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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年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有许多不同于别的时期的特点。了解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及其演变过程，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历史发展状况，而且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文革”期间的社会思潮及其变化情况。
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充分反映了“文革”时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版本种类多。“文革”以前，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的任务。这两家单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的版本种类有限得很。“文革”期间，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外，人民出版社，军队系统的出版社，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都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更有甚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也自行编印出版了不少毛泽东诗词集（这类出版物中绝大多数是注释本、解说本）。以上这些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诗词多数是“文革”前即已正式发表的３７首（１９７６年１月，又新发表两首词），但文字却稍有出入，版式、封面、字体、开本、纸质更是多种多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多得不可胜数。
其次是印刷数量大。“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的诗词同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一样，被当成了“最高指示”，大量印行。据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单是１９６７年一年内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就达５７００多万册。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文革”爆发前８年内（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总印数的１０倍。但这还只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统计数，若加上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印刷的，那数字就更大了。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印行数量之大，在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再次是装帧设计体现“文革”意识。“文革”之前，毛泽东诗词集的装帧、版式一般都具有我国传统图书古朴、典雅的形式美。这种装帧形式，自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后至１９７４年３月的七年半里，被弃之不用。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诗词集只印横排本、平装本、简化字本，不印竖排本、线装本、繁体字本；封面颜色一般都采用象征革命、象征阶级斗争的红色，不装饰花纹，如同毛泽东语录本（通称“红宝书”）一样；中央级专业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一般都在诗词前面印有毛泽东标准像，有的集子还在扉页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这些都同毛泽东著作一样，意味着毛泽东诗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人人必须加以掌握、运用的“最高指示”；开本一般都较小，６４开、１００开，甚至１２８开，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工农兵随身携带、随时学习。这样的装帧风格，直到“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变。１９７４年３月，曾经一度恢复出版了几种“文革”前的古典装帧样式的毛泽东诗词集，但印数不大，在当时的“批林批孔”以及紧接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中，大众传媒对这种装帧的版本未作任何报道。
虽然“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种类繁多，但就诗词文本的内容和体现“文革”特征的装帧形式来说，仍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等几家单位的毛泽东诗词集，最具社会影响。
每册０．０８元的价格，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１９６６年９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版本，同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两家单位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样，都是３７首。从所收入的诗词内容来说，这一版本是“１９６３年版”的重印本；但从装帧、版式、字体来说，从个别文字、标点的变化来说，却是一个新版本。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中左部位刊登了“１９６６年版”的出版消息：
让伟大领袖的光辉诗篇更普遍地同革命群众见面
《毛主席诗词》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出版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毛主席诗词》（３７首）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将于国庆节前后陆续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普遍发行。文物出版社还影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单页，也将在国庆节前后陆续向全国各地发行。
毛主席诗词是毛主席光辉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亿万革命群众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迫切希望得到《毛主席诗词》。几年来，虽然出版了好几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但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工农兵读者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出版能够随身携带、便于工农兵阅读的简体字横排袖珍本《毛主席诗词》。出版社和印刷厂的革命职工为了满足革命群众的要求，争取在国庆节前出书，他们争分夺秒，日夜赶印，充分发挥了革命干劲。
从这一则消息可知，出版新版《毛主席诗词》的目的，是想通过版本变化让毛泽东诗词更普遍地同工农兵群众见面。“１９６６年版”与以往的毛泽东诗词集比较，在版本形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开本小，为６４开袖珍本。自１９５８年出版第一本毛泽东诗词集以来，“１９６６年版”的开本比以往任何一种毛泽东诗词集的开本都小。
二是横排本。在此之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竖排本。
三是简化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曾采用简化字。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开始，其后的几年里，不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繁体字。“１９６６年版”（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的版本）改成使用简化字。随之，《卜算子·咏梅》中的“咏”字从“言永”改为“咏”。
四是封面为红色。“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封面不用红色，图案素雅。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的封面全部是红色，上方是白字书名，下方是深红色的毛泽东手迹《清平乐·六盘山》；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的封面，上半截为红色，有两行黑字书名，下半截为白色，印有红色五角星。
五是书前印有毛泽东棕色标准像一幅，如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一样。这一点，也与“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不同。
由于“１９６６年版”的开本小，装帧较简单，且印量大，因而印制成本较低，价格便宜（每册０．０８元）。这样一来，的确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
前面说过，“１９６６年版”所收入的毛泽东诗词，同“１９６３年版”一样。诗词文字及标点依从“１９６６年版”上海第六次印刷本（１９６６年５月出版），但是有两处进行了改动：一是变动了《水调歌头·游泳》的一个标点，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二是变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一个字，将“薜苈”改为“薜荔”。这两处改动，是毛泽东接受了胡乔木１９６６年４月一封信中提出的建议而形成的。“１９６６年版”的诗词内容，包括文字及标点，在后来的９年时间里（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止）基本上没有变动。
