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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学意蕴; 精神生态; 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
一、引言
《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两部小说均创作于“布拉格之春”后至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流亡法国前，在昆氏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两部作品都描绘了政治环境混乱不堪，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生存境况，从而展现了捷克社会荒芜衰败的精神生态面貌。昆德拉长期生活在集权统治压迫下的捷克，强烈地感受到人的自身存在受到威胁和重创，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土崩瓦解。在遭遇政治驱逐后，昆德拉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地带有痛感转为理性后趋于智慧的认识。但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知识分子过于冷静的旁观态度，昆氏的作品始终在诗人和战士、救亡和出逃之间游走。学术界对昆德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李凤亮是国内研究昆氏作品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集中讨论了昆德拉小说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批评形态。[1]在国内众多昆氏研究者中，赵谦持续、深入关注作品研究，注重从精神生态、哲学思想、创伤叙事等多维视角对小说进行分析解读。
克里玛（Ivan Klima）认为，昆德拉的作用是引领人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是更加“生态学”的。[2] 国外精神生态研究起步较早，比利时生态学家保罗（Paul Duvigneau）在20 世纪70 年代首次提出“精神污染”的概念。[3]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指出，人类虽然征服了世界，但却丧失了灵魂。[4]美国临床医学家、畅销书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Redfield）认为现代人过于物质化，已经丧失了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他1993 年自费出版了《塞莱斯廷预言》，提出了“精神追求”“伦理亲情”等九条真知问题，引发了全球30 多个国家读者的强烈共鸣。[5]精神生态学是国内文艺批评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热门研究视阈，重点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异化的表现形式与内在原因。[6]鲁枢元指出， 精神生态批评“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7]在2004 年之前，每年公开发表的以“精神生态”为主题的学术文章仅仅为1—2 篇。2004 年后，精神生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出现逐年递增态势。中国知网数据总库检索显示，截至2021 年3 月，以“精神生态”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共计316 篇，而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期刊发文有限，仅71 篇。由此可见，当前国内的精神生态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高质量研究成果匮乏，尤其昆氏小说的精神生态研究鲜有人涉猎。作为小说美学理论的继承者和“第三时美学”的提出者，昆德拉延伸了作品的艺术内涵。昆德拉曾广泛涉足音乐、绘画、戏剧等各门领域，多维的艺术实践造就了其跨门类的创作风格。同时，他受到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荒诞美学的影响，在小说自身建设上构筑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通过阅读发现，小说的生态叙事带有另类独居的美学意蕴。如昆德拉所言， “作品所揭示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是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 [8]40 他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判断，推崇充满张力和奇思妙想的变形艺术思维。从精神生态理论出发探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的美学意蕴，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精神生态理论的理解，而且也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阈。
