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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26日，我奉命赴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
黎巴嫩是中东的一颗明珠。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不仅是中东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各国的情报中心和中东的神经中枢，各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云集于此，而对外交官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外交舞台。
可是，当时的黎巴嫩战乱频仍，在我任职期间，战祸之烈，达到高潮，对他乡异邦的人来说，黎巴嫩之行无异于“死亡之旅”。孔子曾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偕夫人雪白毅然衔命踏上征程。
飞机抵达黎巴嫩上空时，临窗鸟瞰，这个面积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正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通往大使馆的途中，到处残垣断壁、弹痕累累，道路两旁，堆放着被战火焚毁的汽车。多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士兵，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在各路口巡逻。此情此景，使我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大使馆坐落在贝鲁特西区海滨的白沙滩区域，濒临地中海。这是一座12层大楼，每层分两个单元，前后都有阳台，所有窗户全是推拉式落地大玻璃。房间宽敞明亮，临窗西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涛起伏，水天一色，蔚为壮观。
从大楼顶部举目远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贝鲁特东靠山、西临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在同一时间登山滑雪、下海游泳。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形式各异，全城找不到两座式样相同的建筑物。然而，经过1982年以色列侵略战争的破坏，贝鲁特已面目全非，墙壁布满弹痕，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枪弹和气浪摧毁。经过近十年战乱，好端端一座城市，被拦腰截断，东部被基督教势力占领，西部被穆斯林势力占领，每日枪声不绝于耳，全市经常停水停电，电话不通，邮路不畅，往日最繁忙、连结东西区的一座大桥，被称为“死人桥”，再也看不到人迹，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我们大使馆院内也到处都是弹片，其重量超过一吨半。
这次残酷的战争，是谁和谁打呢？我询问当地人，他们皱皱眉头说：“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你们为什么要伸出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我接着问。
“亲爱的中国朋友，你问得好！我们也这样问，全黎巴嫩人都这样问。”他看了我一眼，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惟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
我到任的第二周，按照外交惯例进行礼节性拜会。在这个战乱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有两点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一，要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若事先联系好，但却临时突然响起枪声，那么约会自然取消；其二，由于电话不畅通，事先需派出礼宾官前去联系。
我首先拜会了使馆的老朋友安东尼先生。他住在东区，在1982年以色列侵占贝鲁特时，使馆五位留守人员从西区撤出后就一直住在他家，一切费用全部由他包揽，他有言在先，分文不收。我对他说：“我来到贵国，首先来看望你，你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是你伸出了友谊之手。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你。”我代表使馆送给他一块在国内特制的地毯。他对我说：“我不只是你们的朋友，也是你们的兄弟，只有兄弟之间最真诚，能经得起考验。”
随后，我拜会了黎巴嫩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当我迈进会客室，我愣住了，接待我的副司长原来是乔治·扈得。他紧握我的手说：“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重逢了！”
