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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吴永强：全国青联十、十一届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三、四、五届委员
嘉宾：
李兴乾：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商务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管理学博士
程基伟：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博士、研究员
庄泽锴：全国青联十届委员、龙骏发展（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冯子昂：山东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从两千多年前的“举孝廉”，到兴起于隋唐之际的“科举取士”；从新中国建国后的大学招生，到十年“文革”后的恢复“高考”，不论时代变迁、岁月沧桑，被视为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抡材大典”，都是一个国家奠定发展的基石。弹指一挥间，恢复“高考”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
虽然现行高考制度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但“高考”对有志于奋进的青年学子们，堪称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40年波澜壮阔，40年家国情怀，踏入“象牙塔”的幸运儿，无疑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交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本期会客厅特别邀请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嘉宾，就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主持人：欢迎各位作客青年会客厅。还记得自己高考升学是哪一年么？有哪些青春的回忆呢？
程基伟：高考是国之大事。40年前，恢复高考也是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撬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支点之一。我是1991年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的农村参加高考的，当年录取率只有21%。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班70多人，只有4个人考上了大学，有超过1/3的同学因为没有通过全县组织的“预选”考试，虽然读到高三却无缘报名参加高考。现在我们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超过了7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发展与进步。
庄泽锴：我是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一届是中国第一届10年制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在1978年入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国家已恢复高考，在当时我们整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高考对当时我们同学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事。
冯子昂：就我们这一批“90后”而言，高考确实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高考记忆要得益于我的高中母校，她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校，学风浓厚。不过那时有些同学为了加分而参加了艺考，但回过头来看，一味的想要为加分钻空子的想法其实并无长远价值。
主持人：兴乾兄来自圣人之乡老子故里，亳州涡阳也是学风浓厚、历史悠久的地方。当年能考上北大，绝对是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学霸”。而且我知道去年您又把孩子培养成为北大新生。可以说“父女两代北大人”，想必对高考体验是很独特的吧。
李兴乾：主持人过誉了。我是1988年7月在安徽省亳州一中参加高考的。那时，亳州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在周边多县招生，非亳州城区学生集中住校，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3年集体生活。那年我们的考场则设在亳州二中。一中在城北、二中在城南。皖北小城，两校隔着一条涡河，相距不过数里，但学校保障有力，专门安排公交班车接送。作为考生，当时倍觉优待，颇有隆重感。
两个印象记忆尤深。一是青春火热，加上盛夏酷暑，似乎一直汗流浃背、昏沉应战。记得那段时间，对水特别亲。不管是自来水、还是压水井，只要见到清水，总要捧几把往头上浇一番，再咕嘟喝上一气。高考期间，有的同学索性把学校操场当宿舍纳凉消暑，幕天席地，乐在其中，并不言苦。
二是师道尊严，殚精竭虑。我的班主任、年级组长相昌民先生白发丹心，全时全程守候，对每个有情绪波动的同学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勉励有加。我记得考化学严重失手，一时心烦意乱。返校班车上我靠着车门一路沉默。老先生从我满脸沮丧中发现问题，一路为我加油打气，叮嘱我放下包袱，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待考科目。7月9日考完那天，学生们如释重负，相先生则身心交瘁，回到家倚着沙发就倒头痛睡。弹指一挥间差不多30年过去，考场细节已经模糊，而师表风范却历历在目。
后来拿到分数，果然化学不及格，其他科目则正常发挥。承蒙北大不弃，招我进入燕园，开启了一个全新世界。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每年一到六月，高考便成“压倒一切”的大事。全社会皆屏息凝神，一切公共服務为高考让路：工地停工，交警加班，道路让行，各种“高考护考车队”浩浩荡荡上街。对高考的过度重视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挫败感，使得越来越多精英家庭的父母开始考虑其他的选择，例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对于这种围绕高考发生的现象，各位如何看待？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程基伟：崇学重教、望子成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面对高考发生的各种现象，有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严重不足。每年“985”大学的录取人数占录取总量的10%都不到，“上大学容易、上好大学难”成为普遍现象。竞争激烈、进不了国内名校……，有条件的家长就开始转向国外的世界名校，让孩子在国内读大学还是直接到国外读大学，就成为很多家庭纠结的难题。孰优孰劣？我个人认为，应因人而异。如孩子将来愿意在国内发展，以在国内就读为宜，因为大学本科是一个人的“灌浆期”，是个人价值观逐渐定型、筑牢中华传统根基、走向社会的关键期。在国外读本科的“小留学生”，回国后常常会面临水土不服、人际关系困难等问题。当然，全球化的今天，本科毕业后能够有机会出国读研究生，还是很好的选择。
