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代儒家学者大都反对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郑玄的解读虽有愚民之嫌,但又有顺从百姓之意。何晏《论语集解》将此句与《易传》“百姓日用而不知”相联系,而将“不可”解读为“不能”,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发挥二程对于愚民说的反对,将“不可使知”之“知”限定于较“当然之理”更为深层的“所以然之理”,为后世所沿袭。清儒推崇汉唐儒者的解读,但也有将“不可使知之”与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相联系。民国以来,既有学者继承古代儒家学者反对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政策,又有学者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政策者,而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解读。相较之下,在古代儒家学者的诸多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不仅反对愚民说,而且较何晏《论语集解》、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读更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