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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严歌苓在北京家中。
与严歌苓越洋通话时，是美国当地时间8月15日晚上8点。在之前的半个月里，她离开中国飞往德国，又从柏林回到在美国的家。连续的长途奔波，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有点像是吉卜赛人”，她笑道。
自1989年赴美至今，严歌苓寄居海外已逾20年，这期间，她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通过影视作品改编，她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作品，也渐渐为大众所熟知。不久前，严歌苓的新作《补玉山居》出版，这部以一家乡村客栈为主要场景的作品极具现实色彩。长年身居海外的她，以这家乡村客栈老板娘的视角，切开了中国当代社会一个光怪陆离的剖面。这类当代题材，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中国作家不写农民说不过去
1993年，精明、漂亮的山村少妇曾补玉用辛苦劳动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乡村客栈，名叫“补玉山居”。来来往往的房客中，有落魄作家、退伍后下海的军官、高位截瘫的亿万富翁、冷血的毒贩，还有一对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老恋人。老板娘曾补玉周旋于三教九流的客人之间，见证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评论家认为：“《补玉山居》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变化”，“它是属于老百姓的文学，小说充满了残酷又现实的草根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原因让您有了创作《补玉山居》的想法？
严歌苓：现实中的“补玉山居”，就在北京郊区的平谷。我是在一次旅游中结识了这家乡村客栈的老板娘。她很骄傲地给我讲，夏天怎么摘黄花菜、秋天如何摘山里红，怎么卖能多赚钱。中国农村总会有这种特别杰出的女性，很吸引我。
《补玉山居》的故事是以这个老板娘的视角写的。在老板娘眼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房客只是短暂的过客，但他们每个人身上却隐匿着丰富的过往故事和情感。在我看来，补玉山居就是一个关于当代人生活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在《补玉山居》之后，您还会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题材吗？
严歌苓：当然会。我现在回国的次数比较密集，每次回来都会听到一些故事。我毕竟出国20多年了，绝大多数作品写的都是以前的事。现在我的生活又和中国社会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准备写新的东西了，但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调查研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中国的农村多住一段时间。在中国，当作家不写农民，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农民是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阶层，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半城市人。他们这种改变的状态，包括在从农村到城市流动中的一些极端情况，我都很想了解，当然这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去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像以前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讲的那样体验生活。
严歌苓：对，体验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想要写哪个地方的文章，必须要到那儿住一住。资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省力气。
环球人物杂志：《补玉山居》读起来比较轻松，而您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更为沉重，甚至残酷，比如您的上一部作品，描写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真实的历史一定比我写的更残酷。这些故事有多沉重，经历过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能写出来我觉得很骄傲。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一个好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没有标准，什么故事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写。每个人的敏感点、诉求和境界决定他喜欢什么样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故事很多，但有时候，过一阵子我想来想去也没看出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什么，那就没写头了。故事一定要有意义，要不然就是通俗小说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久居海外，这对您的观察和写作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我不在其中，所以没有司空见惯的东西，所有故事都让我觉得新鲜，受到刺激。有些人对中国的一些状态，比如贪腐问题，可能会司空见惯，觉得“就是这样”，但我的探究心永远不会削弱，永远都是一个很敏感的状况。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会怎么描述您眼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严歌苓：非常活跃，生命和细菌共存。可以说没有任何西方社会像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么精彩，给作家提供这么多好的素材。
环球人物杂志：但大家普遍有一种感觉，现在无论是生于5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还是“80后”新锐作家，反映当代社会的作品都不是那么有分量。
严歌苓：虽然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可以写，但作为小说，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像新闻报道，马上就能生产出来。
我不知道长期在中国的作家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司空见惯了，触角渐渐麻木了，敏感度会消退。还有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把人养起来，成了一个“爷”，不需要再去特别勤勉地干什么。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作家，只会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写作。这就是一个行当，我们用这个行当谋生计，没有一个体制把某个人变成“爷”，变得和一般人不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您自己会看吗？有让您觉得很离谱的改编吗？
严歌苓：我自己不看我改编的电视剧，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另外看过之后会觉得很可怕（笑）。但电影我会看，有的看了不止一遍，像《天浴》。
我没觉得自己的作品改不得，别人会把我改砸了。有时候人家改得比我还要高明些，比如《少女小渔》。我看电影时常常会把我是原著这件事给忘了，看得非常投入（笑）。
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
身为女性作家，严歌苓作品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从《第九个寡妇》里“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苦爱一生的田苏菲、《小姨多鹤》里坚忍的多鹤，直至《补玉山居》中泼辣、精明的曾补玉，她们都生活在充满变迁的时代中，各具特色，但都有一种顽强、坚韧的内在生命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笔下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您会特别关注女性的命运吗？
