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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迷笛音乐节”，今年5月的太湖迷笛落幕后，迷笛音乐节的举办次数已逼近50大关。20年间，得益于国家文化产业促进政策的扶持，以及大众文化消费的升级，如今“音乐节”形式的现场音乐已在国内遍地开花。每年的五月和十月俨然成了国内各大音乐节的“圈地运动”，音乐迷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因音乐而狂欢。
当国内的音乐节逐渐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庆典，在激发人们音乐热情的同时，也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狂欢。
2000年4月，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迷笛音乐节”诞生，到今年5月的太湖迷笛，音乐节在国内已经举办了20年。
如今的音乐节，不仅是乐迷的狂欢，也是声势浩大的商业狂欢。音乐节为何成为资本趋之若鹜的对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音乐节的历史。
“户外音乐节”之名，最早是在西方确立，也是在彼地完成了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内涵转变。户外音乐节原本以古典音乐为其主要音乐风格，19、20世纪的西方世界正处在古典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在古典音乐节中，也出现了允许观众站立及自由走动的逍遥音乐节、强调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柏林森林音乐节。这两种音乐节形式建立起了户外流行音乐节的两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身体的解放和户外环境的融合。这两个条件也是户外流行音乐节区别于其他音乐表演形式的关键所在。
现当代意义上的户外音乐节概念成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在当时，最著名的音乐节要数每年一度在罗得岛纽波特举行的音乐节。在这个著名的音乐盛会上爵士、民歌歌手竞相登台表演。小规模的爵士音乐节为英国“节奏与布鲁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也直接影响了1960年代中期的一些著名的乐队。
1967年，世界上首个大型摇滚音乐节在美国旧金山蒙特利举行，此次音乐节是由当时洛山矶的著名音乐家Lou Adler和“MAMAS&PAPAS”乐队的John Phillips和 Mccartney PAUL等人发起的。创办思想是为慈善筹款，但当中显示出的摇滚感染力令人震惊，所以它也成为众多摇滚音乐节的根源，也为以后的音乐节提供了一种模式。当时美国的许多唱片公司对这次音乐节都非常重视，也都希望从这次演唱会中发掘人才，以便使自己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加重筹码，这样就给那些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歌手们提供了大把的机会。
在这以后的3年中，仅仅在美国就举行了大约30次的音乐节，共有250万人次参加，其中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第一届（1969年）就吸引了40万人参加。当时音乐节的主题是“和平、反戰、博爱、平等”。规模与阵容史无前例，也吸引了数十万嬉皮士。这场盛大的狂欢持续了三天，它最终成为上世纪60年代西方嬉皮运动象征性的标志之一。齐柏林飞艇、披头士、大卫 ？鲍伊、卢 ？里德……各种传奇涌现，制造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摇滚乐巅峰盛世。如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摇滚音乐节之一，大导演李安还拍摄了《制造伍德斯托克》一片（2009年上映），讲述美国作家兼设计师埃利奥特 ？提伯创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经过。
中国内地的户外音乐会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彼时，摇滚音乐正由专辑形式走到了现场演出。1991-1993年，国内相继举办了太原音乐会、北戴河“献给国际减灾十年”义演、临终关怀义演等音乐会，这些非完全市场行为、以社会关怀为主题的音乐会成为了第一代摇滚乐迷的首轮朝圣之旅。直到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的一场小规模汇报演出成为了中国音乐节发展史上无法磨灭的一个新起点。
彼时的迷笛音乐节虽然尚未盈利，但它成功的口碑让音乐圈里的各路人马也都蠢蠢欲动。2002 年，由孙冕牵头、崔健策划的丽江雪山音乐节，演出阵容中包括窦唯、子曰乐队等当时很有观众基础的名字，结果还是赔了50多万。
面对赔钱的现实，蠢蠢欲动的那批人又开始踌躇了，而当2004 年唐朝和二手玫瑰乐队的经纪人黄燎原举办了贺兰山音乐节，并靠门票和周边产品实现 100多万元净盈利的时候，行业似乎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底气和勇气。三年后，连亏七年，累计赔了150 万元的迷笛音乐节盼来了扭亏为盈的喜讯。2008年，摩登天空的第二届草莓音乐节也首次为公司带去了盈利。这一切似乎都成了2009年市场大爆的前哨战。
综合道略音乐、小鹿角智库等多家组织机构的统计数据，2009年内地音乐节数量较前年翻番至44场，2000年突破百场。2011-2018年，中国音乐节的数量从69台蹿升到了263台，可谓是爆发式增长。其中，虽然在2015年由于审核报批等不可抗力原因回落至110场，但短暂的下滑过后，2016年立刻强势反弹，超过了200场。从2017年开始，音乐节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速开始放缓。2018年国内市场共有音乐节263个，较2017年有轻微下滑。
