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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收藏界，2014年第一件热闹非凡的公案当属“功甫帖事件”。这件由宋代大文豪书写、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这短短九个字的临别便签，在 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收购，随后在收藏界、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博物院专家的质疑到苏富比方面的回应，从刘益谦将该作高调展出到各路学者纷纷发表对作品真伪的意见，从众多媒体的关注到事件背后的暗流涌动，一时间你来我往，热闹非凡。
关于一件藏品的真伪，鉴赏家有不同见解是很正常的学术问题。但是，一个学术问题在今天这个充斥利益乱相、鱼龙混杂的大背景下，也许并不那么单纯。我们在“功甫帖事件”发酵以后，从媒体和网民们的种种议论中可以感到，在对《功甫帖》本身的议论以外，还可以嗅到更多的异味。“发酵”这个化学名词，今天常常被用来形容新闻动态，这很生动，也很有趣。因为，它不仅指事件的膨胀，也指它的变性。这膨胀或变性，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这取决于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和智慧。如果我们因《功甫帖》的真伪之争，从而引发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考；如果我们因一些沉实的议论而挥去浮躁、归于纯粹；如果我们由此向深、向广的议论，能够对当下或以后的收藏界有所裨益，那这“发酵”就是一件好事。鉴于关于真伪的讨论已有很多，本专题在介绍事件、发表一些鉴定方面新的论述见解之外，更多的是对这一事件不同角度的、深入的“发酵式”思考。
《功甫帖》，已非只是那只有九个字的临别便签；“功甫帖事件”，更不仅仅是简单的、关于真伪的学术讨论。
古代名家书画，尤其是处于文化艺术顶峰人物的书画作品，每一次出现在拍卖场上都会掀起一阵大波，《功甫帖》也不例外。
2013年9月，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欢庆之夜，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标为苏轼《功甫帖》的作品经过6位电话委托者激烈角逐，最终由上海著名艺术品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
《功甫帖》，二行九字，是苏东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写的手札。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见著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记载，这幅作品被录在苏轼、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册中，四件作品中，“苏书尚完好，第二幅犹佳”。这里指的就是《功甫帖》。
拍卖的《功甫帖》整幅作品为立轴，包括四个部分：1. 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钤鉴藏印九处：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张镠、翁方纲以及近代许汉卿的鉴藏印； 2.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钤明代项元汴常见鉴藏印三方； 3.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功甫帖》双勾填墨摹本； 4. 同轴另纸装裱许汉卿题跋。
事件起于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署名为乐梦融的文章《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文中说：“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向本报记者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勾廓填’的伪本。”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认为近期露面的《功甫帖》是“双勾廓填”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清代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文中简要提出了几条判断依据。文末说道，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共同研究成果即将发表。记者在采访手记中还称：“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能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消息发表后，此事迅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有的媒体甚至把此事列为2013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对艺术作品鉴定存在争议是正常的，上博三位研究员对拍卖的《功甫帖》的质疑本身也引来了质疑。对于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做法，有的观察者表示奇怪：“从所有的社会反映来看，大家对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的半官方态度感到疑惑。通常研究员不会对市场上的作品发表看法；但是这次他们不仅发表看法，并且没有在一个学术著作中发表看法，而是在一家晚报上刊登文章，给人一种闹事的感觉。”
《新民晚报》这则“抛针引线”般的消息首先得到苏富比拍卖行的紧急回应。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称《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的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并说“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刘益谦此时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较为全面的声明”。2013年12月23日，他的第一份声明在“新浪收藏”网站发布。声明中，刘益谦低调谦虚并不乏揶揄，他首先感谢上博书画部集合学术力量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探讨，希望上博三位研究员对《功甫帖》的判断能为收藏家和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有所帮助，“他们以官方的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这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但同时他也对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发表判断的行为方式、研究方法和结论表示不满，催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完整的研究报告；并表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
2013年12月23日，《新民晚报》又发文称，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透露曾有《功甫帖》赝品流传出来，该报还报道了艺术品经纪人诸文进对于翁方纲的题跋的新发现，认为目前问世的《功甫帖》真伪存疑。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我的困扰与求教》，对上博和三位研究员责问：
首先，上博为何在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这并非一般学术探讨的规范和行为。
其次，对于上博的鉴定结论和目前所见的论据的疑问：
1. 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上博何以提出“双勾填墨”之说？2. 原帖翁方纲的题跋也被判为伪作，证据何在？3. 此帖早年曾进出上博，上博官方的这次匆匆表态与此有无关联？ 刘益谦称他创办的龙美术馆在这次事件中被卷入定性为“美术馆展出伪作”的漩涡。声明中还见刘益谦就“展出伪作”问题“以牙还牙”地对上博反唇相讥。
