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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意图与培训成效是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结构和个体特质混合的研究视域，建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培训行为意图的链式中介模型，利用PLS-SEM对322个有效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及验证影响路径假设。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行为均可正向预测培训行为意图;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重视参照群体的价值传递、精准预测培训需求、升级政策营销策略，采用混合视角审视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
关键词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网络;技能培训;培训模式;信息获取;行为意图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9-0052-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构职业技能终身培训体系的背景下，人社部于2019年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2019计划”）[1]，旨在通过为农民工群体实施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这已成为当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面临的关键议题。过去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均表明，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外出务工货币收入[2]、就业质量[3]、市民化[4]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频繁性就业流动则具有显著抑制作用[5]，这充分验证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关于“职业教育正向提升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理论假设[6]。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转移与质量提升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而从生命个体身份演化的视角分析，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市民”的生命时间流上实现个体内外在的角色流转，当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跨越，即可视为我国城镇化征程的阶段性胜利[7]。“进城务工人员”作为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历程中一个持续时期长且最为艰难的职业生命发展阶段，需要政府、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这一群体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而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普遍存在职业技能不足、职业发展意识薄弱等问题。邓秀华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不具备任何技术技能等级的人员比重达到47.8%，与之相对，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的人员比重不到12%。因此，学界不断呼吁政府和企业应该承担起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技能培训，以期帮助该群体提升职业技能、积累就业资本，而这亦是实现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并最终实现城镇化的关键路径。
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职责的“政府承担”成效颇受学界赞誉，韩娟认为，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中的“人本主义”呈现[8]。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愿是当前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极为重要的关注面向，“2019计划”中关于提高和激发进城务工人员“参培意愿（愿望）”的内容描述出现多达5次，可见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和行为未达到理想状态。和震等人的研究也揭示了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中存在“高培训意愿”与“低培训行为”的矛盾，培训意愿与实际行为间还存在着其他诸多影响因素，而这一领域却广受忽视[9]。已有研究提醒人们应重新审视过去基于个体内在微观变量控制视角研究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愿影响机制的适切性，呼吁将这一重要命题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视角下进行探讨。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从社会情境脉络视域探讨进城务工人员发展议题，认为由亲情、友情和乡情共同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选择、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期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尤以同乡关系网络最具解释力。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形成积极的职业发展效能，激发强烈的参与技能培训的行为意图，并愿意为参与培训支付一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基于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现实考量，在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下，如果培训模式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期望，其参加培训的意愿会大幅提升[10];反之，则可能出现上述高培训意愿与低培训行为的矛盾现象。此外，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时代，良好的信息资源获取能力是个体职业成长的重要推动力。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空间存在信息设施、信息服务与信息资源间的天然劣势，缺乏关于技能培训方面的价值想象与实践行为的信息支撑载体[11]，因此，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行为意图，需充分考量该群体社会空间的信息获取模式的影响机制，良好的信息获取模式对提升该群体培训行为意图大有裨益。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要么从个体特征视角（如性别、年龄、外出务工时间长短等），要么从社会脉络视角（如户籍制度、就业歧视、务工环境、培训时间等）探讨其技能培训意愿，而鲜有文献建构起社会结构因素通过作用于生命个体特质因素而产生行为转化这一作用机理。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教育培训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进城务工人员教育培训行为意图的内外在链式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某一社会系统内部不同行为人因互动而联结成相对稳固的关系集合体[12]，由诸多不同性质的节点将不同行为人或组织串联成一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George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新移民群体在学习行为意图上较其他群体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更为深远[13]。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城乡就业转移带来了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成分的转换，包括进城之前以亲情、血缘和地缘联结而成的先赋性关系网络以及进城后因工作环境、興趣爱好汇聚而成的后致性关系网络[14]。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薪资或创业成效的作用机理，如董静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5]。程名望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农民工外出务工薪资水平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其中尤以老乡关系网络最具解释力[16][17]。凌先勇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造成户籍歧视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催生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薪资差异[18]。