不过音乐节作为一件娱乐消费品，目前依然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从2016年至2018年，中国音乐节最活跃的地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广东、江苏依旧是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两省各自音乐节的数量还在增长中，浙江更是首次超过了上海，在全国最热地区（省级以上单位）中位居第三。
单从城市来看，上海在全国音乐节市场中仍高居榜首，全年有19个音乐节，虽然较2017年单年23场的数据有所下滑，不过竞争依旧激烈。除了上海，在其他一些演出活跃的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音乐节的分布已经越来越平均。
从南北地域来看，中国的音乐节市场依旧在“南迁”。2017年底，北方音乐节市场份额不足30%。不过，得益于文旅产业的兴起，相当一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景区纷纷选择开发音乐节品牌，北方音乐节数量比未来可能上升。至于广告公司、设计公司、媒体等等不同领域的公司，当他们选择入局音乐节市场，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也会主动避开竞争更激烈的一二线城市。而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认为，中国的音乐节产业还处在中期偏早的阶段，音乐节数量相比国内的城市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他说，去年国内据统计有200多个音乐节，而欧洲每年有上千个音乐节，其中光瑞士就有200多个。
在音乐节的巨大宣传声势下，各种现场音乐演出也逐渐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当代青年“音乐+社交”的热门场景。现场音乐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以及livehouse。其中，演唱会是国内是较成熟的音乐演出表现形式。大型演唱会的主办方、制作团队和艺人都比较严谨，监管较严。最常见的互动是乐迷合唱以及随机抽号上台等玩法。Livehouse多为室内场景，场子小而紧凑，通常百人规模，玩乐形式受限小，乐迷较为自由可以饮酒呐喊，艺人多为独立音乐人，受众较小。音乐节作为大型户外乐迷集会现场，以固定主题或固定音乐节品牌邀请不同咖位的音乐人，看点由固定艺人到特定音乐类型皆有，吸引人群数量较多。
目前，国内偏大型的音乐节大致分三类：草莓音乐节为代表的专业品牌音乐节；张北音乐节为代表的城市景区音乐节；成都汽车音乐节为代表的产品音乐节。但是由于音乐节规模较大，出于安全等问题考虑，监管方面趨严，因而国外音乐节常见的“跳水、摇旗、火车”等有危险系数的互动行为在国内不被允许，这也使一些乐迷有所抱怨。
即便如此，从历年《中国音乐产业报告》的数据来看，中国音乐演出票房依然不断增长，2017年首次突破了50亿元。其中，现场音乐演出稳步增长，2017年演出市场场次、观众、票房较2016年涨幅分别为30%、14%、13%，达15449场、1342万人次、48.57亿元。细分市场中演唱会贡献最多，演唱会占比86%，票房收入达41.52亿元；LiveHouse增长最快，LiveHouse增长51%，票房收入1.25亿元。
若只聚焦音乐节票房，2011-2017年中国户外音乐节票房就从1.61亿元升至5.8亿元，增幅达360%。
热闹背后的迷津
客观来说，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特别是90后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对音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年轻人正逐渐将音乐节作为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据艾瑞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显示，90后已经成为付费音乐的主力。但音乐节的数量上升也带来了质量下降、同质化严重、盈利难等问题。
同质化严重 缺乏市场细分
在一场行业沙龙上，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始人任宇清曾这样比喻音乐节发展的泡沫化倾向：“一个包子铺卖好了，这条街上都开始卖包子。”经历了市场的迅速扩张，品牌定位不明确、演出阵容重合等问题成为大部分音乐节的通病。如何做“不一样”的音乐节？不止主办方，就连观众都在渴望这个问题的答案。
80后的Echo是个摇滚乐迷，在硕士毕业前，她是音乐节观众席上的常客，甚至玩票性质地组过乐队，当过贝斯手。现在，音乐节火了，但除非有她特别喜欢的外籍乐队，她很少再去了。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说我只是享受当时那个‘小众’的感觉。”她先是半开玩笑地做了自嘲，然后又略带苦恼地追思起自己那份“遗失的美好”，“过去我们提到音乐节总是会想到一些小众的独立音乐人，但现在我老觉得音乐节像个拼盘演唱会，很杂，有流行歌手、有那些通过综艺节目火起来的地下的乐队和唱作人，缺乏特色和调性。而且吧，老是那么几张熟面孔，万青万青，always（总是）万青。”
Echo口中的“万青”全名“万能青年旅店”，是在中国摇滚乐迷中极具知名度的一支乐队。2010年，扎根在石家庄的他们靠着在20平的自家房间里录制的音乐，发布了首张同名专辑。充满隐喻的现代诗般的歌词、精致的乐器编配和成熟的演奏，令乐评人和歌迷吃惊不小。大V微博推荐、歌迷热传、电台报道，对岸同行翻唱，形成一时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有听众评价该唱片是“对当下时代精神内核抓得最准的一张。没有宏大叙事、耍小聪明、自以为是、口号抗争。它是送给我们每个人的一把最真实的匕首”。此后，随着音乐节市场的繁荣，万能青年旅店的名字和身影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节上。2016-2018这最近的三年间，他们的名字一直都排在“年度十大高频音乐人”的前五位。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因《这就是原创》《歌手》《中国有嘻哈》等综艺节目而广为认知的陈粒、赵雷和满舒克，可见在这个时代，音乐文化早就没有了小众和大众的明晰界限，好听、有态度才是核心，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同质化的问题也的确存在。
