维岳母家庭院，分为两班倒休。
“每顿饭开车带着我去外面找饭馆吃饭，喝酒吃菜随便点，我不需要掏钱。”许有维介绍，除了日夜跟着他外，看护人员并没有为难他，“他们还跟我商量，只要我不跑每天给我发100块钱，给两包烟。”
许有维这种“领工资”的生活持续了四五天，其间来看望他的邻居朋友也能获送30多元一包的白沙烟。
这一次许有维被看管了十天。临结束时，看护队员支付给了其岳母400块钱房租。
第一次去上海上访被带回来后，许有维又一次被看管在了其岳母家。
一切重复了一个月前的方式，惟一不同的是看护队员每晚上安排一人轮流陪着许有维睡觉。其余人白天守在家里聊天、“斗地主”，晚上坐在停在庭院里的车里休息。
许有维坦承，被看管期间家里吃的东西从没有缺过，“家里摆满了矿泉水、水果、方便面、烟、槟榔”，他甚至还可以提出要求，“我说要吃鸭子了，他们马上有人出去买回来。”
在吴美云看来，这么做是为了瓦解她丈夫许有维的意志。但这并未奏效，十余天后许有维趁着夜色翻越了几座坟山回到长沙市区，再次坐汽车到了上海。
几天后，许有维又一次被带回，这次他被强行送到了大托镇敬老院，“我住套间里屋，外屋四五个人，门外七八个人守着。”四天后，呆不习惯的许有维要求回家。未几，其第三次被送回岳母家 看护。
在一份“大托镇服务队排班表”中，本刊记者看到了整个6月份的排班安排，每天分为白班和晚班，每班两人到三人不等，并且标注清楚：白班：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晚8点到次日早8点。
袁荣华、胡泽主获得的看护待遇略有不同。6月21日，本刊记者来到长沙市坡子街的“舒佳宾馆”。在楼上走廊的尽头，正碰上袁荣华和三个看护队员围坐在一起打牌；胡泽主躺在一旁的房间里看电视。
街道办一共开了三个房间，胡泽主、袁荣华一人一间，看护队员紧挨着住另一间。坡子街地处长沙闹市区，周边寸土寸金，宾馆房价每天148元。“我是第二次住进来了。”今年68岁的袁荣华已经和看护队员相处得很熟，除了形影不离跟着她之外，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不快。
每到饭点，她可以提出要求想吃什么想到哪吃，“每次吃饭我们几个，加上他们防守的四五个，都是一大桌人吃饭，随便吃，我不要出一分钱。”据她估算，光每顿饭要花掉二三百块钱。她认为，“再加上开给他们的工资、补贴，光看我们两个人一天两千块钱不会少。”
他们甚至还可以要求街道办给置办衣服。胡泽主因为被长期看护回不了家，他妻子跑到楼下繁华的黄兴路步行街一家专卖店，随便挑了一条裤子，“花了400多块钱，她挑好了，后边跟着的看守人赶紧就上来付钱，我们啥也不用管。”
在胡泽主看来，他其实就是被“非法拘禁”了。“只不过吃的比看守所好一点，可以见人，晚上还可以让他们陪着去临近的湘江风光带散步。”胡泽主认为，之所以不给他们正式拘留主要是因为“理由不正当”，“我们是正常上访。”他强调，“如果出具正式的拘留决定书，我们就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这他们哪敢呢?”
看护的同时，看守队员还需要做好工作记录。在看护张利辉的出租屋走廊上的一张临时搬来堵在出口的床上，本刊记者看到一本“看守工作日志”，上边按照值班时段清晰记录着：16点～24点，张利辉在家一切正常；0点～8点，张利辉在家睡觉，一切正常。记录的一旁是值班人的签名。
都是政府花钱
大多数看守队员并不是街道办或者镇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巡防队。大托镇巡防队员刘伟(化名)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大托镇，巡防队共有50余人，分为四个队，每个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并且有统一配发的印有“天心巡防”字样的黑色T恤，“主要是起些配合作用，尤其是最近几年拆迁征地，矛盾很多，镇政府、派出所一般都会调派我们一起参加。”
看护许有维的巡防队员大多是本地的村民。不少人甚至相互认识。许有维介绍，“好些人还跟我讲好话，‘维哥啊，你可别在我值班的时候跑，不然他们就要找我麻烦了’。”据他透露，有一次他逃跑了，一度传出上头要开除值班巡防队员的消息。
有其他巡防队员知道许有维逃跑了，还特意给远在上海上访的他发去短信：“维哥，听说你又溜了，祝你马到成功!”
大托镇信访办主任彭拥军也承认看守服务队的存在，但他解释这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也是出于对他的关心。”
“一般是镇里头治安主任指挥我们。”刘伟介绍，他们各自均有工作，有的在家开店，有的做些小生意，“谁愿意一天到晚看着人呢?”刘伟向本刊记者抱怨，看守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
但因为领着政府部门开出的工资，他们不得不执行各种没有尽头的看守任务。“上面给我们统一办的工资卡，隔几个月就打几千块吧。”据刘伟介绍，就这次执行看守许有维的任务，镇里答应每月补贴手机费、伙食费150元，每天看守吃饭的钱归村里出，“一般到了吃饭的点，村里有人会跟着，他们埋单。”
彭拥军证实，巡防队员陪吃陪喝，“都是政府花钱。”
有不少巡防队员很感激许有维。据许有维介绍，因为执行了对他的看守任务，有巡防队员的养老、医疗保险顺利地由镇政府给办下来了。
针对许有维上访的诉求，大托镇政府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情况汇报”中写明：从相关强制拆迁来看，适用法律准确，程序执行到位，从相关安置补偿来看，政策已执行到位，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许有维既然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尝协议，就该自觉履行。
在本刊记者拿到的“服务队排班表”上，针对许有维的看管服务已经排到了6月30日晚上。袁荣华、胡泽主等被看在宾馆房间的时间还有多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大托镇党政办吴主任也对本刊记者表明，他们所做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尽量保证其不进京进沪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