李兴乾：全民重视高考，是由高考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迄今为止，高考仍然是国家人才选拔、培养和建设的主渠道。对此要说两句话：成就鼓舞人心、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深刻认识40年来高考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高考所激发和造就的人才优势，就没有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盛与辉煌。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日新月异，高考功不可没，源头活水在于人才辈出。 另一方面，也要坦承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民族复兴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差距客观存在，我们依然在路上，没有理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讲成绩是基于历史，讲差距是面向未来。
主持人：泽锴兄后来是移民到香港，孩子们也都是在港式教育环境下成长的，从境外角度来谈谈体会。
庄泽锴：我仅从香港的情况来谈谈。事实上在香港很多家长确实在孩子中学时期就送到国外就学，这样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国际视野，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扩大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但也有的学生没有把握考取本地名校如香港大学的话，家长就会提前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
有必要一提的是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政府对公务员的孩子到英国读书有资助，这些孩子学成归来，他们比本地的大学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香港的国际大机构也更愿意招聘受过西方教育的学生。因此即使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十年的今天，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趋势并没有大的改变。
李兴乾：其实全社会重视高考、关爱高考，动员公共服务的力量保障高考，还有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是文化传承。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超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已经在工业化道路上成就斐然，但文化基因有割不断的血脉。重视教育、耕读传家是我们祖祖辈辈嵌入骨髓的遗传密码，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无疑也在加重高考的分量。我个人是千百万高考受益者之一，我的女儿去年高考也如愿以偿。“高考现象”背后是社会各界对高考的尊重和期待，每年此时，我都为这一力量所折服。这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从众行为，而是一种理性选择。
至于有些家庭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更是一种进步。这与中国高考制度安排并不矛盾，而是主渠道和多元选择的关系，更有利于促进高考制度完善、激发国内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原有的“华山一条路”拓宽了，更多学子殊途同归，能攀上高峰看到更远的远方、更美的风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时代盛事、好事。
主持人：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新高考在浙、沪展开，被认为是恢复高考招生40年来的一次重要改革。国家层面决心自上而下、展开全新顶层设计的大变动。基伟兄来自一线名校，想必体会更直接。
程基伟：确实我对这些政策变化也特别关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制度性改革。我觉得，其特点一是突出“常规人才有规则、特殊人才留通道”，以自主招生给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留足通道；二是力图破解“一考定终身”，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考察范围；三是不分文理科，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选择权。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这次高考改革，将会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是非常赞成的。
冯子昂：高考改革应随时代前进而变化。这一变革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探索。比如首先在两个教育水平资源领先全国的地区试点，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推行到全国的过程中更应注意均衡性。
主持人：尽管各界一再呼吁改变“一考定终身”，以平常心视之，但高考仍是当下促进社会阶层有序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寒门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希望，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对此，大家怎么看？
庄泽锴：正如这个问题所提到的，高考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我十分欣赏这句话，特别是在以中国目前制度下，存在诸多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高考制度需要更加彰显其重要的社会公平价值理念，确保公平公正，维护寒门学子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程基伟：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扩大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让“985”、“211”大学（很快又会推出“双一流”大学）以国内办分校、国际合作办学等方式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名校读书。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内名校招生数量越少，有条件的家庭会让孩子直接选择出国读大学，而广大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少有直接出国读本科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教育的不公平。
李兴乾：任何国家选拔人才进入高校深造，都会依托考试。一味否定高考不是科学态度。实践中难免有人“高分低能”，但不是主流。既要看到，合理的考试命题能够检验和区分考生基本素质能力；也要看到，任何考察机制都有缺陷，把人考准是千古难题，但绝不意味着放弃考试。
高考问题成因的确复杂，有体制机制原因，但更多应归因于管理技术。目前的做法中有些操作值得研究。而一些形式上的改革，对考生来说不见得公平、也未必科学。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国情决定了我们没有照抄照搬的现成模式，必须从我们眼前的实际出发，把握内在规律、探究务实方法，提高育人选才能力和水平。
冯子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的天性。现阶段我国教育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太公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起因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单纯的把其歸咎于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比如中西部教育资源的缺失与落后一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国家在招生上对这些地区的高考招生也有很大的优惠政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倾斜政策必然会带来另一些不公平，这似乎成为了一个悖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公平永远只是相对的，高考也是如此无论多少次改革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绝对的公平，我们只希望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不断接近完美，如果我们抱着这一目的进行改革的话，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
