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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长一直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对哲学意义的“主體之谜”进行破解，对心理学上的自我作剖析，对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进行建构，最终实现他者到主体、边缘到中心的转化。小说《骨》以旧金山唐人街美国华裔梁家三代人辛酸的移民创伤为背景展开成长的故事。作品没有沿用传统小说基于时间维度展示人物成长过程的模式，而以贯穿着核心意象“骨”的空间置换推动叙事发展，选择边缘作为彻底开放的空间来反抗压迫，以此作为后殖民抵抗策略，在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到全球化等系列变化语境中再现美国华裔成长的真实和想象旅程。
关键词： 美国华裔; 创伤; 边缘空间; 后殖民; 成长
中图分类号： I712.10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18
一、 引 言
“残酷而锐利，梦幻而坚韧，极具地域色彩”①——《西雅图时报》高度凝练地概括小说《骨》的鲜明特点。这部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于1993年发表后便很快畅销，荣获福克纳小说奖提名、被“手推车奖文选”收录，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初展锋芒。作品以旧金山唐人街这一地域色彩浓郁、紧靠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作为主要背景，通过记忆的想象与梦幻描绘出梁家这一美国华裔移民家庭三代人多舛命运的图景：残酷的现实背后是梁家“美国梦”幻灭后锐利创伤血淋淋的展示，核心意象“骨”所蕴含的坚韧不屈精神支撑着梁家人在艰难困苦中前行。“成长”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重要母题，《骨》主要描写三种基本成长模式[1]5：个体化成长、族裔化成长及社会化成长，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确立融入到三种模式中，赋予美国华裔文学独特的风貌。由于作品更多关注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物整体成长的不同维度，也就没有设定严格的年龄分界。长期以来，“成长的探讨研究往往重视时间对成长的稳步推进作用，忽视空间对成长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2]。小说《骨》的特色在于借助空间置换形式推动叙事发展、透过空间视角诠释语境变化中的成长主题——作品不只是呈现“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3]347，更是在彻底开放的边缘空间结合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到全球化等系列变化语境再现美国华裔混杂文化身份建构及个体化、族裔化、社会化成长之真实和想象旅程，“从而为华裔美国文学逐渐建立起与主流文学相异的话语系统”发出自己的声音[1]5。
二、 “三藩”公寓、朴次茅斯广场：寻根之圆形困境
在梁家，利昂是梁爷爷的契纸儿子（Paper son）②——这一不能言说的压抑创伤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他永不能提及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只能以契纸儿子的假身份生存于美国，但“利昂总是把他的真实生日和证件上的生日搞混”。主体性的建构、身份的确立隐形渗透于利昂以唐人街单身公寓“三藩”为起止点的圆形空间轨迹——利昂年轻时住在“三藩”，在二女儿安娜跳楼自杀身亡后，又从鲑鱼巷的家搬回“三藩”。这是距朴次茅斯广场不远、紧靠城市中心的一个清冷边缘处。建筑外部破旧，内部简陋：每楼共用洗手间、休息间;房间内昏暗、狭窄，凌乱堆放着快餐盒、政府发放的蔬菜等。现实中的利昂不停干活，房间堆放有许多小发明，却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他过着单身汉般的生活——娶到漂亮的妻子是因为有绿卡，但婚姻如服苦役一般;与女儿们因文化差异而矛盾重重，呈现的是一个坍塌的父亲形象。“三藩”这一感知的、物质的第一空间形式正是利昂沉默寡言、贫困潦倒、孤寂、被边缘化的“他者”状态之真实写照。
“三藩”也是一个空间观念中构思而成的想象的第二空间形式，利昂在“三藩”封闭式地建构想象的“华裔移民共同体”：保留梁爷爷遗骨的记忆、积蓄“回中国基金”;保存华文报纸、讲述华裔的新闻与故事;存放虎骨药酒……“三藩”成为梁家最具历史的地方，留存早期华裔移民的集体记忆，指向华裔对“同一”文化身份的选择——“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4]。
“三藩”也是梁家象征性寻根之旅的起始点。利昂承诺将梁爷爷遗骨送归故里——长相酷似中国老神仙的梁爷爷在“三藩”去世，其遗骨与中国神话相关联承载着故国古老厚重时光，颇具神秘色彩，为华裔“根”之隐喻，是利昂心中无法弃绝的情结。追寻梁爷爷遗愿也是利昂挖掘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掩盖的美国华裔真实族裔历史、实现族裔化成长的过程。人类活动总是与环境空间相交织、缠绕，“空间绝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总是蕴含着意义”[5]。小说以具体物质形态的朴次茅斯广场作为梁爷爷空间位移的象征性起点与终点，将广场由第一空间形式转化为第二空间形式，浓缩地展示了散居族裔迁徙之地理性历史，演示出华裔移民“从殖民地边缘走进宗主国中心……却在中心获得了另一种边缘、分裂和异化体验”[6]。朴次茅斯广场是旧金山的真正诞生地，后成为唐人街的地标建筑。1848年发现黄金的消息在此宣布后引发了淘金潮，梁爷爷当初正是怀揣“美国梦”离开故国，去往加州金矿工作，后来在农场干体力活儿。年老后前往“三藩”市居住直至孤独离世、被停放在广场对面那寒酸、简陋的无名店铺。梁爷爷的迁徙路径真实见证了以广场为起止点的圆形空间中早期华工们美国梦的幻灭——终其一生穷困潦倒，没有姓名、没有言语、面貌模糊，年老体衰后聚集于广场打牌、捉虱子，衣着褴褛，犹如“黑糊糊的破布片”。他们走进中心，却始终身处边缘，这也揭示了远离故国、被连根拔起的他们在美国始终无处扎根、无法跨越唐人街边界的内心创伤。
梁爷爷遗骨的丢失最终让利昂这位契纸儿子无法实现埋骨桑梓地的承诺、身陷寻根之困境。实际上，作者正是借助于“三藩”与广场等系列真实和想象之紧靠城市中心的边缘空间，“透过‘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重新发现百年来有关华裔‘隐藏的’历史的文本”[3]348，暗中揭示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导致的唐人街华裔单身汉现象以及美国华裔遭受种族主义压迫、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被消隐于他者的悲剧命运，刻录下早期华裔艰难的个体化、族裔化、社会化成长的空间历程。 三、 鲑鱼巷、南平园、纽约：折翼之悬置空间
