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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迟子建独特的童年经历以及成长环境给予了她对自然的丰沛感情，这种融汇在文本中的感情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广泛的解读空间。小说对自然破坏的书写凸显了她无声的抗议，在彰显对自然热爱的同时，也隐约可见她的生态观念。迟子建对朴素自然观念的强调，是她在现代背景下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驻足，也是对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静默反观。她对动物意象的书写和人与动物关系的展现，是她生态观念和人与自然之间理想相处状态的具象化呈现。
关键词：迟子建 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迟子建的作品别具一番特色。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执笔至今，她笔下文字时而化成皑皑白雪、料峭冰甲，时而化成无边密林、奔涌长河。东北平原的皑皑白雪，肥沃黑土给予了她独特的成长经历，她坦诚“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①这不仅让她创作的小说具有丰富自然因素，也让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感悟、追寻更加亲切与熨帖。
生态批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批评范式，“一般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在《衣阿华评论》1978年冬季号上刊出， 通过‘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②学者胡志红指出，“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③生态批评的出发点源自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考，生态批评角度的核心在于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生态批评的兴起与人和自然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密切相关。学者王岳川认为，“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④因此，这种批判范式的重心还在于从生态书写中找寻角度，进而来审视与探讨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得益于其独特的童年经历与感性的诗意表达，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内涵。她自己也坦诚自然生态给予她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⑤她创作不是源自外在的概念，而是从生命的经验与感受出发。迟子建曾明确说，童年的经验是她创作的财富——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⑥这样源自人生初始阶段的感受，在心灵的最深处浸润着作者的创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她的主要代表作，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候鸟的勇敢》《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作品中，发现人与自然丰富且多元的关系。
迟子建笔下的这些文本，包含有生态破坏，精神危机，疾病隐喻，动物意象等多重内容，这显然蕴含了人与自然之间丰富的关系。这些书写的展开，无疑正为生态批评解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维度。
一、生态危机的展现与现代性批判
怀抱着对大自然的真切感情，迟子建的笔下展现了人类活动给生态带来破坏的种种景象。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这些书写无疑为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打开了维度。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在全面施惠于人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问题。人与自然生态之间逐渐紧张的关系，无疑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关于迟子建的创作，曾有人明确指出，“甚至我们可以说，迟子建一直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引导着自己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也体现着深刻的生态情怀。”⑦因此，在生态批评视阈下去分析迟子建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具象化书写，无疑能够看到她对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冲突关系的忧心与思考。
迟子建的小说中，有大量因人类对资源的采掘而带来生态破坏的书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大兴安岭的大规模开发逐渐开始。鄂温克人生活的广阔森林被大量砍伐，越来越多的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他们在很多地方建立工段，开辟了条条公路，向外运输木材：
“山中的林场和伐木工段越来越多，运材线一条接着一条。山中的动物越来越少了。每当狩猎空手而回的时候，马粪包总要咒骂那些伐木点，说它们是生长在山中的一颗颗毒瘤，把动物都赶跑了。”
这种开采不可避免地对生态带来影响。原先在林中随处可见的灰鼠数量大幅减少，各种野生动物四散奔逃，几乎摧毁了原先鄂温克人传统的生活。同样，在小说《群山之巅》中，茂密的森林由于连年的采伐，森林树种已经严重趋向单一。而这给了松毛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青山县所属的二十多万亩林地，成了松毛虫流动的盛宴，青山失色。为了解决滥砍滥伐带来的虫灾，人们不得以出動直升机大量喷洒农药。而这又带来了更为严重后果：
“农药杀死了松毛虫，也杀死了不该杀死的动植物。花骨朵萎缩了，鸟儿停止了歌唱，河流也被污染了。林间小溪漂浮着死鱼，河岸边是野鸭的尸体，树丛中飘散着灰鼠和野兔腐烂的气味，连喜食腐肉的乌鸦也少见了。龙盏镇人曾那么喜爱春天采食野菜，喜欢肥美的开江鱼，但这个春天，他们与这些美味作别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乌塘镇的煤矿开采，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空气中悬浮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升起的太阳“裹在乌突突的云彩中，好像一只刚剥好的金黄的橙子落入了灰堆中”。当地人说，乌塘周边大大小小总共有二十几个煤矿，这里一年之中极少有几天能看见蓝天白云，天空就像一件永远洗不干净的衣裳晾晒在那里。乌塘没人敢穿白衬衫，而且，很多人的气管和肺子都不好。
如果说上述的“破坏”行为源自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要求，那么还有一些破坏则是源自无数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山上的达子香被人们大量偷采。这种植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人们从山中的小路上绕过检查站，大量采集后通过物流发送到大城市中。在小说《空色林澡屋》中，乌玛山区的林木偷伐屡禁不止，“所谓停伐，只是不大规模采伐了，林场的场长们，各踞山头，还是偷着砍木头，运出卖掉，以饱私囊。怕劣迹暴露而被追究责任，狡诈的林场主，将盗伐的林子放上一把火，烧个光秃秃，就说是雷击火引起的，瞒天过海。”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侵害，是迟子建进行生态书写的一个重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原先安静的自然被外来的资源开掘者打扰。在大规模的开发之下，原先和平安宁的自然变得面目全非。在迟子建笔下，这种破坏的动力多来自现代化的发展——对森林、煤矿的开发源自于现代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强烈需求，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盗猎、盗采源自现代市场经济下人们（尤其是城市人群）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生态破坏的潜在归因，于是也悄然浮现——其所意指的事实上正是荒野之外的城市与传统之外的现代。而这恰与迟子建一直以来对待城市与现代的批判态度暗合。正如论者所说：“尽管迟子建从未在其作品中标榜自己的生态信仰，其仍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创作模式。