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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在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早期小说《牙疼》中,有施松卿的影子,“她知道我的脾气,既然牙齿已经不疼了,就绝对不肯再去医院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
在建设中学成为同事
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后,汪曾祺在中文系学习,本来他应该在1943年夏季毕业,但由于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第二年夏季才能毕业。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学校作出严厉规定,凡是1944年的毕业生,必须到援华的美军中担任几个月翻译,方可拿到毕业证,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人,坚决不予毕业。
汪曾祺被分配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他不想去前线,只能拿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肄业证书,停留学校期间,不允许在学校食堂吃饭。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他只得去昆明北部的建设中学任教。
1945年夏季,施松卿从西南联合大学西语系毕业,到建设中学担任英文教师。
在写作的时候,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融入创作之中。施松卿爱好文学,大学期间看过汪曾祺的小说,觉得读起来比较顺畅。
和汪曾祺成为同事后,施松卿把自己的读后感当面说给他听。
汪曾祺没有想到,施松卿专攻英文,居然对他的作品有不俗的见地。和汪曾祺相识后,施松卿认为他非常有才华,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彼此之间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加深,教学之余的时间,他们经常在学校周围结伴而行。
在异地他乡锐意进取
1946年夏末,汪曾祺和施松卿告别建设中学,从昆明乘火车到越南海防,然后坐轮船到中国香港。
施松卿从香港回福建探亲和谋职,汪曾祺等待船只前往上海,当时他的经济困难,只能住在破旧的下等公寓,与水手、做生意的人为伴。
1946年初秋,汪曾祺到达上海,带着李健吾的推荐信,去致远中学找校长高宗浚求职。看完他的信件,高宗浚答应让他担任国文教员,虚怀若谷地对他说:“以你的才气,到我们这个弄堂中学来教书,实在是委屈了。不过这样也好,让你有磨练的机会,也正好为敝校争光。”
汪曾祺喜欢清静的环境,高宗浚对他特殊照顾,将他单独安排在学校对面的铁皮顶棚房子里居住,天晴的日子,房间中很少听见外面的杂音;下雨的时候,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会砸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如果深夜下雨,很快就会将他吵醒。
从香港回到福建,施松卿探亲之余四处求职,最终在福州英华中学谋到教师职位。
1947年夏天,施松卿接到指点过她毕业论文写作的导师来信:“北京大学西语系有助教的位置,你是否愿意到北京工作?”
施松卿毫不犹豫地答应,并快速带着行李出发。施松卿没有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上海与汪曾祺见面,劝他也到北京寻求发展机会。
在施松卿正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后,汪曾祺也迅速离开上海到北京,最初他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到北京大学的宿舍里寄宿。
汪曾祺度过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沈从文一直努力终于帮助他找到差事,让他去历史博物馆担任职员。他将铺盖搬到值班室里,开始拥有安身之地。当年的历史博物馆在故宫的午门,既窄小又破旧,虽然名气很大,可是没有多少藏品。
分别四年后重新团聚
1950年初夏,汪曾祺与施松卿结束长达5年的恋爱关系,在北京举行了十分简单的婚礼。两年之后,施松卿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汪曾祺与施松卿有了稳定的收入,陆续出生的3个孩子活泼可爱,日子过得充实而幸福。可惜,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给汪曾祺带来严重的危害,迫使他和家人分别4年。
在只有几行的短诗《早春》里,汪曾祺写道:“远树绿色的呼吸。”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即将启程之前,妻子与他到前门购买下乡的东西,最后施松卿看看剩余的钱,还有80多元,准备给他买一块苏联表。
当年,手表还是奢侈品,在其他人的眼里,“右派分子”根本不配戴手表,施松卿不顾汪曾祺的身份,执意要给他买最好的物品。给汪曾祺戴手表时,施松卿情真意切地嘱咐:“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汪曾祺走的那天,施松卿在单位上班,请不到假回来送他。汪曾祺坐在家中等待着,意识到妻子无法回家送行,他只得慢慢地站起来,出门前留下一张纸条:“松卿,等我4年,我改造好了回来。”
下班回到家里,读着汪曾祺留下的字条,施松卿潸然泪下,只能在心中沉默不语地发誓:“我等你回来。”
到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汪曾祺专门研究马铃薯的品种,本来是一项很枯燥无趣的工作,他竟然干得饶有兴致。汪曾祺每天都要画马铃薯,画完整体的马铃薯,还要切开画剖面。切开的马铃薯没有其他用处,只能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烧熟吃掉。
汪曾祺画过、吃过很多品种的马铃薯,最终完成一套有趣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
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辛苦劳动4年后,汪曾祺终于消除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结束“右派”生涯返回北京,成为北京市京剧团的专职编剧。汪曾祺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施松卿带着孩子住在国会街,他的回来让家里重新恢复温馨与快乐。
给你最有价值的厚爱
汪曾祺格外喜欢喝酒,朋友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会无拘无束地喝酒,即使在家中吃饭,他也要痛快淋漓地喝酒。保姆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炒菜,汪曾祺就会去端着油炸花生米,拿来玻璃酒杯坐在桌子前自斟自饮,不顾酒对自己的伤害。
经年累月地泡在酒里,汪曾祺的肝脏难以承受毒害,饮酒对身体的害处不断出现,劝他戒酒成了妻子的艰巨任务。汪曾祺性格倔强,不会轻易听从别人的劝说。施松卿需要找到充足的科学依据,对汪曾祺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让他少喝甚至不喝酒。
认真查看几本医学书籍后,施松卿终于找到喝酒对身体的危害,并立即对汪曾祺说:“饮酒不仅对健康造成危害,而且会有生命危险。在饮酒后,20%的酒精在胃中吸收,其余的被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酒精,10%由尿液、汗水、唾液和呼吸排出,90%要经过肝脏解毒,肝脏的解毒能力有限,人的组织器官和每个系统都要受到酒精毒害。但汪曾祺固执己见,不听妻子的奉劝,施松卿只能对他喝酒严格管制,家里其余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动做监视员,如果发现他私下喝酒,他们就会高声告发,施松卿赶快冲过去,将他的酒拿走。
在施松卿的劝说与管制下,汪曾祺开始减少饮酒,不过没有彻底戒除,只要别人稍微不注意,他就要悄悄地喝酒。由于患肠疝气,汪曾祺只得去医院治疗。在检查中医生发现,长期饮酒导致汪曾祺的肝功能异常,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变,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汪曾祺住院治疗后,医生劝告道:“你的病情特别严重,建议你不要喝酒,最好赶快彻底戒酒。”汪曾祺无奈地问:“我觉得戒酒很难,倘若我继续喝酒,究竟会有哪样后果?”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你继续喝酒,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通过施松卿的耐心勸诫,加上医生毫无保留的警告,汪曾祺终于下定决心戒酒,随后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在他人执迷不悟时,应该及时进行劝告,提出中肯的意见、切实可行的建议。经过自己的劝说,让别人戒除不良的生活嗜好,命运得到改变,生命得到延续,这是最有价值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