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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而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他给出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朱德:力挽狂澜留住800将士,保存革命火种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人,大家总以为朱德是南昌起义重要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根本没有朱德。
关键的原因是朱德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人数太少,不到500。雪上加霜的是这不到500人的队伍都上了年纪成家立业有了牵挂,且不是专业受训的野战部队,以至于在南昌起义南下之时,这支队伍一哄而散,全部逃离,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此无法在南昌起义中谋得重要位置。
而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成为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軍终身总司令。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而这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0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07。”
在那一个时刻,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周恩来:具有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
中国共产党最大幸运就在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组成的领导班子。而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周恩来还有一个贡献,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
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
党最大的幸运:三人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
毛、朱、周三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1932年10月苏区宁都会议“反倾向斗争”,周恩来取代毛泽东领导。
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三人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三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真实,无需矫饰。
那又如何?中国乃至西方评论中共党史都称:毛、朱、周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他们三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毫不隐讳共产党内的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大量高超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们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这三个人所达成的一样。
(《文汇报》陆诗怡/文)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而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他给出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朱德:力挽狂澜留住800将士,保存革命火种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人,大家总以为朱德是南昌起义重要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根本没有朱德。
关键的原因是朱德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人数太少,不到500。雪上加霜的是这不到500人的队伍都上了年纪成家立业有了牵挂,且不是专业受训的野战部队,以至于在南昌起义南下之时,这支队伍一哄而散,全部逃离,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此无法在南昌起义中谋得重要位置。
而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成为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軍终身总司令。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而这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0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07。”
在那一个时刻,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周恩来:具有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
中国共产党最大幸运就在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组成的领导班子。而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周恩来还有一个贡献,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
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
党最大的幸运:三人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
毛、朱、周三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1932年10月苏区宁都会议“反倾向斗争”,周恩来取代毛泽东领导。
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三人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三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真实,无需矫饰。
那又如何?中国乃至西方评论中共党史都称:毛、朱、周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他们三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毫不隐讳共产党内的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大量高超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们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这三个人所达成的一样。
(《文汇报》陆诗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