主持人：看来几位都是深有体会啊。高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改革中，我们将面临着哪些严峻挑战？又如何应对？
程基伟：高考改革，实质是在寻求公平选才、科学选才、高效选才的平衡点。人多，会让简单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中国的教育难，作为指挥棒的高考改革更难。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深有感触，“高考改变命运”的观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并不突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孩子依据自身兴趣爱好特长的选择会更从容、更淡定。从这方面来讲，高考改革的推进与成效，也是与我们的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相关。
冯子昂：一方面，改革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改革以后能不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这一点受到社会所有成员的关注。
另一方面，改革还面临着来自学生群体的问题，改革中，学生是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每一步改革都要务必小心谨慎，一次不当的改革，可能会导致无数学子人生的改变，这一点希望所有的改革决策者都能铭记于心。
主持人：从自身感受来看，到底是高考改变了命运，还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影响力更大？
程基伟：当年努力参加高考，最朴素的动力就是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以高考改变命运。现在回头看，今天的时代，更长久持续在起作用的，还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要让学习成为习惯，成为生活方式，成为本能需求。
庄泽锴：在我看来，高考只是一个学生进入社会的重要途径，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进入社会后的适应能力，能否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在社会浪潮中能否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加以努力进取，大学只是学生学会某种谋生的工具。
冯子昂：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已经考研成功，高考本身没有极大地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但是他成为了我人生中一个不可缺失的跳板，让我走向了更高的地方，没有高考我可能无法踏足到研究生深造这一步。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古代，但是在现代似乎成为了不可能，人无法脱离时代，每一个成功者背后看似都有时代发展的影子，但并不是任何人都会被时代眷顾，自身的努力与进取应该是在现代能成功的必然保证。
主持人：高考虽然已历40年，但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期望高考的改革能为国家选择更多更好的人才，来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谢谢。
吴永强：全国青联十、十一届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三、四、五届委员
嘉宾：
李兴乾：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商务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管理学博士
程基伟：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博士、研究员
庄泽锴：全国青联十届委员、龙骏发展（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冯子昂：山东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从两千多年前的“举孝廉”，到兴起于隋唐之际的“科举取士”；从新中国建国后的大学招生，到十年“文革”后的恢复“高考”，不论时代变迁、岁月沧桑，被视为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抡材大典”，都是一个国家奠定发展的基石。弹指一挥间，恢复“高考”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
虽然现行高考制度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但“高考”对有志于奋进的青年学子们，堪称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40年波澜壮阔，40年家国情怀，踏入“象牙塔”的幸运儿，无疑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交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本期会客厅特别邀请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嘉宾，就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主持人：欢迎各位作客青年会客厅。还记得自己高考升学是哪一年么？有哪些青春的回忆呢？
程基伟：高考是国之大事。40年前，恢复高考也是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撬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支点之一。我是1991年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的农村参加高考的，当年录取率只有21%。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班70多人，只有4个人考上了大学，有超过1/3的同学因为没有通过全县组织的“预选”考试，虽然读到高三却无缘报名参加高考。现在我们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超过了7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发展与进步。
庄泽锴：我是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一届是中国第一届10年制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在1978年入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国家已恢复高考，在当时我们整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高考对当时我们同学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事。
冯子昂：就我们这一批“90后”而言，高考确实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高考记忆要得益于我的高中母校，她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校，学风浓厚。不过那时有些同学为了加分而参加了艺考，但回过头来看，一味的想要为加分钻空子的想法其实并无长远价值。