二、昆德拉小说中的美学意蕴
由于异国政治力量压迫，小说中的城市文明已经从内部腐烂，到处是一片荒原化的社会景象。环境恶化导致家庭人物关系失衡，人们普遍处于精神颓废、行为异常的生存状态。《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深受母爱的圈囿而无法融入社会群体，母亲则用偷情的方式在别处寻找自我;《告别圆舞曲》中克利玛和妻子纷纷陷入婚外情的泥沼，而获释囚徒雅克布则在离开母国之前接受了养女的求爱，并以侥幸的心态实验毒药的真伪，最终造成了女护士露辛娜的猝死。小说行文之中凸显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与广阔的美学意蕴，从而引发了读者对现实社会精神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精神压抑，肉体放纵——彰显荒诞之美
和拉伯雷《巨人传》中放荡的性不同，小说《生活在别处》中虽然包含诸如性爱、死亡等形而下的戏谑，但传递着形而上的哲理性。母亲的身体成为美术老师的画布，颜料恣意侵占母亲的肩膀、乳房、肚脐、大腿，甚至满是皱褶的腹部。母亲像画室里冰冷、美麗的石膏雕像一样，温顺地接受画家的撕扯和摆弄。昆德拉通过压抑的笔调描绘了诗人母亲的人生困境，以夸张的艺术描写传达出人物的内心真实。母亲逃遁到画家缔造的彩色性爱世界，寻求内心慰藉，弥合精神创伤。艺术创作是由内向外发掘内心世界、彰显精神真实的过程。小说在艺术审美观上以强调和呈现人的主观世界为显著特征，勾勒出一幅幅表征人物精神生态的荒诞图像。昆德拉把“开掘人们的‘内宇宙’当作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9]，展示了变化多端、诡异反常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张扬了现代西方人彷徨、焦虑的内在心灵世界。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由内向外的、不断发掘超验领域的曲折过程。昆德拉的这种奇异构思正是果敢地继承了卡夫卡的美学精神的基石，即“外表荒诞内在真实”。雅罗米尔的母亲结识画家，其实是源于内心的孤独感。母亲和父亲之间家庭背景的悬殊导致了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婚后夫妻关系的贫瘠造成了母亲爱情幻梦的破灭。孤独感是现代人的普遍感受，荒诞美学大师卡夫卡曾经毫无遮掩地表达内心的孤独感，“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10]雅罗米尔母亲因丈夫的冷漠疏远而感到失望和耻辱，爱的缺失使她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和理智。在面对美术老师的勾引时，她纯洁的心灵迅速被性欲污染。雅罗米尔学画，妈妈却在隔壁满是颜料的旧沙发上和美术教师偷欢。艺术的美感往往比客观现实的真实更具慑服力[11]，它揭示了客观荒诞世界的现实存在。读者通过这种包裹着痛苦体验的艺术描写， 可以更为深刻地觉察到现代人类的生存真相。昆德拉在处理作品题材“性爱”时，不仅完成了对现实政治制度的思考，而且展示了对人性的批判。《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成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狱中做好随时结束生命的准备。屈辱的境遇使雅库布失去精神上的依托，变得混沌、麻木，抛弃了伦理道义，陷入了不伦之爱。他在逃离母国前和养女奥尔佳告别，却卑劣地与她发生粗狂之举。这种荒诞的、畸形的性爱恰恰反映了政治高压时代人们精神的污染和人格的异化。昆氏小说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局限，传达出对精神生态问题的质询。一些污浊的社会风气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往往被不正当的感官刺激牢牢地攫住内心从而坠入婚外情的万丈深渊。我们应正视工作及家庭中的矛盾和问题，远离不良情欲的诱惑，携手卫护美好家庭。 （二）亦幻亦真，虚实交融——烘托意象之美