不过摩登天空创始人兼CEO沈黎晖却并不觉得音乐节阵容重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全世界大型综合音乐节都在同质化。你去看看Glastonbury，Coachella，Summer Sonic，都不可避免地是最热门的艺人出现在台上。电音也是，Tomorrow Land，EDC等等也永远都是那二十多个大制作人和DJ的名字。”
在他看来，这是观众的自然选择，谁受观众欢迎，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邀约。他说，“你身在当下，好像觉得迭代很慢，但客观来讲，像陈粒、新裤子、满舒克这些其实也都是最近5年才在国内真正火起来，5年前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人在哪儿。（5年轮转）这个时间跨度，其实还好。”
同质化的另一原因是缺乏市场的细分。随着国内音乐节市场同质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业内人士也渐渐认识到细分市场的必要。迷笛是最早坚持自己摇滚路线的音乐节，在每一年的主题中都贯穿着摇滚精神；2005年创办的爵士上海音乐节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磨练，充分展现爵士乐博大、宽广、自由的精神，现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大、亚洲第二大爵士节；4年前诞生的YOLO音乐节则专注在hip-hop音乐类型，将中文说唱带到了更广阔的舞台，完成了从“圈层”到“文化”的进阶。
实际上，在一些音乐产业较为健全的国外市场，不少细分类型的音乐节都渴望与乐迷产生精神层面的互动，进而抓住自己最核心的消费群体。
位于英国波特梅里恩的Festival No.6音乐节，不仅融合了音乐、艺术和戏剧等多种演出元素，还具有很强烈的反主流气质，2014年Festival No. 6便推出了“a festival unlike any other， in a place like no other（一个与众不同的音乐节，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举办）”的主题，宣誓了自己的特立独行。
在德国，作为MS Artville艺术节姊妹音乐节的MS Dockville音乐节，也在其2015年的标语“Summer for art （属于艺术的夏天）”中突出了它的艺术气質。
每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大型电子音乐节Paradiso也在去年以“Digital Meets Nature（数字遇上自然）”的主题展现了它特有的摩登概念。
盈利难 存活难
“赚钱的音乐节还不到15%。”沈黎晖早在2012年就这样估计。以2012年的成都大爱音乐节为例， 6000万元的高投入却仅仅换回300万元的惨淡票房，亏损高达5000多万元。
7年过去，虽然音乐节的整体票房不断攀升，但除了像草莓音乐节等少数连锁化的音乐节品牌之外，能赚钱的依然是凤毛麟角。
目前而言，音乐节收入主要来自票房、赞助和衍生收入，其中票房和赞助是主要收入来源；一般票房收入占其总收入的60%-65%，衍生消费占比5%-10%。此外，因为音乐节属于室外的大型活动，向政府报批的过程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某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音乐节取消或推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且音乐节的报批流程直接影响对外宣传和售票。而制作一台音乐节的成本包括场地租金、舞美设计费、艺人的演出费用以及安保费用等。其中，艺人的演出费用占据了制作成本的绝大部分。参演艺人的重量，往往意味着音乐节的质量。如果邀请一些不知名的乐队或歌手，吸引不到足够多的观众，票房无法保证，也不利于后期打响品牌、扩大规模。而一些知名的艺人则随着近年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兴起和音乐节数量的暴增，身价大涨，从而导致制作成本大幅度上涨。
根据某文化演出公司透露的2018年的行业报价显示，如今举办万人以下的小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就达200万元左右；万人以上的大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则在500万元左右。 以15万人规模的肇庆鼎湖山音乐节为例，整体投入2000万元，其中，演出资源及活动宣传占60%，舞台搭建、导演团队占20%，项目运营、基础设施及安保费占20%。
因而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市场仍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虽有大量新品牌出现，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音乐节的消失。
对比2016-2017年的音乐节存活率，虽然较2016年有了较高的提升，但2017年的音乐节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仍未达到5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一半的音乐节在第二年延期或者取消仍是当前音乐节市场的现状。
同时，2018年新出现的音乐节体量也十分巨大。据统计，2018年新出现的音乐节品牌达到了140个，占到了整体的52%。而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均落地，且具备一定品牌性的音乐节只占据了市场整体的约15%。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说过，“一个优秀的音乐节品牌之所以能让人记住，是因为长期运营下，培植了它的价值观、创造性，进行了观念传达。”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大多音乐节，仍在学会如何传达自己的核心观念。
