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龙，今年41岁。
　　我在机关工作，身体胖胖的，眼镜大大的，皮肤白白的。对于我来讲，40有虚度40年的意思。我三爷给我起的名字，丕志，当大志讲。意思是让我立大志，创大业，有道是越是提倡什么越是缺少什么。我胸无大志，40竟然一事无成，十分惭愧，对不起我这个名字，我有意把大志改成小志，后一想，也不妥，现在各单位都在推行干部年轻化，改了小志又有冒充年轻的嫌疑。后来的我起了一些笔名，比较自由，比如，笔名笑木，意为会笑的木头，有人说写作的人是木头人，我笑一笑说，是吗？那人说，木头人也会笑呀，我说，那是。再比如笔名牛哞，意为有时像牛一样，“哞哞”地叫上三两声，叫的时候当然不敢有牛气，只是细如牛毛而已。
　　尽管我胸无大志，愿望总是有的。我的愿望说来也十分简单：一是不要下岗。我在机关干了20年，主要工作就是写报告、发文件、打电话，我若下了岗，人家一听我是干这个的，一定会将我拒之门外。人家认为我原来干的工作那都是假大空的东西，若聘用了我，我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这改行真是不好改呀。现在真后悔，悔当初不学点货真价实的东西；二是不要被骗。现在社会诚信失落，骗子遍地，到处是陷阱，我不被骗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三是不要被人污为坏人。时常从报纸上看到良民被逼认罪的报道，我很害怕，好人并不一定平安，我希望自己不要摊上被迫承认某某罪行。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买酒不要买了毒酒，买房不要买了危房，不要被拖欠工资等。
　　我的爱好是写作。我原以为，如果自己当上了作家，人家会对我另眼相看的，会做成一些事情。所以我用了20年时间，写呀写呀，把背都写驼了，把眼睛写近视了，把身体写臃肿不堪了，好不容易出了书，加入了省作协，以为自己是个作家了，可现在，大家都重实际，钱最壮，作家这个词的涵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下，人们嘲笑人的时候，说你是个作家。我的一个朋友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去抓钱，还像白痴一样写什么稿子，一篇稿子值几个钱，不会数数吧。你说让人寒心不寒心。我是写杂文的，在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上，有一些杂文家提出了安全生产话题。其实，写杂文容易被人盯上，弄不好，你写的东西有人会对号入座，那么就会麻烦缠身，想过安稳日子都过不成。所以，我从不敢把杂文当成投枪、匕首。可以设想，如果你使用了投枪、匕首，那么人家会回敬你大炮和机关枪，你以为你是谁？为此，我写杂文只是谈一家之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此而已。
　　我的娱乐项目是看武打片，我认为武打片中能够展现正义的力量。武打片中坏人总是被好人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落花流水，打得鬼哭狼嗥，我觉得心里特别痛快、特别过瘾。尽管我知道现实中的坏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拿下的，比如贪官，比如恶警，比如地痞，比如黑社会人物，但是，从武打片中可以增强对正义力量的自信。但我知道，现实中的坏人往往比武打片中的坏人厉害多了，绝不是像武打片中那样不堪一击。比如贪官，想想看，要拿下一个贪官，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有时即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未必能把贪官怎样。我想，武打片是老百姓心灵的安慰剂，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常常被坏人欺负，但无奈自己处于弱势，有道是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斗，下级不与上级斗，所以，看一看武打片是很好的一种平衡心理的办法，因为武打片的编剧实在是太英明了，他们总是让坏人在最后被彻底击败，让善良的人扬眉吐气。
　　平生最难的一件事是推销一本书。40岁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杂文集，名为《世象小品》，一开始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是不错的，平时很多人表扬我写得如何如何好，简直好得不得了，我心里当然要比蜜甜。可我把自己的书印了2000册去推销的时候，才发现别人的表扬不能全当真的。我向很多朋友、熟人发出求援信，让他们帮我推销书，有的人说，现在是啥年代啦，哪还有人读书呀，一听这话，这心里凉透了。有的人说，卖书有赚钱之嫌，又有沽名钓誉之可疑，让我当心。我觉得出书确实是自讨苦吃，咱不是明星，也不是大腕，也不指望书能畅销，只是把自己写的东西汇集成册，算是总结，给朋友看。有一些朋友认为我出书不易，书的品位还可以，于是伸出援助之手，结果，书卖出了一千多本，其余的全都送人了。但事情也有例外，我的一位同学，当得知我出书的时候，竟然拿钱来买我的书，说是要给家里的学生看，我说，我的书最适合中学生看了，看了之后，兴许在考大学时多考一两分，想想看，这一两分的价值有多么大。当然我还是送给他一本书，他要求我签上名，于是我写上请他雅正的字样。我尝到了为别人签名的滋味，真是挺爽的，这使我隐隐约约地减少了一点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