理想化意象是卡伦· 霍妮（Karen DanielsenHorney）在描述神經症患者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虚构的、幻想的自我”。[12]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是昆氏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梦幻式的内心生活”是昆德拉毕生的创作追求。昆德拉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为主人公创造出一个无限伸展的梦境空间，梦中的主人公“克萨维尔”实际上就是雅罗米尔的理想化自我。他成为经常逃学的坏学生，而不是家人、老师眼中的乖孩子;他可以把情人们玩弄于股掌，而不是躲在浴室门后、偷窥保姆洗澡的胆小鬼;他投身于崇高的革命运动，而不再是蜷缩在母亲羽翼下的妈宝男。在现实中不曾具有的控制欲和支配欲在想象的空间得以实现并且膨胀放大，梦境的补偿性和隐喻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昆德拉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它是人类世界未实现的可能性。”[13]在小说中，梦境与真实世界的界限模糊了，雅罗米尔和克萨维尔互为镜像。这种共时艺术的创作手法被昆德拉亲切地称作“时间的呼唤”。共时性小说和传统的历时性小说相比，创作手法更为巧妙，仿佛为人物搭建了一个时空隧道，可以任其在不同时空瞬时穿越，颇具科幻色彩。这种亦幻亦真的“浓缩时空”手法，在昆氏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慢》的结尾20 世纪的文森特与18 世纪的年轻骑士出现在同一时空，《身份》中尚塔尔夫妇常常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虚实结合的梦境意象糅合了作者自身的特殊创作背景。对于昆德拉而言，“这些梦不仅富有说服力，还美”。[14]梦境叙述其实是精神的游移，是作者高度俯察现实后臆造的理想化意象。
除了在整体情节和结构上大肆运用梦境这一意象之外，在小说局部也无不演绎着超自然意象之美。《告别圆舞曲》中的“蓝色”便是典型一例。小说中多次出现“蓝色”：克利玛进入美国阔佬伯特莱夫的房间时看到的奇怪蓝光;伯特莱夫向雅库布和斯克雷塔介绍他房间里那幅大胡子圣徒画像时，着重讲自己为何画蓝色的光环以及蓝光的历史;露辛娜在伯特莱夫的温柔乡“苏醒过来，整个房间似乎沉浸在一片蓝盈盈的奇特光线中”[15];雅库布误将蓝色药片放在露辛娜的药盒中，致使其猝然离世。这里的蓝，既有画作和药片本身的颜色，也包含了超脱实体外的光影。歌德（ JohannWolfgang Von Goethe）在《颜色论》一书中就探讨过颜色和人类心理的关系，他认为蓝色是令人向往的颜色。[16]法国艺术史家瑞纳·于格（Rene Huyghe）在《色彩象征》中提到，人类对某种特定色彩的感知不仅和心理因素有关，而且和他的经历密不可分。[17]小说中多次出现蓝色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众人和昆德拉本人的别离情结。露辛娜渴望逃离人满为患的温泉疗养中心，克利玛竭力逃避妻子的猜疑和露辛娜的纠缠，斯克雷塔卑微地认美国佬为父、以摆脱捷克国籍。昆德拉本人也是如此，对捷克当局极度失望，渴望告别过去、逃离故国。蓝光和每个人物的命运缠绕在一起，表现了人类共有的逃避意识与别离情结。小说中的种种巧合、所有人物的希望与困境，都是异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朦胧的、蓝色的光正如幽暗影院里的放映灯，引领读者看完这一部既严肃又滑稽的闹剧，最终远望着“刽子手”雅库布轻松地驾车离开故土。显然，这个神秘的蓝光是小说中一个个“精神沦落者”借以逃遁的理想化意象。“意象”也是当代人寄托情感需求、宣泄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欲望的载体。当今社会的一些人不能正常经营现实生活，精神空虚、寂寞，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他们乐此不疲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刷“存在感”，却与线下社交圈严重脱轨。我们鼓励在社交媒体发表正能量的信息和动态，更提倡人们减少“屏幕时间”，从虚幻的“意象”世界走出来，回归现实，重建自信、强大的内心。
（三）主客颠倒、审美变异——营造悖谬之美
人的自我身份或主体意识是构成人类精神食粮和社会基本道德责任的基础。现代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感和尊严感。在后现代意象中，情感和主观性都消失了，以往作为中心的主体或精神都出现了去中心化。[18] 在小说艺术的世界，昆德拉有意违背甚至击垮身份的连续感和自我认知，刻意将人物推至窘境，形成了悖谬化艺术效果。这和昆德拉的人生处境极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昆德拉一方面被母国抛弃，一方面热切地向虚无世界乞讨。这种玩笑似的人生境遇是捷克知识分子内心体验的调侃式的抒发。悖谬是长篇小说《告别圆舞曲》的重要美学特征。在小说中，昆德拉通过对人物尴尬处境的考察和反思，着力表现人们主体地位的丧失与尊严的虚无感。