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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79-06
中国古代社会，私修史书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时，私修史书往往与官修史书并肩发展，二者并无明显的区别和矛盾。但当统治混乱、社会危机爆发时，官修史书仍极力维护旧的统治思想，对民众灌输服从的思想意识。私修史书或迫于政治压力，随声附和，或大胆反抗，寻找他途医治弊病，官、私修史书便产生了分歧。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但党争之祸、边境危机已逐渐显露，官方组织的修正史活动中途废止，私修史书便在此情形下悄然兴盛。
一政治因素与史书撰修影响溯源
中国古代皇帝利用其权威干预私修史书写作的例子不在少数。汉武帝听闻司马迁写《太史公书》，命其将孝、景及自己的本纪拿来过目，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三国晋时）此两纪有录无书”[1]（P418）。东汉末年，王允曾劝汉献帝诛杀蔡邕，目的是“不使谤书流天下”[2]（P2 006）。北魏时崔浩写《国史》，尽述北魏拓跋氏的历史，得罪了鲜卑贵族，被指控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3]（P3 943）。隋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人间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4]（P38）。因此，私修史书在隋代是遭到排斥的，官方成为修史的主力。唐太宗贞观年间，史馆修史制度确立并逐渐完善，一时间官修史书的势头大大盖过私修史书。两宋之际私修史书再次发展，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私修史书，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这一时期的私修史书呈现出与官修史书通力合作的现象，《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该书在修撰过程中既充分利用了官方在搜集史料方面的便利条件，又充分发挥了司马光个人的组织、编纂等才能。
但是，到了明代，史学再次深深打上政治的烙印。明初官修《元史》与以往所修各部正史不同，它的纪、传均没有论赞，这是遵照朱元璋“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5]（P4 676）而刻意为之的。明初通过科举制的八股取士等手段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专制，洪武、永乐两朝频发“文字狱”，商传曾言：“明初文禁甚嚴，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6]（P386）弘治、正德时期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利用有所放松，私修史书受打压的状况有所改变，出现了如刘节《春秋列传》、邵宝《春秋名臣传》尹直《名相传》等私修人物传记。而明代私修史书的兴盛则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
二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状况
明代中后期嘉靖帝即位之初因“大礼仪之争”而倦怠朝政，崇奉道教。穆宗、神宗初年朝政有所振作，但随着张居正改革被破坏、万历朝立太子一事的连续冲击，万历皇帝也逐渐端坐于深宫之中，不理朝政。
嘉靖初期，朝廷上下围绕着嘉靖帝生父的封号问题争论不休。嘉靖帝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即皇帝位，首辅杨廷和、阁臣乔宇、汪俊等认为嘉靖帝应尊孝宗为皇考，亲生父亲为皇叔考。中下级官员张璁、桂萼等认为应尊奉“孝道”，继统不继嗣，应尊兴献王为帝。这场辩论持续了将近4年，最终以杨廷和被罢官，张璁任内阁首辅为结局。但这一事件的余波远不止如此，它加剧了内阁倾轧的程度。嘉靖至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的更替无一不是通过政治斗争完成的。“大礼仪”之争成就了一批趋炎附势之徒，朝堂上的良臣正直之士被排挤，内阁首辅权力的更迭过程中，依次有毛纪、费宏、杨一清、张璁、方献夫、李时、夏言、翟銮、严嵩、徐阶、高拱登上首辅之位，其中夏言和严嵩的斗争中，以夏言的斩首告终。嘉靖帝议礼之后，崇奉道教，希冀长生，曾封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为奉道耗费大量财物。海瑞曾经上疏劝谏，被逮入狱论死，幸得徐阶力救。孟森评嘉靖一朝“奉道之祸毒正人，则远过于议礼”[7]（P197）。
万历朝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明代的政局一度好转。但在张居正死后不到1年，在万历皇帝态度的影响下，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对张居正的清算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有谋反之心，戚继光的精锐部队就是他叛逆的后盾。当然，这样的言论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毋庸置疑，张居正的去世使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遭到延止，成为明代中后期政治的重要转折点。至此之后，明代政府再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和决心改革政治，明代政治的弊端日渐明显。万历朝还因立太子一事引发皇帝二十几年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皇帝如此消极怠工，在以往任何朝代都是不曾见的。万历的“不作为”虽然没有使政治陷入瘫痪，一切事务各自按照已有的程序运行，但是明代政治自此以后也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没有出现新的变革。