严歌苓：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女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也特别多，很容易得到这一类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欣赏哪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比较坚强能干、独立自主的女人。女人如果独立，就不会被男人制造成附属品和牺牲品。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我喜欢那样的人，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挺脆弱的。不过，我有个女儿，我要让她看到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能表现得很焦虑。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独立的前提下，得到别人的关爱。我是个很普通的女性，普通的家庭主妇，可能比别人更耐得住寂寞就是了。我也很喜欢吃喝玩乐，我觉得做女人挺开心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人活得并不开心。
严歌苓：现代社会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不开心，暗暗地得着抑郁症，我能感觉到。但其实，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老拿别人的物质标准、婚姻标准来比较，别人拎个好一点的包也能成为她不幸福的原因，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焦虑。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地生活？
严歌苓：因为我知足。我觉得不属于我的，我就不会去要那么多。我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挣来的，没有飞来横财。包括爱情也靠自己挣来。没有努力的事情，我不要求得到回报；需要我努力的，我比所有人都要勤奋。
环球人物杂志：看得出来，您笔下的女性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您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物身上恐怕都会有一点点我自己，这样你才能“站在她的鞋子里”去理解她。因为小说家不能评判，只能剖析和展现。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人物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也就是你的代言人。
国家强大，文学大时代才会到来
今年55岁的严歌苓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严恩春是留美博士，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是名作家，更是个全才式的人物，他当过画家，做过建筑设计师，乃至打猎、骑马、摄影、做菜，“样样都来得”。在严歌苓眼中，父亲是一个“最最艺术化、最最浪漫”的人。
在她三四岁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母亲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她的文学素养，大段地读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给她听。父亲则把所有的藏书开放给她，就连一些不适合小孩子读的书，比如线装本《西厢记》，也随她去翻。“所以我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是很糟糕的，一点都不无产阶级。”严歌苓笑道。
12岁时，严歌苓作为舞蹈演员被选入军队文工团，开始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进入文工团这个“小社会”，也让她早早地步入成人世界，学会了保护自己、揣摩别人，“很小就成了一个成年人”。
严歌苓在文工团一待就是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被调去担任战地记者，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来自父亲的写作基因“占了上风”，随后踏上写作之路。
写作带给了严歌苓爱情和姻缘。1986年的一天，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了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同样出身于作家家庭的两人很快相恋并结婚。1989年，她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并定居海外。李克威则去了澳大利亚，两人离婚。
严歌苓的第二段婚姻更具传奇色彩。在美国，她与外交官劳伦斯?沃克相识并相恋，但因为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各种调查。美国外交部要求劳伦斯在职位与严歌苓之间作出选择，劳伦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严歌苓，离开外交部去了一家商会工作。1992年，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所幸后来美国政策松动，劳伦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欢的外交工作。
尽管20年来，跟着外交官丈夫遍游四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但严歌苓说，她的“整个瓤子”还是中国人。
环球人物杂志：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您的生活状态像吉卜赛人，总是奔波于中国和外国之间，您享受这样的生活吗？会不会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严歌苓：我非常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在柏林我肯定是个“边缘人”，连德语都不会讲；在美国，你的黄皮肤就说明你是个“边缘人”；回到中国，我对现实也不了解，所以在哪里都是“边缘人”。但只有“边缘人”才有不断比较、发现、思考的机会。我很享受这个状态，能让我很冷静，有一种距离感，看什么都比较清楚，也会自然地有一种批判性在里面，这对一个写作者是很重要的。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边缘人”，不会觉得缺少归属感吗？
严歌苓：一个人如果太被生活“定住”了，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太多追问，不会质疑，不会常常在脑子里思考、推翻、颠覆。而且我觉得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寄居者。像中国人现在的流动性是最大的，这种归属感又有什么用呢？我生活在这一刻，这一刻非常充实，那这一刻就是我的归属。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国文化在面向西方传播时有一个困惑，比如华语商业电影，还有一些小说，要么不顾及对方的理解能力，要么过度迎合。作为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和编剧，您觉得该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境？
严歌苓：我想还是要自然而然。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要求自己诚实。你要问自己：这是你真正要写的吗？人在驾驭不了的时候就会被你写的东西拖跑，整个的感觉就写歪了。我现在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就是要写准，写诚实。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服帖，文字没有落地、砸实，就会缺乏说服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中西文化、文学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的吗？
严歌苓：确实很难。我们跟西方文化共享的东西少，比如宗教，他们的很多典故，甚至人名都是从宗教中来的。而中文始终停留在比较古老的形式上。还有中国人的写作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含蓄、最难传达的。
我想如果有一群中文很好的西方学者和西方翻译家，会对中西交流有帮助。一个国家强大了，文化自然会被重视，中国文学的大时代才会到来。经济地位影响政治地位，然后影响文化地位，在某一方面干着急是没有用的。