不育症女士们扎堆在疗养中心泡温泉求得的生子妙方，实际却是斯克雷塔大夫把自己的精液注入她们体内的结果，这是叙事的悖谬;女护士露辛娜处心积虑地利用腹中之子介入小号手克利玛的家庭，却意外认识了美国富翁伯特莱夫，又迫不及待把孩子做掉，这是情欲的悖谬;伯特莱夫老婆怀的是斯克雷塔大夫的孩子，而斯克雷塔居然还要认伯特莱夫为干爹，和自己的亲生骨肉成为兄弟，这是伦理的悖谬。这一场场“反生态”的闹剧引发了昆德拉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人类本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延续性和生育主体性，现在却沦为了医学科技的奴隶。生儿育女的前提是生育主体参与到自然生命进程中，遵循情动逻辑继而繁衍后代。而生育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这一点具有压倒一切的排他性。当今社会的非法代孕、“借精生子”乱象，归根到底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蚕食。主客体颠倒致使社会伦理边缘化，人们逐渐丧失自我，甚至沦为交易工具。
美的感知源自审美主体的本能意识，爱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美好的人或物不仅能满足审美主体的感官需求，而且能够带来奇妙愉悦的精神享受。如《生活在别处》中，少年时代的雅罗米尔就对美丽且忧郁的保姆玛格达心驰神往，以致在梦境中，他邂逅的情人也是体态丰满、风情万种的。后来，他本想追求面容姣好、纯情内敛的棕发姑娘，却意外地被一位相貌丑陋、举止轻浮的红发姑娘勾引。红发女友出生低贱卑微、衣着朴素粗劣，但这正好应和雅罗米尔炽热的革命情结。政治高压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穿着得体或讲究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罪恶的奢侈行径。“崇高”的政治幻想使雅罗米尔接受了女友的不完美，他滑稽地认为自己的审美观超凡脱俗。昆德拉的悖谬延续了卡夫卡的“滑动悖谬”观，小说主人公的审美也会不时地倒向另一极端。雅罗米尔对丑陋的事物保持着天生的警惕。他讨厌女友乱糟糟的红色头发，就像厌恶衣柜里的红色短裤一样。他和红发姑娘发生关系时，却幻想着对方是明眸善睐、多才多艺的女电影艺术家。“美”和“丑”的垒立在昆氏小说中产生了谐谑的效果，显示出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失常的思维方式和失衡的心理状态。人们的审美取向受到干涉和绞杀，甚至连内裤的式样都不能选择。昆德拉揭示的精神生态失衡现象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8]164 从压抑到释放，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生存境况的警醒和检讨。书写悖谬并非天马行空，昆氏小说的先锋思想在当代社会亦具有撼动意义。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智能美颜软件层出不穷，各级美容机构遍地开花。人们疯狂追逐“网红”千篇一律的高鼻梁、锥子脸，有的沉溺在美颜相机的世界里，有的迷失在整形手术的不归路。现代技术规定的审美模板让整个社会陷入毫无辨识度的审美困境。社会审美异化导致了自我认知的分裂和丧失，人们自身的原有形象遭到质疑和贬斥，虚假和欺骗大行其道。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征服自然、改善生活，享受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效益。同时，科技手段泛滥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触及人类的生存和道德底线。我们不得不厘清人类和科技的悖谬关系，重建人类的主体地位，从而维护人的伦理身份和科学的审美规范。
三、结语
昆氏小说的美学之花绽放出睿智的光芒，照亮了人们肮脏和衰败的精神荒原。这种洞悉一切的文艺基调既是对人性复杂性的细腻把握，也显示出了昆德拉开阔的美学视野。“审美和艺术应该成为拯救人类面临精神危机、生态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读者通过体味荒诞之美、意象之美、悖谬之美，感知作者的生存之思、生态之悟。正如小说题名“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中暗指的那样，人们在现实社会已经丧失了人生信仰和精神追求，他们物欲膨胀、思想颓废，只有在别处、在理想的国度才能重建精神家园。昆氏小说对现实存在的强烈关注和对生态理论的跟踪研究具有艺术干预生活的实践意义。作品中关联的婚外情、代孕等生态失衡问题，其当下意义和现实观照得以呈现。一些人或是迁徙到网络的世界找寻另一个自我，或是迷失在不良情欲的牢笼不能自拔。在道德观彻底崩塌之后，人性的最后一丝尊严丧失殆尽，竟然连生育这一基本的繁衍问题也被金钱和科技所宰制。运用精神生态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美学解读，对于聚焦社会的精神生态问题和建立和谐、健康的生存空间无疑有着不小的启示和补益。
