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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窑位于景德镇市东北22公里的湘湖乡湘湖街村附近，自古经济文化发达，风景优美，窑业兴盛，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其烧制的青白瓷，釉色居于青白之间，胎质细腻洁白，釉面莹润，素有“饶玉”之称。虽然湘湖古窑由来已久，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考古调查的资料并不是很多，为此我们采访了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让我们对湘湖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湘湖窑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窑，而是由湘湖镇这个区域所覆盖的大大小小的窑址来命名的，主要取决于它们所烧制的产品特性和年代的统一性。有内傍坞、窑前山、桥头、栏窑山、牛栏头5处遗存，面积达12000平方米。从堆积情况来看有五代青瓷、白瓷、宋青白瓷，还有被称为“粉定”器的瓷片。
湘湖窑的考古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主要是配合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普查工作，包括整个南河区域的湘湖、白虎湾、塘下、兰田等。调查发现那些地方的窑业很丰富，以考古调查发掘的点为单位，湘湖周边就有36处窑址。目前，湘湖窑并没有像湖田窑那样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只是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关于湘湖窑的烧制情况，江建新所长表示，景德镇宋代早期的窑炉未发现，中、后期的窑炉发现几处，在丰旺、朱溪、湖田等地。该窑炉均为依山坡而筑的龙窑，湘湖窑的烧制方式也是如此。
宋代的龙窑，窑身长短不一，在25—40米不等，窑宽一般在2米左右。顺着山坡而建，上坡的坡度比较缓，一般在15—18度。坡度太陡很容易把火焰往上拉，底部的火焰相应减少，坡度太缓，火焰就不流通，角度要和窑室需要烧制瓷器的温度相吻合。窑内发现的窑具有匣钵、垫饼、灰胎多级覆烧垫钵等，说明当时烧制技术及条件已经成熟。以湖田窑为例，其窑依乌鱼岭山坡而筑，坡度为14.5度，全长13米，宽约2.9米，窑壁残高0.6—0.8米。窑尾在坡上，尽头有一烟道：宽0.4米，残高0.3米，残长0.4米，坡度25度。从已发现的窑炉来看，虽然窑的长短略有差异，但形制却相似，可见此窑形制在当年颇为流行。
景德镇湘湖窑与湖田窑兴烧的年代是有交集的。交集点在五代至宋代之间。湖田窑大概兴烧的年代在五代，或者再早一点，湘湖窑比湖田窑又要早一点，在中晚唐时期就已经开始进行瓷器的烧制。
湘湖窑的遗物残片中，在烧装上，有的是用垫饼进行烧制瓷器，器物圈足的外圈比较宽，与唐代玉璧底（玉璧形圈足）的遗风一致。有的瓷器甚至底部没有挖圈足，就是一个饼足，不像五代有个圈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元和八年曾为饶州刺史元崔代写过一篇呈唐宪宗的《代人进瓷器状》，里面提到：“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极力称赞饶州瓷器坚实、纯洁。从湘湖窑的遗物现象来看，它们与公文中所描写的中晚唐时期的情况相吻合，从而证实了饶州府烧瓷业的兴起与繁荣，也说明了湘湖窑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开始进行瓷器的烧制。
在考察景德镇域内历代窑业遗存以后，我们发现：同时期的遗存中，产品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呈现共同的特征。如，五代遗存出土的产品主要是灰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品种为碗、盘、壶等，制品一般无装饰纹样。碗盘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因此在器心与器底留有9—14个不等的支烧痕迹。窑具中不见匣钵，仅见少量的缸胎柱状物——一种支烧用的垫柱。从湘湖窑的地层堆积程度及遗物的相互叠压性质来看，上层采集的叠压的遗物比较单纯，一般是采用支圈、支钉烧法，产品属于带有圈足的五代制品。它们的造型不仅与五代墓出土的相同，而且与五代窑业遗存有着共同的特性。