她通过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质疑与反感，对大自然灵性的生态感悟，完成了对生态的解构与重构，搭建了属于自己的生态创作视阈。”⑧亦如张东丽所指出的那样：“在创作于1987年的《原始风景》中，刚刚进入都市的迟子建，在开篇就诉说了自己对城市外部环境的反感，或者说是厌恶：‘我背离遥远的故土，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寻求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阳光和空气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它们远远地隐居幕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我身后的背景。’”⑨由此可见，迟子建对生态破坏的书写和对城市文明的不适，其内在逻辑似乎都可以统一到她对现代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批判（具体应是指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上来。而这，正是生态批评立足的一个核心维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很多论者从生态批评的视阈下认可迟子建在小说中对这一核心维度的探讨涉及。然而，这并不能代表迟子建的思考完美无缺，她的探讨与思索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思想文化根源，滥觞于启蒙现代性的一些负面因素，这已然是共识。然而，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具体归因与解决，却不能仅仅处理为其与现代文明的单向连线。仿佛只要“现代”转回“传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众多复杂多向的内容，远非如此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便能解决的。
在《群山之巅》小说中，青山县龙盏镇因为经济的发展，将县内龙山的一条主干路——龙脊路翻修。这条路原是人们常走的一条砂石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难以通行。经过翻修，这条路被硬化成了水泥路。这本是一件代表发展“进步”的好事。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条路修成后，县里随即失去了太平。先是这条路边草丛中带毒的“草爬子”咬死了两个过路的人，后又是县境内格罗江百年难遇的洪水淹没村庄。县内有看风水的人说，在龙山上修水泥路，等于在龙脊上贴上了膏药。镇长唐汉成听闻后，巧施手腕，重组施工，将水泥路又换成了砂石路，镇子果然又重回安宁。砂石路与水泥路无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代表现代文明的水泥路成为了破坏风水的“膏药”，给青山镇带来灾难，无疑暗示着现代化对于“传统”的破坏，对于生态的威胁。而在此处，问题的解决不是去分析与探讨两者之间应当如何取得平衡，而是用神秘化的方法，简单化的手段直接拆除了象征“现代”的水泥路。概念化地用复归“传统”作为解决现代发展问题的手段，这显然失之于简单。同样在这部小说中，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是一个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官员。他迷恋龙盏镇良好的自然风光，并千方百计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在发展的名义下，招商引资，开设工厂，开发资源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唐汉成却是一个奇人，他并不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坚决杜绝引入污染严重的企业。由于担心开采煤矿破坏环境，他花费精力，用鄂伦春马换走了辛开溜的一篮子无烟煤，同时也换取了辛开溜对无烟煤发现的沉默。同时，面对在龙盏镇勘探矿产的工程师，唐汉成想方设法想要将其赶走，甚至不惜买通斗羊挑伤工程师，干扰、打断他对龙盏镇矿产的勘探。显然，对于现代发展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在此处的处理同样流于简单化与概念化。煤矿、矿产开采等现代经济活动，似乎就直接等同于了生态破坏，而生态的保护似乎仅仅等同于了对现代性的生硬驱逐——通过简单的利益交换（一匹马换一篮煤）和人身威胁（企图证明工程师身份非法，买“羊”行凶）来驱逐现代性的介入。现代文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简单化、概念化地处理了，似乎只要驱逐走了“现代”，保存了“传统”，环境就会保护好。这种对问题“掩耳盗铃”式的回避与遮盖，事实上无法真正面对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的问题，深入的探讨也因此而无从谈起。
平心而论，现代文明确实给人类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迟子建对传统的回望与驻守，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反思当下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出发点。但作者在将这种紧张关系归因至现代文明上时，由于缺乏辩证的视角，导致了文本中对生态破坏的归因以及出路的探索带有了一些简单化与概念化倾向。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显然削弱了生态书写应有的思考与阐释深度与力度。
二、朴素生态观念与生态人格建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审视维度。迟子建的小说中存在一类典型人物，这类人物普遍具有一种与功利世俗人格相对的生态人格。如汪树东教授所言，这种人格“多超越了功利主义，与大自然保持着灵性的交往，能够亲近自然、敬畏自然、守护自然。”⑩这类带有“生态人格”的人物在迟子建小说中广泛存在，构成了她想象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
在迟子建笔下，这类人物对自然具有原始与朴素的认知观念。这种原始与朴素一方面来自未被现代侵袭的原始传统，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人本身“非理性”的直观感受。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兴安岭林区的鄂温克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除了少数用品需要同外界交换，绝大多数生活用品全部来自森林。他们打猎、捕鱼，用动物的皮革制作衣物与生活用品，世世代代就这样繁衍生息。这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形成了原始的泛神论，以及其影响下的朴素自然观。在他们眼里，一切皆有灵，自然有神性，是一种与人不加区分的存在。所以，他们会斥责外来的漢人对着大树撒尿，“他怎么能往大树上撒尿呢，他一定是触犯了山神”，在吃饭之前，也会切一片山鸡，放到火上敬火神。这里的河流山川，在鄂温克人眼里，全部都是神的化身。正因为这种观念，鄂温克人与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他们习惯居住在“希楞柱”中，这种用桦皮和兽皮围起来的帐篷尖顶处有一个小孔。小说的主人公明确说，她习惯住在这里，因为晚上能够看到星星。她不喜欢住有房顶的屋子，因为夜晚看不见星星，她的眼睛会瞎。外出当兵的鄂温克人伊万，同样不习惯居住在屋子里，因为晚上紧闭的门窗会让他听不见风声，没有安全感。对于茫茫的森林，他们也同样珍惜。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源仰赖森林供给，但鄂温克人却从来不会过度地消耗森林资源，而是有节制地采求，“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根据他们的风俗，凡是吊死的人，一定要连同吊死他的那棵树一同火葬。上吊的鄂温克人金得虽然不再眷恋这个世界，但却仍旧仔细挑选了一颗枯树，因为他不想让他的死害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树。生活在森林中，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也免不了砍树劈柴。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从来不砍伐鲜树做烧柴。他们认为森林中有很多可烧的东西，比如自然脱落的干枯树枝，被雷电击中而失去生命力的树木，还有那些被狂风击倒的树。“我们不像后来进驻山林的那些汉族人，他们爱砍伐那些活得好好的树，把它们劈成小块的木柴，垛满了房前屋后，看了让人心痛。”他们不无忧心地认为“他们（汉族人）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还天天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那时候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他们固执地坚守自身对自然的信仰，硬化的路面，圈养的驯鹿，在他们看来都是反自然的。生病的鄂温克人不相信医生的听诊器，“我呢，我是不相信那个冰凉的，圆圆的铁家伙能听出我的病。在我看来，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 显然，在科学的话语体系中，鄂温克人的这些观念会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表现，但迟子建却没有从这一角度如此审视，她反而在小说中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其注以浓墨，“尽情书写大自然的灵性，为其复魅，呼唤人们全身心的亲近和融入。”迟子建的这种书写体现出了她的自然观，她曾说：“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在小说中，她怀抱着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态度，从鄂温克人的群落中找寻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形态，来展现一种理想状态——一种对人与自然之间最原始和谐的向往。