大部分量化研究将社会关系网络、培训行为意图作为进城务工人员就业或创业的外生潜变量，分别探讨二者对进城务工人员创业意愿或成效的促进作用，而社会关系网络与培训行为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未深入讨论。然而，两个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却在部分理论分析文献中被反复论证，如朱珠等人论证了配偶、老乡与工友的支持可激发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整体提升其技能培训的参与度[19];汪传艳则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固有群体结构特质促使其在技能培训选择与决策上呈现严重趋同性[20]。可见，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我国大力开展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背景下，研究该议题具有高度的现实价值。 培训模式期望概念发展自期望价值理论[21]，指培训模式与培训价值预期的一致性程度，进城务工人员参与技能培训的价值预期受到培训模式影响，当培训模式支持或指向价值预期时，进城务工人员会产生较高的培训行为意图，反之亦然。齐小兵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经济成本因素最为敏感，较高的收费会对培训意愿产生抑制作用[22]。李明华论证了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悖逆价值预期的五大要素“信息、成本、时间、空间、项目”，如果培训模式在这五个层面无法与其参与培训的价值预期保持高度一致性，务工人员则会产生放弃参与培训的实际行为[23]。黄德林的调查也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不高，主要是因为培训模式不够合理，存在诸如内容实用性低、师资水平有限、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费用分担机制不科学等问题[24]。和震则批判了当前培训模式鲜少关照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作息时间、信息接收模式、交通成本、经济成本和内容期待等因素，使得具有高培训价值预期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在现实培训场域中寻找到培训模式支持，从而产生偏离价值预期的行为表现[25]。可见，培训模式符合进城务工人员期望是提升培训行为意图的现实路径，且培训模式通过经济、时间、交通、信息与内容等因子作用于培训行为意图。
信息获取行为概念发展自Wilson的信息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是个体信息来源、信息渠道和信息获取结果的总和[26]。近年来，该概念被引入分析我国农民工进城后在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入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受囿于信息自身特性、信息传播媒介缺陷、信息搜索行动等多层面因素，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并未建立起良好的信息获取行动范式。焦雪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信息搜索行为失范的外显特征，认为唯有通过强化培训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建立良好的信息获取行为范式，方能提升其就业发展质量[27]。陶建杰通过对全国1614个调查样本的分析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从所生活的社区获取信息的能力十分缺乏，而社区作为信息源供给端忽视了进城务工人员真实的信息需求，造成了信息“供需鸿沟”[28]。可见，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职业发展与城市融入中存在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已经引起学界广泛讨论，且相关研究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认为信息获取行为可在较大程度上预测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成效、就业选择、职业流动、购买意愿等。值得关注的是，在信息获取行为与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关系上，大部分研究基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与“培训补给”相结合的逻辑出发点，倾向于把“信息获取培训”作为单一概念进行探讨，且多数研究从策略层面为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行为能力提出建议。有效的培训能扭转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的窘况，这一显性影响路径在上述文献中均有论证。而在社会关系网络固化、信息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境下，显然，信息获取影响培训意愿的隐性路径在现有文献中未得到深入讨论。本文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信息获取行为得到到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信息获取主动性、获取渠道、获取结果都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行为意图产生正向影响。
培训行为意图概念发展自Zeithaml的行为倾向理论，是指判断行为主体未来可能参与技能培训活动的倾向[29]。行为意图概念多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用于判断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倾向的可能性，行为意图的强烈程度可以正向预测消费者后续的购买行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与其对于培训的价值感知、情感态度相关，又通过态度控制外显行为。现有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的研究中，大多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价值感知和情感态度两个层面，设计如“愿意（不愿意）参加培训”等观测题项[30]，而缺少了检验态度对行为倾向控制的相应指标。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因变量名称确定为“培训行为意图”，即期望从态度与行为倾向相结合的视角研究进城务工人员未来参与技能培训活动的可能程度。而在培训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培训模式期望、信息获取行为作为自变量可正向预测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同时，社会关系网络还可通过培训模式期望和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机制间接正向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兹建构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根据理论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2：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模式期望具有正向影响;
H3：社会关系网络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4：培训模式期望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5：培训模式期望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6：信息获取行为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7：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获取能力;
H8：培训模式期望通过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H9：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能力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施测过程与样本人口特征
本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城市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于2017年6月至7月依托所在高校校企合作单位筛选了深圳、佛山和珠海3市的11家企业（或工厂）作为样本单位，研究人员通过联系各企业、工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敦请其协助安排问卷发放。问卷发放以符合样本单位实际需求与开展便利为原则，采取纸质和电子问卷两种方式收集数据。为确保两种类型的问卷具备同等效度，本研究对电子问卷采取加权处理，设計如“所在企业”测项，以掌握受试者代表的样本企业。共回收电子问卷213份、纸质问卷182份，经处理后获得有效问卷322份。
