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1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1.58亿，占总人口的11.4%，而且由于农村年轻人倾向于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早在1999年农村地区已先于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本文从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出发，阐述了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并结合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现状，对未来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互联网+智慧养老”进行探讨。
一、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
据1982、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率分别为4.56%、5.10%、6.13%、7.80%，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分别为5.00%、5.74%、7.16%、10.06%。由此可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一直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率。而且，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按60岁及以上的老龄化标准而言，农村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3.29%，按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标准，农村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2.26%。这说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
二、农村居家养老面临的问题
（一）未富先老
当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或65岁及以上比例为7%时便可以说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會”。按照这一标准，我国早在2001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当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国人均GDP仅为1041.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当1999年我国农村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267美元（2210.30元），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00元的38%，说明相对城市而言，我国农村地区更是未富先老。
（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大多是留守老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甚至是失能老人。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空巢老人（一人户+夫妻户）占29.60%，隔代户（65岁以上老人+未成年人，即留守家庭）占2.30%。这些变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留守老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照顾，生活起居要自己负责以外，甚至还要肩负起他们本该卸下的重担——生产劳作，照顾子孙。
（三） 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低
农村老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自我供给能力变弱，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子女的供养。从2015年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城市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2341元，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1.6%，农村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1395元，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5.7%。经济基础差，医药费用支出比重大，所以农村老人自养能力较低，是农村养老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四）养老制度滞后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政府在农村养老问题上认知滞后，导致农村养老问题发展的步伐慢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二是养老资源出现严重的城乡失衡，人力资源匮乏。尽管《上海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9073”养老模式和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都提出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和机构养老为辅，但政策却在倡导机构养老，专家学者们研究的最多的也是机构养，机构养老费用高昂，与农村养老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现状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实施其他养老模式的条件不太成熟，家庭养老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留守老人自养能力低，互助养老逐步兴起。
互助养老是在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留守老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做的一种尝试，即让老人们集中居住，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精神上互相慰藉，更强调普通居民间的帮扶与慰藉。目前我国的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有睦邻互助养老、老年灶、合作社等形式。
（一） 睦邻互助养老
睦邻互助养老源于2007年河北邯郸肥乡县农村的“肥乡模式”，是我国最早的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肥乡县针对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急剧增长的问题，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则，在全国率先探索“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村集体出资或利用村里的集体闲置房屋建设互助幸福院，并承担水电等日常开支。年满60周岁、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可自愿申请入住同，由子女承担衣、食和医疗费用等。
睦邻互助养老不仅养老成本低、操作简单易行，还能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和以前的老邻居相处，没有语言交流的隔阂、饮食住宿的差异，不仅解除了老年人孤寂的烦恼，还能缓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因此，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国被大量的复制更新，2017年在偏远的珙县洛亥镇油岭村也出现了山村抱团养老的模式，一群老人在活动室里下棋、唱歌娱乐……睦邻互助养老很好地解决了老人就医、购物、交流和精神孤寂等系列问题。
（二） 老年灶
“老年灶”起源于山西平陆，“老年灶”坐落于各村，场所由村里的闲置房屋、旧学校等进行改建，村里70岁以上老人只需每天2-4元的费用，就可在“老年灶”享受就餐、日间休息、生活照顾、休闲娱乐等养老服务。“老年灶”以“政府扶持、村级主办、社会支持、群众参与、家庭分担”为方式，目前平陆县已由2010年时的5个试点村发展到2015年的165个“老年灶”，4600多位老人吃上了“暖心饭”，在家门口的“日间照料中心”过上了幸福养老的生活。
