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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从不想让孩子们知道他靠什么工作挣钱养家,我们只知道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电气照明公司C工厂上班。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进工厂,直到黄昏时才走出工厂大门。
妈妈带我和弟弟去老家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海滩旅行时,我们会看到到到天空中有一道浓烟飘向远方。妈妈有时会指着浓烟飘出的方向,对我们喊:“朝爸爸招招手!”然后,我和弟弟的四只小手就朝向天空挥舞着。
我从不知道爸爸在工厂里干什么活计,但是我看到了34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付出的代价:他的肩膀和脊柱都做过手术。他在48岁那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做了心脏搭桥手术。1993年,我的弟弟刚刚大学毕业,爸爸退休了,但是重体力劳动给他留下了病根。几年后,爸爸又一次做了血管手术,但是再一次的心脏病发作夺走了他的生命,那一年爸爸69岁。
我只在工厂里见到爸爸一次,那时他加班,我给他送饭。他下班后总是会冲个澡,我习惯了给他熨平裤子上的褶皱,也习惯了他走过门口时男用发油的味道。那天夜里,在厂房外,我凝神看着爸爸,只见他的身上沾着汗水和煤灰。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时常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那座工厂2001年关闭了。不久前,当地港务局为了一项绿色能源工程,重新开启了这座工厂。我知道,爸爸绝不会希望我看到它;我也知道,他会理解,我一定要参观一下它的真容。
工厂前管理人托比·沃克曼带着我走过散发着霉味儿的迷宫似的车间。每走过一个车间,他就给我讲解在那里的工作和危险。他用的词汇在我听来简直和外语一般陌生:吊斗、粉碎机、煤灰、煤饼。
“这里的任务是粉碎煤块,”他说,“我们是公众看不到的一群人。我们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干活,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很快,还没等我询问,托比就回答了我想知道的问题:“对了,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一把12磅重的扳手,“你爸爸就用这个干活……是的,他上班时来这个窗户前检查工具……对,你爸爸站在这儿,他干活时会大汗淋漓,最后衣服都会往下滴汗。”
C工厂多数车间没有窗户,有些车间低于海平面。我走过数不清挂着“危险”标志的地方,摸着一个个比我拳头还大的螺母。听到托比说这个车间里的温度有时会高到60摄氏度时,我的心颤抖了。我想象着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里干活的情景,这个地方比我参观过的任何一座监狱都更可怕。
“真不敢想象。”我一遍又一遍这样说着。托比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看,”他说,“你需要了解一些事。你爸在这里如同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他熟悉这座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哪里出了毛病,他立刻就会修好。”
我看了看地面,使劲儿忍着泪水。
“他必须非常聪明才行,”托比柔声说,“他干的是这里最危险的工作。很多人干他的工作都坚持不了多久。”
几天后,我的女儿大学毕业了。我离开爸爸的工厂时,托比给了我一个安全帽,现在我把它给了女儿,并且附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每当你在生活中信心产生动摇,不敢迈出下一步的时候,戴上这顶帽子,照照镜子,想想你的根。”
我的女儿是“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的外孙女,如果牢记这一点,她就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妈妈带我和弟弟去老家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海滩旅行时,我们会看到到到天空中有一道浓烟飘向远方。妈妈有时会指着浓烟飘出的方向,对我们喊:“朝爸爸招招手!”然后,我和弟弟的四只小手就朝向天空挥舞着。
我从不知道爸爸在工厂里干什么活计,但是我看到了34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付出的代价:他的肩膀和脊柱都做过手术。他在48岁那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做了心脏搭桥手术。1993年,我的弟弟刚刚大学毕业,爸爸退休了,但是重体力劳动给他留下了病根。几年后,爸爸又一次做了血管手术,但是再一次的心脏病发作夺走了他的生命,那一年爸爸69岁。
我只在工厂里见到爸爸一次,那时他加班,我给他送饭。他下班后总是会冲个澡,我习惯了给他熨平裤子上的褶皱,也习惯了他走过门口时男用发油的味道。那天夜里,在厂房外,我凝神看着爸爸,只见他的身上沾着汗水和煤灰。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时常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那座工厂2001年关闭了。不久前,当地港务局为了一项绿色能源工程,重新开启了这座工厂。我知道,爸爸绝不会希望我看到它;我也知道,他会理解,我一定要参观一下它的真容。
工厂前管理人托比·沃克曼带着我走过散发着霉味儿的迷宫似的车间。每走过一个车间,他就给我讲解在那里的工作和危险。他用的词汇在我听来简直和外语一般陌生:吊斗、粉碎机、煤灰、煤饼。
“这里的任务是粉碎煤块,”他说,“我们是公众看不到的一群人。我们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干活,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很快,还没等我询问,托比就回答了我想知道的问题:“对了,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一把12磅重的扳手,“你爸爸就用这个干活……是的,他上班时来这个窗户前检查工具……对,你爸爸站在这儿,他干活时会大汗淋漓,最后衣服都会往下滴汗。”
C工厂多数车间没有窗户,有些车间低于海平面。我走过数不清挂着“危险”标志的地方,摸着一个个比我拳头还大的螺母。听到托比说这个车间里的温度有时会高到60摄氏度时,我的心颤抖了。我想象着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里干活的情景,这个地方比我参观过的任何一座监狱都更可怕。
“真不敢想象。”我一遍又一遍这样说着。托比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看,”他说,“你需要了解一些事。你爸在这里如同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他熟悉这座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哪里出了毛病,他立刻就会修好。”
我看了看地面,使劲儿忍着泪水。
“他必须非常聪明才行,”托比柔声说,“他干的是这里最危险的工作。很多人干他的工作都坚持不了多久。”
几天后,我的女儿大学毕业了。我离开爸爸的工厂时,托比给了我一个安全帽,现在我把它给了女儿,并且附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每当你在生活中信心产生动摇,不敢迈出下一步的时候,戴上这顶帽子,照照镜子,想想你的根。”
我的女儿是“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的外孙女,如果牢记这一点,她就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