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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事关“皇帝”的闲话，引发了一场国际官司；一次因“爱国反帝”而做出的牺牲，最后变成了一场无法辩白的冤案。
1935年7月9日上午，上海北浙江路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内座无虚席，十余名法警全副武装站在一旁，戒备森严。前排的特别席位上，列坐多名日本官员和日本记者。
一场关于上海《新生周刊》诽谤日本天皇的案件正进入审判程序，此案被告、外表文质彬彬的《新生周刊》主编兼发行人杜重远沉默地站在被告席上听候宣判。当审判长宣判被告人杜重远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后，全场陷入了短暂的寂静中。突然，旁听席上有人站了起来，大声疾呼“不公”，庭外百人响应，法庭顿时一片混乱。
在这片混乱中，杜重远面对记者，语气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不信尚有此司法。”
“皇帝”惹的祸
1935年5月4日，创刊不久的上海《新生周刊》于第2卷第1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易水的杂文，题为《闲话皇帝》。作者在文章中闲谈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写得生动而风趣。
在早已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的年代，这样一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已。然而，让作者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却进入了日本领事馆的视野，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其原因是，文章有一段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描写道：“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
正是这段文字的出现，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5月5日，就在此文刊发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率先在头版发文，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一些日本侨民也聚集在虹口一带表达不满，甚至有日本浪人趁机寻衅闹事，在上海北四川路肆意打砸。
事态恶化
6月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舍朱太郎，亲自来到上海市政府面晤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并递交照会一件，内附《新生周刊》一本，声言：“《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大不敬，引起日本臣民和旅沪日侨极大愤怒，事态严重，希望中国政府对此案立即审慎处理。为此提出六点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
石舍朱太郎走后，吴铁成立刻找来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商议此事。然而，让他们头疼的是，该期杂志是顺利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也就是说该期《新生周刊》的发行得到政府的许可，由政府颁发的审查证就在杜重远手中。
作为审查委员之一的陈煦后来在《国民党的书刊审查与上海新生事件》中回忆说：“《闲话皇帝》这篇文稿，张增益初审之后，因为事关日本天皇，不便放行，就去和审查组长朱子爽商量。两人研究结果认为该文虽然涉及日本天皇，但只是推重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违反审查标准，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决定把它放行，就在原稿上加盖了‘审查讫’的图章发回，并发给这一期的《新生周刊》的审查证审字第1536号，准许它出刊。”
事情出在上海市政府头上，市长吴铁城着了急。为了推卸责任，他决定劝说《新生周刊》负责人杜重远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未经送审擅自刊登的。然而，杜重远怎么会轻易承认此事，独揽文责呢？为此，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想出了一系列办法。
首先，他们连夜赶到《新生周刊》编辑部，要求编辑部交出经过审查的许可证和盖过印章的文章清样，企图毁灭证据。
遭到拒绝后，他们派遣杜重远的一些好友前往游说，向杜重远许诺，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只要杜亲自出庭，应付一下日本人就可以，绝对不会判刑。吴铁城还亲自请杜吃饭，向他保证，只要出庭就没有问题，而且可以用罚款来代替刑拘。
杜重远出于多种考虑，最后答应出庭。为了保护该文的作者艾寒松，他没有说出作者的任何信息，并在出庭前委托秘书毕云程将审查证秘密保存在银行保险库。
一场骗局
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上海市公安局不得不于6月24日以 “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
6月30日，杜重远签发了《告别读者诸君》的传单：“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毫不客气的常常揭破他们的阴谋，因此得了一个‘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一纸令下，竟限日停刊了。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
7月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公审《闲话皇帝》一案。在法庭上，杜重远供称：失察之责我应负担，至于作者易水其人，因为是笔名投稿且未留地址，故而无法知晓。
杜重远的辩护律师表示，各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日本无权干涉我国内政，请求判决无罪。即使庭上判决被告有罪，也应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以缓刑或者罚款的处分。
辩论结束后，进行了短暂的退庭评议，最后，审判长宣读判决：杜重远散布文字，构成诽谤，判处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并不得上诉。
至此，杜重远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上海当局为推卸责任，刻意隐瞒了《闲话皇帝》一文曾经送审的真相。庭审时他们又过河拆桥，并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对法庭提出以罚款代替拘役，自己算是白白地当了一次“替罪羊”。
对于法院的判决，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表示不服，随后送交万言字的上诉书，却被再度驳回上诉。而此时，杜重远已经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服刑了。