除却原始族群中的自然传统，迟子建小说中这类人物的朴素生态观念还源自其“非理性”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朴素且充满感性色彩，源自人物最不加掩饰的直觉反映。在小说《群山之巅》中，有一个热爱用太阳火点烟的人。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龙盏镇这位名叫辛七杂的屠夫抽烟斗从不用火柴。他的两个裤兜，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和一沓桦树皮。他用凸透镜汇聚太阳光，引燃薄如纸片桦树皮，然后点燃烟斗。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采用这种方式点烟，是因为他一直相信，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在小说《树下》中，三九工区的孩子们喜欢在冬季用鸟笼捕鸟。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捕到鸟后却不养起来，因为老师说过，小鸟是属于森林的。所以孩子们在捕到鸟之后，就会把小鸟重新放走。有趣的是，孩子们还以笼子中鸟的数量来判断鸟的优劣。如果笼中是独鸟，就说明这只鸟是最优秀的，因为它没有把其他来光顾笼子的鸟拉入陷阱，“它进了笼子之后肯定告诉了其他来光顾笼子的鸟说里面很不自由，那么别的鸟就不会进去了”。在孩子们朴素的观念中，笼中的独鸟也因此格外被看重。孩子们会把这只独鸟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捧在手心里，然后高举过顶让它自由。在《候鸟的勇敢》中，只要不是冬天，候鸟保护站的周铁牙在林间驾车，总爱把车窗敞开，以便他更真切地感受花香鸟语，微风阳光。“在他眼里，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糖果，分享时无比喜悦”。诸如此类的人物还有很多，如《空色林澡屋》中的关长河，《候鸟的勇敢》中的张黑脸等，他们统一构成了迟子建小说中这类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物谱系。
上述两种类型均是迟子建对这类具有理想“生态人格”群体的具体展现。从作者对这类群体具有的朴素自然观念的书写中，可以看出她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如何存在的思考。从马克思对“异化”的揭露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式的审视，再到鲍德里亚，居伊·德波对消费文化、景观社会的批判。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家早已窥见，在现代化的滚滚车輪中，人们在克服旧世界的束缚后，又在理性启蒙的世界中不断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后记中专门提及了她在澳大利亚悉尼火车站的见闻，一对土著人夫妇在宽敞的候车大厅大打出手，“女的又哭又叫着，疯了似的一次次扑到男人身上，用她健硕的胳膊去打那个酒气熏天的男人。”土著男人既不反抗，也不躲闪，任凭女人发泄。积聚起来的旁观者脚步匆匆，表情漠然。不久后，迟子建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同样被所见到的情景触动。在她的住所旁有一条繁华的酒吧街，每至深夜，酒吧营业达到高潮，众多从酒吧中络绎而出的人无所顾忌地大声喊叫，深夜的迟子建每每被这样的叫喊声惊醒。而此时，悉尼候车厅里那对土著人夫妇又在她的眼前闪过，“我觉得那情境和眼前的情景是那么的相似——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只有丧失了丰饶内心生活的人，才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文艺批评家鲁枢元曾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生态学，指出精神生态学致力于关注“作为精神性存在主题（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同时，精神生态学“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人的精神生态确乎受到其生存环境的影响。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之所以会碾碎无数心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技术理性将人从自然生态移置现代化的技术生态之中，异化、扭曲了人本身。正因为如此，人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会出现危机。因此，迟子建对原始自然观念，以及“非理性”朴素自然观的强调，在此也有了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理性“压迫”，解放人自身的意味。
迟子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显然，她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充满一种期待。在迟子建看来，现代的生活越来越变得疲沓、琐碎、庸碌和公式化。人的想象力也相对变得老化与平淡。她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绘城市：“这个干枯的消失了河流、泯灭了水草的城市它现在正坠落在绵绵不绝的黑夜中。我们都是黑夜中的人。没有月光、星光，没有树影、鸟啼，有的只是暗夜行路的人屡屡相撞的声音和人心底深深隐藏着的对光明的渴望”。无疑，与城市相对的，正是她钟情的自然。迟子建的小说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塑造，以这种朴素的自然观传递了她理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充满灵性的自然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自诩为“文明”的人们，应当用自己“心”而不是“脑”去重新审视自然，感受自然，拥抱自然。也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融的隔阂，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真正迎来一个新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迟子建的这种理想化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她笔下这一类人物所蕴含的朴素自然观诚然是克服理性“危机”，促推人与自然相处的必然方向。然而，她所采取的路径却更多的是从当代的返回，而非对现实的超越。在迟子建笔下，无论是对传统自然观念的书写，还是对人本性中天然对自然的感受，都可以明显看出她对于传统的眷恋显然要更多过于未来的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更多展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鄂温克族群传统的式微和转型背景下部分鄂温克年轻人精神世界的落寞。作者笔下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虽然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更多是原始与传统环境下存在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终究是面向未来的。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从而超越当下，面向未来才终究是我们返回传统的意义。与此类似，迟子建笔下对于朴素自然观念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欠缺未来指向。“非理性”的原始朴素观念，终究要经过理性的洗礼而超越自身，在新的时代中形成新的“朴素观念”。正如刘中项所言：“人类需要回归自然，但是这种回归必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不是向原始社会倒退。”然而，作者对此的关注同样缺乏一些辩证的视角，这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三、动物意象：窥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窗口