与严歌苓越洋通话时，是美国当地时间8月15日晚上8点。在之前的半个月里，她离开中国飞往德国，又从柏林回到在美国的家。连续的长途奔波，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有点像是吉卜赛人”，她笑道。
自1989年赴美至今，严歌苓寄居海外已逾20年，这期间，她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通过影视作品改编，她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作品，也渐渐为大众所熟知。不久前，严歌苓的新作《补玉山居》出版，这部以一家乡村客栈为主要场景的作品极具现实色彩。长年身居海外的她，以这家乡村客栈老板娘的视角，切开了中国当代社会一个光怪陆离的剖面。这类当代题材，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中国作家不写农民说不过去
1993年，精明、漂亮的山村少妇曾补玉用辛苦劳动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乡村客栈，名叫“补玉山居”。来来往往的房客中，有落魄作家、退伍后下海的军官、高位截瘫的亿万富翁、冷血的毒贩，还有一对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老恋人。老板娘曾补玉周旋于三教九流的客人之间，见证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评论家认为：“《补玉山居》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变化”，“它是属于老百姓的文学，小说充满了残酷又现实的草根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原因让您有了创作《补玉山居》的想法？
严歌苓：现实中的“补玉山居”，就在北京郊区的平谷。我是在一次旅游中结识了这家乡村客栈的老板娘。她很骄傲地给我讲，夏天怎么摘黄花菜、秋天如何摘山里红，怎么卖能多赚钱。中国农村总会有这种特别杰出的女性，很吸引我。
《补玉山居》的故事是以这个老板娘的视角写的。在老板娘眼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房客只是短暂的过客，但他们每个人身上却隐匿着丰富的过往故事和情感。在我看来，补玉山居就是一个关于当代人生活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在《补玉山居》之后，您还会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题材吗？
严歌苓：当然会。我现在回国的次数比较密集，每次回来都会听到一些故事。我毕竟出国20多年了，绝大多数作品写的都是以前的事。现在我的生活又和中国社会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准备写新的东西了，但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调查研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中国的农村多住一段时间。在中国，当作家不写农民，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农民是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阶层，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半城市人。他们这种改变的状态，包括在从农村到城市流动中的一些极端情况，我都很想了解，当然这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去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像以前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讲的那样体验生活。
严歌苓：对，体验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想要写哪个地方的文章，必须要到那儿住一住。资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省力气。
环球人物杂志：《补玉山居》读起来比较轻松，而您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更为沉重，甚至残酷，比如您的上一部作品，描写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真实的历史一定比我写的更残酷。这些故事有多沉重，经历过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能写出来我觉得很骄傲。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一个好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没有标准，什么故事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写。每个人的敏感点、诉求和境界决定他喜欢什么样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故事很多，但有时候，过一阵子我想来想去也没看出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什么，那就没写头了。故事一定要有意义，要不然就是通俗小说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久居海外，这对您的观察和写作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我不在其中，所以没有司空见惯的东西，所有故事都让我觉得新鲜，受到刺激。有些人对中国的一些状态，比如贪腐问题，可能会司空见惯，觉得“就是这样”，但我的探究心永远不会削弱，永远都是一个很敏感的状况。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会怎么描述您眼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严歌苓：非常活跃，生命和细菌共存。可以说没有任何西方社会像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么精彩，给作家提供这么多好的素材。
环球人物杂志：但大家普遍有一种感觉，现在无论是生于5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还是“80后”新锐作家，反映当代社会的作品都不是那么有分量。
严歌苓：虽然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可以写，但作为小说，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像新闻报道，马上就能生产出来。
我不知道长期在中国的作家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司空见惯了，触角渐渐麻木了，敏感度会消退。还有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把人养起来，成了一个“爷”，不需要再去特别勤勉地干什么。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作家，只会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写作。这就是一个行当，我们用这个行当谋生计，没有一个体制把某个人变成“爷”，变得和一般人不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您自己会看吗？有让您觉得很离谱的改编吗？
严歌苓：我自己不看我改编的电视剧，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另外看过之后会觉得很可怕（笑）。但电影我会看，有的看了不止一遍，像《天浴》。
我没觉得自己的作品改不得，别人会把我改砸了。有时候人家改得比我还要高明些，比如《少女小渔》。我看电影时常常会把我是原著这件事给忘了，看得非常投入（笑）。
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
身为女性作家，严歌苓作品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从《第九个寡妇》里“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苦爱一生的田苏菲、《小姨多鹤》里坚忍的多鹤，直至《补玉山居》中泼辣、精明的曾补玉，她们都生活在充满变迁的时代中，各具特色，但都有一种顽强、坚韧的内在生命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笔下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您会特别关注女性的命运吗？