梁家有三個女儿，唐人街鲑鱼巷一直是她们的家。梁家最初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这一边缘地带伴着嘈杂的车辆声与衣厂机器声，后来才搬入看得见海湾大桥的房子。租住的简陋房屋揭示的是梁家这一华裔劳工阶层艰辛的生存状态。家园对于颠沛流离的散居族裔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是原初的出发点。“三藩”与鲑鱼巷是小说构建的主要家园背景，它们绝非静止地点，而是一个立体空间，其中的人、物、事、地点构成流动性关联，既包含具有物理形态的房屋、建筑（第一空间形式），又是具有明确边界的概念化空间（第二空间形式），这两种空间相互包含、促进着另外一方。对于梁爷爷、利昂来说，他们随身携带着故国家园，在“三藩”建构心目中的“华裔移民共同体”，把自身轨迹圈定在狭小的空间范围。这让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梁家女儿们“不得不体验着两个分离而并存的世界”[7]。随着女儿们心智的成长、自我的觉醒，鲑鱼巷的家犹如济慈笔下描述的人生之中一片亮光之“初觉之室”——女儿们开始“对人类的心灵和本性敏感起来……觉得世界上充满悲伤、伤心、痛苦、疾病和压迫”[8]，散居族裔“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9]成为女儿们内心的创痛。“‘家’被看作是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10]，父母划定了女儿们的生活范围——没有允许不能离开唐人街，但成长中的女儿们尝试逃离家园跨越边缘地带、冒险步入中心区域，向外寻找突破口以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命运。小说聚焦于梁家女儿们的位移，将一束束探照灯光射向一个个空间：鲑鱼巷、南平园（小说也简称南楼）、纽约、教会大街……，光影中浮现出一幅幅图景：与父母的关系、曲折的婚恋经历以及从事的工作……这正是被边缘化的女儿们对自我认知及身份建构的成长之旅。熟悉与陌生空间的转换及其参照作用巧妙推动着小说叙事的发展，而出生顺序给梁家女儿们贴上了标签，暗示着她们在空间位移中构建主体性及文化身份的不同路径。
安娜是中间的女儿，将自己深藏起来的她夹在一切中间如影子般存在——她夹在父母中间，也夹在父母与男友之间。这其中掺杂了太多梁家与男友翁家之间的经济纠纷以及中美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她内在压抑的创伤记忆。“夹在中间”抑制了其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让她的个体化成长变得尤为艰难。尽管“利昂很老派并危险地控制住了安娜”、阻止她与男友的交往，但安娜还是跨越了唐人街边界、离开鲑鱼巷去里士满看望男友，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她对美国文化的追求。但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安娜感到无法融入其中。在鲑鱼巷家中她努力参与到与中国神话相关联的“华裔移民共同体”之构建中获得族裔化成长：她希望像梁爷爷一样老，成为一位老仙女;她同利昂一起，在鲑鱼巷的家中举行新年仪式，敬奉中国神仙;利昂离家，她是最尽心尽力劝他归家的人。安娜也努力工作实现社会化成长。她是“商船餐馆”最好的领班，人也很聪明，与同事相处融洽——“船”处于梁家生活的陆地与利昂放飞自我的海洋之间，是架接现实与理想的桥梁。
一天晚上，安娜与父亲利昂在家门口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宛若置身于露天舞台——黑夜中鲑鱼巷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如一双双凝视之眼聚焦于他们;尔后，家家户户又“拉上灯，关上了门”，灯光暗淡下来，这幕剧接近尾声：安娜在利昂要求她离开男友否则就断绝父女关系的威胁中，决绝地坐上男友的车飞快冲出鲑鱼巷、冲出唐人街。这象征着对自我禁锢的突破，预示着个体成长的开端。暗夜中车灯光亮眨眼便消失了，如同“初觉之室”光亮的熄灭。安娜冲向那黑暗——但那黑暗的过道却通向死亡。安娜一天晚上下班离开“商船餐馆”——离开“船”暗示着现实与理想的割裂，凌晨时分从“南平园”跳下自杀身亡。表面上看，安娜一直挣扎在父亲与男友的矛盾之间无法割舍，实则深陷于源文化与现文化分裂冲突的二难困境之中。南平园处于唐人街鲑鱼巷与外部世界之间，成为安娜困境的空间表征意象。母亲给安娜取名“安”，意为“和平”;“南平园”的“平园”即“和平花园”之意。然而两个“和平”之名却不能阻止自杀悲剧的发生，这构成作品的反讽效应。安娜成长中的翅膀太轻薄脆弱，承受不了两种文化的撕裂。她从南平园振翅一跃，却折断翅膀、摔断所有的骨头。作者伍慧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安娜的自杀：“自杀是始发点的暗喻……它也包含重生或继续前行的含义……（南楼）这一名字极具意义。当安娜死时，她是朝着唐人街，而不是朝着外面的世界跳下的。”[11]“朝着唐人街”是安娜象征性寻根与回归的空间指向，也是一场成长的想象之旅、是凤凰涅磐：她摆脱了肉体束缚，她的死亡让老大莱拉不断追忆、反思，从而促使莱拉自我认知的发展，其精神在莱拉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获得重生，成为继续前行、成长之隐喻。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尼娜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家是她最后想到的事情”。她感到父母对家庭的绝望，所以“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三个女儿中她第一个离家，前往千里之外的纽约定居。被称为“站立的城市”的纽约摩天大厦巍峨壮观，与小说中旧金山唐人街低矮、破旧的建筑在物质形态方面形成鲜明的反差。纽约也是一个构想的空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拥有丰富多元文化的移民聚集地，其喧嚣繁华、开放、包容与位于边缘地带的旧金山唐人街的贫穷、闭塞、压抑形成强烈的对比。尼娜力图摆脱父母的约束及鲑鱼巷的创伤记忆在纽约实现个体化成长。她主宰自己的婚恋——换了好几任男友;掌控自己的身体——自己决定做人工流产;喜欢西餐，只用筷子插头发，却不再像家人那样用来吃饭。纽约更是她所向往的一个同化空间，是诱人的“大苹果”。“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种族主义三大因素互动影响下形成的三种典型模式：传统主义者、边缘人和华裔美国人”[1]2，尼娜是“疏离中国文化，拥抱美国文化，却又受到美国主流的排斥”[1]2的边缘人——她受到父辈“逆向式”的影响，叛逆的行为和思想在纽约得到了强化和建构。尼娜的职业选择体现了她社会化成长之逆行：她放弃了陆地、海洋或船上的工作而选择了天空——当上空乘，渴望摆脱一切束缚在天空自由飞行。 尼娜最终辞去空乘工作，因为觉得“老在另一时区里”——这是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缺乏身份归属感的边缘人状态。在美国高档餐厅，侍者一句“你是中国人吗”的疑问又一次无情地将尼娜置于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之下。尼娜展开象征性寻根之旅，这亦为其族裔化及社会化成长过程——她重返陆地，带团到中国旅游、陪母亲回香港，展示了“骨”所蕴含的根之情义之追寻。但她终究不愿回到鲑鱼巷的家。莱拉看到尼娜在纽约仍遭受煎熬——她看上去更秀气却也更脆弱。有学者曾把亚裔美国散居族裔的处境与酷儿作比较，指出其共同境遇：“在内与外——原籍与目的地，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徘徊与悬置”[1]5。在中美之间不断旅行、在鲑鱼巷的家与纽约之间不断往返，这正是尼娜的“徘徊与悬置”之境、成长的真实和想象旅程。