在人与自然之间，动物所处的其实是一个特殊的位置——一头绾结着人类，另一端又连接了自然。它们与人类有着密切且复杂的关系，而且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一瞥，动物的生存境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一个重要折射面。通过动物，我们不仅能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也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无情的伤害。
迟子建对动物有一种非常的热爱，她曾在自述中这样写道：“只是成年以后遇见了许多恶意的人的狰狞面孔，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温柔而有情感的动物，愈发地觉得它们的可亲可敬来”。她的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形象，如《越过云层的晴朗》里的黄狗、《鸭如花》里的长颈鸭群、《雾月牛栏》里的牛、《逝川》里的泪鱼、《白雪乌鸦》中多次出现的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驯养的驯鹿、《候鸟的勇敢》中的东方白鹳，以及《青草如歌的正午》里的蜜蜂等。动物是自然的精灵，作者通过这些动物形象，一方面无声抗议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人与动物的互动，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理想的相处状态。
自然中生活的动物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极大。通过对它们的书写，可以从动物的角度看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视作神鹿的驯鹿，随着森林的开发，逐渐失去了自由活动的领地。政府的干部上山动员鄂温克人下山定居，而驯鹿不得不被圈养起来，吃嫩树枝和干草度日。鄂温克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眼中的驯鹿是神圣的，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他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驯鹿原来生活在树林中，有上百种可以吃的东西。然而，大规模的森林开发，却让这一切有丧失的风险。人习惯于从主体的位置去看待事物，对于居住在现代都市里的人类来说，一棵棵倒下的树木只是一个个增加的数字。而从动物角度展现的生存环境危机，才更能令人感同身受地察觉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以及人类活动的破坏性。
除了通过从动物角度反映自然的破坏之外，作者还具体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张黑脸早年在山中扑灭山火，不慎与其他队员失联。在滂沱大雨中，他昏倒在山谷里，是一只东方白鹳冒着大雨站在他身边，用翅膀为他挡雨。张黑脸经此一难，精神受了刺激，忘记了很多事情，以至于办了病退成为闲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对救他的东方白鹳念念不忘。他始终清楚地记着那只为他遮风挡雨的红腿黑翅的大鸟，并且从此之后，张黑脸就爱上了有翅膀的鸟儿。在《群山之巅》中，法警安平奉命去刑场枪决一个女犯人。临刑前，女犯人提出要求，希望能松绑，让她毫无束缚地走。然而，这个要求实在难以应允，安平只得举枪行刑。就在此时，一只老狼从丛林中突然窜出，奔向即将被处决的女犯人。就在大家惊呼犯人即将被咬死的瞬间，那只狼却在女人背后停下，用锐利的牙齿咬断了她手脚的绳索，而后绝尘而去。原来很多年前，这个女孩在家门口收养了一只孱弱的小狼。精心喂养数月后，放归山林。人们纷纷说，为女人松绑的老狼，就是她当年救过的小狼。同样在《群山之巅》中，抗联战士辛开溜不忍看见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马儿被杀而出走营地，不幸在密林中迷失方向。狂风大雪让辛开溜已然完全失去方位，他在密林中跋涉一夜，卻仍未找到出路。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在这深山密林之中时，几只红脑门苏雀伴随着一阵明丽的鸟鸣从空中扑棱棱落下，在冰河上跳跃着。辛开溜猛然扑过去，看到了冰河下一簇簇的水草。他迅速辨明了水流的方向，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沿着冰河一路走下去，在晚炊时分看到了人烟。他终于得救了。自此以后，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的房前屋后遍洒谷物，喂给鸟儿吃，以报恩德。小说《逝川》中渔民每年都在初雪之夜，捕捞会流泪的泪鱼。泪鱼到来的时候，整个逝川便发出呜呜的哭声。如果不想听到逝川在初冬时节的悲凉之声，只有打捞泪鱼了。蓝色的泪鱼被捕捞上来后，渔妇把它们放到硕大的木盆里，像安慰受委屈的孩子一般不断地安慰道：“好了，别哭了”。而这些鱼儿竟真的就不再哭泣，“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
人与动物之间这种的关系，无疑是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期望的隐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无论是人帮助动物还是动物帮助人，都展现出一种生态平等的思想。这在提醒我们，在生物层面上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与动物是完全平等的，以“人类中心主义”而自我高估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脱离所谓理性认知的自我陶醉，人与动物在自然面前是平等的。生态叙事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己任，意在提醒人们以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而这种“文明”的形式，显然要以人类摆脱以“文明”自诩为前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消除自我设置的藩篱，消除人造的隔阂，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还更多地展现出了一种原始朴素的单纯与善良。在小说《树下》中，主人公七斗的船长在航行途中突然令船靠岸。船的意外靠岸会耽误既定的行程，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船长却带着自己的狗独自上岸了。原来，早年船长在这一带搞森林勘探，在一次外出中他们迷了路，粮食吃完后所有人都饿得头晕眼花。为了找到吃的，他们身边一条叫做“雪地”的狗不顾身体虚弱，狂奔十几里追逐一只野兔。等到船长一行人最后找到“雪地”的时候，它已经累死了，而那只野兔被它牢牢地压在身下。为了纪念“雪地”，船长收养了它的后代。他对船员语重心长地说：“我之所以带它上岸，就是让它记住就在这一带，它的祖先曾经为了不至于使主人饿死而追踪一只野兔直至牺牲的壮举。”小说《一匹马两个人》中的那匹老马，为了提醒老头秋天及时在麦田插上稻草人，会把镰刀咬在嘴上，送到老头面前。老头不幸去世后，失去主人的老马一边哀鸣，一边拉着车把他的尸体送到了王木匠的门前。秋天到了，失去了主人，已经瘦得皮包骨的老马却仍旧在主人的地里来回奔走，吃力地驱赶着鸟，保卫着田里的庄稼。 迟子建的众多小说无论是故事题材及叙事视角还是小说的叙述空间及语言表达，都从一种朴素的热爱自然的立场出发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自身的关系。她以一种平等的视角来对待自然界里所有生命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审视人类所谓的高贵与尊严、征服和改造。她用细致生动的文字，以动物形象为依托，开始了对自然生命的价值探讨，反思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作为，重新评估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模式。
注释：
①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②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比较文学视野》，《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④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⑥舒晋瑜：《迟子建童年的经验受用一生》，《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25日，第18版。
⑦李昭明、王卓玉：《论迟子建小说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文艺评论》2017年第1期。
⑧李敬巍、纪秀明：《基于现代文明之上的生态构想——生態批评视阈中的迟子建小说创作》，《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⑨张东丽：《现代性视域中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关怀》，《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⑩汪树东：《论迟子建近期小说的生态书写》，《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
