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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之旅”的最后一站,默克尔选择了巴黎。
9月16日,默克尔到访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工作晚餐。没有轻松的话别,两人谈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对华政策、欧盟未来,以及最新的阿富汗危机。
67岁的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已长达16年,被称为“危机总理”。三年前,她决定放弃参加今年9月26日的联邦议会选举。按照程序,这也意味着放弃了连任总理的机会。默克尔说,她会休息一段时间,不接受任何工作。
“这个时代动荡不安,欧盟连续遭遇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欧元危机、脱欧危机、新冠疫情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默克尔的主要倾向就是稳中求进,希望欧洲在波涛海浪之中不要分裂沉沦。”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辜学武认为,默克尔并非强势的领导者,却以审慎、亲切的独特作风基本实现了目标。但默克尔也留有遗憾。会见马克龙时,她刚从巴尔干半岛回来。最近七年,柏林一直力推欧盟向巴尔干地区“东扩”,但在法国等成员国的阻挠下未果。9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默克尔依依不舍地说,塞尔维亚等国加入欧盟“符合欧盟的地缘战略利益”。
欧美主流媒体将默克尔视为普京和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以及“特朗普周期西方世界的领袖”。不过,哈贝马斯等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则批评,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默克尔做得还不够。
“从未有退步的时刻”
2005年, 51岁的物理学博士默克尔成为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总理。德国媒体将她称为“三重外来者”:女性、科学家、东德人。每个标签,都从未属于总理府的主人。
当时德国刚建立“二战”后的首个移民制度体系,土耳其刚开始入欧谈判,这两个问题在未来十余年困扰欧洲。此外,欧盟宪法也面临“死亡”:在欧元区和欧洲人权体系落地后,欧盟25国领导人于2004年10月签署《欧盟宪法条约》,但在次年的国内公投中,法国、荷兰民众都反对“欧洲宪法”。自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基于该和约诞生的现代主权理论约束了国际合作的边界,人们对超国家政治实体表示怀疑。
默克尔提出了“政治联盟”的替代方案,将欧盟解释为一个灵活的政治框架,各国通过让渡部分主权换取共同利益,但每一个政府都能通过复杂的一票否决机制直接影响“政治联盟”的决策。
这个方案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默克尔的执行力上。2007年伊始,德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3月,全体成员国政府通过《柏林宣言》,约定在年内签署“欧洲宪法”的替代性条约。12月,《里斯本条约》如期形成,如今欧盟的决策体系及入欧、脱欧程序正式建立。
身为谈判主持人,默克尔并不认同条约在关键争议上语焉不详的文本细节。《里斯本条约》实施仅一年,德法政府就发布了一份倡议修订条约的宣言。条约草案按照英国等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调整,甚至为了安抚波兰政府在最后时刻增加了一个欧洲法院的波兰人常设职位。但正如默克尔后来强调的,对于当时没有统一法律框架、没有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欧盟而言,“《里斯本条约》对欧洲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这是默克尔解决的第一个危机。条约落地的过程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按照《明镜》周刊的说法,默克尔随后的执政期经历了和欧洲命运息息相关的 “七大战役”:2010年开始的欧元区债务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和随之而起的本土反恐难题;2016年到2020年的“特朗普周期”;2016年开始的英国脱欧进程;与俄罗斯关联甚密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危机;以及跨越其任期的土耳其入欧问题。
默克尔为何能在危机中“常胜”?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教授齐勒尔指出,难点不是《里斯本条约》谈判中的那些妥协,而是如何确保所有妥协都符合德国的利益。默克尔上台前,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决策中一直有妥协的传统,默克尔的政坛恩师、前总理科尔回忆,德国政府往往把“在先权”让给法国,有时德国原创的想法也是交给法国提出。
从德国国内政坛来看,默克尔16年组阁都是联合政府,深知妥协之道。出任总理之初,默克尔领导的第一大党和联合执政的第二大党票数相差无几,她无权自己决定内阁人选。而在出任总理之前,默克尔也是内阁中排名靠后的妇女部长和环境部长。
前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说,默克尔在决策中过于小心谨慎,可能和年轻时在东欧的生活经历有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特蕾莎·梅在学校里爱争第一,坐车也要坐头排,默克尔则宁愿坐在教室中间。游泳课上,默克尔全程坐在岸边,直到最后才入水。
2005年发布的首份施政说明中,默克尔首次提出“基于德国利益的外交和欧洲政策”。物理学家出身的她精于计算,通过民意调查决定政策取向。德国媒体统计,总理办公室平均每年要委托民调机构进行150多项政策民调。
十年后,对德国民意的判断能力决定了默克尔是否还能继续执政。面对难民潮,一些欧盟成员国准备关闭欧盟内部边境,人道危机即将在欧洲心脏地带爆发,默克尔必须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我们能做到,”在歐盟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没有同联合政府充分商议的情况下,默克尔决定“接纳难民数量不设上限”。此后的半年,超过一百万途经中东、北非、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涌入德国。
默克尔后来承认,当时政府未准备好应对这么多难民。一系列治安事件由此发生。2017年大选中,反对接纳难民的极右翼选择党首次参选就获得12.6%的得票,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但另一方面,执政联盟依然得到53%的选民支持,只有约4%的原支持者转向选择党。2020年的民调显示,60%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很好地应对了难民危机。 “不管有没有难民危机,德国社会中所谓的极右势力、新纳粹分子、排外的力量,总是有10%左右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基本盘’。”辜学武指出,考虑到大多数人支持接纳难民的立场,如果默克尔当时做出相反的决断,才会真的导致执政危机。
齐勒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国知识分子常指责默克尔过于关注一个个具体危机,而不是为欧盟的未来绘制蓝图,但默克尔在应对危机时始终有一条主线:在捍卫德国利益的前提下,增强欧盟自身的竞争力。