1935年7月9日上午，上海北浙江路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内座无虚席，十余名法警全副武装站在一旁，戒备森严。前排的特别席位上，列坐多名日本官员和日本记者。
一场关于上海《新生周刊》诽谤日本天皇的案件正进入审判程序，此案被告、外表文质彬彬的《新生周刊》主编兼发行人杜重远沉默地站在被告席上听候宣判。当审判长宣判被告人杜重远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后，全场陷入了短暂的寂静中。突然，旁听席上有人站了起来，大声疾呼“不公”，庭外百人响应，法庭顿时一片混乱。
在这片混乱中，杜重远面对记者，语气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不信尚有此司法。”
“皇帝”惹的祸
1935年5月4日，创刊不久的上海《新生周刊》于第2卷第1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易水的杂文，题为《闲话皇帝》。作者在文章中闲谈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写得生动而风趣。
在早已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的年代，这样一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已。然而，让作者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却进入了日本领事馆的视野，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其原因是，文章有一段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描写道：“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
正是这段文字的出现，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5月5日，就在此文刊发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率先在头版发文，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一些日本侨民也聚集在虹口一带表达不满，甚至有日本浪人趁机寻衅闹事，在上海北四川路肆意打砸。
事态恶化
6月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舍朱太郎，亲自来到上海市政府面晤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并递交照会一件，内附《新生周刊》一本，声言：“《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大不敬，引起日本臣民和旅沪日侨极大愤怒，事态严重，希望中国政府对此案立即审慎处理。为此提出六点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
石舍朱太郎走后，吴铁成立刻找来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商议此事。然而，让他们头疼的是，该期杂志是顺利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也就是说该期《新生周刊》的发行得到政府的许可，由政府颁发的审查证就在杜重远手中。
作为审查委员之一的陈煦后来在《国民党的书刊审查与上海新生事件》中回忆说：“《闲话皇帝》这篇文稿，张增益初审之后，因为事关日本天皇，不便放行，就去和审查组长朱子爽商量。两人研究结果认为该文虽然涉及日本天皇，但只是推重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违反审查标准，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决定把它放行，就在原稿上加盖了‘审查讫’的图章发回，并发给这一期的《新生周刊》的审查证审字第1536号，准许它出刊。”
事情出在上海市政府头上，市长吴铁城着了急。为了推卸责任，他决定劝说《新生周刊》负责人杜重远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未经送审擅自刊登的。然而，杜重远怎么会轻易承认此事，独揽文责呢？为此，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想出了一系列办法。
首先，他们连夜赶到《新生周刊》编辑部，要求编辑部交出经过审查的许可证和盖过印章的文章清样，企图毁灭证据。
遭到拒绝后，他们派遣杜重远的一些好友前往游说，向杜重远许诺，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只要杜亲自出庭，应付一下日本人就可以，绝对不会判刑。吴铁城还亲自请杜吃饭，向他保证，只要出庭就没有问题，而且可以用罚款来代替刑拘。
杜重远出于多种考虑，最后答应出庭。为了保护该文的作者艾寒松，他没有说出作者的任何信息，并在出庭前委托秘书毕云程将审查证秘密保存在银行保险库。
一场骗局
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上海市公安局不得不于6月24日以 “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
6月30日，杜重远签发了《告别读者诸君》的传单：“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毫不客气的常常揭破他们的阴谋，因此得了一个‘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一纸令下，竟限日停刊了。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
7月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公审《闲话皇帝》一案。在法庭上，杜重远供称：失察之责我应负担，至于作者易水其人，因为是笔名投稿且未留地址，故而无法知晓。
杜重远的辩护律师表示，各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日本无权干涉我国内政，请求判决无罪。即使庭上判决被告有罪，也应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以缓刑或者罚款的处分。
辩论结束后，进行了短暂的退庭评议，最后，审判长宣读判决：杜重远散布文字，构成诽谤，判处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并不得上诉。
至此，杜重远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上海当局为推卸责任，刻意隐瞒了《闲话皇帝》一文曾经送审的真相。庭审时他们又过河拆桥，并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对法庭提出以罚款代替拘役，自己算是白白地当了一次“替罪羊”。
对于法院的判决，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表示不服，随后送交万言字的上诉书，却被再度驳回上诉。而此时，杜重远已经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服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