宋中期湘湖窑的遗物中多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具，斗笠碗、注壶、注碗、盘、碟……比较常见，瓶、罐、瓷枕就很少。我们在塘下凤凰山一带进行调查时发现，一整个山头，大概几千平方米，全部是做青白瓷的注子、注壶。说明这个时候的窑业开始有单一产品的烧制，已经有了分工，可见当时窑业已经非常繁盛。
烧装技术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湘湖窑青白瓷的纹饰风格。宋代早期的仰烧，碗壁由于受到压力而从上往下渐渐增厚，便于刻划纹饰，因此刻、划、剔等是这一时期的装饰工艺。“半刀泥”刻花法应运而生，积釉深厚处透出天青色，釉薄处清透泛白，线条纹饰的深浅变化与釉色的浓淡交映生辉，凸显出纹饰的浮雕感。在阳光的照射下，光线穿透碗壁，纹饰与釉光形影交疊，具有令人沉醉的灵动而又神秘的艺术效果。随着覆烧技术在宋代中、晚期的推广，芒口碗边缘受力变厚，碗壁至圈足部分变薄，精细的刻划不适合做在碗壁，湘湖窑更多的是运用内模印花工艺。
元代的蒋祁在《陶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湘湖窑，但是所提到的地域包含了南河湘湖一带。“景德镇陶窑，昔三百余座”，呈现“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景象。“进坑之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文中的“昔”字点明了时间在元以前，短文也清楚说明了陶窑之多，文中提到的“进坑、湖坑、岭背、界田”等地，均在南河流域。另外，考古发现的此阶段20处古窑址也都分布在此流域，有16处终烧于北宋，延烧时间较长的是南市街和湖田窑，分别终烧于元代和明中期。
清代唐英在《陶城纪事碑记》记录了雍正时期官窑的生产概况，包括烧制经费、工匠待遇、包装解京等，详述了当年他在督陶的时候，恢复了古代57种不同的产品工艺。“仿古採今，宜于大小盘、杯、盅……，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其中关于湘湖窑的记载有：“仿米色宋釉，系从景德镇东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窑址，觅得瓦砾，因仿其色泽款式。”湘湖米黄色，也就是米黄色宋代的青白釉，唐英是清代早期雍正和乾隆时期的人，他可能是最早的考古学家，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考古，而是恢复古代工艺，说明了在清初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湘湖窑了。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及2016年和2017年南河流域的整个考古调查情况来看，湘湖窑历经中晚唐、五代、北宋，到了南宋就开始逐渐衰落，窑业逐渐向湖田窑及市区集中。包括兰田窑、柳家湾、白虎湾、塘下……这些区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所推动的结果。
宋代早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工序比较简单，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为瓷石单一原料成形，它的工艺装饰简洁，除了刻花和印花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最了不得的就是发现了当时所谓的褐彩，是用铁料画在坯胎上再上釉烧造而成的。其生产经营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属于家庭式小农经济状态。窑炉多是散落在南河流域依山而建的龙窑，烧制工艺及分工简单，可以进行独立的、批量的单一瓷器的生产。到了元代就不一样了，出现了青花瓷、釉里红、釉上彩等。釉上彩是两种工艺的结合，首先在高温烧成的单色釉瓷上进行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而成。瓷工还把东河上游麻仓高岭土与瓷石配合制泥，这样瓷器变形率大大减少，因此制瓷行业又多了一道工序——“合泥”。在瓷器装饰方面，还出现了“印花、画花、雕花”等技法。伴随着瓷器烧制工艺的复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分工及协作亟须加强。最终，窑业逐步与农业分离，从分散转向集中，湘湖窑在南宋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谈到湘湖古窑复烧可行性时，江建新所长表示，目前，湘湖古窑的复烧面临着种种困难，可行性不大。湘湖窑古遗址还是要保护第一，展示第二，展示和保护相结合，防止对遗址的盗挖和破坏。我们要更多地揭示湘湖窑的文化内涵，使它与现代工艺进行结合，创造出崭新的工艺品和文创产品，让更多人认识湘湖古窑，传承青白瓷“雅”的审美风尚。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湘湖窑的考古调查