1971年我们在布拉格相识，并交往达四年之久，我先他而离任，行前向他辞行，当时我说：“咱们搞外交的，好比天空飞翔的鸟，今天落在这棵树上，明天可能落在那棵树上，说不定在某一天，我们又会飞到一起。”重温这番话，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一天，我邀请他和他作为著名律师的弟弟到使馆做客，共进午餐。可惜，四道菜只上了两道，使馆南部便枪声大作。他们慌忙起身告辞，我也不便挽留，但不无遗憾。然而，他却风趣地说：“我们兄弟二人，一人半顿饭，两人不就是一顿吗？”
我接连拜会了20多个使团官员。最具战争气息的要属美国使馆了。美国使馆在贝鲁特北部沿海一座高层楼房。我来到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辆坦克和一排碉堡。一队卫兵手持冲锋枪，如临大敌，神情严肃。当我说明身份，他才陪同我进入参赞的办公室。
美国参赞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精明外交官。我说：“今天我能进入你的办公室，真不容易！”他面有难色地说：“这大概就是战时外交的特点吧！我们的前任大使弗朗西斯·梅格伊来到贝鲁特只有四天时间，就在前往拜会总统的路上遇难了。今年4月18日我们的大使馆被炸，17人丧生，我们的侨民、记者、贝鲁特大学美籍教授接连被打死、暗杀或被作为人质扣留。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我明白美国人在黎巴嫩的处境，连外交官也只能躲在碉堡一样戒备森严的大使馆里，不能随便外出以防被杀害或被绑架。在我告辞时，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外交官在黎巴嫩工作，太幸福了。”
当时各国驻贝鲁特使团上百个，各馆都有卫队把守，惟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可以自由安全地通行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
贝鲁特大爆炸
1983年9月下旬，黎巴嫩各派武装势力实行停火，贝鲁特出现平静局势。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
中国的国庆节过后，使馆动员全体馆员利用战争间隙，整修使馆，将窗户上的三合板取下，重新装上玻璃，修补弹坑，粉刷墙壁。经过三个多星期的紧张劳动，大使馆旧貌换新颜。
谁料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贝鲁特大爆炸。
10月23日（星期日）早晨6时30分，我刚睁开眼睛，准备起床，突然一声巨响，只觉得楼房摇动，房门被巨大的气浪冲开，两扇落地大玻璃门砰然崩塌。只见我夫人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从隔壁她的寝室跑来，向我喊道：“我们的大楼被炸了！”
我慌忙从使馆的南侧向前望去，滚滚浓烟中，距我馆约100多米远的法国驻军司令部七层大楼在硝烟中彻底坍塌，接连发生爆炸的还有美军司令部的一座四层大楼，两次爆炸的时间相隔只有三分钟。 事后美国使馆代办皮伍向我介绍说：“23日凌晨，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满载烈性炸药，分头驶向美军司令部和法军司令部并引爆。美国海军陆战队共241人，除一人正在抢救，其余全部被炸死。法国驻军共58人，无一幸免。”
号外！号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馆从联邦德国订购了一辆奔驰S280轿车，两名馆员赵继舜和宋炳林乘飞机赴西德取车。11月14日，他们在开车回馆的路上，在黎巴嫩東部叙利亚军队控制区被四名武装分子劫持。我们急忙采取措施寻找，16日上午我约见黎巴嫩外交部政治司长，就我汽车被劫持一事提出交涉，请黎方帮助查找。同时，给我驻叙利亚使馆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向叙方交涉。在此之前，各国驻黎使馆数以千计的汽车被劫，光苏联使馆就丢失45辆，至今还未听说有一辆被找回。我们要想找回自己的汽车怎么可能呢！
11月21日下午，我正在游泳池旁散步，突然看见罗马尼亚使馆一秘陪同一陌生人向我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罗一秘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使馆丢了一辆汽车，是吗？”“是的。”我答道。“汽车找到了。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找到的。”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民族社会党的国际部长法雷斯先生，今天我陪同他来就是谈交车的事宜。”
将客人送走，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声宣布：“我们的汽车找到了！”当时大家正在进餐，一听这消息，情不自禁地喊道：“号外！号外！”
大使馆遭炮击
黎巴嫩战乱近十年，大小战争200多次，十多万人丧生，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黎各派势力经过无数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到瑞士的洛桑开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洛桑会议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成为外交官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连日拜访了英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代办或参赞，交换对洛桑会议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前途难卜，未可乐观。