主持人：兴乾兄来自圣人之乡老子故里，亳州涡阳也是学风浓厚、历史悠久的地方。当年能考上北大，绝对是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学霸”。而且我知道去年您又把孩子培养成为北大新生。可以说“父女两代北大人”，想必对高考体验是很独特的吧。
李兴乾：主持人过誉了。我是1988年7月在安徽省亳州一中参加高考的。那时，亳州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在周边多县招生，非亳州城区学生集中住校，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3年集体生活。那年我们的考场则设在亳州二中。一中在城北、二中在城南。皖北小城，两校隔着一条涡河，相距不过数里，但学校保障有力，专门安排公交班车接送。作为考生，当时倍觉优待，颇有隆重感。
两个印象记忆尤深。一是青春火热，加上盛夏酷暑，似乎一直汗流浃背、昏沉应战。记得那段时间，对水特别亲。不管是自来水、还是压水井，只要见到清水，总要捧几把往头上浇一番，再咕嘟喝上一气。高考期间，有的同学索性把学校操场当宿舍纳凉消暑，幕天席地，乐在其中，并不言苦。
二是师道尊严，殚精竭虑。我的班主任、年级组长相昌民先生白发丹心，全时全程守候，对每个有情绪波动的同学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勉励有加。我记得考化学严重失手，一时心烦意乱。返校班车上我靠着车门一路沉默。老先生从我满脸沮丧中发现问题，一路为我加油打气，叮嘱我放下包袱，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待考科目。7月9日考完那天，学生们如释重负，相先生则身心交瘁，回到家倚着沙发就倒头痛睡。弹指一挥间差不多30年过去，考场细节已经模糊，而师表风范却历历在目。
后来拿到分数，果然化学不及格，其他科目则正常发挥。承蒙北大不弃，招我进入燕园，开启了一个全新世界。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每年一到六月，高考便成“压倒一切”的大事。全社会皆屏息凝神，一切公共服務为高考让路：工地停工，交警加班，道路让行，各种“高考护考车队”浩浩荡荡上街。对高考的过度重视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挫败感，使得越来越多精英家庭的父母开始考虑其他的选择，例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对于这种围绕高考发生的现象，各位如何看待？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程基伟：崇学重教、望子成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面对高考发生的各种现象，有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严重不足。每年“985”大学的录取人数占录取总量的10%都不到，“上大学容易、上好大学难”成为普遍现象。竞争激烈、进不了国内名校……，有条件的家长就开始转向国外的世界名校，让孩子在国内读大学还是直接到国外读大学，就成为很多家庭纠结的难题。孰优孰劣？我个人认为，应因人而异。如孩子将来愿意在国内发展，以在国内就读为宜，因为大学本科是一个人的“灌浆期”，是个人价值观逐渐定型、筑牢中华传统根基、走向社会的关键期。在国外读本科的“小留学生”，回国后常常会面临水土不服、人际关系困难等问题。当然，全球化的今天，本科毕业后能够有机会出国读研究生，还是很好的选择。
李兴乾：全民重视高考，是由高考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迄今为止，高考仍然是国家人才选拔、培养和建设的主渠道。对此要说两句话：成就鼓舞人心、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深刻认识40年来高考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高考所激发和造就的人才优势，就没有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盛与辉煌。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日新月异，高考功不可没，源头活水在于人才辈出。 另一方面，也要坦承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民族复兴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差距客观存在，我们依然在路上，没有理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讲成绩是基于历史，讲差距是面向未来。
主持人：泽锴兄后来是移民到香港，孩子们也都是在港式教育环境下成长的，从境外角度来谈谈体会。
庄泽锴：我仅从香港的情况来谈谈。事实上在香港很多家长确实在孩子中学时期就送到国外就学，这样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国际视野，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扩大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但也有的学生没有把握考取本地名校如香港大学的话，家长就会提前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
有必要一提的是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政府对公务员的孩子到英国读书有资助，这些孩子学成归来，他们比本地的大学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香港的国际大机构也更愿意招聘受过西方教育的学生。因此即使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十年的今天，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趋势并没有大的改变。
李兴乾：其实全社会重视高考、关爱高考，动员公共服务的力量保障高考，还有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是文化传承。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超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已经在工业化道路上成就斐然，但文化基因有割不断的血脉。重视教育、耕读传家是我们祖祖辈辈嵌入骨髓的遗传密码，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无疑也在加重高考的分量。我个人是千百万高考受益者之一，我的女儿去年高考也如愿以偿。“高考现象”背后是社会各界对高考的尊重和期待，每年此时，我都为这一力量所折服。这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从众行为，而是一种理性选择。
至于有些家庭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更是一种进步。这与中国高考制度安排并不矛盾，而是主渠道和多元选择的关系，更有利于促进高考制度完善、激发国内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原有的“华山一条路”拓宽了，更多学子殊途同归，能攀上高峰看到更远的远方、更美的风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时代盛事、好事。
主持人：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新高考在浙、沪展开，被认为是恢复高考招生40年来的一次重要改革。国家层面决心自上而下、展开全新顶层设计的大变动。基伟兄来自一线名校，想必体会更直接。
程基伟：确实我对这些政策变化也特别关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制度性改革。我觉得，其特点一是突出“常规人才有规则、特殊人才留通道”，以自主招生给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留足通道；二是力图破解“一考定终身”，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考察范围；三是不分文理科，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选择权。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这次高考改革，将会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是非常赞成的。