可知，明代中后期以后，由于皇帝与朝臣习惯性的不合作，明代朝臣之间的斗争、贪污腐化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明代的政治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危机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来。对此，明代的私修史书也有论述，薛应旂《宪章录》曾论明代中后期的吏治昏聩，官员借考核互相中伤的状况，“当时罢职官员，唯无赃犯重情其有可用者并听举用。自严氏用权，遂以考察中伤善类，倡为不许举之说。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锢。”[8]（卷25“按语”）旧例，被罢职的官员，除了贪污受贿，或有重大失误者，是可以被重新启用的。但自严嵩掌权后，利用考察官员的权利，培植亲信，不依附者皆不被用。即使是涉及边境防卫之事也“多逐锥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为振起彷徨四顾，并无可委之人”[8]（卷2“按语”）。 综上，明代中后期以后，朝政由宦官专权到权臣辈出，官员内部斗争不断，纲纪废弛，招权纳贿，每况愈下。嘉靖、万历朝重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朋党之争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军事上，“南倭北虏”问题日渐突出，对明政府的安全造成威胁。社会危机日益暴露明显，而官修史书的迟滞不能满足社会以史求鉴和流传史实的需求，于是一批有责任感的士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势，忧心忡忡，希冀通过自己的著作，反思过往，提出关于社会发展的不同构想。而众多著作中，史书成为最能直接、清晰表达观点的载体。
三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的互动
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变动引起了史学的变化，因此嘉靖、万历时期私修史学的发展随着政治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嘉靖一朝，北有鞑靼，东南有倭寇骚乱，俺答汗还曾紧逼京师，民族危机与宋代面临着相似的状况，刺激私修史书对宋代的了解，对民族问题较为敏感，排元情绪高涨，所以这一时期私修史书中的正统观念以讨论夷夏之别为主。加之嘉靖二十一年官方刊行了包括辽、金、元三史在内的前代正史，共二十一史。这也就承认了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但私修史书出于民族情感，坚持以宋为正统，于是引发了这一时期的改编《宋史》之风。王洙《宋史质》、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等，都宣扬宋代的正统地位，贬低少数民族政权，王洙甚至删去元朝年号，否认客观历史。
隆庆至万历中期出现私修明史的热潮。嘉靖末年，财政危机、边境危机、君臣不睦、官员内争等现象层出不穷，迫使私修史书将目光放在现实问题上。陈建《通纪》、郑晓《吾学编》、薛应旂《宪章录》、邓元锡《明书》、余继登《国朝典故纪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私修明史。这些史著大多直击明代的腐朽政治，希望借助于史书给社会改革以一剂良药。例如《通纪》中随处可见“世变江河，可胜慨叹”这样的感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溢于言表。书中还就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措施，例如主张废除军卫制、宗禄制等。此外，万历即为之初曾下诏赞扬建文朝的死节之臣，万历二十三年还恢复了建文年号。在官方政治态度转变的情形下，私修史书开始大量编纂建文史。朱睦楔《革除逸事》、汪宗伊《表忠录》、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焦竑《逊国忠节录》等不断推出。
综上，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改编宋史、私修当代史、私修建文史籍等史学风气，这与社会危机的显现、官方政治态度的转变等息息相关。政治和现实危机的刺激，促使私修史书在不同阶段的编撰呈现不同的侧重点，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可以提高史学的社会价值，但是，也免不了受到政治的束缚和干预。
四政治威势之下私修史书的谨小慎言
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的作者有史官，比如作《圣驾南巡录》的陆深、作《读史漫录》的于慎行、作《国朝献徵录》的焦竑、作《皇明史概》的朱国祯等，也有其他官员，如曾任福建侯官县教谕的陈建、任刑部郎中的高岱、任浙江提学副史的薛应旂、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等。明代中后期主要私修史书的作者除了少数如吴朴、郎瑛、邓元锡、沈德符等人无官无职，基本也是举人出身。可见，私修史书的作者直接受政治影响的占大多数，而布衣修史者，基本上是科举不如意，止于举人行列，一方面士大夫素有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激励他们不断对政治做出思考；另一方面他们无缘仕途，卻又想极力参与政治，修撰史书是最便捷、风险较小的方式。因此，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政治的私修史书作者，他们的阅历和史著都受政治的影响颇大。