1984年3月23日上午，我访问了萨尔曼先生，此人是前内务部长，其母亲在黎有崇高威望，曾率领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全家都对我们非常友好。我请他谈谈对洛桑会议的看法，他说：“不要对洛桑会议抱乐观态度，谈谈打打的局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他还向我谈到，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民兵组织发生内讧，双方正在摩拳擦掌，战事随时可能爆发。他提醒我，中国大使馆就在导火线上，要我们随时提高警惕。
我向他告辞，准备驱车返馆。未料刚走出大门，猝然枪声大作，司机有些紧张，我急忙让他停车，观察态势，发现枪声就在我们要返馆的方向，于是我让司机调头向北，一直开到海滨，再向西绕到使馆的西边才返回使馆。
约在下午4时20分左右，果然如萨尔曼所料，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在我使馆周围发生了激战，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一发发炮弹在我们大楼周围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打在墙壁、门窗上。楼下的馆员急速到地下室躲避，楼上的人已来不及下地下室，慌忙到楼道或走廊藏身，我刚跑到电梯门口，只听到炮弹在头顶上呼啸，我赶快就地卧倒。修缮队一名工人正坐在桌旁修理收音机，一发炮弹从他耳旁穿墙而过，幸好未爆炸。我夫人雪白尤其危险，当时她正在阅读文件，一颗子弹向她射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穿玻璃，落在她面前，离她的头部不到50厘米。
这次激战，使馆多处中弹，第8、9、11层楼损失最严重，门窗墙壁全部被破坏，特别是第9层，房间内弹皮遍地，无一完物。幸好使馆人员安然无恙。
贝鲁特大逃亡
政府军在西区失守后，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先后撤走，各派武装力量争先恐后到西区填补“真空”。东区和西区互相开炮，西区各派之间动辄兵戎相见。爆炸、抢劫、暗杀、绑架，每天都在发生，救火车、救护车的警笛声整天呼啸不已，全市人民再次陷入恐怖之中，比以往的几次战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3月31日上午，我馆一官员到约旦使馆办理签证，归途中在海边遇到三名武装分子拦路劫车，他急中生智，急忙调头，武装分子向他连连开枪，将一后轮击穿，他不顾一切，颠颠簸簸地拼命将车开回了使馆。
4月3日，使馆四名馆员到一商场购物，刚离开不久，只听一声巨响，商场被汽车炸弹夷为平地。
4月10日上午，穆斯林首领沙姆斯丁紧急约见中、美、英、法、苏使馆的代办，就黎巴嫩当局请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延期和扩大治安范围，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予以支持。我的座车由警车开道，并有治安军队持枪保卫。美国代办未敢乘坐外交车，只乘坐了一辆运货车，也未敢悬挂国旗，并由他们自己派出的海军陆战队护送。我们见面之际，他摇摇头，面带苦笑。当时黎巴嫩的社会秩序难以言状，其他外交活动都停止了。
随着爆炸声和枪炮声不断，每天不知有多少黎巴嫩平民和外国侨民倒在血泊之中。当时我国在黎巴嫩惟一的侨民高礼，夜间下班回家，归途中被枪弹击中身亡，年仅30余岁。
外交官死于战火者不计其数，就大使来看，继美国大使遇难之后，法国大使被飞弹击中丧生，伊拉克大使随着大使馆一声爆炸，和全馆馆员一起被埋葬在瓦砾之中，西班牙大使夫妇正在官邸同亲朋好友共进午餐，一发炮弹在餐桌旁爆炸，顿时横尸遍地。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贝鲁特大逃亡开始了！ 市民们纷纷离家出走，投亲靠友，由于飞机场早已关闭，他们只能从东区的久尼港口乘船到塞浦路斯，再转往其他国家。有的则乘车先去叙利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各国大使馆、领馆的官员，记者、侨民和家属每天纷纷驱车从这两条路线撤离。黎巴嫩的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各国驻黎巴嫩人员撤离的情况。
在贝鲁特这座错综复杂的外交舞台，由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维护中黎友好关系，各党各派、各级政府官员和黎民百姓，对我们都十分友好。我们在黎巴嫩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不论黎形势多么严峻、恐怖，我们都泰然处之，我国的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贝鲁特使馆的上空。
1984年7月31日，我奉命转馆。当飞机徐徐腾空，我情不自禁地临窗眺望，想再看一眼我生活、工作了360多个日日夜夜的城市。我的视线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地中海的东岸，在颤抖，在呻吟，在哭泣……我的心碎了。