赔钱赚吆喝？醉翁之意不在酒
既然在国内办音乐节基本属于“赔钱的买卖”，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入局，他们想赚的是什么“吆喝”呢？
YOLO音乐节创始人小白哥给出的答案是“喜欢”，因为自己喜欢hip-hop音乐，所以他愿意4年来始终贴钱做音乐节。但对大多数商业性质的音乐节而言，主办方看重的更多是人气。音乐节这三个字就是一种吸引人的噱头，不管是哪一类型的音乐节，先做招牌再考虑盈利，这是很多主办方的逻辑。
李宏杰创办的张北音乐节则贡献了当地老百姓三分之一收入，嘿吼传媒举办3天音乐节能为当地带来8000万元收益，运作迷笛音乐节相当成功的迷笛传媒在苏州有800亩园区，园区中举办的太湖迷笛营还助力苏州七都上榜国家级特色小镇。此外，山东即墨的古城音乐节、峨眉山佛光花海音乐节等等，都通过音乐节吸引到了大量客流，不仅带动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还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须知，这块收入可要比单纯的音乐节赚多了。
“音乐+文旅”的商业趋势不止音乐节产业内的人意识到了，此前还站在“圈外”的一些大公司也嗅到了商机。去年10月，网易新成立的电音品牌“放刺FEVER”，其主要业务之一便是电音旅行。对文旅经济的看重，倒正应了《醉翁亭记》中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主要参考资料
殷玉环，户外流行音乐节的文化历史溯源，音乐传播，2016（01） 小鹿角智库，《2018年中国音乐节市场报告》
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历年《中国音乐节年度报告》
数娱梦工厂，《音乐节不止是音乐节，它是个审美系统》
音乐节已成为当下的热门产业，而大批资本的进驻，也让音乐节市场从跟风生长逐渐过渡到品牌化经营。其中以迷笛、草莓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张北和热波等音乐节品牌也在年轻群体和音乐爱好者中具有广泛知名度。
TIPS
迷笛音乐节
迷笛音乐节是自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于其校内开始举办的，而后从室内走向了户外，规模逐也渐扩大，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迷笛音乐节因为其独特的摇滚气质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在举办地上，迷笛音乐节已经不局限于北京，而是将其范围扩张到了上海、镇江、日照等地。迷笛音乐节的音乐表演风格以摇滚乐为主，为中国大陆摇滚乐的普及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促进了很多摇滚乐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可以说，迷笛音乐节对于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迷笛音乐节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音乐节，开创了中国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先锋。
草莓音乐节
相比于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开创者迷笛音乐节，由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组织策划的草莓音乐节显得更具有商业气息。它创办于2009年，是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在原有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品牌之外，着力打造的一个全新音乐节品牌。而这也意味着，对于户外音乐节的组织机构来说，打造新品牌，与既有品牌产生连锁效应，扩大影响力，在企业强大的商业运作能力的推动下，可以使户外音乐节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草莓音乐节与迷笛音乐节相比，显得更加多元化。在音乐风格上涵盖了摇滚、民谣、电子等多种风格，并有诸多艺术创意和娱樂项目在音乐节上被展示，很好地贴合了其青春和活泼的气质定位。
张北音乐节
创办于2010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由当地政府牵头并联合国内知名音乐杂志《音乐时空》共同举办，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草原举行。张北利用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打出“草原摇滚”的口号，吸引了国内众多乐迷的参与。相对于张北这一位置偏僻、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音乐节的举办规模和相当数量的参与者，对于当地旅游业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因此张北户外音乐节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也成为了张北音乐节在组织形式上的显著特点。
热波音乐节
