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对历史的反思涉及到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苏联的解体等等，这特别是因为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对立观点的焦点是对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分析，一方认为苏东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另一方认为根本原因主要应该从体制僵化、未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愿望方面去找。
　　一篇题为“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的文章认为，戈尔巴乔夫拥抱西方价值观，他上台伊始就发誓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他之后的叶利钦更是走上了一条彻底西方资本主义化道路，苏联东欧的变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而另一篇题为“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则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制度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不仅丧失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该文还引证普京的话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美术界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似乎特别强。2007年11月18日，有两个画展同时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正式开幕。一个是“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展出星星画会成员1985年之前的作品约100件，囊括了油画、水墨、版画和雕塑等。“星星画会”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先锋艺术团体，以追求自由和自我表现的艺术主张、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实验性作品、以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活动与事件而著称。另一个是“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展出尺寸巨大的黑白油画肖像60多幅。历史事件、人物的重现，以及一些历史性人物的亲临展览现场，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艺术家搜寻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坐标的努力，也是宏大叙事中的历史反思。
　　
　　精英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中西历史轨迹
　　■作者：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1592年，布鲁诺因坚持自己的宇宙观，被威尼斯教廷收审。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近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清易代，完成了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
　　 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