默克尔的欧洲顾问迈耶-兰德鲁特分析了欧盟成员国让渡给布鲁塞尔的主权以及各国政府保有的权力,发现导致欧债危机等问题的制度缺陷都出现在国家层面。此后,默克尔常在公开演讲中引用一组数据:欧洲有世界人口的7%,经济产出的25%,社会福利支出的50%。而她的幕僚们则更明确地将矛头指向负债累累的南欧高福利国家。
兰德鲁特向默克尔提供了两种选择方案:要么重启宪制进程,通过“欧洲联邦”获取更多的政策决定权,要么通过欧盟的框架迫使“制度落后国家”改革。默克尔选择了后者。她力推欧盟于2012年引入新的财政规则,想获得债务救济的成员国政府必须学习德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措施,以削减预算赤字和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换取德国政府的援助。
在此之外,默克尔坚决反对欧洲债券构想或任何将欧盟成员国债务共同化的主张。直到新冠疫情的到来改变了她的思路,同意让渡金融主权,用德国的信用为欧盟债券背书。
默克尔的最新决策在德国引发了激烈争议,成为本次选举的热门话题。齐勒尔指出,这反映着德国社会的“欧洲观”逐渐发生变化。以往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效忠”和“历史包袱”仍在,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经济学和国家安全视角看待德国与欧盟利益的分歧之处。
“默克尔的欧洲政策,总体上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欧盟的尝试是史无前例的。”辜学武说,从促成《里斯本条约》签署到让渡金融主权,16年来默克尔的政策调整“从未有退步的时刻”,一直朝着一个更加一体化、成员国让渡主权更多的欧盟小步迈进。
“欧洲的灵魂是宽容”
“当时,我看到了正在建立的墙,”2013年2月,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上回忆起修建柏林墙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默克尔接着说,那时没有人认为应该为了保护东德人的自由而进行军事干预,但她“理解这一点,因为这是现实评估,这种干预不会导致成功”。
参加那次慕安会的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后来回忆称,当时默克尔对他很失望。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危机,拜登试图游说欧洲各国在军事上援助乌克兰,但默克尔否决了这个提议,然后用柏林墙的故事解释她的理由。
“欧洲的灵魂是宽容,”在另一次演讲中,默克尔说,“我们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迫害,将各自的国家毁于一旦。”
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熟悉德国和俄罗斯在历史、移民和能源问题上的微妙关系。她会说俄语,曾在德国从事克格勃工作的普京会说德语,两人在会晤时都曾使用对方的语言,以确保没有误解。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默克尔每年打给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比打给白宫的更多。默克尔因而被视为普京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同时似乎享有某种特权,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甚至主动中断和莫斯科的联系,而俄罗斯领导人依然对她表示尊敬。
而在另一边,当美国总统拜登今年6月访问欧洲时,默克尔拒绝在对俄、对华政策上与美方保持一致。白宫人员披露,在G7峰会的最后一晚,默克尔依然与拜登讨论联合声明的措辞,以期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攻击。
在辜学武看来,这才是默克尔继任者最难以学习的内容:在“大环境都一样”的情况下,默克尔以自己独特的处世之道和广阔的政治视野,获得不同性格、不同年龄段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一致尊敬”,从而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
2021年7月,默克尔成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欧洲领导人。拜登称她为“伟大的朋友,我的私人朋友,也是美国的朋友”。默克尔表示珍视与拜登的友谊,并感谢美国在“二战”后对德国的援建,但她未在俄德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项目等问题上做出让步。
美国媒体认为,默克尔能在历任美国总统那里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是因为她和美国政治人物不同,从不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带入工作,因而能和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
私下里,默克尔爱听歌剧,年轻时热爱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爱看东德老电影《保罗和宝拉的传奇》。电影描述了一成不变的办公室官僚生活被婚外情打破。默克尔称不认同这样的爱情,但被影片中真实生活和诗意的结合所震撼。
在国际舞台上,不论受到怎样的攻击,默克尔从不粗暴回应。《经济学人》指出,默克尔认为攻击是针对她的工作而非她个人,愤怒是一种浪费的情绪,她只冷静地阐述事实。即使在普京放出他的拉布拉多犬接近怕狗的默克尔,默克尔也只是对下属说:“他需要这样做,以证明他的强大。”
辜学武则指出,除了利用德国和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外,默克尔个人的行事风格有两个特点:对西方国家不掩饰自己的真实主张,坦率沟通;对非西方国家则从不采取说教的方式,而是通过“自我反思”式的话语,引导对方领导人接受德国和欧洲的立场、价值观。
默克尔在基民盟的接班人拉舍特也主张和俄罗斯保持“互相理解”,但相比默克尔,拉舍特更乐于出现在公众面前,常在自己的媒体专栏上直接批评其他政治人物,言辞激烈。
另一方面,随着拜登执政后美国“重返欧洲”,德国新政府的自主外交空间也愈发有限。当前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重点是战略自主,拥有核武器的法国政府主张欧洲逐步脱离在国防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但默克尔在任内始终抵制这一动议,以维护和华盛顿的军事同盟关系。
在默克尔离任前夕,德国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都试图改变她保守渐进的外交和欧洲政策。身为已卸任的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明确反对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同左翼政党形成同一个政治阵营,却无法改变民调中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领先基民盟的拉舍特的局面。
不过,分析人士对德国未来的外交和欧洲政策多表示乐观。辜学武认为,即使不能说默克尔重塑了德国社会对欧洲的看法,至少她维护了大多数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态度。肖尔茨之所以在联邦议会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时民调领先,正是因为他长期担任默克尔的内阁副手,在选举中将自己扮成“默克尔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