始创于2009年的成都热波音乐节，其主办方同样是商业机构，即诸如热波传媒公司的商业机构的连续参与。连续几届热波音乐节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演出风格也不仅限于摇滚乐，而是加入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热波音乐节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最初的举办地点并非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的经济文化发达的一线城市，而是彼时仍未跻身新一线城市的成都。这标志着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发展在地域上的辐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当国内的音乐节逐渐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庆典，在激发人们音乐热情的同时，也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狂欢。
2000年4月，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迷笛音乐节”诞生，到今年5月的太湖迷笛，音乐节在国内已经举办了20年。
如今的音乐节，不仅是乐迷的狂欢，也是声势浩大的商业狂欢。音乐节为何成为资本趋之若鹜的对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音乐节的历史。
“户外音乐节”之名，最早是在西方确立，也是在彼地完成了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内涵转变。户外音乐节原本以古典音乐为其主要音乐风格，19、20世纪的西方世界正处在古典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在古典音乐节中，也出现了允许观众站立及自由走动的逍遥音乐节、强调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柏林森林音乐节。这两种音乐节形式建立起了户外流行音乐节的两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身体的解放和户外环境的融合。这两个条件也是户外流行音乐节区别于其他音乐表演形式的关键所在。
现当代意义上的户外音乐节概念成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在当时，最著名的音乐节要数每年一度在罗得岛纽波特举行的音乐节。在这个著名的音乐盛会上爵士、民歌歌手竞相登台表演。小规模的爵士音乐节为英国“节奏与布鲁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也直接影响了1960年代中期的一些著名的乐队。
1967年，世界上首个大型摇滚音乐节在美国旧金山蒙特利举行，此次音乐节是由当时洛山矶的著名音乐家Lou Adler和“MAMAS&PAPAS”乐队的John Phillips和 Mccartney PAUL等人发起的。创办思想是为慈善筹款，但当中显示出的摇滚感染力令人震惊，所以它也成为众多摇滚音乐节的根源，也为以后的音乐节提供了一种模式。当时美国的许多唱片公司对这次音乐节都非常重视，也都希望从这次演唱会中发掘人才，以便使自己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加重筹码，这样就给那些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歌手们提供了大把的机会。
在这以后的3年中，仅仅在美国就举行了大约30次的音乐节，共有250万人次参加，其中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第一届（1969年）就吸引了40万人参加。当时音乐节的主题是“和平、反戰、博爱、平等”。规模与阵容史无前例，也吸引了数十万嬉皮士。这场盛大的狂欢持续了三天，它最终成为上世纪60年代西方嬉皮运动象征性的标志之一。齐柏林飞艇、披头士、大卫 ？鲍伊、卢 ？里德……各种传奇涌现，制造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摇滚乐巅峰盛世。如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摇滚音乐节之一，大导演李安还拍摄了《制造伍德斯托克》一片（2009年上映），讲述美国作家兼设计师埃利奥特 ？提伯创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经过。
中国内地的户外音乐会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彼时，摇滚音乐正由专辑形式走到了现场演出。1991-1993年，国内相继举办了太原音乐会、北戴河“献给国际减灾十年”义演、临终关怀义演等音乐会，这些非完全市场行为、以社会关怀为主题的音乐会成为了第一代摇滚乐迷的首轮朝圣之旅。直到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的一场小规模汇报演出成为了中国音乐节发展史上无法磨灭的一个新起点。
彼时的迷笛音乐节虽然尚未盈利，但它成功的口碑让音乐圈里的各路人马也都蠢蠢欲动。2002 年，由孙冕牵头、崔健策划的丽江雪山音乐节，演出阵容中包括窦唯、子曰乐队等当时很有观众基础的名字，结果还是赔了50多万。
面对赔钱的现实，蠢蠢欲动的那批人又开始踌躇了，而当2004 年唐朝和二手玫瑰乐队的经纪人黄燎原举办了贺兰山音乐节，并靠门票和周边产品实现 100多万元净盈利的时候，行业似乎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底气和勇气。三年后，连亏七年，累计赔了150 万元的迷笛音乐节盼来了扭亏为盈的喜讯。2008年，摩登天空的第二届草莓音乐节也首次为公司带去了盈利。这一切似乎都成了2009年市场大爆的前哨战。
综合道略音乐、小鹿角智库等多家组织机构的统计数据，2009年内地音乐节数量较前年翻番至44场，2000年突破百场。2011-2018年，中国音乐节的数量从69台蹿升到了263台，可谓是爆发式增长。其中，虽然在2015年由于审核报批等不可抗力原因回落至110场，但短暂的下滑过后，2016年立刻强势反弹，超过了200场。从2017年开始，音乐节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速开始放缓。2018年国内市场共有音乐节263个，较2017年有轻微下滑。
不过音乐节作为一件娱乐消费品，目前依然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从2016年至2018年，中国音乐节最活跃的地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广东、江苏依旧是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两省各自音乐节的数量还在增长中，浙江更是首次超过了上海，在全国最热地区（省级以上单位）中位居第三。