黎巴嫩是中东的一颗明珠。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不仅是中东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各国的情报中心和中东的神经中枢，各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云集于此，而对外交官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外交舞台。
可是，当时的黎巴嫩战乱频仍，在我任职期间，战祸之烈，达到高潮，对他乡异邦的人来说，黎巴嫩之行无异于“死亡之旅”。孔子曾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偕夫人雪白毅然衔命踏上征程。
飞机抵达黎巴嫩上空时，临窗鸟瞰，这个面积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正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通往大使馆的途中，到处残垣断壁、弹痕累累，道路两旁，堆放着被战火焚毁的汽车。多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士兵，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在各路口巡逻。此情此景，使我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大使馆坐落在贝鲁特西区海滨的白沙滩区域，濒临地中海。这是一座12层大楼，每层分两个单元，前后都有阳台，所有窗户全是推拉式落地大玻璃。房间宽敞明亮，临窗西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涛起伏，水天一色，蔚为壮观。
从大楼顶部举目远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贝鲁特东靠山、西临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在同一时间登山滑雪、下海游泳。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形式各异，全城找不到两座式样相同的建筑物。然而，经过1982年以色列侵略战争的破坏，贝鲁特已面目全非，墙壁布满弹痕，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枪弹和气浪摧毁。经过近十年战乱，好端端一座城市，被拦腰截断，东部被基督教势力占领，西部被穆斯林势力占领，每日枪声不绝于耳，全市经常停水停电，电话不通，邮路不畅，往日最繁忙、连结东西区的一座大桥，被称为“死人桥”，再也看不到人迹，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我们大使馆院内也到处都是弹片，其重量超过一吨半。
这次残酷的战争，是谁和谁打呢？我询问当地人，他们皱皱眉头说：“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你们为什么要伸出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我接着问。
“亲爱的中国朋友，你问得好！我们也这样问，全黎巴嫩人都这样问。”他看了我一眼，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惟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
我到任的第二周，按照外交惯例进行礼节性拜会。在这个战乱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有两点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一，要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若事先联系好，但却临时突然响起枪声，那么约会自然取消；其二，由于电话不畅通，事先需派出礼宾官前去联系。
我首先拜会了使馆的老朋友安东尼先生。他住在东区，在1982年以色列侵占贝鲁特时，使馆五位留守人员从西区撤出后就一直住在他家，一切费用全部由他包揽，他有言在先，分文不收。我对他说：“我来到贵国，首先来看望你，你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是你伸出了友谊之手。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你。”我代表使馆送给他一块在国内特制的地毯。他对我说：“我不只是你们的朋友，也是你们的兄弟，只有兄弟之间最真诚，能经得起考验。”
随后，我拜会了黎巴嫩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当我迈进会客室，我愣住了，接待我的副司长原来是乔治·扈得。他紧握我的手说：“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重逢了！”
1971年我们在布拉格相识，并交往达四年之久，我先他而离任，行前向他辞行，当时我说：“咱们搞外交的，好比天空飞翔的鸟，今天落在这棵树上，明天可能落在那棵树上，说不定在某一天，我们又会飞到一起。”重温这番话，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一天，我邀请他和他作为著名律师的弟弟到使馆做客，共进午餐。可惜，四道菜只上了两道，使馆南部便枪声大作。他们慌忙起身告辞，我也不便挽留，但不无遗憾。然而，他却风趣地说：“我们兄弟二人，一人半顿饭，两人不就是一顿吗？”