“１９６６年版”印刷发行数量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都有重印本，仅上海一地就印刷了６次；文物出版社的初版即印１１０万册，１９６７年３月又再版（再版时封面设计有所变化）。两家出版社在８个月内总印数逾千万册。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文物出版社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版过一种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一版本的诗词内容，与同时出版的平装本一样，但装帧却与“１９６３年版”的线装本相同，只是字体不再是集纳宋浙本《攻女鬼先生文集》的字影印，而是改为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个线装本是“文革”之前准备就绪的。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版以后，直至１９７４年３月的七年多时间里没有重印过。
１９６７年５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１９６７年版”在内容上是“１９６６年版”的重印本，在装帧设计上也与“１９６６年版”大体相同。但是，“１９６７年版”与“１９６６年版”仍有一些不同之处。“１９６７年版”文字上有一处改动，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编者注”改动了一个月份，将注文中的“一九五七年一月”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１９６７年版”在装帧上也有几点变化：一是开本更小，１００开；二是不再用纸质封面，而是改用红色塑料封套；三是封套上的书名“毛主席诗词”五个字烫金，封套上的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词是塑料凸版字。这种装帧设计，使得毛泽东诗词集从形式上更加类似于风行一时的“红宝书”。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都用很大的篇幅，刊载了新华社编发的毛泽东三本文艺论著重新出版的消息。该消息将重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论文艺》称为“三本革命宝书”，说它们的出版“给战斗在第一线的文艺战士和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１９６７年一年总共印《毛主席诗词》５７００万册，其中相当大的数量是当年５月开始出版的“１９６７年版”。
“１９６７年版”于１９６８年３月第二次印刷时又有两点变化：一是把红色塑料封套上的毛泽东手迹更换了，原来拼接的那幅《清平乐·六盘山》手迹，换成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二是改变了《卜算子·咏梅》后面附的“陆游原词”独占一页的状况，将“陆游原词”移至《卜算子·咏梅》后面的空白处，总页数从５８页变为５７页。
“１９６７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各种毛泽东诗词集的蓝本。
１９７６年１月，两首新词发表后，《毛主席诗词》增加到３９首
“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装帧设计上与“文革”初期、中期的毛泽东诗词集有所不同。
１９７４年３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线装大字本、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等四种不同的装帧，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从装帧形式看，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的“１９６３年版”的样式：竖排、繁体字（《卜算子·咏梅》的“咏”字又恢复为“言永”字），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的开本为特３０开。装帧设计上与“１９６３年版”不同的是，布面精装本的布面用红色，书名烫金，未用郭沫若题字，扉页如同《毛泽东选集》那样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这说明，“１９７４年版”仍然具有“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版本的部分特征。“１９７４年版”所收诗词，与“１９６３年版”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标点依从“１９６７年版”。正因为“１９７４年版”与“１９６３年版”大同小异，故“１９７４年版”在版权页上清楚地标明，它是“１９６３年版”的第二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中的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于１９７４年６月第二次印刷，精装本由布面改为纸面。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字体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是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６年９月版线装本的重印本，只是开本大一些，诗词的文字、标点依从“１９６７年版”。１９７５年６月，文物出版社按照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的这个版本出版了小字线装本。
１９７４年出现类似“文革”前装帧形式的毛泽东诗词集，是有其历史背景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对“九一三”事件以及“文革”以来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的八九月间作了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１９７３年３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同年１２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次年４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同意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文化、出版领域里部分极“左”的做法。“１９７４年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曾得到毛泽东的喜爱，因而重新出版这种装帧的诗词集既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也不易给反对这种装帧形式的人以口实。可是，“１９７４年版”问世的时候，正当“批林批孔”的声浪滚滚。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声又紧。因此，“１９７４年版”没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纸上刊登出版消息。
１９７６年元旦出版的《诗刊》，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６５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１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该册子除了收录毛泽东的这两首新词外，还收录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７６年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文。不久，几乎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词二首》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以下简称“１９７６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上述两首新词，使其所收录的诗词达到了３９首。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的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框刊载了新版本的出版消息，全文如下：
《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出版
新华社一月十九日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公开发表后，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切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这二首新词与原出版的毛主席三十七首诗词合编在一起，共三十九首，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由新华书店在全国陆续发行。《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毛泽东诗词集新版本，所收录的两首新词是据《诗刊》１９７６年１月号，所收录的原３７首诗词的文本同“１９７４年版”。开本与“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７４年版”相同，特３０开。版式由“１９７４年版”的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这一新版本于１９７６年７月第二次印刷（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１９７６年５月出版了一种含３９首诗词的线装小字本《毛主席诗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新版本的同一个月，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两种不同开本的繁体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都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其中一种大开本的朱砂本，是供出口用的。