单从城市来看，上海在全国音乐节市场中仍高居榜首，全年有19个音乐节，虽然较2017年单年23场的数据有所下滑，不过竞争依旧激烈。除了上海，在其他一些演出活跃的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音乐节的分布已经越来越平均。
从南北地域来看，中国的音乐节市场依旧在“南迁”。2017年底，北方音乐节市场份额不足30%。不过，得益于文旅产业的兴起，相当一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景区纷纷选择开发音乐节品牌，北方音乐节数量比未来可能上升。至于广告公司、设计公司、媒体等等不同领域的公司，当他们选择入局音乐节市场，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也会主动避开竞争更激烈的一二线城市。而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认为，中国的音乐节产业还处在中期偏早的阶段，音乐节数量相比国内的城市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他说，去年国内据统计有200多个音乐节，而欧洲每年有上千个音乐节，其中光瑞士就有200多个。
在音乐节的巨大宣传声势下，各种现场音乐演出也逐渐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当代青年“音乐+社交”的热门场景。现场音乐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以及livehouse。其中，演唱会是国内是较成熟的音乐演出表现形式。大型演唱会的主办方、制作团队和艺人都比较严谨，监管较严。最常见的互动是乐迷合唱以及随机抽号上台等玩法。Livehouse多为室内场景，场子小而紧凑，通常百人规模，玩乐形式受限小，乐迷较为自由可以饮酒呐喊，艺人多为独立音乐人，受众较小。音乐节作为大型户外乐迷集会现场，以固定主题或固定音乐节品牌邀请不同咖位的音乐人，看点由固定艺人到特定音乐类型皆有，吸引人群数量较多。
目前，国内偏大型的音乐节大致分三类：草莓音乐节为代表的专业品牌音乐节；张北音乐节为代表的城市景区音乐节；成都汽车音乐节为代表的产品音乐节。但是由于音乐节规模较大，出于安全等问题考虑，监管方面趨严，因而国外音乐节常见的“跳水、摇旗、火车”等有危险系数的互动行为在国内不被允许，这也使一些乐迷有所抱怨。
即便如此，从历年《中国音乐产业报告》的数据来看，中国音乐演出票房依然不断增长，2017年首次突破了50亿元。其中，现场音乐演出稳步增长，2017年演出市场场次、观众、票房较2016年涨幅分别为30%、14%、13%，达15449场、1342万人次、48.57亿元。细分市场中演唱会贡献最多，演唱会占比86%，票房收入达41.52亿元；LiveHouse增长最快，LiveHouse增长51%，票房收入1.25亿元。
若只聚焦音乐节票房，2011-2017年中国户外音乐节票房就从1.61亿元升至5.8亿元，增幅达360%。
热闹背后的迷津
客观来说，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特别是90后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对音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年轻人正逐渐将音乐节作为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据艾瑞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显示，90后已经成为付费音乐的主力。但音乐节的数量上升也带来了质量下降、同质化严重、盈利难等问题。
同质化严重 缺乏市场细分
在一场行业沙龙上，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始人任宇清曾这样比喻音乐节发展的泡沫化倾向：“一个包子铺卖好了，这条街上都开始卖包子。”经历了市场的迅速扩张，品牌定位不明确、演出阵容重合等问题成为大部分音乐节的通病。如何做“不一样”的音乐节？不止主办方，就连观众都在渴望这个问题的答案。
80后的Echo是个摇滚乐迷，在硕士毕业前，她是音乐节观众席上的常客，甚至玩票性质地组过乐队，当过贝斯手。现在，音乐节火了，但除非有她特别喜欢的外籍乐队，她很少再去了。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说我只是享受当时那个‘小众’的感觉。”她先是半开玩笑地做了自嘲，然后又略带苦恼地追思起自己那份“遗失的美好”，“过去我们提到音乐节总是会想到一些小众的独立音乐人，但现在我老觉得音乐节像个拼盘演唱会，很杂，有流行歌手、有那些通过综艺节目火起来的地下的乐队和唱作人，缺乏特色和调性。而且吧，老是那么几张熟面孔，万青万青，always（总是）万青。”
Echo口中的“万青”全名“万能青年旅店”，是在中国摇滚乐迷中极具知名度的一支乐队。2010年，扎根在石家庄的他们靠着在20平的自家房间里录制的音乐，发布了首张同名专辑。充满隐喻的现代诗般的歌词、精致的乐器编配和成熟的演奏，令乐评人和歌迷吃惊不小。大V微博推荐、歌迷热传、电台报道，对岸同行翻唱，形成一时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有听众评价该唱片是“对当下时代精神内核抓得最准的一张。没有宏大叙事、耍小聪明、自以为是、口号抗争。它是送给我们每个人的一把最真实的匕首”。此后，随着音乐节市场的繁荣，万能青年旅店的名字和身影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节上。2016-2018这最近的三年间，他们的名字一直都排在“年度十大高频音乐人”的前五位。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因《这就是原创》《歌手》《中国有嘻哈》等综艺节目而广为认知的陈粒、赵雷和满舒克，可见在这个时代，音乐文化早就没有了小众和大众的明晰界限，好听、有态度才是核心，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同质化的问题也的确存在。