明代中后期因慑于政治淫威，远居清贫之地著书以避祸者不在少数。杨慎是正德六年的进士，嘉靖年间首辅杨廷和之子，官至翰林院修撰，曾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因“大礼仪”之争受廷杖，谪戍云南，结束了本可平步青云的仕宦生涯。少年的杨慎聪颖过人，“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9]（P5 082）。“大礼仪”之争中，杨慎曾偕群臣齐跪于左顺门，力谏皇帝不要封兴献王为帝，帝怒，180多人受到杖责，杨慎还被廷杖了两次，最后被流放至云南，再也没能返回京都。杨慎因政治事件被流放，因此他在流放期间的著述，一方面是记述云南当地的风俗人情、山川地理、历史沿革等，如《滇载记》《云南山川》等；另一方面是笔记考订著作，如《丹铅余录》《古音丛目》等，基本不涉及政治观念和政治立场的表达。
薛应旂，嘉靖十四年进士，他于嘉靖二十四年时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员，严嵩顺势对其进行拉拢，但薛应旂并未接受，结果被诬贬为建州通判。严嵩擅权国政长达14年之久，利用各种权谋利诱相继除去政敌夏言、仇鸾等，对弹劾他的官员肆意打击，甚至有致死者。薛应旂虽只是被贬官，却已对权臣掌握的明王朝已有心灰意冷之意。因此，严嵩倒台后，薛应旂虽然辗转升迁，但他仍请求致仕还乡，最后著述至终身。薛应旂曾作《宋元资治通鉴》，这部著作以“求道”为主，特详道学宗派，希望从思想上转变政治上的歪风邪气，反对空谈之风，认为“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于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至于恶腾沸于寰中，干戈相寻于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10]（P387）。明代中后期第一部私修当代史一般认为是陈建的《皇明通纪》，其实，郑晓的《吾学编》始撰于嘉靖二十年，比《通纪》早，但他成书却晚于《通纪》，原因是郑晓慑于嘉靖三十五年的李默事件的影响。李默乃正德十六年进士，曾历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耿直。嘉靖年间严嵩柄政，李默不阿谀奉承，严嵩便借故将其夺职为民，后又被嘉靖帝启用。嘉靖三十五年，赵文华告讦李默策试选人时，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宗攻淮蔡，而晚业不终”之语，有诽谤嘉靖之意，于是下令逮捕李默，最终死于狱中。郑晓因为这一事件，担心自己书中的内容或言语而得罪皇帝或权贵，就烧毁了书稿。直至嘉靖四十一年以后，严嵩倒台后，才在儿子们的鼓励下，完成了今本《吾学编》。
青年时代的郑晓是一位有胆识、有思想、关心士人。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也曾因为参加“大礼仪”之争“公抗章谏，且偕诸司跪左顺门，恸哭不已，上怒，下锦衣狱，杖阙下”[11]（P1876-1877）。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政治的批判。他在嘉靖十四年时曾作《书西墅卷后》说：“余耕海上，未尝不发愤太息，怪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而举刺之风，裁日落暮也。”[12]（P532）在这篇议论中，郑晓批评了明代中后期政治的五个弊端：军事日紧，分封太广，赏功太滥，士风邪横，党派之争。而且，郑晓在任文选郎中时“秉公持鉴，一切无所徇私枉”[13]（P207），期间还弹劾严嵩的亲信赵文华，反对严世藩为尚宝丞等，因此遭到严嵩痛恨，被贬为和州同知。但嘉靖三十五年的李默事件，让郑晓也开始忌惮严嵩的熏天权势，所以做出焚毁书稿的举动。《今言》是郑晓继《吾学编》之后的另一部著作，“其内容实际是明代洪武至嘉靖一百八十余年间的国政朝章、兵戎邦记等方面的真实记录，其中许多记载不但可补史之佚，亦可正史之谬误”[13]（P1）。《今言》可以说是《吾学编》的补作，补充了《吾学编》中很多记事语言简略的地方。但《今言》基本是“反映作者的皇朝意识和正统思想”“有浓厚的天命观”[14]。虽然也有反映痛恨奸佞之臣的言论，但并不多见。 从今本《吾学编》和《今言》的思想上看，郑晓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了之前的锐气，避实就虚，歌功颂德的地方较多。明人张铨曾评此书“惟时有避忌，方技、佞幸诸传废而不录，未免有挂漏之憾”[15]（P6）。谈迁也评郑晓“号为博雅，有其学矣，惜非其才”[16]（P6）等，都表达了对郑晓于嘉靖三十五年后所撰史著失之略、情未挚的遗憾。而郑晓的这一缺陷正是因为受到了政治权威的胁迫才产生的。除了迫于政治压力私修史书不敢太过直言批评时政外，还有些私修史书撰成之后也不敢立即刊刻。朱国祯在万历二十五年时曾入馆修正史，但入馆3日官修正史活动就戛然而止。此后，朱国祯便私修明史，但一直到天启四年才在即将卸任的首辅叶向高的鼓励之下，重写撰写《皇明史概》。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书稿的7/10。朱国祯期间中断《皇明史概》的撰写，源于万历二十九年“均田案”。万历中期“一条鞭法”的执行被土豪劣绅等曲解利用，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朱国祯提出“均田便民”，结果被打，家中房屋被烧。此事件以后，朱国祯一方面仕途受影响，坎坷波折；另一方面他本人也不敢再妄议朝政。所以他私下写明史的活动一直是悄悄进行的，直至天启初年才重新开始写《皇明史概》。