同时，刘益谦对苏富比也亮明了态度：“如果真是伪作，我可以与苏富比交涉甚至退货。”苏富比拍卖规则一直有这样的条款：有两位业界公认的专家提出拍品是赝品的证据，他们就给予退货。
此时此刻，上博的三位研究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鉴定报告，业内外都期盼着完整报告的公布。
在此期间，《新民晚报》又陆续发表文章，就该《功甫帖》是否伪作搜集各方意见，事件持续发酵、升温。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的文章《苏轼〈功甫帖〉辨析》和钟银兰、凌利中的文章《“从法帖中双勾”——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勾摹性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论证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作。
首先，单国霖认为《功甫帖》是摹本。在单国霖的《苏轼〈功甫帖〉辨析》中，作者称，依据徐邦达先生的“着眼书画本身”的鉴定方法和思路，首先从苏轼的笔法特点入手，和苏轼的其他作品比较，“《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显得别扭”，他举此帖中“别”字为例，认为它的“最后一笔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是“唯有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作者还从该帖用笔中一些细微地方如“轼”字“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墨痕”、“奉”字牵丝出现的不自然来论证以上诸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的笔性特点，认为是摹写。
其次，单国霖对该帖中的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也提出质疑。单认为，该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翁方纲书迹“有较大差别”，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的“翁方纲”、“宝苏室”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比较，“细处都有差异”。
另外，单国霖说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的判断依据可能是影本；而且张珩后来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没有载入《功甫帖》，令人生疑。
钟银兰、凌利中的文章认为，《功甫帖》和《刘锡敕》伪本勾摹至《诒晋斋摹古帖》情况雷同，该《功甫帖》墨迹是“双勾填廓”《安素轩石刻》， 制作于清代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971）之间。
作者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1. 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2.“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3.“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4.“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勾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5.“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笔划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作者称，发现了该帖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和矛盾，认为该帖墨迹并非安岐旧藏，其上的“安仪周家珍藏”印是作伪者制造安氏旧藏假象。作者还从“世家”骑缝印中发现破绽，认为此印也是从拓本中勾摹后仿刻的。
上博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报告发表后，苏富比称，将提出自己的研究报告给予回应。刘益谦认为，《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互相矛盾，遂于2014年1月2日针锋相对地发表第三篇声明，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重诉了对上博及三位研究员的不满之后，认为“《中国文物报》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文章的标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术论文的规范”。
1月13日，苏富比正式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在针对上博三位研究员的质疑运用考证对比的方式逐条予以驳斥之后，他们认为，“双勾廓填”是可以被识别的，“我们坚持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拍卖图录上有关苏轼《功甫帖》所引用的历代著录都是真实的，查有实据的……苏富比成功拍卖的《功甫帖》不仅是一件历来被肯定的苏轼书法原迹，而且是一件精彩的独具坡公特色的佳作”。
事情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界人士纷纷从各个角度对《功甫帖》进行研究考辨，发表意见。2014年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面对朱绍良的公开表态，刘益谦对此事件发表个人第四度公开声明，称“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并恳请朱绍良先生“将胸藏之学公布于世”。
2014年1月20日，朱绍良也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苏轼〈功甫帖〉考辨》，坚称《功甫帖》是真迹。
2014年2月18日，龙美术馆在北京召开《功甫帖》新闻发布会。主办方展示了《功甫帖》原件，称以高清扫描图、高清背光图、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否定了此前上博专家指《功甫帖》为“清代双勾廓填伪本”的结论。
对此，上博三位研究员表示，如有学术必要则予以回应。2014年3月26日，钟银兰、凌利中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版》发表《〈功甫帖〉辨伪新证》（上），通过首次公布剖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真相：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子京三印，梁清标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差异甚多，明显属于两件作品。针对《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的传言，上博还通过《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首次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
最近刘益谦正忙于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事宜，无法分身，虽称上博研究员论文只发表了上半部分，目前不会予以回应，但还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2014年3月28日，龙美术馆西岸馆如期开馆，备受关注的《功甫帖》也以文献特展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此事件并没有结束，对于功甫帖的真伪考辨还在继续。《功甫帖》事件再一次揭示书画等所有艺术品鉴定的窘困：最后的依据在哪里？另外，这一事件中，本应各司其职的“艺术世界”里的各个角色，如何有规则地理性地行使各自的主体权力，明晰学术活动和市场活动的边界，避免各自正常的活动受到非正常的干扰，这恐怕也是我们应该思考和检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甫帖》事件有始无终。