样本人口特征如下：男性147人（45.7%），女性175人（4.3%）;19～25岁85人（26.4%），26～30岁71人（22%），31～40岁118人（36.6%），41～50岁45人（14%），51岁以上3人（0.9%）;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3人（0.9%），初中69人（21.4%），高中164人（50.9%）;专科及以上86人（26.7%）; 家庭有耕地的211人（65.5%），无耕地的111人（34.5%）;家庭劳动人口2名及以下100人（31.1%），3～4名149人（46.3%），5～6名65人（20.2%），7人及以上8人（2.5%）;家庭年收入15000元以下40人（12.4%），15001～30000元67人（20.8%），30001～40000元44人（13.7%），40001～50000元38人（11.8%），50001元以上133人（41.3%）;制造业和建筑业145人（45%），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21人（6.6%），住宿餐饮、维修及其他156人（48.5%）。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发展自成熟理论量表，并依据研究需要对各测量题项进行适当修改。社会关系网络参考肖水源和朱珠的研究概念与测量指标设计[31][32]，主要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支持情形，共5条目，题项示例如“家人鼓励与支持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老乡鼓励与支持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模式期望参考和震和黄德林的研究[33][34]，重点考察培训模式符合或支持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培训价值期待的程度，共5条目，题项示例如“培训项目收费符合我的期望”“培训内容符合我的工作需要”。信息获取行为参考王颖的研究[35]，主要考察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能动性、途径和结果，共4条目，题项示例如“我常主动收集职业技能培训相关信息”“我有足够的渠道获取我想了解的培训信息”。培训行为意图量表发展自汪传艳和马世英的研究[36][37]，重点考量进城务工人员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态度及行为倾向，共4条目，题项示例如“我愿意为自己参加培训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即使工作繁忙，我也会抽时间参加培训”。量表编制完成初期，研究团队邀请本领域2名教授、2名博士研究生对量表题项适切性进行论证，形成问卷初稿;经小范围预试确保题项表达无歧义后确定正式问卷。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三）资料分析
本文所建构的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影响机制模型属于探索性研究，适宜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38]。PLS-SEM相较于过去以验证性分析为主的共变数结构方程模型（CB-SEM）更适用于发展新理论及预测因果关系[39]，其优点在于能处理多自变量与多因变量组成的复杂结构方程模型，能有效克服多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要求资料符合常态分布，适用于小样本研究[40][41]。本文采用Smart-pls 3.0进行资料分析，在分析程序上，依据Hulland的建议，首先以平均抽取变异量（AVE）、组合信度（CR）等检验测量模型信效度;其次以PLS Algorithm、Bootstrap法计算路径系数和模型解释力[42]。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执行PLS Algorithm分析显示，本研究各观测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732～0.928间，均高于0.7门槛值;t值介于19.005～91.662间，均大于1.96，达到显著水准，说明各观测指标的信度良好，见表1。其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因子载荷在0.746～0.928之间，a系数、组合信度（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926、0.945、0.776;培训模式期望的因子载荷在0.732～0.916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91、0.934、0.739;信息获取行为的因子载荷在0.749～0.918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857、0.904、0.705;培训行为意图的因子载荷在0.83～0.928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908、0.936、0.785。根据Bagozzi的建议，当a系数、CR值、AVE值分别满足高于0.8、0.7、0.5要求时，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43]。本研究各潜在变量的a系数均高于0.875、CR值均高于0.905、AVE值均高于0.705，远优于0.8、0.7和0.5的门槛值，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佳的内部品质。
本研究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检验情况见表2，当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变异量平方根大于潜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时，说明测量模型具备较佳的区别效度。表2对角线数值为4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在0.840～0.886之间，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75～0.773之间，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结构模型解释力与拟合度检验
评价PLS结构方程模型预测能力与模型拟合程度分别使用判定系数（R2）和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GoF）。判定系数R2的值越大，表示模型的解释力越强。一般认为，R2的值0.19、0.33、0.67分别代表模型解释力为“低”“中”“高”程度[44]。本研究3个内生潜变量培训模式期望、信息获取行为和培训行为意图的R2值分别为0.448、0.551和0.620，解释力介于“中高”程度之间。
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GoF用于评估理论模型与数据资料的适配情形，由共同性指标的平均值（）与判定系数（R2）的几何平均数计算而来，本研究理论模型的GoF值：
一般认为，GoF值为0.1、0.25、036代表拟合程度分别为弱、中和强，本研究的GoF值为0.635，远优于0.36的临界值，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资料之间良好适配。综上，本研究模型在预测能力和整体拟合优度上都具有较为理想的品质。
（三）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利用PLS Algorithm、Bootstrapping（抽样5000次）对研究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影响路径检定结果如下：H1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773，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5.871，p<0.001），可见以老乡、家庭、朋友、工作环境和所在社区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对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行为意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H2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模式期望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66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7.64，p<0.001），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产生培训模式价值想象的主要载体，良好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对于培训模型形成正确的价值预期;H3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475，且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7.425，p<0.001），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培训信息的主要来源，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内容与信息形态高度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H4假设“培训模式期望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176，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4.32，p<0.001），显示培训模式与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一致程度越高，进城务工人员越有可能产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行为倾向;H5假设“培训模式期望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76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9.308，p<0.001），表明培训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接触性会通过提高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主动性间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效能;H6假设“信息获取行为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路径β系数为0.116，也达到显著水准（t=2.707，p<0.01），可见进城务工人员获取信息的主动性、獲取信息的渠道等对于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参加技能培训的行为倾向大有助益。