综上，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在权贵和皇权的夹击下步履维艰。嘉靖一朝和万历末的政治形势，对私修史书的影响较为剧烈，这两个时间段内的私修史书不能完全发挥私修史书抒发己意的特点，或从侧面敲打政治弊端，或不敢使自己的史作公诸于世，或刻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史学资治的功能未能得到明显的张扬。
五君权对史权的干预
廷杖作为明代的法外刑，是皇权对臣属绝对权威的体现。明代中后期廷杖已被皇帝经常性地实施，“大礼仪”之争中被杖死者就有70多人。廷杖制磨灭了士人的自主意识，更加奴性化，“只是在方孝孺、谢缙和李贽等个别非主流和悲剧性人物身上，还能看到宋儒精神的回归弘扬及其对独裁专制淫威的努力抗争” [17]。焦竑曾论史权之重：“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18]（P19）即便如此，明代君主对臣属几乎奴性的对待方式，使士大夫们噤若寒蝉，史书作为史实流传后世、树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也使得君主权力对史书的内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君权对史权的干预不断加强。
明代虽有史官，却不是专职，史官参与政治活动比前代频繁，史官不专职史事，对明代的官修史书事业有消极影响，“惟史官专司其职，故不敢渎其职，失其职，而其职者何？曰君举必书，此上古史官世守之法，失此便失其位，其族亦失其地位”[19]。以往朝代的起居注皇帝是不允许观看的，也不许干涉史官的记录。明代，除了起居注不常设外，皇帝可以阅读《实录》，甚至干涉《实录》的书写。朱棣就曾下令3次修改《太祖实录》，明宪宗修《英宗实录》时称景泰帝为“郕王”。明代史职相对独立的传统被打破，古时因畏惧史官而不敢妄行的事，在明代几乎是没有的。如明成祖三修《太祖实录》，还处罚了方孝孺等人，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继位找到合法的理由，明世宗敕修《恭穆献皇帝实录》，为一个没有做过皇帝的人修《实录》，如此颠倒史实，只有在明朝才会出现。而后人之所以能够清晰地知道这些事实的真相，得益于私修史书的记载。专制皇权对史权的打压使得史权应有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史书应起到的作用也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综上，明代的史官虽都是进士出身，却不专司其职，除了官修史书受皇帝意志影响大外，私修史书也受官方统治思想的影响，敢越雷池者少，史书、史官在明代的地位没有以往朝代高，大大影响了史学功用的发挥。
六政治事件对私修史书的刺激
明代中后期某一类型的私修史书在某一段时间内会集中出现，这与当时社会发生的政治事件相关。“大礼仪”之争中“护礼派”和“议礼派”在论证的过程中无不引经据典，谈迁曾说：“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16]（P3 364）“双方的争论变得更老练，更清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20]（P489）“大礼仪”之争围绕嘉靖帝亲生父亲的身份定位展开讨论，以此来确定嘉靖帝是“继统”还是“继嗣”，兴献王是该尊称为“帝”，还是以藩王身份入史。双方多数情况下多引宋英宗之事，宋英宗赵曙年幼时就被仁宗接入宫中抚养，继承皇位。他即位后也没有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由此杨廷和等人认为嘉靖帝应效仿宋英宗，但张璁等人认为宋英宗一直被养在宫中，预立为皇嗣，嘉靖帝则从小长于藩王府邸，直至武宗死后才被立为继承人，理应尊孝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大礼仪”之争，使学者较多地关注宋代历史，关注“正统论”。
“大礼仪”之争后，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取得了胜利。嘉靖帝如愿尊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为了维护这一成果，特下令修《明伦大典》，从制度上维护礼仪的权威，且专门整理历朝《实录》，为修《献皇帝实录》做准备。此次整理历朝《实录》，为《实录》外流提供了契机，为私修史书提供资料。万历朝张居正改革对史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恢复起居注制，设立日讲起居注官，“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題稿”，“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21]（P491）。起居注的恢复也为史书的撰写提供了可靠史料。再如前文提到的万历朝建文史籍的编纂，官方态度的转变是成书的重要契机。
除了政治事件的刺激外，朝臣利用史书作政治斗争篡改史事，也是激励私修史书追求真实历史的动力之一。张岱曾批评权臣利用修史的机会作政治斗争，“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22]（P109）。万历中后期，神宗缺少了类似于张居正这样亦师亦臣的约束，开始挥霍享乐，朝廷内部党争不断，边疆也频发战争，社会矛盾激化。朝廷的浑浑噩噩，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史书唤醒社会的觉醒。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表面上是宣扬神宗的武功，实则是为了反讽神宗的好大喜功。瞿九思在嘉靖年间曾因倭寇进犯而查军饷被匿事件，3个月白头，任广平知府期间一边赈灾，一边又镇压乡民的反抗，后被陷害入狱，被张居正启用。可知，瞿九思亲身经历了明中后期的各项危机，对政治的失望、反思促使他实事求是地写作史书，以希冀对现实有所警醒。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79-06
