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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顾客猎艳心理 女招待闪亮登场
1933年9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因为市场萧条，北平商家为了出奇制胜，纷纷各出怪招，在酒楼、茶馆里增设了“女招待”一职。女招待的出现，可谓开一时之风气，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女招待在外国本来只是一份稀松平常的职业，女性更善于把握顾客的心思，也更细心周到，做招待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中国的千金们来说，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实在是无法想象。老板们正是利用了顾客的猎奇甚至调笑的心理，新设了女招待。据说1870年上海大烟馆中就出现了“女堂倌”，由女人来服侍烟鬼们吞云吐雾，但因为有伤风化，不久就被取缔了。最先开女职员风气的，则是1920年的广州。茶室把端茶倒水的小伙子换成了秀气乖巧的女孩子，轰动全国。很快，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全都用上了女招待，并且扩大到了酒店、旅社、电影院、戏院等行业。
最初的女招待是很庄严的，个个寡言少语、冷若冰霜。北京最早的女招待出现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五一公司”，妙龄女郎们卖东西给顾客，在公司的茶点室里招待客人，但并没有什么狎邪的意味。后来生意渐渐不好做，许多家饭馆都聘请了女招待，在这些饭馆的门口张贴上了红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写满“特聘妙龄女招待伺候周到”、“本馆特别改良新聘活泼女士招待”等等引人注意的字样。这时女招待也从淑女变成“新女性”，言行开放了许多，对于客人的逾矩行为也很能应付了。
女招待面试 如何应对性骚扰
女招待一般在20岁左右，十五六岁的也大有人在，到了30岁就鲜有人问津了，结婚生子的更是少数。她们多是来自中下层人家，家中人全靠她们养活。除了年轻貌美、能说会道外，女招待还要应变能力强，面对各种突发状况能应付得来。洪深在《大饭店》中写过一个人到饭店吃西餐的故事：女招待给他送上热汤，客人一摸盖子是冷的，就说要热汤。女招待笑而不语地拿起盖子，盘里的汤热气腾腾。老板事后批评女招待应先向客人道歉，然后撤下盘子，过一会儿再端上桌，这样客人就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难堪了。可见当时对女招待要求是很严格的。
女招待们也是要经过面试、选拔才能上岗的，据说当时上海有家粤菜馆招女招待，老板进行了面试。问题大致是：当女职员有自尊吗？答：有。如果顾客调戏你怎么办？答：置之不理。但置之不理，势必得罪客人，怎么招揽生意？答：并不是绝对的不理睬，只是要维持庄重的态度。如果客人进行性骚扰，你要怎么办？答：一笑置之。如果答案是类似的，就可以被聘用。这也就给了顾客可乘之机，即便性骚扰，女招待也绝不会撕破脸皮。
女招待如此善解人意，受到顾客欢迎。她们红与不红和“熟座儿”多少直接相关。最初她们还挺正规，每人有自己的编号，顾客直接喊号来服务。招待的范围也仅限于沏茶、上菜、收钱，和以往的男堂倌没什么差别。渐渐地她们开始陪客人喝酒聊天，客人们也时常动手动脚了。她们开始有一些固定的“熟座儿”，这些人每次来只招固定的女招待，如果女招待一时没时间，他们宁可饿着肚子等。如果这时别的招待来揽客，女招待间难免要争吵斗嘴。熟客的多寡成了女招待红与不红最直接的证据。
过高生活花销 迫使女招待出卖色相赚外快
女招待们为了多揽熟客，除了争奇斗艳的装扮外，还要牺牲色相，传统的女性显然无法胜任，于是一些青楼女子摇身一变成为时兴的女招待。一时间，“女招待”成了妓女的代名词。
她们除了上班，其余时间要陪熟客出去游玩、看电影、看戏、逛公园、打牌，有时也可以去旅馆开房间，全部生活就是陪人吃喝玩乐。平时她们很重视打扮，要烫头发，穿剪裁得体的旗袍，涂脂抹粉，穿高跟鞋，生活很奢侈。
据说，宋美龄曾经在一家茶馆里看见女招待们浓妆艳抹、穿着时髦，就问她们每月工资多少，花销多少。女招待一一报来，发现根本入不敷出。宋美龄就和颜悦色地对她们说，日子还是要勤俭点过，人呢，也还是自然一点更漂亮。
为了方便传名，她们像妓女一样给自己取了名号，什么“小金鱼”、“小不点”之类的，熟客可以直接点名。她们对熟客也没有什么真心，只当作“冤大头”，总是说自己没钱买鞋、买袜子，为了赢得她们的情爱，熟客们便争着为她们买单。
当然她们很清楚这不过是一时欢笑，绝不会把自己的真名告诉熟客，也不会透露家庭住址和详细的情况。
各种阳奉阴违 女招待职业难以透明化
自国民政府批准女招待以来，一直设法規范化，对女招待的行为、装束等有明文规定。尽管政府有规定，商家和女招待的阳奉阴违，还是使得这一职业肮脏化。社会局发布了《取缔女招待公安局公布规则十五条》认为，在茶楼、酒馆等一些可以雇用女招待的地方，为了风化起见，需严加限制；女招待午夜12点前必须下班回家；年龄不满15岁者不得雇用；商家不许在门口悬挂女招待的广告；女招待不得着华装艳服，言行须端庄和平，不得有轻浮猥亵形状，否则必须辞退；顾客故意性骚扰的，也要受到处分；商家无论是雇用还是解雇女招待，都要随时呈报公安局备案，等等。