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
“文革”中，军队广泛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因此，这一时期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见到的“文革”初期军队某些大单位的政治部门在内部印行的《毛主席诗词》有：１９６７年８月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总参谋部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海军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等。这些印本一般为６４开（个别为１００开），均有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均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这些印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诗词前面有若干幅印制精良的毛泽东照片，并且有毛泽东诗词手迹若干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包括毛泽东诗词３７首在内的《最高指示》。这是一本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集，１００开，红色塑料封套。《毛主席诗词》这一部分，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受军队出版的这本“三合一”的影响，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版了１２８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的纸型发到全国各地，在２７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印刷发行。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于１９６９年３月再一次出版《最高指示》一书，１２８开本，除编入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版的三部分内容外，还增加了《最新最高指示》部分，收录“文革”以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言论。
１９７０年，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１００开，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
１９７６年１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３０开，５３页，封面印有梅花纹理。本书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翻印的，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９首。
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５年开始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都是小型单页。“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和几家书画、美术出版社，以单页或裱装形式出版了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手迹。文物出版社和上海的书画社还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手迹的汇编本。这里对几种主要的手迹本介绍如下：
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手迹本的时间最早，版次、印次也较多。该出版社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３２开，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收录毛泽东下列１０首诗词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水调歌头·游泳》、《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些手迹都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忠实于毛泽东的原作。诗词手迹所附楷体正文，是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９月版的《毛主席诗词》排印的。１９６９年９月，《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再版重印。
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道林纸本，１０开，红色压膜护封。本书收录毛泽东１５首诗词的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１５首诗词中有１０首与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所收入的相同，新增加的５首是：《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蝶恋花·答李淑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５首诗词的手迹此前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过单页。
１９７３年５月，上海书画社出版了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均为３２开。封面为白色，上着梅花纹理，书名烫金。收入的诗词手迹，与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的同名书所收入的相同。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上海书画社又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收录上述毛泽东诗词手迹１５幅。
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８０周年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墨迹》，特大开本（相当于６开）的线装本，收录毛泽东１５首诗词的手迹，与上海东方红书画社１９７１年９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相同。
“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注释本，都曾编入过一些毛泽东诗词手迹。这些手迹，有几幅是拼接的（横式改竖式），其中还有几幅是赝品。
从上述版本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直没有收入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但各地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或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讲解本，出现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这种情况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之前，主要出现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之交。１９６７年８月之后，这种现象几乎绝迹。这些传抄诗中，有少数几首后来经过证实确实是毛泽东所写。如《西江月·秋收起义》，是谢觉哉在１９５６年《中学生》杂志上披露的。另外还有《读报诗》（三首）、《八连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文革”前，这些诗词曾在小范围内印发过，因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得到流传。也许是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抄家而流传到社会上。这几首诗词经过辗转传抄，大多有漏字、误字、衍字。传抄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是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９月的清样稿，与１９７６年１月发表的有些不同。传抄诗词中的绝大部分不是毛泽东所写，而是一位爱好填词作诗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位年轻人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当作毛泽东的作品传抄时十分震惊，连忙出来澄清，反而被扣上“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大帽子，被关押、批斗。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社会上有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的诗流传。它们被写在大字报上，但未见之于当时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现已证实，其中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系毛泽东１９７３年的作品（传抄件有误字）。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如上所说，“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那时，毛泽东诗词被某些人当成了搞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研究工作就总体而言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时期，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大量出版发行，使得毛泽东诗词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毛泽东诗词本身以其内在的高尚精神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评价那个年代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所起作用时，需要加以明确的。