中国古代社会，私修史书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时，私修史书往往与官修史书并肩发展，二者并无明显的区别和矛盾。但当统治混乱、社会危机爆发时，官修史书仍极力维护旧的统治思想，对民众灌输服从的思想意识。私修史书或迫于政治压力，随声附和，或大胆反抗，寻找他途医治弊病，官、私修史书便产生了分歧。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但党争之祸、边境危机已逐渐显露，官方组织的修正史活动中途废止，私修史书便在此情形下悄然兴盛。
一政治因素与史书撰修影响溯源
中国古代皇帝利用其权威干预私修史书写作的例子不在少数。汉武帝听闻司马迁写《太史公书》，命其将孝、景及自己的本纪拿来过目，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三国晋时）此两纪有录无书”[1]（P418）。东汉末年，王允曾劝汉献帝诛杀蔡邕，目的是“不使谤书流天下”[2]（P2 006）。北魏时崔浩写《国史》，尽述北魏拓跋氏的历史，得罪了鲜卑贵族，被指控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3]（P3 943）。隋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人间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4]（P38）。因此，私修史书在隋代是遭到排斥的，官方成为修史的主力。唐太宗贞观年间，史馆修史制度确立并逐渐完善，一时间官修史书的势头大大盖过私修史书。两宋之际私修史书再次发展，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私修史书，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这一时期的私修史书呈现出与官修史书通力合作的现象，《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该书在修撰过程中既充分利用了官方在搜集史料方面的便利条件，又充分发挥了司马光个人的组织、编纂等才能。
但是，到了明代，史学再次深深打上政治的烙印。明初官修《元史》与以往所修各部正史不同，它的纪、传均没有论赞，这是遵照朱元璋“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5]（P4 676）而刻意为之的。明初通过科举制的八股取士等手段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专制，洪武、永乐两朝频发“文字狱”，商传曾言：“明初文禁甚嚴，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6]（P386）弘治、正德时期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利用有所放松，私修史书受打压的状况有所改变，出现了如刘节《春秋列传》、邵宝《春秋名臣传》尹直《名相传》等私修人物传记。而明代私修史书的兴盛则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
二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状况
明代中后期嘉靖帝即位之初因“大礼仪之争”而倦怠朝政，崇奉道教。穆宗、神宗初年朝政有所振作，但随着张居正改革被破坏、万历朝立太子一事的连续冲击，万历皇帝也逐渐端坐于深宫之中，不理朝政。
嘉靖初期，朝廷上下围绕着嘉靖帝生父的封号问题争论不休。嘉靖帝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即皇帝位，首辅杨廷和、阁臣乔宇、汪俊等认为嘉靖帝应尊孝宗为皇考，亲生父亲为皇叔考。中下级官员张璁、桂萼等认为应尊奉“孝道”，继统不继嗣，应尊兴献王为帝。这场辩论持续了将近4年，最终以杨廷和被罢官，张璁任内阁首辅为结局。但这一事件的余波远不止如此，它加剧了内阁倾轧的程度。嘉靖至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的更替无一不是通过政治斗争完成的。“大礼仪”之争成就了一批趋炎附势之徒，朝堂上的良臣正直之士被排挤，内阁首辅权力的更迭过程中，依次有毛纪、费宏、杨一清、张璁、方献夫、李时、夏言、翟銮、严嵩、徐阶、高拱登上首辅之位，其中夏言和严嵩的斗争中，以夏言的斩首告终。嘉靖帝议礼之后，崇奉道教，希冀长生，曾封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为奉道耗费大量财物。海瑞曾经上疏劝谏，被逮入狱论死，幸得徐阶力救。孟森评嘉靖一朝“奉道之祸毒正人，则远过于议礼”[7]（P197）。
万历朝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明代的政局一度好转。但在张居正死后不到1年，在万历皇帝态度的影响下，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对张居正的清算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有谋反之心，戚继光的精锐部队就是他叛逆的后盾。当然，这样的言论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毋庸置疑，张居正的去世使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遭到延止，成为明代中后期政治的重要转折点。至此之后，明代政府再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和决心改革政治，明代政治的弊端日渐明显。万历朝还因立太子一事引发皇帝二十几年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皇帝如此消极怠工，在以往任何朝代都是不曾见的。万历的“不作为”虽然没有使政治陷入瘫痪，一切事务各自按照已有的程序运行，但是明代政治自此以后也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没有出现新的变革。