湘湖窑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窑，而是由湘湖镇这个区域所覆盖的大大小小的窑址来命名的，主要取决于它们所烧制的产品特性和年代的统一性。有内傍坞、窑前山、桥头、栏窑山、牛栏头5处遗存，面积达12000平方米。从堆积情况来看有五代青瓷、白瓷、宋青白瓷，还有被称为“粉定”器的瓷片。
湘湖窑的考古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主要是配合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普查工作，包括整个南河区域的湘湖、白虎湾、塘下、兰田等。调查发现那些地方的窑业很丰富，以考古调查发掘的点为单位，湘湖周边就有36处窑址。目前，湘湖窑并没有像湖田窑那样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只是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关于湘湖窑的烧制情况，江建新所长表示，景德镇宋代早期的窑炉未发现，中、后期的窑炉发现几处，在丰旺、朱溪、湖田等地。该窑炉均为依山坡而筑的龙窑，湘湖窑的烧制方式也是如此。
宋代的龙窑，窑身长短不一，在25—40米不等，窑宽一般在2米左右。顺着山坡而建，上坡的坡度比较缓，一般在15—18度。坡度太陡很容易把火焰往上拉，底部的火焰相应减少，坡度太缓，火焰就不流通，角度要和窑室需要烧制瓷器的温度相吻合。窑内发现的窑具有匣钵、垫饼、灰胎多级覆烧垫钵等，说明当时烧制技术及条件已经成熟。以湖田窑为例，其窑依乌鱼岭山坡而筑，坡度为14.5度，全长13米，宽约2.9米，窑壁残高0.6—0.8米。窑尾在坡上，尽头有一烟道：宽0.4米，残高0.3米，残长0.4米，坡度25度。从已发现的窑炉来看，虽然窑的长短略有差异，但形制却相似，可见此窑形制在当年颇为流行。
湘湖窑的兴烧与衰落
景德镇湘湖窑与湖田窑兴烧的年代是有交集的。交集点在五代至宋代之间。湖田窑大概兴烧的年代在五代，或者再早一点，湘湖窑比湖田窑又要早一点，在中晚唐时期就已经开始进行瓷器的烧制。
湘湖窑的遗物残片中，在烧装上，有的是用垫饼进行烧制瓷器，器物圈足的外圈比较宽，与唐代玉璧底（玉璧形圈足）的遗风一致。有的瓷器甚至底部没有挖圈足，就是一个饼足，不像五代有个圈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元和八年曾为饶州刺史元崔代写过一篇呈唐宪宗的《代人进瓷器状》，里面提到：“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极力称赞饶州瓷器坚实、纯洁。从湘湖窑的遗物现象来看，它们与公文中所描写的中晚唐时期的情况相吻合，从而证实了饶州府烧瓷业的兴起与繁荣，也说明了湘湖窑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开始进行瓷器的烧制。
在考察景德镇域内历代窑业遗存以后，我们发现：同时期的遗存中，产品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呈现共同的特征。如，五代遗存出土的产品主要是灰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品种为碗、盘、壶等，制品一般无装饰纹样。碗盘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因此在器心与器底留有9—14个不等的支烧痕迹。窑具中不见匣钵，仅见少量的缸胎柱状物——一种支烧用的垫柱。从湘湖窑的地层堆积程度及遗物的相互叠压性质来看，上层采集的叠压的遗物比较单纯，一般是采用支圈、支钉烧法，产品属于带有圈足的五代制品。它们的造型不仅与五代墓出土的相同，而且与五代窑业遗存有着共同的特性。
宋中期湘湖窑的遗物中多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具，斗笠碗、注壶、注碗、盘、碟……比较常见，瓶、罐、瓷枕就很少。我们在塘下凤凰山一带进行调查时发现，一整个山头，大概几千平方米，全部是做青白瓷的注子、注壶。说明这个时候的窑业开始有单一产品的烧制，已经有了分工，可见当时窑业已经非常繁盛。
