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下放黑龙江笔架山公安部五七干校50周年，在那个年代，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温暖片断，因为难得，都显得弥足珍贵，从而留存在往事的记忆里。
　　在干校3年多的下放期间，我曾在食堂、大田干活，还参加了由下放干部和知青组成的农村工作队一年。工作队里的下放干部老苏是位局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一口浓重的山西家乡口音，脸上多有皱纹和一口假牙显得很老相，其实他只是年过半百的年龄。我小局长30岁，也同大家一起称他老苏，当地老乡尊称他“老苏老爷子”。工作队带着行李住在老乡家，我和老苏被安排在有个小男孩的40多岁老贫农夫妇家住宿。房东夫妇早年随父母从河南黄泛区逃荒来东北，一直说自己的家乡话。这是典型的东北房舍，屋内有南北土炕，中间距离不足两米，当地农家两代人同住一屋南北炕。那次，我和老苏睡北坑，同中年老乡夫妇住一屋我很不习惯。
　　工作队轮流在老乡家吃派饭。农民普遍缺粮，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冬天只吃两顿饭。工作队白天同老乡下地劳动，晚上开会，我常因饥饿难挨而心慌冒虚汗，老苏见状即悄悄地塞给我一块水果糖，我不管不顾地把糖含在嘴里，立时缓过神来。一次，吃过派饭的老苏手捂腮帮一副痛苦状，我忙问有什么不舒服，他无奈地告诉我：“昨天从干校回工作队时，匆忙中把假牙忘在了家里。”那时，干校来的工作队队员一两个月可回干校休整一下。我告诉老苏，第二天我回干校帮他取回假牙。本来我可在干校休整两三天，考虑老苏没有假牙的痛苦，到干校当日我即去了老苏家。
　　那时已进入了隆冬季节，老苏的老伴儿热情地给我端了一大盘当地产的比山楂果大些、酸酸红红的大秋果招待我。大秋果秋天可吃，冬天的大秋果又是一种吃法：把大秋果冻起来存放，吃时放在冷水里拔出冰来，吃在嘴里酸酸的凉凉的直打冷战，这种特有的风味让人终身难忘。那时我年轻，肚子缺食，胃口極好。那天我的吃相肯定不雅，老苏的老伴儿在一旁微笑着对我说：“好吃吧，多吃，多吃！”第二天一早，我即坐火车赶回工作队，把手绢包着的假牙交给了焦急等待的老苏。有了这个小插曲后，我和老苏几乎无话不说，有时还开个小玩笑。
　　老苏写的字是典型的左低右高，写捺和顿笔时向上提，外人看他的字如见天书。“文革”初期他写的检查材料，他本人不在场，要找日常帮局长抄写材料的同志代读，我和几个年轻同志笑着私语：那是（苏）东坡体。我同老苏说起“东坡体”时，他如孩童般地笑起来。一次，我说起流行于山西、陕西的眉户调，那种曲调不同于豪放大气的梆子戏，而是软软的绵锦的，反映当地人委婉柔情的性格。我的“眉户调”话题，引起老苏的怀旧情结而两眼发亮，他同我说起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些趣事。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出差一南方口岸城市。一天，我在摆满了香蕉、菠萝、芒果、木瓜、椰子等亚热带水果的街市上行走。忽地，飘来了久违了的水果香，这种水果香在南国显得很另类。我急忙寻找，远远地看到那熟悉的红红艳艳的大秋果，如同看着我的张张笑脸。我几乎狂奔到那个水果摊，急忙俯身查看包装箱标出的产地：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此刻，我已不能自控地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