可知，明代中后期以后，由于皇帝与朝臣习惯性的不合作，明代朝臣之间的斗争、贪污腐化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明代的政治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危机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来。对此，明代的私修史书也有论述，薛应旂《宪章录》曾论明代中后期的吏治昏聩，官员借考核互相中伤的状况，“当时罢职官员，唯无赃犯重情其有可用者并听举用。自严氏用权，遂以考察中伤善类，倡为不许举之说。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锢。”[8]（卷25“按语”）旧例，被罢职的官员，除了贪污受贿，或有重大失误者，是可以被重新启用的。但自严嵩掌权后，利用考察官员的权利，培植亲信，不依附者皆不被用。即使是涉及边境防卫之事也“多逐锥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为振起彷徨四顾，并无可委之人”[8]（卷2“按语”）。 综上，明代中后期以后，朝政由宦官专权到权臣辈出，官员内部斗争不断，纲纪废弛，招权纳贿，每况愈下。嘉靖、万历朝重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朋党之争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军事上，“南倭北虏”问题日渐突出，对明政府的安全造成威胁。社会危机日益暴露明显，而官修史书的迟滞不能满足社会以史求鉴和流传史实的需求，于是一批有责任感的士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势，忧心忡忡，希冀通过自己的著作，反思过往，提出关于社会发展的不同构想。而众多著作中，史书成为最能直接、清晰表达观点的载体。
三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的互动
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变动引起了史学的变化，因此嘉靖、万历时期私修史学的发展随着政治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嘉靖一朝，北有鞑靼，东南有倭寇骚乱，俺答汗还曾紧逼京师，民族危机与宋代面临着相似的状况，刺激私修史书对宋代的了解，对民族问题较为敏感，排元情绪高涨，所以这一时期私修史书中的正统观念以讨论夷夏之别为主。加之嘉靖二十一年官方刊行了包括辽、金、元三史在内的前代正史，共二十一史。这也就承认了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但私修史书出于民族情感，坚持以宋为正统，于是引发了这一时期的改编《宋史》之风。王洙《宋史质》、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等，都宣扬宋代的正统地位，贬低少数民族政权，王洙甚至删去元朝年号，否认客观历史。
隆庆至万历中期出现私修明史的热潮。嘉靖末年，财政危机、边境危机、君臣不睦、官员内争等现象层出不穷，迫使私修史书将目光放在现实问题上。陈建《通纪》、郑晓《吾学编》、薛应旂《宪章录》、邓元锡《明书》、余继登《国朝典故纪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私修明史。这些史著大多直击明代的腐朽政治，希望借助于史书给社会改革以一剂良药。例如《通纪》中随处可见“世变江河，可胜慨叹”这样的感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溢于言表。书中还就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措施，例如主张废除军卫制、宗禄制等。此外，万历即为之初曾下诏赞扬建文朝的死节之臣，万历二十三年还恢复了建文年号。在官方政治态度转变的情形下，私修史书开始大量编纂建文史。朱睦楔《革除逸事》、汪宗伊《表忠录》、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焦竑《逊国忠节录》等不断推出。
综上，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改编宋史、私修当代史、私修建文史籍等史学风气，这与社会危机的显现、官方政治态度的转变等息息相关。政治和现实危机的刺激，促使私修史书在不同阶段的编撰呈现不同的侧重点，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可以提高史学的社会价值，但是，也免不了受到政治的束缚和干预。
四政治威势之下私修史书的谨小慎言
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的作者有史官，比如作《圣驾南巡录》的陆深、作《读史漫录》的于慎行、作《国朝献徵录》的焦竑、作《皇明史概》的朱国祯等，也有其他官员，如曾任福建侯官县教谕的陈建、任刑部郎中的高岱、任浙江提学副史的薛应旂、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等。明代中后期主要私修史书的作者除了少数如吴朴、郎瑛、邓元锡、沈德符等人无官无职，基本也是举人出身。可见，私修史书的作者直接受政治影响的占大多数，而布衣修史者，基本上是科举不如意，止于举人行列，一方面士大夫素有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激励他们不断对政治做出思考；另一方面他们无缘仕途，卻又想极力参与政治，修撰史书是最便捷、风险较小的方式。因此，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政治的私修史书作者，他们的阅历和史著都受政治的影响颇大。