天空、大地、海洋、船都不是安娜、尼娜最终的归属，她们离开边缘地带的鲑鱼巷去往外部美国社会的中心地带追求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仿拟，即殖民仿拟是被殖民者按照殖民标准来进行同化时所执行的指令……是着实可人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1]10。如果说安娜的离家出走过于仓促，如同蚕茧在翅膀尚未长出时就开始飞翔，最后只能在空中飘落，那么尼娜在离家的蜕变中翅膀发育受限，无法支撑起主体性构建这一长途飞翔，只能四處飘零。安娜自杀后摔得四分五裂的骨象征着华裔的破碎身份;尼娜在繁华的都市茫然穿行表征着华裔失去“骨”之精神家园后的自我流放状态。她们都处于双重边缘化之境地，在二难困境中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决定了她们难以成功地从边缘走向中心，犹如折翼的鸟被悬置于空间中不能继续成长。老大莱拉选择了不同的成长路径。
四、 唐人街、教会大街：蝶变之彻底开放的边缘空间
莱拉是梁家的大女儿，从小就被锁在父母的唐人街生活里面，承担起该做的事。她一直在追寻妹妹安娜自杀死亡之谜，这一让家人遭受分裂之痛的巨大创伤却牵引出更多家庭、族裔创伤。作品以莱拉搬家后第一次重返旧金山唐人街为时空起点开始追忆，又以她搬离唐人街结束回忆。意象“骨”贯穿始终，形成连续参照与前后参照，架接起作品环形框架结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莱拉勾画出的散居族裔轨迹遍及唐人街内部、唐人街之间以及唐人街以外的空间。小说中失落的遗骸、摔得四分五裂的骨、东方主义、族裔主义之语境——这一切形成的鸿沟横梗在唐人街与美国社会之间，划出“黄”、“白”分界线，唐人街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块文化飞地、一处紧邻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莱拉正是选择这一边缘地带作为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以展示美国华裔个体化、社会化、族裔化成长之真实和想象旅程。
唐人街是作品中再现的空间——索亚认为列斐伏尔再现的空间非常接近于自己的第三空间概念：第三空间认识论“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12]102，体现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共时性，既包含了具有物质形态的感知的空间（真实的第一空间形式）、缘起认知形式之构想的空间（想象的第二空间形式），“又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类似于阿莱夫的第三空间）”[12]79，芥子须弥，极天际地。唐人街在作者伍慧明笔下是“展布在伴随着它的形象和象征中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它会说话”[12]86-87，它伴随着“骨”之意象言说着美国华裔社会生活底层境况，勾画出一个外围的边缘空间景象：“当你居住的地方拥挤不堪而人群层层堆叠，当你得紧密依靠社区其他成员，于是个性与目标之间就产生交汇融合。很难拓展出私密空间……就像老一辈人的遗骨（bone）最终在地下混合在一起”[11]。唐人街透过莱拉的视角还述说了美国华裔作为少数族裔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压迫，进一步揭示其边缘化处境。莱拉犹如本杰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她漫步走过旧金山唐人街喧嚣的小吃店、著名的剃头街、各类会馆，穿过华裔单身汉聚集的广场，头脑中充斥着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那些长不出胡子来、双肩软绵绵的太监，还有裹着三寸金莲小脚的宫女们，被吓得胆战心惊的童养媳”。典型的物理形态、浓郁的地域色彩以及穿插其间关于故国“东方化”想象的故事在众多唐人街之间产生共时态呼应，浮现出“这缓缓移动的景色，这些奇怪的颜色组合，狭窄的街道”真实与想象交织的动态景观图景，折射出中心对边缘、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13]6，“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3]8。唐人街这一被压迫被统治的、外围的、边缘的以及边缘化了的空间成为美国华裔展开反抗活动的场所。
“由于战后出现的大量移民和难民，整个世界已经被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阈限性和混杂性所重新构建”[14]，唐人街也不例外。不断涌入的新近移民、去往许多国家当水手的利昂、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尼娜、来自秘鲁的翁家……勾勒出全球化下唐人街的混杂文化拼图。莱拉一直是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长大的边界女性，她“骑跨在这一……边界之上，……生活在边界和边缘地带”[12]163进行着文化协商、构建着美国华裔的混杂文化身份——这正是美国华裔后殖民抵抗策略的运用，折返于代表中国文化的唐人街与代表美国文化的教会大街之间为其空间隐喻。正是通过文化协商，莱拉不断“跨越各种界限并背叛种族、性别、阶级的二元划分以及其他所有不公正的他者化范畴”[12]106，从而进入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在真实与想象的家园空间冲破自我的禁锢与外在的束缚，实现美国华裔个体化、族裔化及社会化成长。莱拉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华裔女性，一方面对居住在唐人街、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父母不离不弃——为他们做翻译、同外部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吸取美国文化精髓——与代表着美国文化、居住在没有多少中国人的教会大街的男友维系着亲密关系。