我接连拜会了20多个使团官员。最具战争气息的要属美国使馆了。美国使馆在贝鲁特北部沿海一座高层楼房。我来到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辆坦克和一排碉堡。一队卫兵手持冲锋枪，如临大敌，神情严肃。当我说明身份，他才陪同我进入参赞的办公室。
美国参赞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精明外交官。我说：“今天我能进入你的办公室，真不容易！”他面有难色地说：“这大概就是战时外交的特点吧！我们的前任大使弗朗西斯·梅格伊来到贝鲁特只有四天时间，就在前往拜会总统的路上遇难了。今年4月18日我们的大使馆被炸，17人丧生，我们的侨民、记者、贝鲁特大学美籍教授接连被打死、暗杀或被作为人质扣留。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我明白美国人在黎巴嫩的处境，连外交官也只能躲在碉堡一样戒备森严的大使馆里，不能随便外出以防被杀害或被绑架。在我告辞时，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外交官在黎巴嫩工作，太幸福了。”
当时各国驻贝鲁特使团上百个，各馆都有卫队把守，惟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可以自由安全地通行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
贝鲁特大爆炸
1983年9月下旬，黎巴嫩各派武装势力实行停火，贝鲁特出现平静局势。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
中国的国庆节过后，使馆动员全体馆员利用战争间隙，整修使馆，将窗户上的三合板取下，重新装上玻璃，修补弹坑，粉刷墙壁。经过三个多星期的紧张劳动，大使馆旧貌换新颜。
谁料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贝鲁特大爆炸。
10月23日（星期日）早晨6时30分，我刚睁开眼睛，准备起床，突然一声巨响，只觉得楼房摇动，房门被巨大的气浪冲开，两扇落地大玻璃门砰然崩塌。只见我夫人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从隔壁她的寝室跑来，向我喊道：“我们的大楼被炸了！”
我慌忙从使馆的南侧向前望去，滚滚浓烟中，距我馆约100多米远的法国驻军司令部七层大楼在硝烟中彻底坍塌，接连发生爆炸的还有美军司令部的一座四层大楼，两次爆炸的时间相隔只有三分钟。 事后美国使馆代办皮伍向我介绍说：“23日凌晨，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满载烈性炸药，分头驶向美军司令部和法军司令部并引爆。美国海军陆战队共241人，除一人正在抢救，其余全部被炸死。法国驻军共58人，无一幸免。”
号外！号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馆从联邦德国订购了一辆奔驰S280轿车，两名馆员赵继舜和宋炳林乘飞机赴西德取车。11月14日，他们在开车回馆的路上，在黎巴嫩東部叙利亚军队控制区被四名武装分子劫持。我们急忙采取措施寻找，16日上午我约见黎巴嫩外交部政治司长，就我汽车被劫持一事提出交涉，请黎方帮助查找。同时，给我驻叙利亚使馆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向叙方交涉。在此之前，各国驻黎使馆数以千计的汽车被劫，光苏联使馆就丢失45辆，至今还未听说有一辆被找回。我们要想找回自己的汽车怎么可能呢！
11月21日下午，我正在游泳池旁散步，突然看见罗马尼亚使馆一秘陪同一陌生人向我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罗一秘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使馆丢了一辆汽车，是吗？”“是的。”我答道。“汽车找到了。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找到的。”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民族社会党的国际部长法雷斯先生，今天我陪同他来就是谈交车的事宜。”
将客人送走，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声宣布：“我们的汽车找到了！”当时大家正在进餐，一听这消息，情不自禁地喊道：“号外！号外！”
大使馆遭炮击
黎巴嫩战乱近十年，大小战争200多次，十多万人丧生，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黎各派势力经过无数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到瑞士的洛桑开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洛桑会议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成为外交官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连日拜访了英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代办或参赞，交换对洛桑会议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前途难卜，未可乐观。