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
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刘中项：《民族文化的纪念碑志与族群生态的时代涅梁——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关键词：迟子建 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迟子建的作品别具一番特色。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执笔至今，她笔下文字时而化成皑皑白雪、料峭冰甲，时而化成无边密林、奔涌长河。东北平原的皑皑白雪，肥沃黑土给予了她独特的成长经历，她坦诚“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①这不仅让她创作的小说具有丰富自然因素，也让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感悟、追寻更加亲切与熨帖。
生态批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批评范式，“一般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在《衣阿华评论》1978年冬季号上刊出， 通过‘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②学者胡志红指出，“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③生态批评的出发点源自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考，生态批评角度的核心在于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生态批评的兴起与人和自然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密切相关。学者王岳川认为，“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④因此，这种批判范式的重心还在于从生态书写中找寻角度，进而来审视与探讨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得益于其独特的童年经历与感性的诗意表达，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内涵。她自己也坦诚自然生态给予她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⑤她创作不是源自外在的概念，而是从生命的经验与感受出发。迟子建曾明确说，童年的经验是她创作的财富——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⑥这样源自人生初始阶段的感受，在心灵的最深处浸润着作者的创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她的主要代表作，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候鸟的勇敢》《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作品中，发现人与自然丰富且多元的关系。
迟子建笔下的这些文本，包含有生态破坏，精神危机，疾病隐喻，动物意象等多重内容，这显然蕴含了人与自然之间丰富的关系。这些书写的展开，无疑正为生态批评解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维度。
一、生态危机的展现与现代性批判
怀抱着对大自然的真切感情，迟子建的笔下展现了人类活动给生态带来破坏的种种景象。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这些书写无疑为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打开了维度。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在全面施惠于人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问题。人与自然生态之间逐渐紧张的关系，无疑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关于迟子建的创作，曾有人明确指出，“甚至我们可以说，迟子建一直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引导着自己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也体现着深刻的生态情怀。”⑦因此，在生态批评视阈下去分析迟子建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具象化书写，无疑能够看到她对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冲突关系的忧心与思考。
迟子建的小说中，有大量因人类对资源的采掘而带来生态破坏的书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大兴安岭的大规模开发逐渐开始。鄂温克人生活的广阔森林被大量砍伐，越来越多的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他们在很多地方建立工段，开辟了条条公路，向外运输木材：
“山中的林场和伐木工段越来越多，运材线一条接着一条。山中的动物越来越少了。每当狩猎空手而回的时候，马粪包总要咒骂那些伐木点，说它们是生长在山中的一颗颗毒瘤，把动物都赶跑了。”
这种开采不可避免地对生态带来影响。原先在林中随处可见的灰鼠数量大幅减少，各种野生动物四散奔逃，几乎摧毁了原先鄂温克人传统的生活。同样，在小说《群山之巅》中，茂密的森林由于连年的采伐，森林树种已经严重趋向单一。而这给了松毛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青山县所属的二十多万亩林地，成了松毛虫流动的盛宴，青山失色。为了解决滥砍滥伐带来的虫灾，人们不得以出動直升机大量喷洒农药。而这又带来了更为严重后果：
“农药杀死了松毛虫，也杀死了不该杀死的动植物。花骨朵萎缩了，鸟儿停止了歌唱，河流也被污染了。林间小溪漂浮着死鱼，河岸边是野鸭的尸体，树丛中飘散着灰鼠和野兔腐烂的气味，连喜食腐肉的乌鸦也少见了。龙盏镇人曾那么喜爱春天采食野菜，喜欢肥美的开江鱼，但这个春天，他们与这些美味作别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乌塘镇的煤矿开采，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空气中悬浮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升起的太阳“裹在乌突突的云彩中，好像一只刚剥好的金黄的橙子落入了灰堆中”。当地人说，乌塘周边大大小小总共有二十几个煤矿，这里一年之中极少有几天能看见蓝天白云，天空就像一件永远洗不干净的衣裳晾晒在那里。乌塘没人敢穿白衬衫，而且，很多人的气管和肺子都不好。
如果说上述的“破坏”行为源自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要求，那么还有一些破坏则是源自无数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山上的达子香被人们大量偷采。这种植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人们从山中的小路上绕过检查站，大量采集后通过物流发送到大城市中。在小说《空色林澡屋》中，乌玛山区的林木偷伐屡禁不止，“所谓停伐，只是不大规模采伐了，林场的场长们，各踞山头，还是偷着砍木头，运出卖掉，以饱私囊。怕劣迹暴露而被追究责任，狡诈的林场主，将盗伐的林子放上一把火，烧个光秃秃，就说是雷击火引起的，瞒天过海。”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侵害，是迟子建进行生态书写的一个重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原先安静的自然被外来的资源开掘者打扰。在大规模的开发之下，原先和平安宁的自然变得面目全非。在迟子建笔下，这种破坏的动力多来自现代化的发展——对森林、煤矿的开发源自于现代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强烈需求，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盗猎、盗采源自现代市场经济下人们（尤其是城市人群）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生态破坏的潜在归因，于是也悄然浮现——其所意指的事实上正是荒野之外的城市与传统之外的现代。而这恰与迟子建一直以来对待城市与现代的批判态度暗合。正如论者所说：“尽管迟子建从未在其作品中标榜自己的生态信仰，其仍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创作模式。她通过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质疑与反感，对大自然灵性的生态感悟，完成了对生态的解构与重构，搭建了属于自己的生态创作视阈。”