一、引言
《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两部小说均创作于“布拉格之春”后至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流亡法国前，在昆氏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两部作品都描绘了政治环境混乱不堪，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生存境况，从而展现了捷克社会荒芜衰败的精神生态面貌。昆德拉长期生活在集权统治压迫下的捷克，强烈地感受到人的自身存在受到威胁和重创，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土崩瓦解。在遭遇政治驱逐后，昆德拉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地带有痛感转为理性后趋于智慧的认识。但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知识分子过于冷静的旁观态度，昆氏的作品始终在诗人和战士、救亡和出逃之间游走。学术界对昆德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李凤亮是国内研究昆氏作品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集中讨论了昆德拉小说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批评形态。[1]在国内众多昆氏研究者中，赵谦持续、深入关注作品研究，注重从精神生态、哲学思想、创伤叙事等多维视角对小说进行分析解读。
克里玛（Ivan Klima）认为，昆德拉的作用是引领人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是更加“生态学”的。[2] 国外精神生态研究起步较早，比利时生态学家保罗（Paul Duvigneau）在20 世纪70 年代首次提出“精神污染”的概念。[3]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指出，人类虽然征服了世界，但却丧失了灵魂。[4]美国临床医学家、畅销书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Redfield）认为现代人过于物质化，已经丧失了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他1993 年自费出版了《塞莱斯廷预言》，提出了“精神追求”“伦理亲情”等九条真知问题，引发了全球30 多个国家读者的强烈共鸣。[5]精神生态学是国内文艺批评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热门研究视阈，重点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异化的表现形式与内在原因。[6]鲁枢元指出， 精神生态批评“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7]在2004 年之前，每年公开发表的以“精神生态”为主题的学术文章仅仅为1—2 篇。2004 年后，精神生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出现逐年递增态势。中国知网数据总库检索显示，截至2021 年3 月，以“精神生态”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共计316 篇，而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期刊发文有限，仅71 篇。由此可见，当前国内的精神生态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高质量研究成果匮乏，尤其昆氏小说的精神生态研究鲜有人涉猎。作为小说美学理论的继承者和“第三时美学”的提出者，昆德拉延伸了作品的艺术内涵。昆德拉曾广泛涉足音乐、绘画、戏剧等各门领域，多维的艺术实践造就了其跨门类的创作风格。同时，他受到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荒诞美学的影响，在小说自身建设上构筑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通过阅读发现，小说的生态叙事带有另类独居的美学意蕴。如昆德拉所言， “作品所揭示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是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 [8]40 他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判断，推崇充满张力和奇思妙想的变形艺术思维。从精神生态理论出发探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的美学意蕴，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精神生态理论的理解，而且也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阈。