综上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支持H1～H6的研究假设。 中介效果检定结果，见表3，间接路径效应量及显著性分析如下：H7假设“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获取能力”，其间接效果值为0.514，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3.524，p<0.001），95%信赖区间[0.439，0.587]不包含0，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成立;H8假设“培训模式期望通过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培训行为意图”，其间接效果值为0.08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2.525，p<0.001），95%信赖区间[0.023，0.160]不包含0，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成立;H9假设“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能力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其间接效果值为0.060，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2.519，p<0.001），95%信赖区间[0.015，0.107]不包含0，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综上分析，H7、H8、H9的间接路径假设均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社会关系网络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分析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所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总体良好（M=3.71），其中以“工友、同事”最具代表力，其次为“老乡”，这与其他学者认为同乡关系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影响最大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所选取样本主要为建筑业、制造业与维修行业等领域的进城务工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老乡与工友（同事）两个维度的关系网络相互交融，大多数工友亦为老乡，而工友关系网络较容易产生高度趋同性的培训需求，从而产生实际的支持行为，这可视为这一结果差异最主要的原因。PLS分析结果则显示，社会关系网络整体可以高度预测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β=0.773），工友（同事）、老乡、家人、社区、企业（工厂）汇聚而成的关系网络所产生的支持行为，是促使进城务工人员个体产生培训意愿与行动的主要推动力。
2.培训模式期望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进城务工人员所感知的培训模式期望亦达中高程度（M=3.41），其中以“培训内容符合期望”得分最高，这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普遍感受到技术升级需要有高技能的劳动力，不学习新技能则可能被淘汰。而“培训收费合理”测项得分最低，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进城务工人员对培训成本分担较为敏感，在培训模式期望的诸多指标中，“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其参加培训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培训模式预期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也有一定预测能力（β=0.176），显示当培训项目种类与数量、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师资授课水平、培训收费等方面安排符合进城务工人员预期时，会对培训行为意图产生一定的推动力。总体而言，培训模式预期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弱，还需将其纳入整体中介模型中进行考量。
3.信息获取行为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行为总体为中低程度（M=2.96），得分为四个变量中的最低分，其中以“主动搜集培训信息”测项得分最高（M=3.39），以“了解培训政策”测项为全量表最低分（M=2.76），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具有良好的培训信息获取能动性。然而，从信息搜集结果上看，其对培训政策、培训信息的掌握程度仍不理想。而信息获取行为能正向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β=0.116），这与马世英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个体信息获取能动性、良好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搜集结果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图具有促进作用。
4.社会关系网络可通过培训模式期望和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本研究建构的链式中介模型拟合度良好（GoF=0.635），鏈式中介路径达到统计显著水准，95%信赖区间不包括0，表明本研究建构的探索式理论模型获得实际调查数据的支持，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培训行为意图间确实存在链式中介机制。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达到中高程度（R2=0.62），说明基于社会结构因素与个体特质因素（期望与行为）交互影响的作用机制较之以往的研究更能解释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
（二）政策建议
1.重视参照群体的价值传递影响，协助进城务工人员建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以老乡、工友（同事）、家人、社区与工厂（企业）为构成成分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信息参照的主要群体，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培训的决策与行为受到参照群体的价值性与信息性影响。因此，政策设计者需要更为全面地了解该群体的培训诉求，在政策文本中不仅要传递培训内容，更要传递培训对象，明确“谁在参加培训”，以期在参照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参加技能培训的氛围和支持网络。此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亦可先重点吸引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培训，形成一定“示范效应”，成为新的参照对象，激发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产生参与培训的行为意图。
2.精准预测培训需求，主动适应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期望
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是培训安排实施全部过程的总和，任何一个节点偏离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都难取得理想的激发培训行为意图的效果。建议政府通过信息科技手段，建立培训需求预测机制，从培训内容、项目信息、培训时间与地点、成本分担及培训环境氛围5个微观层面建立动态监测点，以期作为设计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的指引，唯此方能保持培训模式与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的一致性，提升其参与培训的行为意图。
3.升级政策与信息营销策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效能
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培训政策和信息的掌握程度较低，建议政策宣传过程要充分结合进城务工人员的信息获取行为特征，充分考量该群体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存在的信息传递与接收障碍区，通过实施适度的政策“营销”，提高政策信息易得性与易用性，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的成效。良好的信息获取效能有助于增强个体及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技能培训认同感，激发培训需求和行为。 4.采用混合视角审视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提升政策支持的精准性
