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迈克·戴维斯著，潘纯琳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月
　　实际上，排泄物过剩是最初的城市冲突。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霍乱和伤寒蔓延在伦敦和欧洲的工业城市，忧虑的英国中产阶级被迫面对一个沙龙中不曾讨论过的课题。
　　这个话题并不优雅，但这是城市生活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基本问题。数万年来，城市社会一直在与他们自己垃圾的累积做殊死斗争；甚至连最富裕的城市也只能把他们的排泄物冲入或倒入附近的海洋。今天的贫困大城市，如内罗毕、拉各斯、孟买、达卡等，其臭气熏天的屎尿山，将使即便最有经验的维多利亚人也惊骇不已。此外，接触他人废弃物的程度是一个最深远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生活在粪便中的贫民身上普遍的寄生虫效应，真正划分了人类的两种生存方式。
　　全球环境卫生危机使一切夸张都黯然失色。其根源，正如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一样，是殖民主义。欧洲帝国普遍拒绝提供现代下水道设备和供水基础设施给当地社区，而选择用种族区划和卫生隔离区来把驻军和白人郊区与传染病源隔离开来；从阿克拉到河内的后殖民統治因此遗留了巨大的卫生赤字问题，却几乎没有统治者打算积极补救。
　　大城市金沙萨的人口迅速达到1000万，却完全没有任何下水道系统。整个内罗毕大陆，1998年克比拉的莱利萨巴贫民窟仅有10个厕所供4万人使用，而在玛萨瑞4A贫民窟，仅有2个公厕供2.8万人使用。其结果是，贫民窟居民依靠“移动厕所”或“飞毛腿导弹”（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把屎拉在聚乙烯塑料袋里并把它丢到最近的屋顶或人行道上”。然而，排泄物的泛滥成灾催生了一些城市地区生活的特性：在内罗毕，开车上班族如今面临这样的尴尬：“十多岁的孩子手拿装满粪便的塑料瓶，或挥舞着粪便捏成的球，等着把它们丢进开着的车窗中，以迫使司机给他们钱。”
　　南亚和东南亚的卫生状况仅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稍好一点。十年前，达卡仅有能供给6.7万个家庭的饮用水管道和8500条下水道处理系统。同样，马尼拉主城区不到10%的住户连接了下水道系统。雅加达，尽管有着炫目的摩天大楼，仍然依靠阴沟处理其大多数废水。在当代印度，约7亿人被迫露天排便，3700个城市和大城镇中仅有17个在最终排放前进行某种初级的污水处理。对印度22个贫民窟的研究表明，有9个贫民窟完全没有任何厕所设施；另外10个贫民窟，仅有19个厕所供10.2万人使用。
　　电影制作人、孟买电影导演普拉拉德·卡卡尔告诉一个震惊的记者，在孟买，“半数人没有厕所来排便，所以他们在外面排便。与此相似，苏珊·卓别林报道：“20世纪90年代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1100个贫民窟当中4.8万个家庭仅仅拥有160个厕位和110辆流动厕所车。贫民窟地区厕所设施的缺乏迫使贫民窟居民在开放空间（如公园等）排便，因此他们和中产阶级居民在排便权问题上关系紧张。”实际上，阿兰达蒂·罗伊谈到，三个德里贫民窟居民在1998年“因为在公共空间排便而遭枪击”。
　　在孟买，妇女们不得不在“每天清晨2点到5点间排便，因为那是她们仅有的私密时间”。作家苏克图·梅塔解释说，公共厕所很少能成为妇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很少能用：“人们在厕所周围排便，因为便坑已经堵塞了数月或数年。”
　　至少坐在舒服扶手椅上的芝加哥和波士顿经济学教授们相信，卫生危机的解决措施是使城市排泄成为一个全球事务。在整个第三世界贫民窟，收费厕所是一个增长型产业。在加纳，军事政府于1981年兴建了第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公厕；到90年代末，厕所被私有化了，现如今被描述为一个赚钱的“金矿”。
　　再如，在库马西，Ganaian Assembly赢得了这份有利可图的合同，一个家庭一天使用一次私人厕所，就需要支付10%的基本工资。同样，在肯尼亚的贫民窟如玛萨瑞，上一次私人厕所需要付6美分：这对于大多数贫民而言太贵了，他们可能宁愿选择露天排便而把钱花在水和食物上。
　　（本文摘自该书第六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