“老年灶”这一互助养老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场地和资金的问题，又缓解了政府财政负担的压力，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借鉴。“老年灶”让老年人可以在不离乡背井的情况下享受到餐饮、娱乐等全方位的照顾，过着身心愉悦的幸福养老生活。 （三） 合作社
赤壁市曙光农业合作社是由合作社建养老院，农民通过闲置土地流转冲抵部分养老费，入住养老院后集中供养。土地流转费户均2000多元，集中养老每人每年6000多元，差额4000元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参与劳动或照看其他老人来获得工分，按月结算冲抵养老费；二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则需要出差额部分费用。
参加互助养老的老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大大缓解了农村养老形势，不仅得到民政部门的支持，也得到养老家属的认可，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互助养老模式。
四、 农村互助养老新趋势
（一）互联网+养老村
2015年的調查数据显示，我国5.0%的老年人经常上网，其中城镇老年人这一比例为9.1%， 农村老年人上网的比例为0.5%。60～64岁的老年人有7.9%使用互联网，65～69岁的老年人有5.4%使用互联网，70～74岁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占3.9%，75～79岁占2.5%，80～84岁占2.0%，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0.8%，总计5.0%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数据表明城镇低龄老年人是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
郭紫薇等人提出的互联网+养老村是将养老事业与农村问题统筹结合，是介于养老院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互联网+养老村模式体现了养老产业转型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养老理念，但也面临资金短缺、运营风险大、退出机制不健全、技术匮乏、人才短缺等问题。
（二） 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以互助为核心理念，通过劳务的代际交换实现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从而实现社区内的互助共济。“时间银行”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埃德加·卡恩（ Edgar Caln） 教授于1980 年提出，随后扩及全球。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晋阳居委会在国外已有的经验基础上，首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随后广州、宁波、浙江等地纷纷效仿。“时间银行”主要以社区为依托而建立。上文提到的曙光农业合作社的老人通过照看其他老人获得工分以抵减养老费用，其实也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三）互联网+智慧养老
2017 年2月，民政部、工信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 2017—2020 年） 》，提出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系统集成，对接各级医疗机构及养老服务资源，建立老年健康动态监测机制，整合信息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在 2017 年的两会中，“互联网 + ” 与农村地区的融合更是成为各路专家学者讨论的热词。
刘芷含、吴冬、张映芹，张瑞芳、高军行、李艺等学者对农村互联网+智慧养老进行了系列研究，从农村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运营模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了阐述。
可以预见，在众多的利好政策推动下，“互联网 +”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将迎来绝佳的发展机遇，“互联网+”智慧养老将成为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发展趋势。（作者单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一、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
据1982、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率分别为4.56%、5.10%、6.13%、7.80%，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分别为5.00%、5.74%、7.16%、10.06%。由此可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一直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率。而且，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按60岁及以上的老龄化标准而言，农村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3.29%，按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标准，农村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2.26%。这说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
二、农村居家养老面临的问题
（一）未富先老
当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或65岁及以上比例为7%时便可以说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會”。按照这一标准，我国早在2001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当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国人均GDP仅为1041.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当1999年我国农村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267美元（2210.30元），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00元的38%，说明相对城市而言，我国农村地区更是未富先老。
（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大多是留守老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甚至是失能老人。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空巢老人（一人户+夫妻户）占29.60%，隔代户（65岁以上老人+未成年人，即留守家庭）占2.30%。这些变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留守老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照顾，生活起居要自己负责以外，甚至还要肩负起他们本该卸下的重担——生产劳作，照顾子孙。
（三） 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低