研究结果表明，内在情感态度与外部社会结构两层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特定的链式作用机制影响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可以断言，除了本研究关注的3个因子，还存在着其他复杂程度更高、隐蔽性更强的影响因子推动或抑制着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产生。因此，建议将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产生机制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其内外在错综复杂的多重影响因素，以使培训支持政策能更精准地引领进城务工人员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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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网络;技能培训;培训模式;信息获取;行为意图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9-0052-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构职业技能终身培训体系的背景下，人社部于2019年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2019计划”）[1]，旨在通过为农民工群体实施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这已成为当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面临的关键议题。过去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均表明，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外出务工货币收入[2]、就业质量[3]、市民化[4]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频繁性就业流动则具有显著抑制作用[5]，这充分验证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关于“职业教育正向提升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理论假设[6]。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转移与质量提升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而从生命个体身份演化的视角分析，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市民”的生命时间流上实现个体内外在的角色流转，当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跨越，即可视为我国城镇化征程的阶段性胜利[7]。“进城务工人员”作为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历程中一个持续时期长且最为艰难的职业生命发展阶段，需要政府、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这一群体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而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普遍存在职业技能不足、职业发展意识薄弱等问题。邓秀华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不具备任何技术技能等级的人员比重达到47.8%，与之相对，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的人员比重不到12%。因此，学界不断呼吁政府和企业应该承担起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技能培训，以期帮助该群体提升职业技能、积累就业资本，而这亦是实现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并最终实现城镇化的关键路径。
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职责的“政府承担”成效颇受学界赞誉，韩娟认为，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中的“人本主义”呈现[8]。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愿是当前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极为重要的关注面向，“2019计划”中关于提高和激发进城务工人员“参培意愿（愿望）”的内容描述出现多达5次，可见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和行为未达到理想状态。和震等人的研究也揭示了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中存在“高培训意愿”与“低培训行为”的矛盾，培训意愿与实际行为间还存在着其他诸多影响因素，而这一领域却广受忽视[9]。已有研究提醒人们应重新审视过去基于个体内在微观变量控制视角研究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愿影响机制的适切性，呼吁将这一重要命题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视角下进行探讨。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从社会情境脉络视域探讨进城务工人员发展议题，认为由亲情、友情和乡情共同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选择、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期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尤以同乡关系网络最具解释力。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形成积极的职业发展效能，激发强烈的参与技能培训的行为意图，并愿意为参与培训支付一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基于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现实考量，在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下，如果培训模式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期望，其参加培训的意愿会大幅提升[10];反之，则可能出现上述高培训意愿与低培训行为的矛盾现象。此外，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时代，良好的信息资源获取能力是个体职业成长的重要推动力。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空间存在信息设施、信息服务与信息资源间的天然劣势，缺乏关于技能培训方面的价值想象与实践行为的信息支撑载体[11]，因此，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行为意图，需充分考量该群体社会空间的信息获取模式的影响机制，良好的信息获取模式对提升该群体培训行为意图大有裨益。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要么从个体特征视角（如性别、年龄、外出务工时间长短等），要么从社会脉络视角（如户籍制度、就业歧视、务工环境、培训时间等）探讨其技能培训意愿，而鲜有文献建构起社会结构因素通过作用于生命个体特质因素而产生行为转化这一作用机理。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教育培训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进城务工人员教育培训行为意图的内外在链式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某一社会系统内部不同行为人因互动而联结成相对稳固的关系集合体[12]，由诸多不同性质的节点将不同行为人或组织串联成一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George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新移民群体在学习行为意图上较其他群体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更为深远[13]。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城乡就业转移带来了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成分的转换，包括进城之前以亲情、血缘和地缘联结而成的先赋性关系网络以及进城后因工作环境、興趣爱好汇聚而成的后致性关系网络[14]。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薪资或创业成效的作用机理，如董静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5]。程名望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农民工外出务工薪资水平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其中尤以老乡关系网络最具解释力[16][17]。凌先勇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造成户籍歧视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催生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薪资差异[18]。大部分量化研究将社会关系网络、培训行为意图作为进城务工人员就业或创业的外生潜变量，分别探讨二者对进城务工人员创业意愿或成效的促进作用，而社会关系网络与培训行为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未深入讨论。然而，两个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却在部分理论分析文献中被反复论证，如朱珠等人论证了配偶、老乡与工友的支持可激发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整体提升其技能培训的参与度[19];汪传艳则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固有群体结构特质促使其在技能培训选择与决策上呈现严重趋同性[20]。