二、昆德拉小说中的美学意蕴
由于异国政治力量压迫，小说中的城市文明已经从内部腐烂，到处是一片荒原化的社会景象。环境恶化导致家庭人物关系失衡，人们普遍处于精神颓废、行为异常的生存状态。《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深受母爱的圈囿而无法融入社会群体，母亲则用偷情的方式在别处寻找自我;《告别圆舞曲》中克利玛和妻子纷纷陷入婚外情的泥沼，而获释囚徒雅克布则在离开母国之前接受了养女的求爱，并以侥幸的心态实验毒药的真伪，最终造成了女护士露辛娜的猝死。小说行文之中凸显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与广阔的美学意蕴，从而引发了读者对现实社会精神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精神压抑，肉体放纵——彰显荒诞之美
和拉伯雷《巨人传》中放荡的性不同，小说《生活在别处》中虽然包含诸如性爱、死亡等形而下的戏谑，但传递着形而上的哲理性。母亲的身体成为美术老师的画布，颜料恣意侵占母亲的肩膀、乳房、肚脐、大腿，甚至满是皱褶的腹部。母亲像画室里冰冷、美麗的石膏雕像一样，温顺地接受画家的撕扯和摆弄。昆德拉通过压抑的笔调描绘了诗人母亲的人生困境，以夸张的艺术描写传达出人物的内心真实。母亲逃遁到画家缔造的彩色性爱世界，寻求内心慰藉，弥合精神创伤。艺术创作是由内向外发掘内心世界、彰显精神真实的过程。小说在艺术审美观上以强调和呈现人的主观世界为显著特征，勾勒出一幅幅表征人物精神生态的荒诞图像。昆德拉把“开掘人们的‘内宇宙’当作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9]，展示了变化多端、诡异反常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张扬了现代西方人彷徨、焦虑的内在心灵世界。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由内向外的、不断发掘超验领域的曲折过程。昆德拉的这种奇异构思正是果敢地继承了卡夫卡的美学精神的基石，即“外表荒诞内在真实”。雅罗米尔的母亲结识画家，其实是源于内心的孤独感。母亲和父亲之间家庭背景的悬殊导致了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婚后夫妻关系的贫瘠造成了母亲爱情幻梦的破灭。孤独感是现代人的普遍感受，荒诞美学大师卡夫卡曾经毫无遮掩地表达内心的孤独感，“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10]雅罗米尔母亲因丈夫的冷漠疏远而感到失望和耻辱，爱的缺失使她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和理智。在面对美术老师的勾引时，她纯洁的心灵迅速被性欲污染。雅罗米尔学画，妈妈却在隔壁满是颜料的旧沙发上和美术教师偷欢。艺术的美感往往比客观现实的真实更具慑服力[11]，它揭示了客观荒诞世界的现实存在。读者通过这种包裹着痛苦体验的艺术描写， 可以更为深刻地觉察到现代人类的生存真相。昆德拉在处理作品题材“性爱”时，不仅完成了对现实政治制度的思考，而且展示了对人性的批判。《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成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狱中做好随时结束生命的准备。屈辱的境遇使雅库布失去精神上的依托，变得混沌、麻木，抛弃了伦理道义，陷入了不伦之爱。他在逃离母国前和养女奥尔佳告别，却卑劣地与她发生粗狂之举。这种荒诞的、畸形的性爱恰恰反映了政治高压时代人们精神的污染和人格的异化。昆氏小说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局限，传达出对精神生态问题的质询。一些污浊的社会风气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往往被不正当的感官刺激牢牢地攫住内心从而坠入婚外情的万丈深渊。我们应正视工作及家庭中的矛盾和问题，远离不良情欲的诱惑，携手卫护美好家庭。 （二）亦幻亦真，虚实交融——烘托意象之美