严歌苓：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女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也特别多，很容易得到这一类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欣赏哪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比较坚强能干、独立自主的女人。女人如果独立，就不会被男人制造成附属品和牺牲品。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我喜欢那样的人，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挺脆弱的。不过，我有个女儿，我要让她看到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能表现得很焦虑。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独立的前提下，得到别人的关爱。我是个很普通的女性，普通的家庭主妇，可能比别人更耐得住寂寞就是了。我也很喜欢吃喝玩乐，我觉得做女人挺开心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人活得并不开心。
严歌苓：现代社会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不开心，暗暗地得着抑郁症，我能感觉到。但其实，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老拿别人的物质标准、婚姻标准来比较，别人拎个好一点的包也能成为她不幸福的原因，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焦虑。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地生活？
严歌苓：因为我知足。我觉得不属于我的，我就不会去要那么多。我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挣来的，没有飞来横财。包括爱情也靠自己挣来。没有努力的事情，我不要求得到回报；需要我努力的，我比所有人都要勤奋。
环球人物杂志：看得出来，您笔下的女性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您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物身上恐怕都会有一点点我自己，这样你才能“站在她的鞋子里”去理解她。因为小说家不能评判，只能剖析和展现。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人物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也就是你的代言人。
国家强大，文学大时代才会到来
今年55岁的严歌苓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严恩春是留美博士，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是名作家，更是个全才式的人物，他当过画家，做过建筑设计师，乃至打猎、骑马、摄影、做菜，“样样都来得”。在严歌苓眼中，父亲是一个“最最艺术化、最最浪漫”的人。
在她三四岁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母亲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她的文学素养，大段地读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给她听。父亲则把所有的藏书开放给她，就连一些不适合小孩子读的书，比如线装本《西厢记》，也随她去翻。“所以我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是很糟糕的，一点都不无产阶级。”严歌苓笑道。
12岁时，严歌苓作为舞蹈演员被选入军队文工团，开始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进入文工团这个“小社会”，也让她早早地步入成人世界，学会了保护自己、揣摩别人，“很小就成了一个成年人”。
严歌苓在文工团一待就是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被调去担任战地记者，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来自父亲的写作基因“占了上风”，随后踏上写作之路。
写作带给了严歌苓爱情和姻缘。1986年的一天，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了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同样出身于作家家庭的两人很快相恋并结婚。1989年，她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并定居海外。李克威则去了澳大利亚，两人离婚。
严歌苓的第二段婚姻更具传奇色彩。在美国，她与外交官劳伦斯?沃克相识并相恋，但因为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各种调查。美国外交部要求劳伦斯在职位与严歌苓之间作出选择，劳伦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严歌苓，离开外交部去了一家商会工作。1992年，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所幸后来美国政策松动，劳伦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欢的外交工作。
尽管20年来，跟着外交官丈夫遍游四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但严歌苓说，她的“整个瓤子”还是中国人。
环球人物杂志：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您的生活状态像吉卜赛人，总是奔波于中国和外国之间，您享受这样的生活吗？会不会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严歌苓：我非常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在柏林我肯定是个“边缘人”，连德语都不会讲；在美国，你的黄皮肤就说明你是个“边缘人”；回到中国，我对现实也不了解，所以在哪里都是“边缘人”。但只有“边缘人”才有不断比较、发现、思考的机会。我很享受这个状态，能让我很冷静，有一种距离感，看什么都比较清楚，也会自然地有一种批判性在里面，这对一个写作者是很重要的。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边缘人”，不会觉得缺少归属感吗？
严歌苓：一个人如果太被生活“定住”了，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太多追问，不会质疑，不会常常在脑子里思考、推翻、颠覆。而且我觉得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寄居者。像中国人现在的流动性是最大的，这种归属感又有什么用呢？我生活在这一刻，这一刻非常充实，那这一刻就是我的归属。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国文化在面向西方传播时有一个困惑，比如华语商业电影，还有一些小说，要么不顾及对方的理解能力，要么过度迎合。作为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和编剧，您觉得该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境？
严歌苓：我想还是要自然而然。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要求自己诚实。你要问自己：这是你真正要写的吗？人在驾驭不了的时候就会被你写的东西拖跑，整个的感觉就写歪了。我现在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就是要写准，写诚实。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服帖，文字没有落地、砸实，就会缺乏说服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中西文化、文学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的吗？
严歌苓：确实很难。我们跟西方文化共享的东西少，比如宗教，他们的很多典故，甚至人名都是从宗教中来的。而中文始终停留在比较古老的形式上。还有中国人的写作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含蓄、最难传达的。
我想如果有一群中文很好的西方学者和西方翻译家，会对中西交流有帮助。一个国家强大了，文化自然会被重视，中国文学的大时代才会到来。经济地位影响政治地位，然后影响文化地位，在某一方面干着急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