可见，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我国大力开展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背景下，研究该议题具有高度的现实价值。 培训模式期望概念发展自期望价值理论[21]，指培训模式与培训价值预期的一致性程度，进城务工人员参与技能培训的价值预期受到培训模式影响，当培训模式支持或指向价值预期时，进城务工人员会产生较高的培训行为意图，反之亦然。齐小兵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经济成本因素最为敏感，较高的收费会对培训意愿产生抑制作用[22]。李明华论证了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悖逆价值预期的五大要素“信息、成本、时间、空间、项目”，如果培训模式在这五个层面无法与其参与培训的价值预期保持高度一致性，务工人员则会产生放弃参与培训的实际行为[23]。黄德林的调查也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不高，主要是因为培训模式不够合理，存在诸如内容实用性低、师资水平有限、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费用分担机制不科学等问题[24]。和震则批判了当前培训模式鲜少关照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作息时间、信息接收模式、交通成本、经济成本和内容期待等因素，使得具有高培训价值预期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在现实培训场域中寻找到培训模式支持，从而产生偏离价值预期的行为表现[25]。可见，培训模式符合进城务工人员期望是提升培训行为意图的现实路径，且培训模式通过经济、时间、交通、信息与内容等因子作用于培训行为意图。
信息获取行为概念发展自Wilson的信息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是个体信息来源、信息渠道和信息获取结果的总和[26]。近年来，该概念被引入分析我国农民工进城后在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入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受囿于信息自身特性、信息传播媒介缺陷、信息搜索行动等多层面因素，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并未建立起良好的信息获取行动范式。焦雪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信息搜索行为失范的外显特征，认为唯有通过强化培训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建立良好的信息获取行为范式，方能提升其就业发展质量[27]。陶建杰通过对全国1614个调查样本的分析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从所生活的社区获取信息的能力十分缺乏，而社区作为信息源供给端忽视了进城务工人员真实的信息需求，造成了信息“供需鸿沟”[28]。可见，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职业发展与城市融入中存在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已经引起学界广泛讨论，且相关研究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认为信息获取行为可在较大程度上预测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成效、就业选择、职业流动、购买意愿等。值得关注的是，在信息获取行为与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关系上，大部分研究基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与“培训补给”相结合的逻辑出发点，倾向于把“信息获取培训”作为单一概念进行探讨，且多数研究从策略层面为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行为能力提出建议。有效的培训能扭转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的窘况，这一显性影响路径在上述文献中均有论证。而在社会关系网络固化、信息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境下，显然，信息获取影响培训意愿的隐性路径在现有文献中未得到深入讨论。本文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信息获取行为得到到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信息获取主动性、获取渠道、获取结果都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行为意图产生正向影响。
培训行为意图概念发展自Zeithaml的行为倾向理论，是指判断行为主体未来可能参与技能培训活动的倾向[29]。行为意图概念多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用于判断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倾向的可能性，行为意图的强烈程度可以正向预测消费者后续的购买行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与其对于培训的价值感知、情感态度相关，又通过态度控制外显行为。现有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的研究中，大多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价值感知和情感态度两个层面，设计如“愿意（不愿意）参加培训”等观测题项[30]，而缺少了检验态度对行为倾向控制的相应指标。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因变量名称确定为“培训行为意图”，即期望从态度与行为倾向相结合的视角研究进城务工人员未来参与技能培训活动的可能程度。而在培训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培训模式期望、信息获取行为作为自变量可正向预测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同时，社会关系网络还可通过培训模式期望和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机制间接正向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行为意图。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兹建构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根据理论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2：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模式期望具有正向影响;
H3：社会关系网络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4：培训模式期望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5：培训模式期望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6：信息获取行为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H7：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获取能力;
H8：培训模式期望通过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H9：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能力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施测过程与样本人口特征
本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城市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于2017年6月至7月依托所在高校校企合作单位筛选了深圳、佛山和珠海3市的11家企业（或工厂）作为样本单位，研究人员通过联系各企业、工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敦请其协助安排问卷发放。问卷发放以符合样本单位实际需求与开展便利为原则，采取纸质和电子问卷两种方式收集数据。为确保两种类型的问卷具备同等效度，本研究对电子问卷采取加权处理，设計如“所在企业”测项，以掌握受试者代表的样本企业。共回收电子问卷213份、纸质问卷182份，经处理后获得有效问卷322份。