（摘自《现代快报》）
1933年9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因为市场萧条，北平商家为了出奇制胜，纷纷各出怪招，在酒楼、茶馆里增设了“女招待”一职。女招待的出现，可谓开一时之风气，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女招待在外国本来只是一份稀松平常的职业，女性更善于把握顾客的心思，也更细心周到，做招待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中国的千金们来说，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实在是无法想象。老板们正是利用了顾客的猎奇甚至调笑的心理，新设了女招待。据说1870年上海大烟馆中就出现了“女堂倌”，由女人来服侍烟鬼们吞云吐雾，但因为有伤风化，不久就被取缔了。最先开女职员风气的，则是1920年的广州。茶室把端茶倒水的小伙子换成了秀气乖巧的女孩子，轰动全国。很快，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全都用上了女招待，并且扩大到了酒店、旅社、电影院、戏院等行业。
最初的女招待是很庄严的，个个寡言少语、冷若冰霜。北京最早的女招待出现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五一公司”，妙龄女郎们卖东西给顾客，在公司的茶点室里招待客人，但并没有什么狎邪的意味。后来生意渐渐不好做，许多家饭馆都聘请了女招待，在这些饭馆的门口张贴上了红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写满“特聘妙龄女招待伺候周到”、“本馆特别改良新聘活泼女士招待”等等引人注意的字样。这时女招待也从淑女变成“新女性”，言行开放了许多，对于客人的逾矩行为也很能应付了。
女招待面试 如何应对性骚扰
女招待一般在20岁左右，十五六岁的也大有人在，到了30岁就鲜有人问津了，结婚生子的更是少数。她们多是来自中下层人家，家中人全靠她们养活。除了年轻貌美、能说会道外，女招待还要应变能力强，面对各种突发状况能应付得来。洪深在《大饭店》中写过一个人到饭店吃西餐的故事：女招待给他送上热汤，客人一摸盖子是冷的，就说要热汤。女招待笑而不语地拿起盖子，盘里的汤热气腾腾。老板事后批评女招待应先向客人道歉，然后撤下盘子，过一会儿再端上桌，这样客人就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难堪了。可见当时对女招待要求是很严格的。
女招待们也是要经过面试、选拔才能上岗的，据说当时上海有家粤菜馆招女招待，老板进行了面试。问题大致是：当女职员有自尊吗？答：有。如果顾客调戏你怎么办？答：置之不理。但置之不理，势必得罪客人，怎么招揽生意？答：并不是绝对的不理睬，只是要维持庄重的态度。如果客人进行性骚扰，你要怎么办？答：一笑置之。如果答案是类似的，就可以被聘用。这也就给了顾客可乘之机，即便性骚扰，女招待也绝不会撕破脸皮。
女招待如此善解人意，受到顾客欢迎。她们红与不红和“熟座儿”多少直接相关。最初她们还挺正规，每人有自己的编号，顾客直接喊号来服务。招待的范围也仅限于沏茶、上菜、收钱，和以往的男堂倌没什么差别。渐渐地她们开始陪客人喝酒聊天，客人们也时常动手动脚了。她们开始有一些固定的“熟座儿”，这些人每次来只招固定的女招待，如果女招待一时没时间，他们宁可饿着肚子等。如果这时别的招待来揽客，女招待间难免要争吵斗嘴。熟客的多寡成了女招待红与不红最直接的证据。
过高生活花销 迫使女招待出卖色相赚外快
女招待们为了多揽熟客，除了争奇斗艳的装扮外，还要牺牲色相，传统的女性显然无法胜任，于是一些青楼女子摇身一变成为时兴的女招待。一时间，“女招待”成了妓女的代名词。
她们除了上班，其余时间要陪熟客出去游玩、看电影、看戏、逛公园、打牌，有时也可以去旅馆开房间，全部生活就是陪人吃喝玩乐。平时她们很重视打扮，要烫头发，穿剪裁得体的旗袍，涂脂抹粉，穿高跟鞋，生活很奢侈。
据说，宋美龄曾经在一家茶馆里看见女招待们浓妆艳抹、穿着时髦，就问她们每月工资多少，花销多少。女招待一一报来，发现根本入不敷出。宋美龄就和颜悦色地对她们说，日子还是要勤俭点过，人呢，也还是自然一点更漂亮。
为了方便传名，她们像妓女一样给自己取了名号，什么“小金鱼”、“小不点”之类的，熟客可以直接点名。她们对熟客也没有什么真心，只当作“冤大头”，总是说自己没钱买鞋、买袜子，为了赢得她们的情爱，熟客们便争着为她们买单。
当然她们很清楚这不过是一时欢笑，绝不会把自己的真名告诉熟客，也不会透露家庭住址和详细的情况。
各种阳奉阴违 女招待职业难以透明化
自国民政府批准女招待以来，一直设法規范化，对女招待的行为、装束等有明文规定。尽管政府有规定，商家和女招待的阳奉阴违，还是使得这一职业肮脏化。社会局发布了《取缔女招待公安局公布规则十五条》认为，在茶楼、酒馆等一些可以雇用女招待的地方，为了风化起见，需严加限制；女招待午夜12点前必须下班回家；年龄不满15岁者不得雇用；商家不许在门口悬挂女招待的广告；女招待不得着华装艳服，言行须端庄和平，不得有轻浮猥亵形状，否则必须辞退；顾客故意性骚扰的，也要受到处分；商家无论是雇用还是解雇女招待，都要随时呈报公安局备案，等等。
（摘自《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