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充分反映了“文革”时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版本种类多。“文革”以前，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的任务。这两家单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的版本种类有限得很。“文革”期间，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外，人民出版社，军队系统的出版社，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都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更有甚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也自行编印出版了不少毛泽东诗词集（这类出版物中绝大多数是注释本、解说本）。以上这些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诗词多数是“文革”前即已正式发表的３７首（１９７６年１月，又新发表两首词），但文字却稍有出入，版式、封面、字体、开本、纸质更是多种多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多得不可胜数。
其次是印刷数量大。“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的诗词同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一样，被当成了“最高指示”，大量印行。据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单是１９６７年一年内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就达５７００多万册。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文革”爆发前８年内（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总印数的１０倍。但这还只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统计数，若加上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印刷的，那数字就更大了。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印行数量之大，在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再次是装帧设计体现“文革”意识。“文革”之前，毛泽东诗词集的装帧、版式一般都具有我国传统图书古朴、典雅的形式美。这种装帧形式，自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后至１９７４年３月的七年半里，被弃之不用。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诗词集只印横排本、平装本、简化字本，不印竖排本、线装本、繁体字本；封面颜色一般都采用象征革命、象征阶级斗争的红色，不装饰花纹，如同毛泽东语录本（通称“红宝书”）一样；中央级专业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一般都在诗词前面印有毛泽东标准像，有的集子还在扉页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这些都同毛泽东著作一样，意味着毛泽东诗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人人必须加以掌握、运用的“最高指示”；开本一般都较小，６４开、１００开，甚至１２８开，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工农兵随身携带、随时学习。这样的装帧风格，直到“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变。１９７４年３月，曾经一度恢复出版了几种“文革”前的古典装帧样式的毛泽东诗词集，但印数不大，在当时的“批林批孔”以及紧接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中，大众传媒对这种装帧的版本未作任何报道。
虽然“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种类繁多，但就诗词文本的内容和体现“文革”特征的装帧形式来说，仍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等几家单位的毛泽东诗词集，最具社会影响。
每册０．０８元的价格，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１９６６年９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版本，同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两家单位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样，都是３７首。从所收入的诗词内容来说，这一版本是“１９６３年版”的重印本；但从装帧、版式、字体来说，从个别文字、标点的变化来说，却是一个新版本。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中左部位刊登了“１９６６年版”的出版消息：
让伟大领袖的光辉诗篇更普遍地同革命群众见面
《毛主席诗词》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出版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毛主席诗词》（３７首）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将于国庆节前后陆续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普遍发行。文物出版社还影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单页，也将在国庆节前后陆续向全国各地发行。
毛主席诗词是毛主席光辉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亿万革命群众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迫切希望得到《毛主席诗词》。几年来，虽然出版了好几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但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工农兵读者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出版能够随身携带、便于工农兵阅读的简体字横排袖珍本《毛主席诗词》。出版社和印刷厂的革命职工为了满足革命群众的要求，争取在国庆节前出书，他们争分夺秒，日夜赶印，充分发挥了革命干劲。
从这一则消息可知，出版新版《毛主席诗词》的目的，是想通过版本变化让毛泽东诗词更普遍地同工农兵群众见面。“１９６６年版”与以往的毛泽东诗词集比较，在版本形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开本小，为６４开袖珍本。自１９５８年出版第一本毛泽东诗词集以来，“１９６６年版”的开本比以往任何一种毛泽东诗词集的开本都小。
二是横排本。在此之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竖排本。
三是简化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曾采用简化字。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开始，其后的几年里，不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繁体字。“１９６６年版”（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的版本）改成使用简化字。随之，《卜算子·咏梅》中的“咏”字从“言永”改为“咏”。
四是封面为红色。“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封面不用红色，图案素雅。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的封面全部是红色，上方是白字书名，下方是深红色的毛泽东手迹《清平乐·六盘山》；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的封面，上半截为红色，有两行黑字书名，下半截为白色，印有红色五角星。
五是书前印有毛泽东棕色标准像一幅，如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一样。这一点，也与“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不同。
由于“１９６６年版”的开本小，装帧较简单，且印量大，因而印制成本较低，价格便宜（每册０．０８元）。这样一来，的确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
前面说过，“１９６６年版”所收入的毛泽东诗词，同“１９６３年版”一样。诗词文字及标点依从“１９６６年版”上海第六次印刷本（１９６６年５月出版），但是有两处进行了改动：一是变动了《水调歌头·游泳》的一个标点，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二是变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一个字，将“薜苈”改为“薜荔”。这两处改动，是毛泽东接受了胡乔木１９６６年４月一封信中提出的建议而形成的。“１９６６年版”的诗词内容，包括文字及标点，在后来的９年时间里（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止）基本上没有变动。