明代中后期因慑于政治淫威，远居清贫之地著书以避祸者不在少数。杨慎是正德六年的进士，嘉靖年间首辅杨廷和之子，官至翰林院修撰，曾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因“大礼仪”之争受廷杖，谪戍云南，结束了本可平步青云的仕宦生涯。少年的杨慎聪颖过人，“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9]（P5 082）。“大礼仪”之争中，杨慎曾偕群臣齐跪于左顺门，力谏皇帝不要封兴献王为帝，帝怒，180多人受到杖责，杨慎还被廷杖了两次，最后被流放至云南，再也没能返回京都。杨慎因政治事件被流放，因此他在流放期间的著述，一方面是记述云南当地的风俗人情、山川地理、历史沿革等，如《滇载记》《云南山川》等；另一方面是笔记考订著作，如《丹铅余录》《古音丛目》等，基本不涉及政治观念和政治立场的表达。
薛应旂，嘉靖十四年进士，他于嘉靖二十四年时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员，严嵩顺势对其进行拉拢，但薛应旂并未接受，结果被诬贬为建州通判。严嵩擅权国政长达14年之久，利用各种权谋利诱相继除去政敌夏言、仇鸾等，对弹劾他的官员肆意打击，甚至有致死者。薛应旂虽只是被贬官，却已对权臣掌握的明王朝已有心灰意冷之意。因此，严嵩倒台后，薛应旂虽然辗转升迁，但他仍请求致仕还乡，最后著述至终身。薛应旂曾作《宋元资治通鉴》，这部著作以“求道”为主，特详道学宗派，希望从思想上转变政治上的歪风邪气，反对空谈之风，认为“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于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至于恶腾沸于寰中，干戈相寻于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10]（P387）。明代中后期第一部私修当代史一般认为是陈建的《皇明通纪》，其实，郑晓的《吾学编》始撰于嘉靖二十年，比《通纪》早，但他成书却晚于《通纪》，原因是郑晓慑于嘉靖三十五年的李默事件的影响。李默乃正德十六年进士，曾历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耿直。嘉靖年间严嵩柄政，李默不阿谀奉承，严嵩便借故将其夺职为民，后又被嘉靖帝启用。嘉靖三十五年，赵文华告讦李默策试选人时，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宗攻淮蔡，而晚业不终”之语，有诽谤嘉靖之意，于是下令逮捕李默，最终死于狱中。郑晓因为这一事件，担心自己书中的内容或言语而得罪皇帝或权贵，就烧毁了书稿。直至嘉靖四十一年以后，严嵩倒台后，才在儿子们的鼓励下，完成了今本《吾学编》。
青年时代的郑晓是一位有胆识、有思想、关心士人。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也曾因为参加“大礼仪”之争“公抗章谏，且偕诸司跪左顺门，恸哭不已，上怒，下锦衣狱，杖阙下”[11]（P1876-1877）。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政治的批判。他在嘉靖十四年时曾作《书西墅卷后》说：“余耕海上，未尝不发愤太息，怪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而举刺之风，裁日落暮也。”[12]（P532）在这篇议论中，郑晓批评了明代中后期政治的五个弊端：军事日紧，分封太广，赏功太滥，士风邪横，党派之争。而且，郑晓在任文选郎中时“秉公持鉴，一切无所徇私枉”[13]（P207），期间还弹劾严嵩的亲信赵文华，反对严世藩为尚宝丞等，因此遭到严嵩痛恨，被贬为和州同知。但嘉靖三十五年的李默事件，让郑晓也开始忌惮严嵩的熏天权势，所以做出焚毁书稿的举动。《今言》是郑晓继《吾学编》之后的另一部著作，“其内容实际是明代洪武至嘉靖一百八十余年间的国政朝章、兵戎邦记等方面的真实记录，其中许多记载不但可补史之佚，亦可正史之谬误”[13]（P1）。《今言》可以说是《吾学编》的补作，补充了《吾学编》中很多记事语言简略的地方。但《今言》基本是“反映作者的皇朝意识和正统思想”“有浓厚的天命观”[14]。虽然也有反映痛恨奸佞之臣的言论，但并不多见。 从今本《吾学编》和《今言》的思想上看，郑晓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了之前的锐气，避实就虚，歌功颂德的地方较多。明人张铨曾评此书“惟时有避忌，方技、佞幸诸传废而不录，未免有挂漏之憾”[15]（P6）。谈迁也评郑晓“号为博雅，有其学矣，惜非其才”[16]（P6）等，都表达了对郑晓于嘉靖三十五年后所撰史著失之略、情未挚的遗憾。而郑晓的这一缺陷正是因为受到了政治权威的胁迫才产生的。除了迫于政治压力私修史书不敢太过直言批评时政外，还有些私修史书撰成之后也不敢立即刊刻。朱国祯在万历二十五年时曾入馆修正史，但入馆3日官修正史活动就戛然而止。此后，朱国祯便私修明史，但一直到天启四年才在即将卸任的首辅叶向高的鼓励之下，重写撰写《皇明史概》。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书稿的7/10。朱国祯期间中断《皇明史概》的撰写，源于万历二十九年“均田案”。万历中期“一条鞭法”的执行被土豪劣绅等曲解利用，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朱国祯提出“均田便民”，结果被打，家中房屋被烧。此事件以后，朱国祯一方面仕途受影响，坎坷波折；另一方面他本人也不敢再妄议朝政。所以他私下写明史的活动一直是悄悄进行的，直至天启初年才重新开始写《皇明史概》。