⑧亦如张东丽所指出的那样：“在创作于1987年的《原始风景》中，刚刚进入都市的迟子建，在开篇就诉说了自己对城市外部环境的反感，或者说是厌恶：‘我背离遥远的故土，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寻求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阳光和空气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它们远远地隐居幕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我身后的背景。’”⑨由此可见，迟子建对生态破坏的书写和对城市文明的不适，其内在逻辑似乎都可以统一到她对现代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批判（具体应是指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上来。而这，正是生态批评立足的一个核心维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很多论者从生态批评的视阈下认可迟子建在小说中对这一核心维度的探讨涉及。然而，这并不能代表迟子建的思考完美无缺，她的探讨与思索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思想文化根源，滥觞于启蒙现代性的一些负面因素，这已然是共识。然而，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具体归因与解决，却不能仅仅处理为其与现代文明的单向连线。仿佛只要“现代”转回“传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众多复杂多向的内容，远非如此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便能解决的。
在《群山之巅》小说中，青山县龙盏镇因为经济的发展，将县内龙山的一条主干路——龙脊路翻修。这条路原是人们常走的一条砂石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难以通行。经过翻修，这条路被硬化成了水泥路。这本是一件代表发展“进步”的好事。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条路修成后，县里随即失去了太平。先是这条路边草丛中带毒的“草爬子”咬死了两个过路的人，后又是县境内格罗江百年难遇的洪水淹没村庄。县内有看风水的人说，在龙山上修水泥路，等于在龙脊上贴上了膏药。镇长唐汉成听闻后，巧施手腕，重组施工，将水泥路又换成了砂石路，镇子果然又重回安宁。砂石路与水泥路无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代表现代文明的水泥路成为了破坏风水的“膏药”，给青山镇带来灾难，无疑暗示着现代化对于“传统”的破坏，对于生态的威胁。而在此处，问题的解决不是去分析与探讨两者之间应当如何取得平衡，而是用神秘化的方法，简单化的手段直接拆除了象征“现代”的水泥路。概念化地用复归“传统”作为解决现代发展问题的手段，这显然失之于简单。同样在这部小说中，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是一个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官员。他迷恋龙盏镇良好的自然风光，并千方百计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在发展的名义下，招商引资，开设工厂，开发资源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唐汉成却是一个奇人，他并不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坚决杜绝引入污染严重的企业。由于担心开采煤矿破坏环境，他花费精力，用鄂伦春马换走了辛开溜的一篮子无烟煤，同时也换取了辛开溜对无烟煤发现的沉默。同时，面对在龙盏镇勘探矿产的工程师，唐汉成想方设法想要将其赶走，甚至不惜买通斗羊挑伤工程师，干扰、打断他对龙盏镇矿产的勘探。显然，对于现代发展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在此处的处理同样流于简单化与概念化。煤矿、矿产开采等现代经济活动，似乎就直接等同于了生态破坏，而生态的保护似乎仅仅等同于了对现代性的生硬驱逐——通过简单的利益交换（一匹马换一篮煤）和人身威胁（企图证明工程师身份非法，买“羊”行凶）来驱逐现代性的介入。现代文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简单化、概念化地处理了，似乎只要驱逐走了“现代”，保存了“传统”，环境就会保护好。这种对问题“掩耳盗铃”式的回避与遮盖，事实上无法真正面对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的问题，深入的探讨也因此而无从谈起。
平心而论，现代文明确实给人类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迟子建对传统的回望与驻守，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反思当下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出发点。但作者在将这种紧张关系归因至现代文明上时，由于缺乏辩证的视角，导致了文本中对生态破坏的归因以及出路的探索带有了一些简单化与概念化倾向。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显然削弱了生态书写应有的思考与阐释深度与力度。
二、朴素生态观念与生态人格建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审视维度。迟子建的小说中存在一类典型人物，这类人物普遍具有一种与功利世俗人格相对的生态人格。如汪树东教授所言，这种人格“多超越了功利主义，与大自然保持着灵性的交往，能够亲近自然、敬畏自然、守护自然。”⑩这类带有“生态人格”的人物在迟子建小说中广泛存在，构成了她想象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
在迟子建笔下，这类人物对自然具有原始与朴素的认知观念。这种原始与朴素一方面来自未被现代侵袭的原始传统，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人本身“非理性”的直观感受。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兴安岭林区的鄂温克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除了少数用品需要同外界交换，绝大多数生活用品全部来自森林。他们打猎、捕鱼，用动物的皮革制作衣物与生活用品，世世代代就这样繁衍生息。这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形成了原始的泛神论，以及其影响下的朴素自然观。在他们眼里，一切皆有灵，自然有神性，是一种与人不加区分的存在。所以，他们会斥责外来的漢人对着大树撒尿，“他怎么能往大树上撒尿呢，他一定是触犯了山神”，在吃饭之前，也会切一片山鸡，放到火上敬火神。这里的河流山川，在鄂温克人眼里，全部都是神的化身。正因为这种观念，鄂温克人与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他们习惯居住在“希楞柱”中，这种用桦皮和兽皮围起来的帐篷尖顶处有一个小孔。小说的主人公明确说，她习惯住在这里，因为晚上能够看到星星。她不喜欢住有房顶的屋子，因为夜晚看不见星星，她的眼睛会瞎。外出当兵的鄂温克人伊万，同样不习惯居住在屋子里，因为晚上紧闭的门窗会让他听不见风声，没有安全感。对于茫茫的森林，他们也同样珍惜。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源仰赖森林供给，但鄂温克人却从来不会过度地消耗森林资源，而是有节制地采求，“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根据他们的风俗，凡是吊死的人，一定要连同吊死他的那棵树一同火葬。上吊的鄂温克人金得虽然不再眷恋这个世界，但却仍旧仔细挑选了一颗枯树，因为他不想让他的死害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树。生活在森林中，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也免不了砍树劈柴。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从来不砍伐鲜树做烧柴。他们认为森林中有很多可烧的东西，比如自然脱落的干枯树枝，被雷电击中而失去生命力的树木，还有那些被狂风击倒的树。“我们不像后来进驻山林的那些汉族人，他们爱砍伐那些活得好好的树，把它们劈成小块的木柴，垛满了房前屋后，看了让人心痛。”他们不无忧心地认为“他们（汉族人）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还天天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那时候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他们固执地坚守自身对自然的信仰，硬化的路面，圈养的驯鹿，在他们看来都是反自然的。生病的鄂温克人不相信医生的听诊器，“我呢，我是不相信那个冰凉的，圆圆的铁家伙能听出我的病。在我看来，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 显然，在科学的话语体系中，鄂温克人的这些观念会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表现，但迟子建却没有从这一角度如此审视，她反而在小说中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其注以浓墨，“尽情书写大自然的灵性，为其复魅，呼唤人们全身心的亲近和融入。”迟子建的这种书写体现出了她的自然观，她曾说：“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在小说中，她怀抱着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态度，从鄂温克人的群落中找寻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形态，来展现一种理想状态——一种对人与自然之间最原始和谐的向往。