冯子昂：高考改革应随时代前进而变化。这一变革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探索。比如首先在两个教育水平资源领先全国的地区试点，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推行到全国的过程中更应注意均衡性。
主持人：尽管各界一再呼吁改变“一考定终身”，以平常心视之，但高考仍是当下促进社会阶层有序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寒门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希望，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对此，大家怎么看？
庄泽锴：正如这个问题所提到的，高考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我十分欣赏这句话，特别是在以中国目前制度下，存在诸多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高考制度需要更加彰显其重要的社会公平价值理念，确保公平公正，维护寒门学子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程基伟：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扩大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让“985”、“211”大学（很快又会推出“双一流”大学）以国内办分校、国际合作办学等方式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名校读书。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内名校招生数量越少，有条件的家庭会让孩子直接选择出国读大学，而广大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少有直接出国读本科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教育的不公平。
李兴乾：任何国家选拔人才进入高校深造，都会依托考试。一味否定高考不是科学态度。实践中难免有人“高分低能”，但不是主流。既要看到，合理的考试命题能够检验和区分考生基本素质能力；也要看到，任何考察机制都有缺陷，把人考准是千古难题，但绝不意味着放弃考试。
高考问题成因的确复杂，有体制机制原因，但更多应归因于管理技术。目前的做法中有些操作值得研究。而一些形式上的改革，对考生来说不见得公平、也未必科学。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国情决定了我们没有照抄照搬的现成模式，必须从我们眼前的实际出发，把握内在规律、探究务实方法，提高育人选才能力和水平。
冯子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的天性。现阶段我国教育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太公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起因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单纯的把其歸咎于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比如中西部教育资源的缺失与落后一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国家在招生上对这些地区的高考招生也有很大的优惠政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倾斜政策必然会带来另一些不公平，这似乎成为了一个悖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公平永远只是相对的，高考也是如此无论多少次改革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绝对的公平，我们只希望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不断接近完美，如果我们抱着这一目的进行改革的话，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
主持人：看来几位都是深有体会啊。高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改革中，我们将面临着哪些严峻挑战？又如何应对？
程基伟：高考改革，实质是在寻求公平选才、科学选才、高效选才的平衡点。人多，会让简单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中国的教育难，作为指挥棒的高考改革更难。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深有感触，“高考改变命运”的观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并不突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孩子依据自身兴趣爱好特长的选择会更从容、更淡定。从这方面来讲，高考改革的推进与成效，也是与我们的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相关。
冯子昂：一方面，改革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改革以后能不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这一点受到社会所有成员的关注。
另一方面，改革还面临着来自学生群体的问题，改革中，学生是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每一步改革都要务必小心谨慎，一次不当的改革，可能会导致无数学子人生的改变，这一点希望所有的改革决策者都能铭记于心。
主持人：从自身感受来看，到底是高考改变了命运，还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影响力更大？
程基伟：当年努力参加高考，最朴素的动力就是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以高考改变命运。现在回头看，今天的时代，更长久持续在起作用的，还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要让学习成为习惯，成为生活方式，成为本能需求。
庄泽锴：在我看来，高考只是一个学生进入社会的重要途径，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进入社会后的适应能力，能否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在社会浪潮中能否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加以努力进取，大学只是学生学会某种谋生的工具。
冯子昂：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已经考研成功，高考本身没有极大地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但是他成为了我人生中一个不可缺失的跳板，让我走向了更高的地方，没有高考我可能无法踏足到研究生深造这一步。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古代，但是在现代似乎成为了不可能，人无法脱离时代，每一个成功者背后看似都有时代发展的影子，但并不是任何人都会被时代眷顾，自身的努力与进取应该是在现代能成功的必然保证。
主持人：高考虽然已历40年，但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期望高考的改革能为国家选择更多更好的人才，来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