样本人口特征如下：男性147人（45.7%），女性175人（4.3%）;19～25岁85人（26.4%），26～30岁71人（22%），31～40岁118人（36.6%），41～50岁45人（14%），51岁以上3人（0.9%）;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3人（0.9%），初中69人（21.4%），高中164人（50.9%）;专科及以上86人（26.7%）; 家庭有耕地的211人（65.5%），无耕地的111人（34.5%）;家庭劳动人口2名及以下100人（31.1%），3～4名149人（46.3%），5～6名65人（20.2%），7人及以上8人（2.5%）;家庭年收入15000元以下40人（12.4%），15001～30000元67人（20.8%），30001～40000元44人（13.7%），40001～50000元38人（11.8%），50001元以上133人（41.3%）;制造业和建筑业145人（45%），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21人（6.6%），住宿餐饮、维修及其他156人（48.5%）。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发展自成熟理论量表，并依据研究需要对各测量题项进行适当修改。社会关系网络参考肖水源和朱珠的研究概念与测量指标设计[31][32]，主要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支持情形，共5条目，题项示例如“家人鼓励与支持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老乡鼓励与支持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模式期望参考和震和黄德林的研究[33][34]，重点考察培训模式符合或支持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培训价值期待的程度，共5条目，题项示例如“培训项目收费符合我的期望”“培训内容符合我的工作需要”。信息获取行为参考王颖的研究[35]，主要考察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能动性、途径和结果，共4条目，题项示例如“我常主动收集职业技能培训相关信息”“我有足够的渠道获取我想了解的培训信息”。培训行为意图量表发展自汪传艳和马世英的研究[36][37]，重点考量进城务工人员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态度及行为倾向，共4条目，题项示例如“我愿意为自己参加培训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即使工作繁忙，我也会抽时间参加培训”。量表编制完成初期，研究团队邀请本领域2名教授、2名博士研究生对量表题项适切性进行论证，形成问卷初稿;经小范围预试确保题项表达无歧义后确定正式问卷。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三）资料分析
本文所建构的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影响机制模型属于探索性研究，适宜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38]。PLS-SEM相较于过去以验证性分析为主的共变数结构方程模型（CB-SEM）更适用于发展新理论及预测因果关系[39]，其优点在于能处理多自变量与多因变量组成的复杂结构方程模型，能有效克服多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要求资料符合常态分布，适用于小样本研究[40][41]。本文采用Smart-pls 3.0进行资料分析，在分析程序上，依据Hulland的建议，首先以平均抽取变异量（AVE）、组合信度（CR）等检验测量模型信效度;其次以PLS Algorithm、Bootstrap法计算路径系数和模型解释力[42]。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执行PLS Algorithm分析显示，本研究各观测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732～0.928间，均高于0.7门槛值;t值介于19.005～91.662间，均大于1.96，达到显著水准，说明各观测指标的信度良好，见表1。其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因子载荷在0.746～0.928之间，a系数、组合信度（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926、0.945、0.776;培训模式期望的因子载荷在0.732～0.916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91、0.934、0.739;信息获取行为的因子载荷在0.749～0.918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857、0.904、0.705;培训行为意图的因子载荷在0.83～0.928之间，a系数、CR值、AVE值分别为0.908、0.936、0.785。根据Bagozzi的建议，当a系数、CR值、AVE值分别满足高于0.8、0.7、0.5要求时，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43]。本研究各潜在变量的a系数均高于0.875、CR值均高于0.905、AVE值均高于0.705，远优于0.8、0.7和0.5的门槛值，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佳的内部品质。
本研究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检验情况见表2，当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变异量平方根大于潜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时，说明测量模型具备较佳的区别效度。表2对角线数值为4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在0.840～0.886之间，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75～0.773之间，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结构模型解释力与拟合度检验
评价PLS结构方程模型预测能力与模型拟合程度分别使用判定系数（R2）和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GoF）。判定系数R2的值越大，表示模型的解释力越强。一般认为，R2的值0.19、0.33、0.67分别代表模型解释力为“低”“中”“高”程度[44]。本研究3个内生潜变量培训模式期望、信息获取行为和培训行为意图的R2值分别为0.448、0.551和0.620，解释力介于“中高”程度之间。
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GoF用于评估理论模型与数据资料的适配情形，由共同性指标的平均值（）与判定系数（R2）的几何平均数计算而来，本研究理论模型的GoF值：
一般认为，GoF值为0.1、0.25、036代表拟合程度分别为弱、中和强，本研究的GoF值为0.635，远优于0.36的临界值，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资料之间良好适配。综上，本研究模型在预测能力和整体拟合优度上都具有较为理想的品质。
（三）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利用PLS Algorithm、Bootstrapping（抽样5000次）对研究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影响路径检定结果如下：H1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773，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5.871，p<0.001），可见以老乡、家庭、朋友、工作环境和所在社区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对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行为意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H2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培训模式期望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66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7.64，p<0.001），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产生培训模式价值想象的主要载体，良好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对于培训模型形成正确的价值预期;H3假设“社会关系网络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475，且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7.425，p<0.001），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培训信息的主要来源，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内容与信息形态高度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H4假设“培训模式期望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176，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4.32，p<0.001），显示培训模式与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一致程度越高，进城务工人员越有可能产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行为倾向;H5假设“培训模式期望对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路径β系数为0.76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9.308，p<0.001），表明培训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接触性会通过提高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主动性间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效能;H6假设“信息获取行为对培训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路径β系数为0.116，也达到显著水准（t=2.707，p<0.01），可见进城务工人员获取信息的主动性、獲取信息的渠道等对于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参加技能培训的行为倾向大有助益。