与此同时，莱拉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她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姻，她与男友在纽约登记结婚而没有提前告知父母;她坚持在繁忙、压抑的唐人街生活中拥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她独立地处理各种事务。在性别方面，面对唐人街对“光生了女娃”的梁家的歧视，莱拉通过自己在唐人街内、外部环境中努力构建的正面形象，借继父利昂之口“五个儿子也抵不上一个好女儿”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此外，莱拉也通过象征性寻根之旅挖掘家族、族裔历史获得族裔化成长。面对“我是谁”的内心追问，莱拉选择将利昂移民时就携带着的砖红色手提箱从鲑鱼巷的家搬运到教会大街进行清理，冷静审视其身份文件资料、追溯历史。“对‘无家可归’之经历进行异乎寻常的单独释读、对行李的暗喻——无论是指精神还是物质形式，进行过度的使用，这些构成了（小说中的）移民类型特征。”[15]这里的砖红色手提行李箱正是散居族裔的梁家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状态之空间暗喻，谜底深藏于箱中如羊皮纸般陈旧的文件资料之中——莱拉最终明白自己是一个契纸儿子的女儿，继承了一箱子的谎言，在这一国度“纸张比血液还贵”。她也理解了利昂在家中发出的“美国，这个说谎国家”困兽般怒吼背后华裔移民“美国梦”幻灭的绝望与悲愤及其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压迫。尽管处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及日常生活的外围，但作为学校社区关系专家莱拉如牧师般尽心尽责工作，度过了以前憎恶一切的时期，协调着居住在唐人街的新近移民家长与美国学校之间的沟通，从而跨越劳工阶层与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界限，与社会达成和解，成功实现社会化成长。 莱拉“同时在政治及地理两方面选择边缘性……颠覆压迫者的中心地位，主张我们的主体性权力……坚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情形……边缘拒绝被摆布成他者”[12]122-123。莱拉“把这种边缘性作为生产反霸权话语的重要地点……它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12]124。她离开唐人街时“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那块每年都有人重新刷漆的蓝色的旧门牌”——#2-4-6 UPDAIRE③。英文拼写错误的门牌及利昂的砖红色手提箱、梁爷爷的遗骨、长得很像、拥有母亲黑色漂亮头发的三姐妹的记忆……这一切唐人街之象征与符号创新出美国华裔独特的黄色美学及反霸权话语，“在坚定的边缘立场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中心地位和永久的全局性地位。这是一种战略性的站位，是对中心—边缘关系的打破、粉碎和超越”[12]106。莱拉明白心里的东西会指导她前行，过去的记忆会给自己力量，在真实与想象相交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第三空间，她需要继续跨越边界、由唐人街向教会大街拓展边缘空间、消弭创伤，继续个体化、社会化以及族裔化成长，实现华丽的蝶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美国华裔真实和想象的成长旅程。
注释：
① 引自小说《骨》封底文字，参看伍慧明的小说《骨》，译林出版社2003版。
② 契纸儿子（Paper son）：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旧金山1906年的地震引發了火灾、烧毁了移民档案。有华人借此称在旧金山出生，其中国出生的子女也应具有公民资格。这些美国华裔去中国，返回后他们声称结婚并有了儿子，并申办相应的文件资料。几年后，年轻的中国男性以儿子的名义来到美国。他们被称为“契纸儿子”，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购买的身份文件进入美国，以不存在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仅仅拥有纸质文件标明的身份。参看网址http：//www.paperson.com/faqs.htm.以及吴冰、王立礼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updiare“是英文单词”upstairs“（楼上的意思）的错误拼写，原因是华裔是按中式英语发音拼写出来，富有华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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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Coming-of-age remains an important motif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with philosophic explanation of “subjectivity”，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elf”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for realization of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other” and centralization of marginality.Bone tells a growing-up 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uma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in San Francisco’s China Town.The novel features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space displacement with embodiment of the core image “bone” rather than the linear narrative of growing-up mode in traditional novels.Bone finally adopts the post-colonial resistance strategy to choose marginality as a space of radical openness against oppression to portray Chinese Americans’real-and-imagined growing-up journeys in the context of racism，orien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American; trauma; space in the Margin;post-colonialism; growing-up[3]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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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华裔; 创伤; 边缘空间; 后殖民; 成长