除却原始族群中的自然传统，迟子建小说中这类人物的朴素生态观念还源自其“非理性”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朴素且充满感性色彩，源自人物最不加掩饰的直觉反映。在小说《群山之巅》中，有一个热爱用太阳火点烟的人。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龙盏镇这位名叫辛七杂的屠夫抽烟斗从不用火柴。他的两个裤兜，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和一沓桦树皮。他用凸透镜汇聚太阳光，引燃薄如纸片桦树皮，然后点燃烟斗。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采用这种方式点烟，是因为他一直相信，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在小说《树下》中，三九工区的孩子们喜欢在冬季用鸟笼捕鸟。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捕到鸟后却不养起来，因为老师说过，小鸟是属于森林的。所以孩子们在捕到鸟之后，就会把小鸟重新放走。有趣的是，孩子们还以笼子中鸟的数量来判断鸟的优劣。如果笼中是独鸟，就说明这只鸟是最优秀的，因为它没有把其他来光顾笼子的鸟拉入陷阱，“它进了笼子之后肯定告诉了其他来光顾笼子的鸟说里面很不自由，那么别的鸟就不会进去了”。在孩子们朴素的观念中，笼中的独鸟也因此格外被看重。孩子们会把这只独鸟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捧在手心里，然后高举过顶让它自由。在《候鸟的勇敢》中，只要不是冬天，候鸟保护站的周铁牙在林间驾车，总爱把车窗敞开，以便他更真切地感受花香鸟语，微风阳光。“在他眼里，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糖果，分享时无比喜悦”。诸如此类的人物还有很多，如《空色林澡屋》中的关长河，《候鸟的勇敢》中的张黑脸等，他们统一构成了迟子建小说中这类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物谱系。
上述两种类型均是迟子建对这类具有理想“生态人格”群体的具体展现。从作者对这类群体具有的朴素自然观念的书写中，可以看出她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如何存在的思考。从马克思对“异化”的揭露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式的审视，再到鲍德里亚，居伊·德波对消费文化、景观社会的批判。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家早已窥见，在现代化的滚滚车輪中，人们在克服旧世界的束缚后，又在理性启蒙的世界中不断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后记中专门提及了她在澳大利亚悉尼火车站的见闻，一对土著人夫妇在宽敞的候车大厅大打出手，“女的又哭又叫着，疯了似的一次次扑到男人身上，用她健硕的胳膊去打那个酒气熏天的男人。”土著男人既不反抗，也不躲闪，任凭女人发泄。积聚起来的旁观者脚步匆匆，表情漠然。不久后，迟子建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同样被所见到的情景触动。在她的住所旁有一条繁华的酒吧街，每至深夜，酒吧营业达到高潮，众多从酒吧中络绎而出的人无所顾忌地大声喊叫，深夜的迟子建每每被这样的叫喊声惊醒。而此时，悉尼候车厅里那对土著人夫妇又在她的眼前闪过，“我觉得那情境和眼前的情景是那么的相似——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只有丧失了丰饶内心生活的人，才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文艺批评家鲁枢元曾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生态学，指出精神生态学致力于关注“作为精神性存在主题（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同时，精神生态学“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人的精神生态确乎受到其生存环境的影响。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之所以会碾碎无数心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技术理性将人从自然生态移置现代化的技术生态之中，异化、扭曲了人本身。正因为如此，人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会出现危机。因此，迟子建对原始自然观念，以及“非理性”朴素自然观的强调，在此也有了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理性“压迫”，解放人自身的意味。
迟子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显然，她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充满一种期待。在迟子建看来，现代的生活越来越变得疲沓、琐碎、庸碌和公式化。人的想象力也相对变得老化与平淡。她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绘城市：“这个干枯的消失了河流、泯灭了水草的城市它现在正坠落在绵绵不绝的黑夜中。我们都是黑夜中的人。没有月光、星光，没有树影、鸟啼，有的只是暗夜行路的人屡屡相撞的声音和人心底深深隐藏着的对光明的渴望”。无疑，与城市相对的，正是她钟情的自然。迟子建的小说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塑造，以这种朴素的自然观传递了她理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充满灵性的自然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自诩为“文明”的人们，应当用自己“心”而不是“脑”去重新审视自然，感受自然，拥抱自然。也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融的隔阂，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真正迎来一个新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迟子建的这种理想化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她笔下这一类人物所蕴含的朴素自然观诚然是克服理性“危机”，促推人与自然相处的必然方向。然而，她所采取的路径却更多的是从当代的返回，而非对现实的超越。在迟子建笔下，无论是对传统自然观念的书写，还是对人本性中天然对自然的感受，都可以明显看出她对于传统的眷恋显然要更多过于未来的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更多展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鄂温克族群传统的式微和转型背景下部分鄂温克年轻人精神世界的落寞。作者笔下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虽然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更多是原始与传统环境下存在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终究是面向未来的。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从而超越当下，面向未来才终究是我们返回传统的意义。与此类似，迟子建笔下对于朴素自然观念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欠缺未来指向。“非理性”的原始朴素观念，终究要经过理性的洗礼而超越自身，在新的时代中形成新的“朴素观念”。正如刘中项所言：“人类需要回归自然，但是这种回归必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不是向原始社会倒退。”然而，作者对此的关注同样缺乏一些辩证的视角，这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三、动物意象：窥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窗口
在人与自然之间，动物所处的其实是一个特殊的位置——一头绾结着人类，另一端又连接了自然。它们与人类有着密切且复杂的关系，而且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一瞥，动物的生存境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一个重要折射面。通过动物，我们不仅能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也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无情的伤害。