在中国收藏界，2014年第一件热闹非凡的公案当属“功甫帖事件”。这件由宋代大文豪书写、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这短短九个字的临别便签，在 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收购，随后在收藏界、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博物院专家的质疑到苏富比方面的回应，从刘益谦将该作高调展出到各路学者纷纷发表对作品真伪的意见，从众多媒体的关注到事件背后的暗流涌动，一时间你来我往，热闹非凡。
关于一件藏品的真伪，鉴赏家有不同见解是很正常的学术问题。但是，一个学术问题在今天这个充斥利益乱相、鱼龙混杂的大背景下，也许并不那么单纯。我们在“功甫帖事件”发酵以后，从媒体和网民们的种种议论中可以感到，在对《功甫帖》本身的议论以外，还可以嗅到更多的异味。“发酵”这个化学名词，今天常常被用来形容新闻动态，这很生动，也很有趣。因为，它不仅指事件的膨胀，也指它的变性。这膨胀或变性，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这取决于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和智慧。如果我们因《功甫帖》的真伪之争，从而引发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考；如果我们因一些沉实的议论而挥去浮躁、归于纯粹；如果我们由此向深、向广的议论，能够对当下或以后的收藏界有所裨益，那这“发酵”就是一件好事。鉴于关于真伪的讨论已有很多，本专题在介绍事件、发表一些鉴定方面新的论述见解之外，更多的是对这一事件不同角度的、深入的“发酵式”思考。
《功甫帖》，已非只是那只有九个字的临别便签；“功甫帖事件”，更不仅仅是简单的、关于真伪的学术讨论。
古代名家书画，尤其是处于文化艺术顶峰人物的书画作品，每一次出现在拍卖场上都会掀起一阵大波，《功甫帖》也不例外。
2013年9月，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欢庆之夜，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标为苏轼《功甫帖》的作品经过6位电话委托者激烈角逐，最终由上海著名艺术品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
《功甫帖》，二行九字，是苏东坡奉别友人郭功甫时所写的手札。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见著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记载，这幅作品被录在苏轼、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册中，四件作品中，“苏书尚完好，第二幅犹佳”。这里指的就是《功甫帖》。
拍卖的《功甫帖》整幅作品为立轴，包括四个部分：1. 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钤鉴藏印九处：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张镠、翁方纲以及近代许汉卿的鉴藏印； 2.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钤明代项元汴常见鉴藏印三方； 3. 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功甫帖》双勾填墨摹本； 4. 同轴另纸装裱许汉卿题跋。
事件起于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署名为乐梦融的文章《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文中说：“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向本报记者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勾廓填’的伪本。”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认为近期露面的《功甫帖》是“双勾廓填”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清代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文中简要提出了几条判断依据。文末说道，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共同研究成果即将发表。记者在采访手记中还称：“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能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消息发表后，此事迅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有的媒体甚至把此事列为2013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对艺术作品鉴定存在争议是正常的，上博三位研究员对拍卖的《功甫帖》的质疑本身也引来了质疑。对于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做法，有的观察者表示奇怪：“从所有的社会反映来看，大家对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的半官方态度感到疑惑。通常研究员不会对市场上的作品发表看法；但是这次他们不仅发表看法，并且没有在一个学术著作中发表看法，而是在一家晚报上刊登文章，给人一种闹事的感觉。”
《新民晚报》这则“抛针引线”般的消息首先得到苏富比拍卖行的紧急回应。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称《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的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并说“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刘益谦此时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较为全面的声明”。2013年12月23日，他的第一份声明在“新浪收藏”网站发布。声明中，刘益谦低调谦虚并不乏揶揄，他首先感谢上博书画部集合学术力量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探讨，希望上博三位研究员对《功甫帖》的判断能为收藏家和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有所帮助，“他们以官方的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这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但同时他也对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发表判断的行为方式、研究方法和结论表示不满，催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完整的研究报告；并表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
2013年12月23日，《新民晚报》又发文称，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透露曾有《功甫帖》赝品流传出来，该报还报道了艺术品经纪人诸文进对于翁方纲的题跋的新发现，认为目前问世的《功甫帖》真伪存疑。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我的困扰与求教》，对上博和三位研究员责问：
首先，上博为何在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这并非一般学术探讨的规范和行为。
其次，对于上博的鉴定结论和目前所见的论据的疑问：
1. 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上博何以提出“双勾填墨”之说？2. 原帖翁方纲的题跋也被判为伪作，证据何在？3. 此帖早年曾进出上博，上博官方的这次匆匆表态与此有无关联？ 刘益谦称他创办的龙美术馆在这次事件中被卷入定性为“美术馆展出伪作”的漩涡。声明中还见刘益谦就“展出伪作”问题“以牙还牙”地对上博反唇相讥。