“１９６６年版”印刷发行数量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都有重印本，仅上海一地就印刷了６次；文物出版社的初版即印１１０万册，１９６７年３月又再版（再版时封面设计有所变化）。两家出版社在８个月内总印数逾千万册。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文物出版社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版过一种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一版本的诗词内容，与同时出版的平装本一样，但装帧却与“１９６３年版”的线装本相同，只是字体不再是集纳宋浙本《攻女鬼先生文集》的字影印，而是改为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个线装本是“文革”之前准备就绪的。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版以后，直至１９７４年３月的七年多时间里没有重印过。
１９６７年５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１９６７年版”在内容上是“１９６６年版”的重印本，在装帧设计上也与“１９６６年版”大体相同。但是，“１９６７年版”与“１９６６年版”仍有一些不同之处。“１９６７年版”文字上有一处改动，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编者注”改动了一个月份，将注文中的“一九五七年一月”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１９６７年版”在装帧上也有几点变化：一是开本更小，１００开；二是不再用纸质封面，而是改用红色塑料封套；三是封套上的书名“毛主席诗词”五个字烫金，封套上的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词是塑料凸版字。这种装帧设计，使得毛泽东诗词集从形式上更加类似于风行一时的“红宝书”。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都用很大的篇幅，刊载了新华社编发的毛泽东三本文艺论著重新出版的消息。该消息将重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论文艺》称为“三本革命宝书”，说它们的出版“给战斗在第一线的文艺战士和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１９６７年一年总共印《毛主席诗词》５７００万册，其中相当大的数量是当年５月开始出版的“１９６７年版”。
“１９６７年版”于１９６８年３月第二次印刷时又有两点变化：一是把红色塑料封套上的毛泽东手迹更换了，原来拼接的那幅《清平乐·六盘山》手迹，换成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二是改变了《卜算子·咏梅》后面附的“陆游原词”独占一页的状况，将“陆游原词”移至《卜算子·咏梅》后面的空白处，总页数从５８页变为５７页。
“１９６７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各种毛泽东诗词集的蓝本。
１９７６年１月，两首新词发表后，《毛主席诗词》增加到３９首
“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装帧设计上与“文革”初期、中期的毛泽东诗词集有所不同。
１９７４年３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线装大字本、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等四种不同的装帧，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从装帧形式看，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的“１９６３年版”的样式：竖排、繁体字（《卜算子·咏梅》的“咏”字又恢复为“言永”字），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的开本为特３０开。装帧设计上与“１９６３年版”不同的是，布面精装本的布面用红色，书名烫金，未用郭沫若题字，扉页如同《毛泽东选集》那样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这说明，“１９７４年版”仍然具有“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版本的部分特征。“１９７４年版”所收诗词，与“１９６３年版”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标点依从“１９６７年版”。正因为“１９７４年版”与“１９６３年版”大同小异，故“１９７４年版”在版权页上清楚地标明，它是“１９６３年版”的第二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中的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于１９７４年６月第二次印刷，精装本由布面改为纸面。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字体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是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６年９月版线装本的重印本，只是开本大一些，诗词的文字、标点依从“１９６７年版”。１９７５年６月，文物出版社按照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的这个版本出版了小字线装本。
１９７４年出现类似“文革”前装帧形式的毛泽东诗词集，是有其历史背景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对“九一三”事件以及“文革”以来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的八九月间作了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１９７３年３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同年１２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次年４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同意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文化、出版领域里部分极“左”的做法。“１９７４年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曾得到毛泽东的喜爱，因而重新出版这种装帧的诗词集既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也不易给反对这种装帧形式的人以口实。可是，“１９７４年版”问世的时候，正当“批林批孔”的声浪滚滚。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声又紧。因此，“１９７４年版”没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纸上刊登出版消息。
１９７６年元旦出版的《诗刊》，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６５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１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该册子除了收录毛泽东的这两首新词外，还收录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７６年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文。不久，几乎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词二首》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以下简称“１９７６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上述两首新词，使其所收录的诗词达到了３９首。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的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框刊载了新版本的出版消息，全文如下：
《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出版
新华社一月十九日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公开发表后，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切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这二首新词与原出版的毛主席三十七首诗词合编在一起，共三十九首，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由新华书店在全国陆续发行。《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毛泽东诗词集新版本，所收录的两首新词是据《诗刊》１９７６年１月号，所收录的原３７首诗词的文本同“１９７４年版”。开本与“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７４年版”相同，特３０开。版式由“１９７４年版”的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这一新版本于１９７６年７月第二次印刷（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１９７６年５月出版了一种含３９首诗词的线装小字本《毛主席诗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新版本的同一个月，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两种不同开本的繁体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都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其中一种大开本的朱砂本，是供出口用的。
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