不过摩登天空创始人兼CEO沈黎晖却并不觉得音乐节阵容重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全世界大型综合音乐节都在同质化。你去看看Glastonbury，Coachella，Summer Sonic，都不可避免地是最热门的艺人出现在台上。电音也是，Tomorrow Land，EDC等等也永远都是那二十多个大制作人和DJ的名字。”
在他看来，这是观众的自然选择，谁受观众欢迎，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邀约。他说，“你身在当下，好像觉得迭代很慢，但客观来讲，像陈粒、新裤子、满舒克这些其实也都是最近5年才在国内真正火起来，5年前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人在哪儿。（5年轮转）这个时间跨度，其实还好。”
同质化的另一原因是缺乏市场的细分。随着国内音乐节市场同质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业内人士也渐渐认识到细分市场的必要。迷笛是最早坚持自己摇滚路线的音乐节，在每一年的主题中都贯穿着摇滚精神；2005年创办的爵士上海音乐节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磨练，充分展现爵士乐博大、宽广、自由的精神，现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大、亚洲第二大爵士节；4年前诞生的YOLO音乐节则专注在hip-hop音乐类型，将中文说唱带到了更广阔的舞台，完成了从“圈层”到“文化”的进阶。
实际上，在一些音乐产业较为健全的国外市场，不少细分类型的音乐节都渴望与乐迷产生精神层面的互动，进而抓住自己最核心的消费群体。
位于英国波特梅里恩的Festival No.6音乐节，不仅融合了音乐、艺术和戏剧等多种演出元素，还具有很强烈的反主流气质，2014年Festival No. 6便推出了“a festival unlike any other， in a place like no other（一个与众不同的音乐节，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举办）”的主题，宣誓了自己的特立独行。
在德国，作为MS Artville艺术节姊妹音乐节的MS Dockville音乐节，也在其2015年的标语“Summer for art （属于艺术的夏天）”中突出了它的艺术气質。
每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大型电子音乐节Paradiso也在去年以“Digital Meets Nature（数字遇上自然）”的主题展现了它特有的摩登概念。
盈利难 存活难
“赚钱的音乐节还不到15%。”沈黎晖早在2012年就这样估计。以2012年的成都大爱音乐节为例， 6000万元的高投入却仅仅换回300万元的惨淡票房，亏损高达5000多万元。
7年过去，虽然音乐节的整体票房不断攀升，但除了像草莓音乐节等少数连锁化的音乐节品牌之外，能赚钱的依然是凤毛麟角。
目前而言，音乐节收入主要来自票房、赞助和衍生收入，其中票房和赞助是主要收入来源；一般票房收入占其总收入的60%-65%，衍生消费占比5%-10%。此外，因为音乐节属于室外的大型活动，向政府报批的过程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某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音乐节取消或推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且音乐节的报批流程直接影响对外宣传和售票。而制作一台音乐节的成本包括场地租金、舞美设计费、艺人的演出费用以及安保费用等。其中，艺人的演出费用占据了制作成本的绝大部分。参演艺人的重量，往往意味着音乐节的质量。如果邀请一些不知名的乐队或歌手，吸引不到足够多的观众，票房无法保证，也不利于后期打响品牌、扩大规模。而一些知名的艺人则随着近年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兴起和音乐节数量的暴增，身价大涨，从而导致制作成本大幅度上涨。
根据某文化演出公司透露的2018年的行业报价显示，如今举办万人以下的小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就达200万元左右；万人以上的大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则在500万元左右。 以15万人规模的肇庆鼎湖山音乐节为例，整体投入2000万元，其中，演出资源及活动宣传占60%，舞台搭建、导演团队占20%，项目运营、基础设施及安保费占20%。
因而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市场仍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虽有大量新品牌出现，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音乐节的消失。
对比2016-2017年的音乐节存活率，虽然较2016年有了较高的提升，但2017年的音乐节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仍未达到5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一半的音乐节在第二年延期或者取消仍是当前音乐节市场的现状。
同时，2018年新出现的音乐节体量也十分巨大。据统计，2018年新出现的音乐节品牌达到了140个，占到了整体的52%。而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均落地，且具备一定品牌性的音乐节只占据了市场整体的约15%。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说过，“一个优秀的音乐节品牌之所以能让人记住，是因为长期运营下，培植了它的价值观、创造性，进行了观念传达。”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大多音乐节，仍在学会如何传达自己的核心观念。
赔钱赚吆喝？醉翁之意不在酒