农村老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自我供给能力变弱，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子女的供养。从2015年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城市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2341元，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1.6%，农村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1395元，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5.7%。经济基础差，医药费用支出比重大，所以农村老人自养能力较低，是农村养老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四）养老制度滞后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政府在农村养老问题上认知滞后，导致农村养老问题发展的步伐慢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二是养老资源出现严重的城乡失衡，人力资源匮乏。尽管《上海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9073”养老模式和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都提出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和机构养老为辅，但政策却在倡导机构养老，专家学者们研究的最多的也是机构养，机构养老费用高昂，与农村养老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现状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实施其他养老模式的条件不太成熟，家庭养老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留守老人自养能力低，互助养老逐步兴起。
互助养老是在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留守老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做的一种尝试，即让老人们集中居住，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精神上互相慰藉，更强调普通居民间的帮扶与慰藉。目前我国的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有睦邻互助养老、老年灶、合作社等形式。
（一） 睦邻互助养老
睦邻互助养老源于2007年河北邯郸肥乡县农村的“肥乡模式”，是我国最早的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肥乡县针对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急剧增长的问题，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则，在全国率先探索“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村集体出资或利用村里的集体闲置房屋建设互助幸福院，并承担水电等日常开支。年满60周岁、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可自愿申请入住同，由子女承担衣、食和医疗费用等。
睦邻互助养老不仅养老成本低、操作简单易行，还能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和以前的老邻居相处，没有语言交流的隔阂、饮食住宿的差异，不仅解除了老年人孤寂的烦恼，还能缓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因此，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国被大量的复制更新，2017年在偏远的珙县洛亥镇油岭村也出现了山村抱团养老的模式，一群老人在活动室里下棋、唱歌娱乐……睦邻互助养老很好地解决了老人就医、购物、交流和精神孤寂等系列问题。
（二） 老年灶
“老年灶”起源于山西平陆，“老年灶”坐落于各村，场所由村里的闲置房屋、旧学校等进行改建，村里70岁以上老人只需每天2-4元的费用，就可在“老年灶”享受就餐、日间休息、生活照顾、休闲娱乐等养老服务。“老年灶”以“政府扶持、村级主办、社会支持、群众参与、家庭分担”为方式，目前平陆县已由2010年时的5个试点村发展到2015年的165个“老年灶”，4600多位老人吃上了“暖心饭”，在家门口的“日间照料中心”过上了幸福养老的生活。
“老年灶”这一互助养老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场地和资金的问题，又缓解了政府财政负担的压力，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借鉴。“老年灶”让老年人可以在不离乡背井的情况下享受到餐饮、娱乐等全方位的照顾，过着身心愉悦的幸福养老生活。 （三） 合作社
赤壁市曙光农业合作社是由合作社建养老院，农民通过闲置土地流转冲抵部分养老费，入住养老院后集中供养。土地流转费户均2000多元，集中养老每人每年6000多元，差额4000元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参与劳动或照看其他老人来获得工分，按月结算冲抵养老费；二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则需要出差额部分费用。
参加互助养老的老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大大缓解了农村养老形势，不仅得到民政部门的支持，也得到养老家属的认可，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互助养老模式。
四、 农村互助养老新趋势
（一）互联网+养老村
2015年的調查数据显示，我国5.0%的老年人经常上网，其中城镇老年人这一比例为9.1%， 农村老年人上网的比例为0.5%。60～64岁的老年人有7.9%使用互联网，65～69岁的老年人有5.4%使用互联网，70～74岁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占3.9%，75～79岁占2.5%，80～84岁占2.0%，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0.8%，总计5.0%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数据表明城镇低龄老年人是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
郭紫薇等人提出的互联网+养老村是将养老事业与农村问题统筹结合，是介于养老院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互联网+养老村模式体现了养老产业转型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养老理念，但也面临资金短缺、运营风险大、退出机制不健全、技术匮乏、人才短缺等问题。
（二） 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以互助为核心理念，通过劳务的代际交换实现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从而实现社区内的互助共济。“时间银行”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埃德加·卡恩（ Edgar Caln） 教授于1980 年提出，随后扩及全球。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晋阳居委会在国外已有的经验基础上，首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随后广州、宁波、浙江等地纷纷效仿。“时间银行”主要以社区为依托而建立。上文提到的曙光农业合作社的老人通过照看其他老人获得工分以抵减养老费用，其实也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三）互联网+智慧养老
2017 年2月，民政部、工信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 2017—2020 年） 》，提出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系统集成，对接各级医疗机构及养老服务资源，建立老年健康动态监测机制，整合信息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在 2017 年的两会中，“互联网 + ” 与农村地区的融合更是成为各路专家学者讨论的热词。
刘芷含、吴冬、张映芹，张瑞芳、高军行、李艺等学者对农村互联网+智慧养老进行了系列研究，从农村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运营模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了阐述。
可以预见，在众多的利好政策推动下，“互联网 +”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将迎来绝佳的发展机遇，“互联网+”智慧养老将成为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发展趋势。（作者单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