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簪花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然而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异，变异之一便是不光妇女簪花，连男子也簪花。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男子簪花的现象，不过尚不普遍。到了宋代，才日益普遍起来，而且还成为某些典礼的仪节。
　　邵雍的“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尧臣的“欲插为之醉，但惭发星星”，杨万里的“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陆游的“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等诗句，都是簪花习俗在宋代十分普遍的真实写照。
　　宋人簪的都是什么花呢？请看王巩《闻见近录》上的一段记载：“故事，季春上池，赐生花，而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绍圣二年，上元幸集禧观，始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
　　所谓“生花”，就是鲜花。一般而言，春天多簪牡丹、芍药，夏天多簪石榴花、栀子花、荣莉花，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所谓“宫花”，是指以罗、绢、通草等为原料制成的假花，也就是《梦梁录》中所说的“像生花朵”。宫花或由宫中制作，或由坊间专为宫中制作。
　　制作宫花，必须选取形态、质地逼真的材料。如梅花瓣质地较薄，且有轻盈感，用罗来制作就比较合适。牡丹、芍药花瓣较厚，又有一点毛茸茸的质感，用通草来制作就比较相宜。再加上能工巧匠的精心染色、攒合成型，更是栩栩如生。
　　宋代词人蔡士裕写了词作赞美“生花”的制作工艺：“怪得梅开早，被何人香罗剪就，天工奇巧。”“玉质冰姿依然在，算暗中，只欠香频到。”其形态逼真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簪花习俗在宋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不仅继续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存在，而且还部分地转变成礼仪制度。这从宋人簪花的主要场合便可以看出来。
　　典礼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南宋时，皇帝所赐的花色，按品级各有不同：“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此种场合的簪花方式是将花簪在幞头上，即所谓“簪戴”。《武林旧事·恭谢》中对这种幞头簪花的场面有生动的记载：“上服幞头，红上盖，玉束带，不簪花。教坊乐作，前三盏用盘盏，后二盏屈卮。御筵毕，百官侍卫吏卒等并赐簪花从驾，缕翠滴金，各竞华丽，望之如锦绣。”姜白石也写诗描述过这种场面：“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簪花也反映在民间婚仪中。按照宋代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两枝、胜（又叫花胜，是古代的一种首饰）一两枚”。这在《水浒传》第五回上亦可找到例证。小霸王周通前往桃花村入赘时，“小喽罗头上乱插着野花”。周通本人则“头戴撮尖乾红凹面巾，鬓旁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直到近代婚仪，在不少地区还保存着新郎肩披红绸、礼帽两侧插上金花的习俗，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俗事象的传承性。
　　宴会
　　按照礼制，凡参加大宴并御筵，皇帝所赐的花必须戴归私第，不戴或让仆从持戴，都要受到御史纠举。司马光20岁中进士，在闻喜宴（皇帝赐新进士宴名叫闻喜宴）上，众人都簪花，司马光性不喜华靡，独不簪花。大家便告戒他：“君赐不可违也！”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簪花是违背礼仪的举动。
　　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遇国有大灾、瘟疫、忌辰等，则不可簪花。《宋史·李衡等传》记载，莫濛充任贺金正旦使，金人赐宴的那天，他以本朝忌辰为由拒绝簪花。金人一再催促，他也坚执不从。这位外交使臣，在国势孱弱的情况下，还能做到不屈从，极力维护本朝尊严，是难能可贵的。
　　朋友之间在举行便宴时亦可簪花。如沈括记载，韩魏公镇扬州时，恰巧芍药生金缠腰四朵，便招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宴饮，各簪一枝。司马光《和吴省副梅花半开招凭由张司封饮》：“从车贮酒传呼出，侧弁簪花倒载回。”显然也是写朋友之间饮宴的事。
　　节令
　　不同的节令插戴不同的花朵或类似花朵的饰物，是宋代节令的重要民俗事象。每逢上元之夜，“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闹蛾”是剪彩做成花或蛱蝶、草虫儿的形状。“玉梅”是以白绢制成的梅花。“雪柳”则是以绢花装簇的花枝。端午节，“荣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立秋的那天，“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重阳节更是热闹非凡，“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司马光的“不肯那钱买珠翠，任教堆插阶前菊”，苏东坡的“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都反映了重九簪菊的习俗。
　　然而民間簪花，毕竟是一种装饰，因此还是年轻人居多。《古今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周翰童时，侍郡侯宴，恰巧席间有位簪花的客人。郡侯出了一个上联“口吹杨叶成新曲”，要周翰对，周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头戴花枝学后生。”从周翰的这个对句可以看出，老人戴花会被人视为“学后生”“老来俏”。黄山谷有词云：“花上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也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来源：《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