1984年3月23日上午，我访问了萨尔曼先生，此人是前内务部长，其母亲在黎有崇高威望，曾率领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全家都对我们非常友好。我请他谈谈对洛桑会议的看法，他说：“不要对洛桑会议抱乐观态度，谈谈打打的局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他还向我谈到，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民兵组织发生内讧，双方正在摩拳擦掌，战事随时可能爆发。他提醒我，中国大使馆就在导火线上，要我们随时提高警惕。
我向他告辞，准备驱车返馆。未料刚走出大门，猝然枪声大作，司机有些紧张，我急忙让他停车，观察态势，发现枪声就在我们要返馆的方向，于是我让司机调头向北，一直开到海滨，再向西绕到使馆的西边才返回使馆。
约在下午4时20分左右，果然如萨尔曼所料，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在我使馆周围发生了激战，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一发发炮弹在我们大楼周围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打在墙壁、门窗上。楼下的馆员急速到地下室躲避，楼上的人已来不及下地下室，慌忙到楼道或走廊藏身，我刚跑到电梯门口，只听到炮弹在头顶上呼啸，我赶快就地卧倒。修缮队一名工人正坐在桌旁修理收音机，一发炮弹从他耳旁穿墙而过，幸好未爆炸。我夫人雪白尤其危险，当时她正在阅读文件，一颗子弹向她射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穿玻璃，落在她面前，离她的头部不到50厘米。
这次激战，使馆多处中弹，第8、9、11层楼损失最严重，门窗墙壁全部被破坏，特别是第9层，房间内弹皮遍地，无一完物。幸好使馆人员安然无恙。
贝鲁特大逃亡
政府军在西区失守后，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先后撤走，各派武装力量争先恐后到西区填补“真空”。东区和西区互相开炮，西区各派之间动辄兵戎相见。爆炸、抢劫、暗杀、绑架，每天都在发生，救火车、救护车的警笛声整天呼啸不已，全市人民再次陷入恐怖之中，比以往的几次战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3月31日上午，我馆一官员到约旦使馆办理签证，归途中在海边遇到三名武装分子拦路劫车，他急中生智，急忙调头，武装分子向他连连开枪，将一后轮击穿，他不顾一切，颠颠簸簸地拼命将车开回了使馆。
4月3日，使馆四名馆员到一商场购物，刚离开不久，只听一声巨响，商场被汽车炸弹夷为平地。
4月10日上午，穆斯林首领沙姆斯丁紧急约见中、美、英、法、苏使馆的代办，就黎巴嫩当局请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延期和扩大治安范围，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予以支持。我的座车由警车开道，并有治安军队持枪保卫。美国代办未敢乘坐外交车，只乘坐了一辆运货车，也未敢悬挂国旗，并由他们自己派出的海军陆战队护送。我们见面之际，他摇摇头，面带苦笑。当时黎巴嫩的社会秩序难以言状，其他外交活动都停止了。
随着爆炸声和枪炮声不断，每天不知有多少黎巴嫩平民和外国侨民倒在血泊之中。当时我国在黎巴嫩惟一的侨民高礼，夜间下班回家，归途中被枪弹击中身亡，年仅30余岁。
外交官死于战火者不计其数，就大使来看，继美国大使遇难之后，法国大使被飞弹击中丧生，伊拉克大使随着大使馆一声爆炸，和全馆馆员一起被埋葬在瓦砾之中，西班牙大使夫妇正在官邸同亲朋好友共进午餐，一发炮弹在餐桌旁爆炸，顿时横尸遍地。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贝鲁特大逃亡开始了！ 市民们纷纷离家出走，投亲靠友，由于飞机场早已关闭，他们只能从东区的久尼港口乘船到塞浦路斯，再转往其他国家。有的则乘车先去叙利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各国大使馆、领馆的官员，记者、侨民和家属每天纷纷驱车从这两条路线撤离。黎巴嫩的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各国驻黎巴嫩人员撤离的情况。
在贝鲁特这座错综复杂的外交舞台，由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维护中黎友好关系，各党各派、各级政府官员和黎民百姓，对我们都十分友好。我们在黎巴嫩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不论黎形势多么严峻、恐怖，我们都泰然处之，我国的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贝鲁特使馆的上空。
1984年7月31日，我奉命转馆。当飞机徐徐腾空，我情不自禁地临窗眺望，想再看一眼我生活、工作了360多个日日夜夜的城市。我的视线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地中海的东岸，在颤抖，在呻吟，在哭泣……我的心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