烧装技术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湘湖窑青白瓷的纹饰风格。宋代早期的仰烧，碗壁由于受到压力而从上往下渐渐增厚，便于刻划纹饰，因此刻、划、剔等是这一时期的装饰工艺。“半刀泥”刻花法应运而生，积釉深厚处透出天青色，釉薄处清透泛白，线条纹饰的深浅变化与釉色的浓淡交映生辉，凸显出纹饰的浮雕感。在阳光的照射下，光线穿透碗壁，纹饰与釉光形影交疊，具有令人沉醉的灵动而又神秘的艺术效果。随着覆烧技术在宋代中、晚期的推广，芒口碗边缘受力变厚，碗壁至圈足部分变薄，精细的刻划不适合做在碗壁，湘湖窑更多的是运用内模印花工艺。
元代的蒋祁在《陶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湘湖窑，但是所提到的地域包含了南河湘湖一带。“景德镇陶窑，昔三百余座”，呈现“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景象。“进坑之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文中的“昔”字点明了时间在元以前，短文也清楚说明了陶窑之多，文中提到的“进坑、湖坑、岭背、界田”等地，均在南河流域。另外，考古发现的此阶段20处古窑址也都分布在此流域，有16处终烧于北宋，延烧时间较长的是南市街和湖田窑，分别终烧于元代和明中期。
清代唐英在《陶城纪事碑记》记录了雍正时期官窑的生产概况，包括烧制经费、工匠待遇、包装解京等，详述了当年他在督陶的时候，恢复了古代57种不同的产品工艺。“仿古採今，宜于大小盘、杯、盅……，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其中关于湘湖窑的记载有：“仿米色宋釉，系从景德镇东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窑址，觅得瓦砾，因仿其色泽款式。”湘湖米黄色，也就是米黄色宋代的青白釉，唐英是清代早期雍正和乾隆时期的人，他可能是最早的考古学家，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考古，而是恢复古代工艺，说明了在清初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湘湖窑了。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及2016年和2017年南河流域的整个考古调查情况来看，湘湖窑历经中晚唐、五代、北宋，到了南宋就开始逐渐衰落，窑业逐渐向湖田窑及市区集中。包括兰田窑、柳家湾、白虎湾、塘下……这些区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所推动的结果。
宋代早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工序比较简单，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为瓷石单一原料成形，它的工艺装饰简洁，除了刻花和印花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最了不得的就是发现了当时所谓的褐彩，是用铁料画在坯胎上再上釉烧造而成的。其生产经营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属于家庭式小农经济状态。窑炉多是散落在南河流域依山而建的龙窑，烧制工艺及分工简单，可以进行独立的、批量的单一瓷器的生产。到了元代就不一样了，出现了青花瓷、釉里红、釉上彩等。釉上彩是两种工艺的结合，首先在高温烧成的单色釉瓷上进行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而成。瓷工还把东河上游麻仓高岭土与瓷石配合制泥，这样瓷器变形率大大减少，因此制瓷行业又多了一道工序——“合泥”。在瓷器装饰方面，还出现了“印花、画花、雕花”等技法。伴随着瓷器烧制工艺的复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分工及协作亟须加强。最终，窑业逐步与农业分离，从分散转向集中，湘湖窑在南宋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谈到湘湖古窑复烧可行性时，江建新所长表示，目前，湘湖古窑的复烧面临着种种困难，可行性不大。湘湖窑古遗址还是要保护第一，展示第二，展示和保护相结合，防止对遗址的盗挖和破坏。我们要更多地揭示湘湖窑的文化内涵，使它与现代工艺进行结合，创造出崭新的工艺品和文创产品，让更多人认识湘湖古窑，传承青白瓷“雅”的审美风尚。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