中图分类号： I712.10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18
一、 引 言
“残酷而锐利，梦幻而坚韧，极具地域色彩”①——《西雅图时报》高度凝练地概括小说《骨》的鲜明特点。这部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于1993年发表后便很快畅销，荣获福克纳小说奖提名、被“手推车奖文选”收录，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初展锋芒。作品以旧金山唐人街这一地域色彩浓郁、紧靠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作为主要背景，通过记忆的想象与梦幻描绘出梁家这一美国华裔移民家庭三代人多舛命运的图景：残酷的现实背后是梁家“美国梦”幻灭后锐利创伤血淋淋的展示，核心意象“骨”所蕴含的坚韧不屈精神支撑着梁家人在艰难困苦中前行。“成长”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重要母题，《骨》主要描写三种基本成长模式[1]5：个体化成长、族裔化成长及社会化成长，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确立融入到三种模式中，赋予美国华裔文学独特的风貌。由于作品更多关注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物整体成长的不同维度，也就没有设定严格的年龄分界。长期以来，“成长的探讨研究往往重视时间对成长的稳步推进作用，忽视空间对成长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2]。小说《骨》的特色在于借助空间置换形式推动叙事发展、透过空间视角诠释语境变化中的成长主题——作品不只是呈现“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3]347，更是在彻底开放的边缘空间结合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到全球化等系列变化语境再现美国华裔混杂文化身份建构及个体化、族裔化、社会化成长之真实和想象旅程，“从而为华裔美国文学逐渐建立起与主流文学相异的话语系统”发出自己的声音[1]5。
二、 “三藩”公寓、朴次茅斯广场：寻根之圆形困境
在梁家，利昂是梁爷爷的契纸儿子（Paper son）②——这一不能言说的压抑创伤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他永不能提及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只能以契纸儿子的假身份生存于美国，但“利昂总是把他的真实生日和证件上的生日搞混”。主体性的建构、身份的确立隐形渗透于利昂以唐人街单身公寓“三藩”为起止点的圆形空间轨迹——利昂年轻时住在“三藩”，在二女儿安娜跳楼自杀身亡后，又从鲑鱼巷的家搬回“三藩”。这是距朴次茅斯广场不远、紧靠城市中心的一个清冷边缘处。建筑外部破旧，内部简陋：每楼共用洗手间、休息间;房间内昏暗、狭窄，凌乱堆放着快餐盒、政府发放的蔬菜等。现实中的利昂不停干活，房间堆放有许多小发明，却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他过着单身汉般的生活——娶到漂亮的妻子是因为有绿卡，但婚姻如服苦役一般;与女儿们因文化差异而矛盾重重，呈现的是一个坍塌的父亲形象。“三藩”这一感知的、物质的第一空间形式正是利昂沉默寡言、贫困潦倒、孤寂、被边缘化的“他者”状态之真实写照。
“三藩”也是一个空间观念中构思而成的想象的第二空间形式，利昂在“三藩”封闭式地建构想象的“华裔移民共同体”：保留梁爷爷遗骨的记忆、积蓄“回中国基金”;保存华文报纸、讲述华裔的新闻与故事;存放虎骨药酒……“三藩”成为梁家最具历史的地方，留存早期华裔移民的集体记忆，指向华裔对“同一”文化身份的选择——“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4]。
“三藩”也是梁家象征性寻根之旅的起始点。利昂承诺将梁爷爷遗骨送归故里——长相酷似中国老神仙的梁爷爷在“三藩”去世，其遗骨与中国神话相关联承载着故国古老厚重时光，颇具神秘色彩，为华裔“根”之隐喻，是利昂心中无法弃绝的情结。追寻梁爷爷遗愿也是利昂挖掘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掩盖的美国华裔真实族裔历史、实现族裔化成长的过程。人类活动总是与环境空间相交织、缠绕，“空间绝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总是蕴含着意义”[5]。小说以具体物质形态的朴次茅斯广场作为梁爷爷空间位移的象征性起点与终点，将广场由第一空间形式转化为第二空间形式，浓缩地展示了散居族裔迁徙之地理性历史，演示出华裔移民“从殖民地边缘走进宗主国中心……却在中心获得了另一种边缘、分裂和异化体验”[6]。朴次茅斯广场是旧金山的真正诞生地，后成为唐人街的地标建筑。1848年发现黄金的消息在此宣布后引发了淘金潮，梁爷爷当初正是怀揣“美国梦”离开故国，去往加州金矿工作，后来在农场干体力活儿。年老后前往“三藩”市居住直至孤独离世、被停放在广场对面那寒酸、简陋的无名店铺。梁爷爷的迁徙路径真实见证了以广场为起止点的圆形空间中早期华工们美国梦的幻灭——终其一生穷困潦倒，没有姓名、没有言语、面貌模糊，年老体衰后聚集于广场打牌、捉虱子，衣着褴褛，犹如“黑糊糊的破布片”。他们走进中心，却始终身处边缘，这也揭示了远离故国、被连根拔起的他们在美国始终无处扎根、无法跨越唐人街边界的内心创伤。
梁爷爷遗骨的丢失最终让利昂这位契纸儿子无法实现埋骨桑梓地的承诺、身陷寻根之困境。实际上，作者正是借助于“三藩”与广场等系列真实和想象之紧靠城市中心的边缘空间，“透过‘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重新发现百年来有关华裔‘隐藏的’历史的文本”[3]348，暗中揭示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导致的唐人街华裔单身汉现象以及美国华裔遭受种族主义压迫、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被消隐于他者的悲剧命运，刻录下早期华裔艰难的个体化、族裔化、社会化成长的空间历程。 三、 鲑鱼巷、南平园、纽约：折翼之悬置空间