“文革”中，军队广泛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因此，这一时期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见到的“文革”初期军队某些大单位的政治部门在内部印行的《毛主席诗词》有：１９６７年８月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总参谋部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海军政治部印本、１９６７年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等。这些印本一般为６４开（个别为１００开），均有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均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这些印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诗词前面有若干幅印制精良的毛泽东照片，并且有毛泽东诗词手迹若干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包括毛泽东诗词３７首在内的《最高指示》。这是一本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集，１００开，红色塑料封套。《毛主席诗词》这一部分，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受军队出版的这本“三合一”的影响，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版了１２８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的纸型发到全国各地，在２７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印刷发行。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于１９６９年３月再一次出版《最高指示》一书，１２８开本，除编入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版的三部分内容外，还增加了《最新最高指示》部分，收录“文革”以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言论。
１９７０年，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１００开，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７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相同。
１９７６年１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３０开，５３页，封面印有梅花纹理。本书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翻印的，收录毛泽东诗词３９首。
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５年开始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都是小型单页。“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和几家书画、美术出版社，以单页或裱装形式出版了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手迹。文物出版社和上海的书画社还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手迹的汇编本。这里对几种主要的手迹本介绍如下：
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手迹本的时间最早，版次、印次也较多。该出版社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３２开，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收录毛泽东下列１０首诗词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水调歌头·游泳》、《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些手迹都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忠实于毛泽东的原作。诗词手迹所附楷体正文，是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９月版的《毛主席诗词》排印的。１９６９年９月，《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再版重印。
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道林纸本，１０开，红色压膜护封。本书收录毛泽东１５首诗词的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１５首诗词中有１０首与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所收入的相同，新增加的５首是：《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蝶恋花·答李淑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５首诗词的手迹此前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过单页。
１９７３年５月，上海书画社出版了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均为３２开。封面为白色，上着梅花纹理，书名烫金。收入的诗词手迹，与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的同名书所收入的相同。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上海书画社又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收录上述毛泽东诗词手迹１５幅。
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８０周年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墨迹》，特大开本（相当于６开）的线装本，收录毛泽东１５首诗词的手迹，与上海东方红书画社１９７１年９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相同。
“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注释本，都曾编入过一些毛泽东诗词手迹。这些手迹，有几幅是拼接的（横式改竖式），其中还有几幅是赝品。
从上述版本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直没有收入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但各地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或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讲解本，出现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这种情况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之前，主要出现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之交。１９６７年８月之后，这种现象几乎绝迹。这些传抄诗中，有少数几首后来经过证实确实是毛泽东所写。如《西江月·秋收起义》，是谢觉哉在１９５６年《中学生》杂志上披露的。另外还有《读报诗》（三首）、《八连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文革”前，这些诗词曾在小范围内印发过，因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得到流传。也许是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抄家而流传到社会上。这几首诗词经过辗转传抄，大多有漏字、误字、衍字。传抄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是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９月的清样稿，与１９７６年１月发表的有些不同。传抄诗词中的绝大部分不是毛泽东所写，而是一位爱好填词作诗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位年轻人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当作毛泽东的作品传抄时十分震惊，连忙出来澄清，反而被扣上“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大帽子，被关押、批斗。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社会上有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的诗流传。它们被写在大字报上，但未见之于当时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现已证实，其中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系毛泽东１９７３年的作品（传抄件有误字）。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如上所说，“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那时，毛泽东诗词被某些人当成了搞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研究工作就总体而言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时期，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大量出版发行，使得毛泽东诗词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毛泽东诗词本身以其内在的高尚精神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评价那个年代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所起作用时，需要加以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