理想化意象是卡伦· 霍妮（Karen DanielsenHorney）在描述神經症患者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虚构的、幻想的自我”。[12]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是昆氏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梦幻式的内心生活”是昆德拉毕生的创作追求。昆德拉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为主人公创造出一个无限伸展的梦境空间，梦中的主人公“克萨维尔”实际上就是雅罗米尔的理想化自我。他成为经常逃学的坏学生，而不是家人、老师眼中的乖孩子;他可以把情人们玩弄于股掌，而不是躲在浴室门后、偷窥保姆洗澡的胆小鬼;他投身于崇高的革命运动，而不再是蜷缩在母亲羽翼下的妈宝男。在现实中不曾具有的控制欲和支配欲在想象的空间得以实现并且膨胀放大，梦境的补偿性和隐喻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昆德拉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它是人类世界未实现的可能性。”[13]在小说中，梦境与真实世界的界限模糊了，雅罗米尔和克萨维尔互为镜像。这种共时艺术的创作手法被昆德拉亲切地称作“时间的呼唤”。共时性小说和传统的历时性小说相比，创作手法更为巧妙，仿佛为人物搭建了一个时空隧道，可以任其在不同时空瞬时穿越，颇具科幻色彩。这种亦幻亦真的“浓缩时空”手法，在昆氏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慢》的结尾20 世纪的文森特与18 世纪的年轻骑士出现在同一时空，《身份》中尚塔尔夫妇常常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虚实结合的梦境意象糅合了作者自身的特殊创作背景。对于昆德拉而言，“这些梦不仅富有说服力，还美”。[14]梦境叙述其实是精神的游移，是作者高度俯察现实后臆造的理想化意象。
除了在整体情节和结构上大肆运用梦境这一意象之外，在小说局部也无不演绎着超自然意象之美。《告别圆舞曲》中的“蓝色”便是典型一例。小说中多次出现“蓝色”：克利玛进入美国阔佬伯特莱夫的房间时看到的奇怪蓝光;伯特莱夫向雅库布和斯克雷塔介绍他房间里那幅大胡子圣徒画像时，着重讲自己为何画蓝色的光环以及蓝光的历史;露辛娜在伯特莱夫的温柔乡“苏醒过来，整个房间似乎沉浸在一片蓝盈盈的奇特光线中”[15];雅库布误将蓝色药片放在露辛娜的药盒中，致使其猝然离世。这里的蓝，既有画作和药片本身的颜色，也包含了超脱实体外的光影。歌德（ JohannWolfgang Von Goethe）在《颜色论》一书中就探讨过颜色和人类心理的关系，他认为蓝色是令人向往的颜色。[16]法国艺术史家瑞纳·于格（Rene Huyghe）在《色彩象征》中提到，人类对某种特定色彩的感知不仅和心理因素有关，而且和他的经历密不可分。[17]小说中多次出现蓝色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众人和昆德拉本人的别离情结。露辛娜渴望逃离人满为患的温泉疗养中心，克利玛竭力逃避妻子的猜疑和露辛娜的纠缠，斯克雷塔卑微地认美国佬为父、以摆脱捷克国籍。昆德拉本人也是如此，对捷克当局极度失望，渴望告别过去、逃离故国。蓝光和每个人物的命运缠绕在一起，表现了人类共有的逃避意识与别离情结。小说中的种种巧合、所有人物的希望与困境，都是异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朦胧的、蓝色的光正如幽暗影院里的放映灯，引领读者看完这一部既严肃又滑稽的闹剧，最终远望着“刽子手”雅库布轻松地驾车离开故土。显然，这个神秘的蓝光是小说中一个个“精神沦落者”借以逃遁的理想化意象。“意象”也是当代人寄托情感需求、宣泄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欲望的载体。当今社会的一些人不能正常经营现实生活，精神空虚、寂寞，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他们乐此不疲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刷“存在感”，却与线下社交圈严重脱轨。我们鼓励在社交媒体发表正能量的信息和动态，更提倡人们减少“屏幕时间”，从虚幻的“意象”世界走出来，回归现实，重建自信、强大的内心。
（三）主客颠倒、审美变异——营造悖谬之美
人的自我身份或主体意识是构成人类精神食粮和社会基本道德责任的基础。现代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感和尊严感。在后现代意象中，情感和主观性都消失了，以往作为中心的主体或精神都出现了去中心化。[18] 在小说艺术的世界，昆德拉有意违背甚至击垮身份的连续感和自我认知，刻意将人物推至窘境，形成了悖谬化艺术效果。这和昆德拉的人生处境极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昆德拉一方面被母国抛弃，一方面热切地向虚无世界乞讨。这种玩笑似的人生境遇是捷克知识分子内心体验的调侃式的抒发。悖谬是长篇小说《告别圆舞曲》的重要美学特征。在小说中，昆德拉通过对人物尴尬处境的考察和反思，着力表现人们主体地位的丧失与尊严的虚无感。不育症女士们扎堆在疗养中心泡温泉求得的生子妙方，实际却是斯克雷塔大夫把自己的精液注入她们体内的结果，这是叙事的悖谬;女护士露辛娜处心积虑地利用腹中之子介入小号手克利玛的家庭，却意外认识了美国富翁伯特莱夫，又迫不及待把孩子做掉，这是情欲的悖谬;伯特莱夫老婆怀的是斯克雷塔大夫的孩子，而斯克雷塔居然还要认伯特莱夫为干爹，和自己的亲生骨肉成为兄弟，这是伦理的悖谬。