梁家有三個女儿，唐人街鲑鱼巷一直是她们的家。梁家最初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这一边缘地带伴着嘈杂的车辆声与衣厂机器声，后来才搬入看得见海湾大桥的房子。租住的简陋房屋揭示的是梁家这一华裔劳工阶层艰辛的生存状态。家园对于颠沛流离的散居族裔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是原初的出发点。“三藩”与鲑鱼巷是小说构建的主要家园背景，它们绝非静止地点，而是一个立体空间，其中的人、物、事、地点构成流动性关联，既包含具有物理形态的房屋、建筑（第一空间形式），又是具有明确边界的概念化空间（第二空间形式），这两种空间相互包含、促进着另外一方。对于梁爷爷、利昂来说，他们随身携带着故国家园，在“三藩”建构心目中的“华裔移民共同体”，把自身轨迹圈定在狭小的空间范围。这让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梁家女儿们“不得不体验着两个分离而并存的世界”[7]。随着女儿们心智的成长、自我的觉醒，鲑鱼巷的家犹如济慈笔下描述的人生之中一片亮光之“初觉之室”——女儿们开始“对人类的心灵和本性敏感起来……觉得世界上充满悲伤、伤心、痛苦、疾病和压迫”[8]，散居族裔“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9]成为女儿们内心的创痛。“‘家’被看作是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10]，父母划定了女儿们的生活范围——没有允许不能离开唐人街，但成长中的女儿们尝试逃离家园跨越边缘地带、冒险步入中心区域，向外寻找突破口以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命运。小说聚焦于梁家女儿们的位移，将一束束探照灯光射向一个个空间：鲑鱼巷、南平园（小说也简称南楼）、纽约、教会大街……，光影中浮现出一幅幅图景：与父母的关系、曲折的婚恋经历以及从事的工作……这正是被边缘化的女儿们对自我认知及身份建构的成长之旅。熟悉与陌生空间的转换及其参照作用巧妙推动着小说叙事的发展，而出生顺序给梁家女儿们贴上了标签，暗示着她们在空间位移中构建主体性及文化身份的不同路径。
安娜是中间的女儿，将自己深藏起来的她夹在一切中间如影子般存在——她夹在父母中间，也夹在父母与男友之间。这其中掺杂了太多梁家与男友翁家之间的经济纠纷以及中美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她内在压抑的创伤记忆。“夹在中间”抑制了其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让她的个体化成长变得尤为艰难。尽管“利昂很老派并危险地控制住了安娜”、阻止她与男友的交往，但安娜还是跨越了唐人街边界、离开鲑鱼巷去里士满看望男友，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她对美国文化的追求。但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安娜感到无法融入其中。在鲑鱼巷家中她努力参与到与中国神话相关联的“华裔移民共同体”之构建中获得族裔化成长：她希望像梁爷爷一样老，成为一位老仙女;她同利昂一起，在鲑鱼巷的家中举行新年仪式，敬奉中国神仙;利昂离家，她是最尽心尽力劝他归家的人。安娜也努力工作实现社会化成长。她是“商船餐馆”最好的领班，人也很聪明，与同事相处融洽——“船”处于梁家生活的陆地与利昂放飞自我的海洋之间，是架接现实与理想的桥梁。
一天晚上，安娜与父亲利昂在家门口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宛若置身于露天舞台——黑夜中鲑鱼巷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如一双双凝视之眼聚焦于他们;尔后，家家户户又“拉上灯，关上了门”，灯光暗淡下来，这幕剧接近尾声：安娜在利昂要求她离开男友否则就断绝父女关系的威胁中，决绝地坐上男友的车飞快冲出鲑鱼巷、冲出唐人街。这象征着对自我禁锢的突破，预示着个体成长的开端。暗夜中车灯光亮眨眼便消失了，如同“初觉之室”光亮的熄灭。安娜冲向那黑暗——但那黑暗的过道却通向死亡。安娜一天晚上下班离开“商船餐馆”——离开“船”暗示着现实与理想的割裂，凌晨时分从“南平园”跳下自杀身亡。表面上看，安娜一直挣扎在父亲与男友的矛盾之间无法割舍，实则深陷于源文化与现文化分裂冲突的二难困境之中。南平园处于唐人街鲑鱼巷与外部世界之间，成为安娜困境的空间表征意象。母亲给安娜取名“安”，意为“和平”;“南平园”的“平园”即“和平花园”之意。然而两个“和平”之名却不能阻止自杀悲剧的发生，这构成作品的反讽效应。安娜成长中的翅膀太轻薄脆弱，承受不了两种文化的撕裂。她从南平园振翅一跃，却折断翅膀、摔断所有的骨头。作者伍慧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安娜的自杀：“自杀是始发点的暗喻……它也包含重生或继续前行的含义……（南楼）这一名字极具意义。当安娜死时，她是朝着唐人街，而不是朝着外面的世界跳下的。”[11]“朝着唐人街”是安娜象征性寻根与回归的空间指向，也是一场成长的想象之旅、是凤凰涅磐：她摆脱了肉体束缚，她的死亡让老大莱拉不断追忆、反思，从而促使莱拉自我认知的发展，其精神在莱拉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获得重生，成为继续前行、成长之隐喻。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尼娜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家是她最后想到的事情”。她感到父母对家庭的绝望，所以“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三个女儿中她第一个离家，前往千里之外的纽约定居。被称为“站立的城市”的纽约摩天大厦巍峨壮观，与小说中旧金山唐人街低矮、破旧的建筑在物质形态方面形成鲜明的反差。纽约也是一个构想的空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拥有丰富多元文化的移民聚集地，其喧嚣繁华、开放、包容与位于边缘地带的旧金山唐人街的贫穷、闭塞、压抑形成强烈的对比。尼娜力图摆脱父母的约束及鲑鱼巷的创伤记忆在纽约实现个体化成长。她主宰自己的婚恋——换了好几任男友;掌控自己的身体——自己决定做人工流产;喜欢西餐，只用筷子插头发，却不再像家人那样用来吃饭。纽约更是她所向往的一个同化空间，是诱人的“大苹果”。“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种族主义三大因素互动影响下形成的三种典型模式：传统主义者、边缘人和华裔美国人”[1]2，尼娜是“疏离中国文化，拥抱美国文化，却又受到美国主流的排斥”[1]2的边缘人——她受到父辈“逆向式”的影响，叛逆的行为和思想在纽约得到了强化和建构。尼娜的职业选择体现了她社会化成长之逆行：她放弃了陆地、海洋或船上的工作而选择了天空——当上空乘，渴望摆脱一切束缚在天空自由飞行。 尼娜最终辞去空乘工作，因为觉得“老在另一时区里”——这是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缺乏身份归属感的边缘人状态。在美国高档餐厅，侍者一句“你是中国人吗”的疑问又一次无情地将尼娜置于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之下。尼娜展开象征性寻根之旅，这亦为其族裔化及社会化成长过程——她重返陆地，带团到中国旅游、陪母亲回香港，展示了“骨”所蕴含的根之情义之追寻。但她终究不愿回到鲑鱼巷的家。莱拉看到尼娜在纽约仍遭受煎熬——她看上去更秀气却也更脆弱。有学者曾把亚裔美国散居族裔的处境与酷儿作比较，指出其共同境遇：“在内与外——原籍与目的地，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徘徊与悬置”[1]5。在中美之间不断旅行、在鲑鱼巷的家与纽约之间不断往返，这正是尼娜的“徘徊与悬置”之境、成长的真实和想象旅程。