既然在国内办音乐节基本属于“赔钱的买卖”，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入局，他们想赚的是什么“吆喝”呢？
YOLO音乐节创始人小白哥给出的答案是“喜欢”，因为自己喜欢hip-hop音乐，所以他愿意4年来始终贴钱做音乐节。但对大多数商业性质的音乐节而言，主办方看重的更多是人气。音乐节这三个字就是一种吸引人的噱头，不管是哪一类型的音乐节，先做招牌再考虑盈利，这是很多主办方的逻辑。
李宏杰创办的张北音乐节则贡献了当地老百姓三分之一收入，嘿吼传媒举办3天音乐节能为当地带来8000万元收益，运作迷笛音乐节相当成功的迷笛传媒在苏州有800亩园区，园区中举办的太湖迷笛营还助力苏州七都上榜国家级特色小镇。此外，山东即墨的古城音乐节、峨眉山佛光花海音乐节等等，都通过音乐节吸引到了大量客流，不仅带动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还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须知，这块收入可要比单纯的音乐节赚多了。
“音乐+文旅”的商业趋势不止音乐节产业内的人意识到了，此前还站在“圈外”的一些大公司也嗅到了商机。去年10月，网易新成立的电音品牌“放刺FEVER”，其主要业务之一便是电音旅行。对文旅经济的看重，倒正应了《醉翁亭记》中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主要参考资料
殷玉环，户外流行音乐节的文化历史溯源，音乐传播，2016（01） 小鹿角智库，《2018年中国音乐节市场报告》
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历年《中国音乐节年度报告》
数娱梦工厂，《音乐节不止是音乐节，它是个审美系统》
音乐节已成为当下的热门产业，而大批资本的进驻，也让音乐节市场从跟风生长逐渐过渡到品牌化经营。其中以迷笛、草莓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张北和热波等音乐节品牌也在年轻群体和音乐爱好者中具有广泛知名度。
TIPS
迷笛音乐节
迷笛音乐节是自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于其校内开始举办的，而后从室内走向了户外，规模逐也渐扩大，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迷笛音乐节因为其独特的摇滚气质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在举办地上，迷笛音乐节已经不局限于北京，而是将其范围扩张到了上海、镇江、日照等地。迷笛音乐节的音乐表演风格以摇滚乐为主，为中国大陆摇滚乐的普及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促进了很多摇滚乐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可以说，迷笛音乐节对于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迷笛音乐节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音乐节，开创了中国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先锋。
草莓音乐节
相比于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开创者迷笛音乐节，由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组织策划的草莓音乐节显得更具有商业气息。它创办于2009年，是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在原有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品牌之外，着力打造的一个全新音乐节品牌。而这也意味着，对于户外音乐节的组织机构来说，打造新品牌，与既有品牌产生连锁效应，扩大影响力，在企业强大的商业运作能力的推动下，可以使户外音乐节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草莓音乐节与迷笛音乐节相比，显得更加多元化。在音乐风格上涵盖了摇滚、民谣、电子等多种风格，并有诸多艺术创意和娱樂项目在音乐节上被展示，很好地贴合了其青春和活泼的气质定位。
张北音乐节
创办于2010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由当地政府牵头并联合国内知名音乐杂志《音乐时空》共同举办，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草原举行。张北利用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打出“草原摇滚”的口号，吸引了国内众多乐迷的参与。相对于张北这一位置偏僻、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音乐节的举办规模和相当数量的参与者，对于当地旅游业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因此张北户外音乐节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也成为了张北音乐节在组织形式上的显著特点。
热波音乐节
始创于2009年的成都热波音乐节，其主办方同样是商业机构，即诸如热波传媒公司的商业机构的连续参与。连续几届热波音乐节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演出风格也不仅限于摇滚乐，而是加入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热波音乐节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最初的举办地点并非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的经济文化发达的一线城市，而是彼时仍未跻身新一线城市的成都。这标志着大陆户外音乐节的发展在地域上的辐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