综上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支持H1～H6的研究假设。 中介效果检定结果，见表3，间接路径效应量及显著性分析如下：H7假设“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获取能力”，其间接效果值为0.514，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13.524，p<0.001），95%信赖区间[0.439，0.587]不包含0，培训模式期望的中介作用成立;H8假设“培训模式期望通过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培训行为意图”，其间接效果值为0.089，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2.525，p<0.001），95%信赖区间[0.023，0.160]不包含0，信息获取行为的中介作用成立;H9假设“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能力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其间接效果值为0.060，达到统计显著水准（t=2.519，p<0.001），95%信赖区间[0.015，0.107]不包含0，培训模式期望与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综上分析，H7、H8、H9的间接路径假设均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社会关系网络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分析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所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总体良好（M=3.71），其中以“工友、同事”最具代表力，其次为“老乡”，这与其他学者认为同乡关系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影响最大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所选取样本主要为建筑业、制造业与维修行业等领域的进城务工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老乡与工友（同事）两个维度的关系网络相互交融，大多数工友亦为老乡，而工友关系网络较容易产生高度趋同性的培训需求，从而产生实际的支持行为，这可视为这一结果差异最主要的原因。PLS分析结果则显示，社会关系网络整体可以高度预测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β=0.773），工友（同事）、老乡、家人、社区、企业（工厂）汇聚而成的关系网络所产生的支持行为，是促使进城务工人员个体产生培训意愿与行动的主要推动力。
2.培训模式期望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进城务工人员所感知的培训模式期望亦达中高程度（M=3.41），其中以“培训内容符合期望”得分最高，这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普遍感受到技术升级需要有高技能的劳动力，不学习新技能则可能被淘汰。而“培训收费合理”测项得分最低，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进城务工人员对培训成本分担较为敏感，在培训模式期望的诸多指标中，“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其参加培训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培训模式预期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也有一定预测能力（β=0.176），显示当培训项目种类与数量、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师资授课水平、培训收费等方面安排符合进城务工人员预期时，会对培训行为意图产生一定的推动力。总体而言，培训模式预期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弱，还需将其纳入整体中介模型中进行考量。
3.信息获取行为能有效预测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
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行为总体为中低程度（M=2.96），得分为四个变量中的最低分，其中以“主动搜集培训信息”测项得分最高（M=3.39），以“了解培训政策”测项为全量表最低分（M=2.76），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具有良好的培训信息获取能动性。然而，从信息搜集结果上看，其对培训政策、培训信息的掌握程度仍不理想。而信息获取行为能正向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β=0.116），这与马世英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个体信息获取能动性、良好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搜集结果对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意图具有促进作用。
4.社会关系网络可通过培训模式期望和信息获取行为的链式中介影响培训行为意图
本研究建构的链式中介模型拟合度良好（GoF=0.635），鏈式中介路径达到统计显著水准，95%信赖区间不包括0，表明本研究建构的探索式理论模型获得实际调查数据的支持，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培训行为意图间确实存在链式中介机制。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达到中高程度（R2=0.62），说明基于社会结构因素与个体特质因素（期望与行为）交互影响的作用机制较之以往的研究更能解释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
（二）政策建议
1.重视参照群体的价值传递影响，协助进城务工人员建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以老乡、工友（同事）、家人、社区与工厂（企业）为构成成分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进城务工人员信息参照的主要群体，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培训的决策与行为受到参照群体的价值性与信息性影响。因此，政策设计者需要更为全面地了解该群体的培训诉求，在政策文本中不仅要传递培训内容，更要传递培训对象，明确“谁在参加培训”，以期在参照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参加技能培训的氛围和支持网络。此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亦可先重点吸引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培训，形成一定“示范效应”，成为新的参照对象，激发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产生参与培训的行为意图。
2.精准预测培训需求，主动适应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期望
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是培训安排实施全部过程的总和，任何一个节点偏离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都难取得理想的激发培训行为意图的效果。建议政府通过信息科技手段，建立培训需求预测机制，从培训内容、项目信息、培训时间与地点、成本分担及培训环境氛围5个微观层面建立动态监测点，以期作为设计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模式的指引，唯此方能保持培训模式与进城务工人员价值预期的一致性，提升其参与培训的行为意图。
3.升级政策与信息营销策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效能
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培训政策和信息的掌握程度较低，建议政策宣传过程要充分结合进城务工人员的信息获取行为特征，充分考量该群体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存在的信息传递与接收障碍区，通过实施适度的政策“营销”，提高政策信息易得性与易用性，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信息获取的成效。良好的信息获取效能有助于增强个体及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技能培训认同感，激发培训需求和行为。 4.采用混合视角审视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提升政策支持的精准性
研究结果表明，内在情感态度与外部社会结构两层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特定的链式作用机制影响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行为意图。可以断言，除了本研究关注的3个因子，还存在着其他复杂程度更高、隐蔽性更强的影响因子推动或抑制着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产生。因此，建议将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行为意图的产生机制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其内外在错综复杂的多重影响因素，以使培训支持政策能更精准地引领进城务工人员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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