迟子建对动物有一种非常的热爱，她曾在自述中这样写道：“只是成年以后遇见了许多恶意的人的狰狞面孔，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温柔而有情感的动物，愈发地觉得它们的可亲可敬来”。她的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形象，如《越过云层的晴朗》里的黄狗、《鸭如花》里的长颈鸭群、《雾月牛栏》里的牛、《逝川》里的泪鱼、《白雪乌鸦》中多次出现的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驯养的驯鹿、《候鸟的勇敢》中的东方白鹳，以及《青草如歌的正午》里的蜜蜂等。动物是自然的精灵，作者通过这些动物形象，一方面无声抗议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人与动物的互动，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理想的相处状态。
自然中生活的动物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极大。通过对它们的书写，可以从动物的角度看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视作神鹿的驯鹿，随着森林的开发，逐渐失去了自由活动的领地。政府的干部上山动员鄂温克人下山定居，而驯鹿不得不被圈养起来，吃嫩树枝和干草度日。鄂温克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眼中的驯鹿是神圣的，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他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驯鹿原来生活在树林中，有上百种可以吃的东西。然而，大规模的森林开发，却让这一切有丧失的风险。人习惯于从主体的位置去看待事物，对于居住在现代都市里的人类来说，一棵棵倒下的树木只是一个个增加的数字。而从动物角度展现的生存环境危机，才更能令人感同身受地察觉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以及人类活动的破坏性。
除了通过从动物角度反映自然的破坏之外，作者还具体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张黑脸早年在山中扑灭山火，不慎与其他队员失联。在滂沱大雨中，他昏倒在山谷里，是一只东方白鹳冒着大雨站在他身边，用翅膀为他挡雨。张黑脸经此一难，精神受了刺激，忘记了很多事情，以至于办了病退成为闲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对救他的东方白鹳念念不忘。他始终清楚地记着那只为他遮风挡雨的红腿黑翅的大鸟，并且从此之后，张黑脸就爱上了有翅膀的鸟儿。在《群山之巅》中，法警安平奉命去刑场枪决一个女犯人。临刑前，女犯人提出要求，希望能松绑，让她毫无束缚地走。然而，这个要求实在难以应允，安平只得举枪行刑。就在此时，一只老狼从丛林中突然窜出，奔向即将被处决的女犯人。就在大家惊呼犯人即将被咬死的瞬间，那只狼却在女人背后停下，用锐利的牙齿咬断了她手脚的绳索，而后绝尘而去。原来很多年前，这个女孩在家门口收养了一只孱弱的小狼。精心喂养数月后，放归山林。人们纷纷说，为女人松绑的老狼，就是她当年救过的小狼。同样在《群山之巅》中，抗联战士辛开溜不忍看见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马儿被杀而出走营地，不幸在密林中迷失方向。狂风大雪让辛开溜已然完全失去方位，他在密林中跋涉一夜，卻仍未找到出路。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在这深山密林之中时，几只红脑门苏雀伴随着一阵明丽的鸟鸣从空中扑棱棱落下，在冰河上跳跃着。辛开溜猛然扑过去，看到了冰河下一簇簇的水草。他迅速辨明了水流的方向，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沿着冰河一路走下去，在晚炊时分看到了人烟。他终于得救了。自此以后，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的房前屋后遍洒谷物，喂给鸟儿吃，以报恩德。小说《逝川》中渔民每年都在初雪之夜，捕捞会流泪的泪鱼。泪鱼到来的时候，整个逝川便发出呜呜的哭声。如果不想听到逝川在初冬时节的悲凉之声，只有打捞泪鱼了。蓝色的泪鱼被捕捞上来后，渔妇把它们放到硕大的木盆里，像安慰受委屈的孩子一般不断地安慰道：“好了，别哭了”。而这些鱼儿竟真的就不再哭泣，“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
人与动物之间这种的关系，无疑是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期望的隐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无论是人帮助动物还是动物帮助人，都展现出一种生态平等的思想。这在提醒我们，在生物层面上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与动物是完全平等的，以“人类中心主义”而自我高估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脱离所谓理性认知的自我陶醉，人与动物在自然面前是平等的。生态叙事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己任，意在提醒人们以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而这种“文明”的形式，显然要以人类摆脱以“文明”自诩为前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消除自我设置的藩篱，消除人造的隔阂，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还更多地展现出了一种原始朴素的单纯与善良。在小说《树下》中，主人公七斗的船长在航行途中突然令船靠岸。船的意外靠岸会耽误既定的行程，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船长却带着自己的狗独自上岸了。原来，早年船长在这一带搞森林勘探，在一次外出中他们迷了路，粮食吃完后所有人都饿得头晕眼花。为了找到吃的，他们身边一条叫做“雪地”的狗不顾身体虚弱，狂奔十几里追逐一只野兔。等到船长一行人最后找到“雪地”的时候，它已经累死了，而那只野兔被它牢牢地压在身下。为了纪念“雪地”，船长收养了它的后代。他对船员语重心长地说：“我之所以带它上岸，就是让它记住就在这一带，它的祖先曾经为了不至于使主人饿死而追踪一只野兔直至牺牲的壮举。”小说《一匹马两个人》中的那匹老马，为了提醒老头秋天及时在麦田插上稻草人，会把镰刀咬在嘴上，送到老头面前。老头不幸去世后，失去主人的老马一边哀鸣，一边拉着车把他的尸体送到了王木匠的门前。秋天到了，失去了主人，已经瘦得皮包骨的老马却仍旧在主人的地里来回奔走，吃力地驱赶着鸟，保卫着田里的庄稼。 迟子建的众多小说无论是故事题材及叙事视角还是小说的叙述空间及语言表达，都从一种朴素的热爱自然的立场出发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自身的关系。她以一种平等的视角来对待自然界里所有生命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审视人类所谓的高贵与尊严、征服和改造。她用细致生动的文字，以动物形象为依托，开始了对自然生命的价值探讨，反思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作为，重新评估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模式。
注释：
①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②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比较文学视野》，《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④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⑥舒晋瑜：《迟子建童年的经验受用一生》，《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25日，第18版。
⑦李昭明、王卓玉：《论迟子建小说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文艺评论》2017年第1期。
⑧李敬巍、纪秀明：《基于现代文明之上的生态构想——生態批评视阈中的迟子建小说创作》，《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⑨张东丽：《现代性视域中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关怀》，《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⑩汪树东：《论迟子建近期小说的生态书写》，《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
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
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刘中项：《民族文化的纪念碑志与族群生态的时代涅梁——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