天空、大地、海洋、船都不是安娜、尼娜最终的归属，她们离开边缘地带的鲑鱼巷去往外部美国社会的中心地带追求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仿拟，即殖民仿拟是被殖民者按照殖民标准来进行同化时所执行的指令……是着实可人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1]10。如果说安娜的离家出走过于仓促，如同蚕茧在翅膀尚未长出时就开始飞翔，最后只能在空中飘落，那么尼娜在离家的蜕变中翅膀发育受限，无法支撑起主体性构建这一长途飞翔，只能四處飘零。安娜自杀后摔得四分五裂的骨象征着华裔的破碎身份;尼娜在繁华的都市茫然穿行表征着华裔失去“骨”之精神家园后的自我流放状态。她们都处于双重边缘化之境地，在二难困境中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决定了她们难以成功地从边缘走向中心，犹如折翼的鸟被悬置于空间中不能继续成长。老大莱拉选择了不同的成长路径。
四、 唐人街、教会大街：蝶变之彻底开放的边缘空间
莱拉是梁家的大女儿，从小就被锁在父母的唐人街生活里面，承担起该做的事。她一直在追寻妹妹安娜自杀死亡之谜，这一让家人遭受分裂之痛的巨大创伤却牵引出更多家庭、族裔创伤。作品以莱拉搬家后第一次重返旧金山唐人街为时空起点开始追忆，又以她搬离唐人街结束回忆。意象“骨”贯穿始终，形成连续参照与前后参照，架接起作品环形框架结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莱拉勾画出的散居族裔轨迹遍及唐人街内部、唐人街之间以及唐人街以外的空间。小说中失落的遗骸、摔得四分五裂的骨、东方主义、族裔主义之语境——这一切形成的鸿沟横梗在唐人街与美国社会之间，划出“黄”、“白”分界线，唐人街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块文化飞地、一处紧邻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莱拉正是选择这一边缘地带作为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以展示美国华裔个体化、社会化、族裔化成长之真实和想象旅程。
唐人街是作品中再现的空间——索亚认为列斐伏尔再现的空间非常接近于自己的第三空间概念：第三空间认识论“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12]102，体现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共时性，既包含了具有物质形态的感知的空间（真实的第一空间形式）、缘起认知形式之构想的空间（想象的第二空间形式），“又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类似于阿莱夫的第三空间）”[12]79，芥子须弥，极天际地。唐人街在作者伍慧明笔下是“展布在伴随着它的形象和象征中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它会说话”[12]86-87，它伴随着“骨”之意象言说着美国华裔社会生活底层境况，勾画出一个外围的边缘空间景象：“当你居住的地方拥挤不堪而人群层层堆叠，当你得紧密依靠社区其他成员，于是个性与目标之间就产生交汇融合。很难拓展出私密空间……就像老一辈人的遗骨（bone）最终在地下混合在一起”[11]。唐人街透过莱拉的视角还述说了美国华裔作为少数族裔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压迫，进一步揭示其边缘化处境。莱拉犹如本杰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她漫步走过旧金山唐人街喧嚣的小吃店、著名的剃头街、各类会馆，穿过华裔单身汉聚集的广场，头脑中充斥着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那些长不出胡子来、双肩软绵绵的太监，还有裹着三寸金莲小脚的宫女们，被吓得胆战心惊的童养媳”。典型的物理形态、浓郁的地域色彩以及穿插其间关于故国“东方化”想象的故事在众多唐人街之间产生共时态呼应，浮现出“这缓缓移动的景色，这些奇怪的颜色组合，狭窄的街道”真实与想象交织的动态景观图景，折射出中心对边缘、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13]6，“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3]8。唐人街这一被压迫被统治的、外围的、边缘的以及边缘化了的空间成为美国华裔展开反抗活动的场所。
“由于战后出现的大量移民和难民，整个世界已经被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阈限性和混杂性所重新构建”[14]，唐人街也不例外。不断涌入的新近移民、去往许多国家当水手的利昂、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尼娜、来自秘鲁的翁家……勾勒出全球化下唐人街的混杂文化拼图。莱拉一直是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长大的边界女性，她“骑跨在这一……边界之上，……生活在边界和边缘地带”[12]163进行着文化协商、构建着美国华裔的混杂文化身份——这正是美国华裔后殖民抵抗策略的运用，折返于代表中国文化的唐人街与代表美国文化的教会大街之间为其空间隐喻。正是通过文化协商，莱拉不断“跨越各种界限并背叛种族、性别、阶级的二元划分以及其他所有不公正的他者化范畴”[12]106，从而进入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在真实与想象的家园空间冲破自我的禁锢与外在的束缚，实现美国华裔个体化、族裔化及社会化成长。莱拉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华裔女性，一方面对居住在唐人街、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父母不离不弃——为他们做翻译、同外部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吸取美国文化精髓——与代表着美国文化、居住在没有多少中国人的教会大街的男友维系着亲密关系。与此同时，莱拉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她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姻，她与男友在纽约登记结婚而没有提前告知父母;她坚持在繁忙、压抑的唐人街生活中拥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她独立地处理各种事务。