这一场场“反生态”的闹剧引发了昆德拉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人类本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延续性和生育主体性，现在却沦为了医学科技的奴隶。生儿育女的前提是生育主体参与到自然生命进程中，遵循情动逻辑继而繁衍后代。而生育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这一点具有压倒一切的排他性。当今社会的非法代孕、“借精生子”乱象，归根到底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蚕食。主客体颠倒致使社会伦理边缘化，人们逐渐丧失自我，甚至沦为交易工具。
美的感知源自审美主体的本能意识，爱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美好的人或物不仅能满足审美主体的感官需求，而且能够带来奇妙愉悦的精神享受。如《生活在别处》中，少年时代的雅罗米尔就对美丽且忧郁的保姆玛格达心驰神往，以致在梦境中，他邂逅的情人也是体态丰满、风情万种的。后来，他本想追求面容姣好、纯情内敛的棕发姑娘，却意外地被一位相貌丑陋、举止轻浮的红发姑娘勾引。红发女友出生低贱卑微、衣着朴素粗劣，但这正好应和雅罗米尔炽热的革命情结。政治高压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穿着得体或讲究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罪恶的奢侈行径。“崇高”的政治幻想使雅罗米尔接受了女友的不完美，他滑稽地认为自己的审美观超凡脱俗。昆德拉的悖谬延续了卡夫卡的“滑动悖谬”观，小说主人公的审美也会不时地倒向另一极端。雅罗米尔对丑陋的事物保持着天生的警惕。他讨厌女友乱糟糟的红色头发，就像厌恶衣柜里的红色短裤一样。他和红发姑娘发生关系时，却幻想着对方是明眸善睐、多才多艺的女电影艺术家。“美”和“丑”的垒立在昆氏小说中产生了谐谑的效果，显示出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失常的思维方式和失衡的心理状态。人们的审美取向受到干涉和绞杀，甚至连内裤的式样都不能选择。昆德拉揭示的精神生态失衡现象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8]164 从压抑到释放，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生存境况的警醒和检讨。书写悖谬并非天马行空，昆氏小说的先锋思想在当代社会亦具有撼动意义。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智能美颜软件层出不穷，各级美容机构遍地开花。人们疯狂追逐“网红”千篇一律的高鼻梁、锥子脸，有的沉溺在美颜相机的世界里，有的迷失在整形手术的不归路。现代技术规定的审美模板让整个社会陷入毫无辨识度的审美困境。社会审美异化导致了自我认知的分裂和丧失，人们自身的原有形象遭到质疑和贬斥，虚假和欺骗大行其道。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征服自然、改善生活，享受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效益。同时，科技手段泛滥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触及人类的生存和道德底线。我们不得不厘清人类和科技的悖谬关系，重建人类的主体地位，从而维护人的伦理身份和科学的审美规范。
三、结语
昆氏小说的美学之花绽放出睿智的光芒，照亮了人们肮脏和衰败的精神荒原。这种洞悉一切的文艺基调既是对人性复杂性的细腻把握，也显示出了昆德拉开阔的美学视野。“审美和艺术应该成为拯救人类面临精神危机、生态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读者通过体味荒诞之美、意象之美、悖谬之美，感知作者的生存之思、生态之悟。正如小说题名“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中暗指的那样，人们在现实社会已经丧失了人生信仰和精神追求，他们物欲膨胀、思想颓废，只有在别处、在理想的国度才能重建精神家园。昆氏小说对现实存在的强烈关注和对生态理论的跟踪研究具有艺术干预生活的实践意义。作品中关联的婚外情、代孕等生态失衡问题，其当下意义和现实观照得以呈现。一些人或是迁徙到网络的世界找寻另一个自我，或是迷失在不良情欲的牢笼不能自拔。在道德观彻底崩塌之后，人性的最后一丝尊严丧失殆尽，竟然连生育这一基本的繁衍问题也被金钱和科技所宰制。运用精神生态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美学解读，对于聚焦社会的精神生态问题和建立和谐、健康的生存空间无疑有着不小的启示和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