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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总体上仍处于福利不足阶段，但中国国有部门庞大且效率低下，政府规模庞大而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越来越高，未来中国福利水平将会快速升高。“前车之鉴”值得警惕
一个经济体从未开发状态，经过工业化进程到完成工业化，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需要持续闯关，克服诸多陷阱和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中有的中国已经得了，有的要预防。这些疾病包括：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可能同时犯多种疾病，需要高度重视。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国需要治疗的三种病是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需要预防的三种病是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
第一，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自然资源依赖症，因此也被称为“资源诅咒”，其主要机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使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业，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蓬勃发展的石油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其他工业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中国的“荷兰病”问题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东三省、内蒙古等地区。这些省份过去多年间利用其优势自然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造成本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孱弱不足，难以成长起来。可以说，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行业性、地区性经济危机。这些地区的“荷兰病”需要有效治理。
第二，韩国病。韩国病主要是大企业中心主义，即整个国家经济由大企业集团（韩国称之为财阀、财团）控制，国家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大企业展开，并形成了普遍渗透进韩国人政治经济生活的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韩国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问题，被韩国政界称之为“韩国病”。主要病症是：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大企业中心主义，中小微企业发展缓慢；超级严重的权力型腐败；房地产投机热，实业投资冷；严重的环境污染；政治压抑，官民对抗，冲突不断，人才脱离现象突出。中国和韩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近两年中国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都有韩国当年问题的影子。这需要中国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来治疗这一病症。
第三，拉美病。早在20世纪60年代，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都已经脱离了低收入阶段而进入中低入阶段。比如委内瑞拉在1960年人均GDP就达到1138美元，是中国当时人均GDP的15倍，但委内瑞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用了34年时间（1977-2010），期间出现多次反复。拉美病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失业率高企，政府债务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和政局动荡，特别是政局“左右搖摆”。“拉美病”同样值得中国警惕，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病必须要治。
第四，日本病。日本病有两个方面需要中国警惕和重视。其一是人口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使日本经济后继乏力。其二是资产泡沫问题。上世纪70年代的日元急剧升值造成的流动资金过剩和由此引起了不动产投机，日本金融业界和大企业既是泡沫经济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大批的日本金融企业破产，也使许多日本大企业严重亏损。中国人口结构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已经严重恶化，资产泡沫危机已经显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得“日本病”。
第五，希腊病。过去几年，希腊发生了债务危机，至今也没有走出困境。希腊曾经用了21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人均GDP达到3.04万美元，2014年下降到2.17万美元。希腊所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希腊社会福利水平过高，公共部门臃肿，规模大且效率低，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这种疾病被认为来自于希腊自1974年民主化以来形成的“庇护主义”政治：用饭碗和福利换选票。中国民众总体上仍处于福利不足阶段，但中国国有部门庞大且效率低下，政府规模庞大而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越来越高，未来中国福利水平将会快速升高。“前车之鉴”值得警惕。
第六，苏联病。苏联曾经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其兴衰非常值得长期奉行苏联模式和体制的中国思考和警惕。苏联病的重要特征是在苏共长期执政下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政治僵化，社会阶层固化，短缺经济特征显著，同时在民族政策上长期奉行强化民族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的政策，人为制造民族区别，在中央力量衰微时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加剧。中国在许多体制上仍然沿用苏联模式，比如少数民族政策。中国必须反思苏联病的教训。
一个经济体从未开发状态，经过工业化进程到完成工业化，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需要持续闯关，克服诸多陷阱和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中有的中国已经得了，有的要预防。这些疾病包括：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可能同时犯多种疾病，需要高度重视。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国需要治疗的三种病是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需要预防的三种病是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
第一，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自然资源依赖症，因此也被称为“资源诅咒”，其主要机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使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业，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蓬勃发展的石油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其他工业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中国的“荷兰病”问题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东三省、内蒙古等地区。这些省份过去多年间利用其优势自然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造成本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孱弱不足，难以成长起来。可以说，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行业性、地区性经济危机。这些地区的“荷兰病”需要有效治理。
第二，韩国病。韩国病主要是大企业中心主义，即整个国家经济由大企业集团（韩国称之为财阀、财团）控制，国家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大企业展开，并形成了普遍渗透进韩国人政治经济生活的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韩国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问题，被韩国政界称之为“韩国病”。主要病症是：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大企业中心主义，中小微企业发展缓慢；超级严重的权力型腐败；房地产投机热，实业投资冷；严重的环境污染；政治压抑，官民对抗，冲突不断，人才脱离现象突出。中国和韩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近两年中国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都有韩国当年问题的影子。这需要中国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来治疗这一病症。
第三，拉美病。早在20世纪60年代，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都已经脱离了低收入阶段而进入中低入阶段。比如委内瑞拉在1960年人均GDP就达到1138美元，是中国当时人均GDP的15倍，但委内瑞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用了34年时间（1977-2010），期间出现多次反复。拉美病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失业率高企，政府债务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和政局动荡，特别是政局“左右搖摆”。“拉美病”同样值得中国警惕，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病必须要治。
第四，日本病。日本病有两个方面需要中国警惕和重视。其一是人口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使日本经济后继乏力。其二是资产泡沫问题。上世纪70年代的日元急剧升值造成的流动资金过剩和由此引起了不动产投机，日本金融业界和大企业既是泡沫经济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大批的日本金融企业破产，也使许多日本大企业严重亏损。中国人口结构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已经严重恶化，资产泡沫危机已经显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得“日本病”。
第五，希腊病。过去几年，希腊发生了债务危机，至今也没有走出困境。希腊曾经用了21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人均GDP达到3.04万美元，2014年下降到2.17万美元。希腊所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希腊社会福利水平过高，公共部门臃肿，规模大且效率低，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这种疾病被认为来自于希腊自1974年民主化以来形成的“庇护主义”政治：用饭碗和福利换选票。中国民众总体上仍处于福利不足阶段，但中国国有部门庞大且效率低下，政府规模庞大而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越来越高，未来中国福利水平将会快速升高。“前车之鉴”值得警惕。
第六，苏联病。苏联曾经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其兴衰非常值得长期奉行苏联模式和体制的中国思考和警惕。苏联病的重要特征是在苏共长期执政下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政治僵化，社会阶层固化，短缺经济特征显著，同时在民族政策上长期奉行强化民族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的政策，人为制造民族区别，在中央力量衰微时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加剧。中国在许多体制上仍然沿用苏联模式，比如少数民族政策。中国必须反思苏联病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