同时，刘益谦对苏富比也亮明了态度：“如果真是伪作，我可以与苏富比交涉甚至退货。”苏富比拍卖规则一直有这样的条款：有两位业界公认的专家提出拍品是赝品的证据，他们就给予退货。
此时此刻，上博的三位研究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鉴定报告，业内外都期盼着完整报告的公布。
在此期间，《新民晚报》又陆续发表文章，就该《功甫帖》是否伪作搜集各方意见，事件持续发酵、升温。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的文章《苏轼〈功甫帖〉辨析》和钟银兰、凌利中的文章《“从法帖中双勾”——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勾摹性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论证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作。
首先，单国霖认为《功甫帖》是摹本。在单国霖的《苏轼〈功甫帖〉辨析》中，作者称，依据徐邦达先生的“着眼书画本身”的鉴定方法和思路，首先从苏轼的笔法特点入手，和苏轼的其他作品比较，“《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显得别扭”，他举此帖中“别”字为例，认为它的“最后一笔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是“唯有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作者还从该帖用笔中一些细微地方如“轼”字“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墨痕”、“奉”字牵丝出现的不自然来论证以上诸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的笔性特点，认为是摹写。
其次，单国霖对该帖中的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也提出质疑。单认为，该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翁方纲书迹“有较大差别”，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的“翁方纲”、“宝苏室”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比较，“细处都有差异”。
另外，单国霖说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的判断依据可能是影本；而且张珩后来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没有载入《功甫帖》，令人生疑。
钟银兰、凌利中的文章认为，《功甫帖》和《刘锡敕》伪本勾摹至《诒晋斋摹古帖》情况雷同，该《功甫帖》墨迹是“双勾填廓”《安素轩石刻》， 制作于清代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971）之间。
作者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1. 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2.“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3.“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4.“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勾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5.“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笔划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作者称，发现了该帖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和矛盾，认为该帖墨迹并非安岐旧藏，其上的“安仪周家珍藏”印是作伪者制造安氏旧藏假象。作者还从“世家”骑缝印中发现破绽，认为此印也是从拓本中勾摹后仿刻的。
上博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报告发表后，苏富比称，将提出自己的研究报告给予回应。刘益谦认为，《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互相矛盾，遂于2014年1月2日针锋相对地发表第三篇声明，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重诉了对上博及三位研究员的不满之后，认为“《中国文物报》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文章的标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术论文的规范”。
1月13日，苏富比正式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在针对上博三位研究员的质疑运用考证对比的方式逐条予以驳斥之后，他们认为，“双勾廓填”是可以被识别的，“我们坚持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拍卖图录上有关苏轼《功甫帖》所引用的历代著录都是真实的，查有实据的……苏富比成功拍卖的《功甫帖》不仅是一件历来被肯定的苏轼书法原迹，而且是一件精彩的独具坡公特色的佳作”。
事情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界人士纷纷从各个角度对《功甫帖》进行研究考辨，发表意见。2014年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面对朱绍良的公开表态，刘益谦对此事件发表个人第四度公开声明，称“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并恳请朱绍良先生“将胸藏之学公布于世”。
2014年1月20日，朱绍良也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苏轼〈功甫帖〉考辨》，坚称《功甫帖》是真迹。
2014年2月18日，龙美术馆在北京召开《功甫帖》新闻发布会。主办方展示了《功甫帖》原件，称以高清扫描图、高清背光图、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否定了此前上博专家指《功甫帖》为“清代双勾廓填伪本”的结论。
对此，上博三位研究员表示，如有学术必要则予以回应。2014年3月26日，钟银兰、凌利中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版》发表《〈功甫帖〉辨伪新证》（上），通过首次公布剖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真相：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子京三印，梁清标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差异甚多，明显属于两件作品。针对《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的传言，上博还通过《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首次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
最近刘益谦正忙于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事宜，无法分身，虽称上博研究员论文只发表了上半部分，目前不会予以回应，但还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2014年3月28日，龙美术馆西岸馆如期开馆，备受关注的《功甫帖》也以文献特展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此事件并没有结束，对于功甫帖的真伪考辨还在继续。《功甫帖》事件再一次揭示书画等所有艺术品鉴定的窘困：最后的依据在哪里？另外，这一事件中，本应各司其职的“艺术世界”里的各个角色，如何有规则地理性地行使各自的主体权力，明晰学术活动和市场活动的边界，避免各自正常的活动受到非正常的干扰，这恐怕也是我们应该思考和检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甫帖》事件有始无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