综上，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在权贵和皇权的夹击下步履维艰。嘉靖一朝和万历末的政治形势，对私修史书的影响较为剧烈，这两个时间段内的私修史书不能完全发挥私修史书抒发己意的特点，或从侧面敲打政治弊端，或不敢使自己的史作公诸于世，或刻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史学资治的功能未能得到明显的张扬。
五君权对史权的干预
廷杖作为明代的法外刑，是皇权对臣属绝对权威的体现。明代中后期廷杖已被皇帝经常性地实施，“大礼仪”之争中被杖死者就有70多人。廷杖制磨灭了士人的自主意识，更加奴性化，“只是在方孝孺、谢缙和李贽等个别非主流和悲剧性人物身上，还能看到宋儒精神的回归弘扬及其对独裁专制淫威的努力抗争” [17]。焦竑曾论史权之重：“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18]（P19）即便如此，明代君主对臣属几乎奴性的对待方式，使士大夫们噤若寒蝉，史书作为史实流传后世、树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也使得君主权力对史书的内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君权对史权的干预不断加强。
明代虽有史官，却不是专职，史官参与政治活动比前代频繁，史官不专职史事，对明代的官修史书事业有消极影响，“惟史官专司其职，故不敢渎其职，失其职，而其职者何？曰君举必书，此上古史官世守之法，失此便失其位，其族亦失其地位”[19]。以往朝代的起居注皇帝是不允许观看的，也不许干涉史官的记录。明代，除了起居注不常设外，皇帝可以阅读《实录》，甚至干涉《实录》的书写。朱棣就曾下令3次修改《太祖实录》，明宪宗修《英宗实录》时称景泰帝为“郕王”。明代史职相对独立的传统被打破，古时因畏惧史官而不敢妄行的事，在明代几乎是没有的。如明成祖三修《太祖实录》，还处罚了方孝孺等人，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继位找到合法的理由，明世宗敕修《恭穆献皇帝实录》，为一个没有做过皇帝的人修《实录》，如此颠倒史实，只有在明朝才会出现。而后人之所以能够清晰地知道这些事实的真相，得益于私修史书的记载。专制皇权对史权的打压使得史权应有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史书应起到的作用也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综上，明代的史官虽都是进士出身，却不专司其职，除了官修史书受皇帝意志影响大外，私修史书也受官方统治思想的影响，敢越雷池者少，史书、史官在明代的地位没有以往朝代高，大大影响了史学功用的发挥。
六政治事件对私修史书的刺激
明代中后期某一类型的私修史书在某一段时间内会集中出现，这与当时社会发生的政治事件相关。“大礼仪”之争中“护礼派”和“议礼派”在论证的过程中无不引经据典，谈迁曾说：“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16]（P3 364）“双方的争论变得更老练，更清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20]（P489）“大礼仪”之争围绕嘉靖帝亲生父亲的身份定位展开讨论，以此来确定嘉靖帝是“继统”还是“继嗣”，兴献王是该尊称为“帝”，还是以藩王身份入史。双方多数情况下多引宋英宗之事，宋英宗赵曙年幼时就被仁宗接入宫中抚养，继承皇位。他即位后也没有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由此杨廷和等人认为嘉靖帝应效仿宋英宗，但张璁等人认为宋英宗一直被养在宫中，预立为皇嗣，嘉靖帝则从小长于藩王府邸，直至武宗死后才被立为继承人，理应尊孝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大礼仪”之争，使学者较多地关注宋代历史，关注“正统论”。
“大礼仪”之争后，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取得了胜利。嘉靖帝如愿尊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为了维护这一成果，特下令修《明伦大典》，从制度上维护礼仪的权威，且专门整理历朝《实录》，为修《献皇帝实录》做准备。此次整理历朝《实录》，为《实录》外流提供了契机，为私修史书提供资料。万历朝张居正改革对史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恢复起居注制，设立日讲起居注官，“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題稿”，“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21]（P491）。起居注的恢复也为史书的撰写提供了可靠史料。再如前文提到的万历朝建文史籍的编纂，官方态度的转变是成书的重要契机。
除了政治事件的刺激外，朝臣利用史书作政治斗争篡改史事，也是激励私修史书追求真实历史的动力之一。张岱曾批评权臣利用修史的机会作政治斗争，“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22]（P109）。万历中后期，神宗缺少了类似于张居正这样亦师亦臣的约束，开始挥霍享乐，朝廷内部党争不断，边疆也频发战争，社会矛盾激化。朝廷的浑浑噩噩，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史书唤醒社会的觉醒。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表面上是宣扬神宗的武功，实则是为了反讽神宗的好大喜功。瞿九思在嘉靖年间曾因倭寇进犯而查军饷被匿事件，3个月白头，任广平知府期间一边赈灾，一边又镇压乡民的反抗，后被陷害入狱，被张居正启用。可知，瞿九思亲身经历了明中后期的各项危机，对政治的失望、反思促使他实事求是地写作史书，以希冀对现实有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