在性别方面，面对唐人街对“光生了女娃”的梁家的歧视，莱拉通过自己在唐人街内、外部环境中努力构建的正面形象，借继父利昂之口“五个儿子也抵不上一个好女儿”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此外，莱拉也通过象征性寻根之旅挖掘家族、族裔历史获得族裔化成长。面对“我是谁”的内心追问，莱拉选择将利昂移民时就携带着的砖红色手提箱从鲑鱼巷的家搬运到教会大街进行清理，冷静审视其身份文件资料、追溯历史。“对‘无家可归’之经历进行异乎寻常的单独释读、对行李的暗喻——无论是指精神还是物质形式，进行过度的使用，这些构成了（小说中的）移民类型特征。”[15]这里的砖红色手提行李箱正是散居族裔的梁家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状态之空间暗喻，谜底深藏于箱中如羊皮纸般陈旧的文件资料之中——莱拉最终明白自己是一个契纸儿子的女儿，继承了一箱子的谎言，在这一国度“纸张比血液还贵”。她也理解了利昂在家中发出的“美国，这个说谎国家”困兽般怒吼背后华裔移民“美国梦”幻灭的绝望与悲愤及其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压迫。尽管处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及日常生活的外围，但作为学校社区关系专家莱拉如牧师般尽心尽责工作，度过了以前憎恶一切的时期，协调着居住在唐人街的新近移民家长与美国学校之间的沟通，从而跨越劳工阶层与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界限，与社会达成和解，成功实现社会化成长。 莱拉“同时在政治及地理两方面选择边缘性……颠覆压迫者的中心地位，主张我们的主体性权力……坚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情形……边缘拒绝被摆布成他者”[12]122-123。莱拉“把这种边缘性作为生产反霸权话语的重要地点……它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12]124。她离开唐人街时“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那块每年都有人重新刷漆的蓝色的旧门牌”——#2-4-6 UPDAIRE③。英文拼写错误的门牌及利昂的砖红色手提箱、梁爷爷的遗骨、长得很像、拥有母亲黑色漂亮头发的三姐妹的记忆……这一切唐人街之象征与符号创新出美国华裔独特的黄色美学及反霸权话语，“在坚定的边缘立场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中心地位和永久的全局性地位。这是一种战略性的站位，是对中心—边缘关系的打破、粉碎和超越”[12]106。莱拉明白心里的东西会指导她前行，过去的记忆会给自己力量，在真实与想象相交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第三空间，她需要继续跨越边界、由唐人街向教会大街拓展边缘空间、消弭创伤，继续个体化、社会化以及族裔化成长，实现华丽的蝶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美国华裔真实和想象的成长旅程。
注释：
① 引自小说《骨》封底文字，参看伍慧明的小说《骨》，译林出版社2003版。
② 契纸儿子（Paper son）：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旧金山1906年的地震引發了火灾、烧毁了移民档案。有华人借此称在旧金山出生，其中国出生的子女也应具有公民资格。这些美国华裔去中国，返回后他们声称结婚并有了儿子，并申办相应的文件资料。几年后，年轻的中国男性以儿子的名义来到美国。他们被称为“契纸儿子”，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购买的身份文件进入美国，以不存在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仅仅拥有纸质文件标明的身份。参看网址http：//www.paperson.com/faqs.htm.以及吴冰、王立礼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updiare“是英文单词”upstairs“（楼上的意思）的错误拼写，原因是华裔是按中式英语发音拼写出来，富有华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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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ing-of-age remains an important motif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with philosophic explanation of “subjectivity”，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elf”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for realization of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other” and centralization of marginality.Bone tells a growing-up 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uma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in San Francisco’s China Town.The novel features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space displacement with embodiment of the core image “bone” rather than the linear narrative of growing-up mode in traditional novels.Bone finally adopts the post-colonial resistance strategy to choose marginality as a space of radical openness against oppression to portray Chinese Americans’real-and-imagined growing-up journeys in the context of racism，orien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American; trauma; space in the Margin;post-colonialism; growing-up[3]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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