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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符号”角度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机制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塑造活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这样的基本规律也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整个历程，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华文化符号。然而，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出现了“供给不足”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应从价值取向、文化内涵、传播路径和“文化再生产”等多个维度出发，着力开展构建“中华文化符号域”的社会文化工程。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五个认同”;文化符号;符号域
【作 者】范俊，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10-0007
近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时代主题提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尽管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仍存着许多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在一个观点上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路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的社会政治工程。然而，在推动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往往又会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困难。通常来说，文化的内容十分宽泛、难于界定、不宜把握，其具体的边界也不甚明晰，因此是一种“自在”和“弥散”的存在状态;文化的传播是由外而内的，需要一个长期涵化和内化的过程，因此不是显性的，而是“隱性”的。上述的这些特性，使得从文化的角度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常会陷入因缺乏有效抓手而产生的虚置或悬置的困境。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符号”机制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内在逻辑上来看，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能够有效地将“弥散”的文化凝聚和整合起来，推动“隐性”分布传播的文化“显性化”，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辨识度和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建设更具可视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一、文化符号对于现代民族的普遍性意义
人们围绕某种共同要素结成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当然，“共同体”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希勒里曾在《共同体定义：共识的领域》一文中，统计和系统描述了关于“共同体”的90多种定义，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除了人包含于‘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外，有关共同体的性质，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2]然而，如果剥离人们所赋予这一概念的纷繁复杂而又充满歧义的界定形式之后，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并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性或共同的心理体验。围绕某种共同要素就会结成不同的共同体类别，并被冠以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名称。
而民族是一种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共同的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凝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机制。进一步说，文化特性越是突出、文化认同越是强烈，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关系就越牢靠，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就越能够得到保障。这是由共同体这种社会结群现象的内在机理所决定的，诚如有学者所言：“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类共在、共处和共享的普遍的有机形式”[3]。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共在、共处和共享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最厚重、最稳定的内涵与特性，也为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维度的形成和彰显奠定了基调和底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是建构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这导致“符号”对于民族共同体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说，文化的“符号化”对于从文化维度来推进现代民族的建构和巩固，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通常是较为庞大的，由此在国家社会内部也自然形成了异质性的人群文化结构。而要使同一性的文化要素、文化共同体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社会群体中散布开来，就需要借助符号机制将这种文化凸显出来，从而扩大共有文化的传播广度、增强传播的力度。并且，经过符号化加工的文化，也更容易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化手段，被国家范围内的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内化，从而形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享文化。通过这种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过程，整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就逐步被构建起来了。
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机制，蕴涵于现代民族的建构历史之中。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这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4]27。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代表进步势力的王权力量，统合了教权、贵族、民众的权力，建立起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王朝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王朝国家通过多重性的整合力量，将从宗教性关系、地域性关系、奴役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国内人口，重新凝聚为一个共同体。“民族”就这样被初步地创造出来了。在国家创造民族所使用的整合性手段中，文化整合是一个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而其中的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又是这项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5]6。而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联结社会成员并使其“想象”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法国人诺拉将这种符号机制称为“记忆之场”，并做了精彩的描述：“由于采取民族构建这一目的论视角，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和外交因而成为支撑历史延续的根本……记忆空间具有强大的统一性：从希腊—罗马襁褓到第三共和国的殖民帝国，高层学术研究和学校课本之间不再有断裂，前者把新成果融入我们的遗产，后者则把这些成果确立为大众信条。”[6]9通过社会文化史的符号化，法国就建构起了国人的“记忆之场”和“大众信条”，从而为形塑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提供了历史记忆和共同体想象的依据。 可见，文化符号在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唤醒和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然而，当这种文化符号受到削弱，其本身所蕴含的感召性和动员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就会消损，甚至对民族特性、国家认同产生解构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欧美国家中，已经由于国际移民聚众成族现象导致的“多族化”问题而逐步地显露出来。[7]亨廷顿在其遗作《谁是美国人》中指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源自于启蒙运动并经由新教徒独特创造的“美国信念”（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曾得到美国人民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成为界定美国民族特性的基本文化标识。而随着国际移民的族体化过程的加剧，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美国信念”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8]129。因而，“我们是谁？”的民族认同危机随之产生。
通过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一般性规律可以看出，民族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需要被持续建构和建设，才能够保持持久而稳定的共同体属性。而在现代民族建构中，文化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维度，共同的文化和文化认同感是“民之为族”的核心要素。而同一性或一体性文化在广大民族成员中横向传播和代际传承，则离不开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机制。相反，文化符号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供给，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得不到维护，文化符号的内涵得不到普遍性的认知，则会侵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性，进而对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二、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塑造
近代以后，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冲击之下，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进程。其中，构建起与现代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文明转型的一项重大课题。而若要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面临着构建现代民族（nation）的问题，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的构建历史则还不到200年。在100余年的中华民族构建进程中，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贯穿始终，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而言，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民族”的族称本身。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这往往被看作近代中华民族构建进程开启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此也可窥见，“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符号本身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根本性和原初性意义。“中华民族”这个族称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认同，其中蕴涵了深刻的文化逻辑。就这个词的构成来看，“民族”是一个舶来词汇，而将其冠以“中华”之名，则颇具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兼具历史文化、国家疆域、统治合法性等意涵于一身的特点，使得“‘中华’认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9]12。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将“中华”与“民族”进行了有效嫁接，才使得“中华民族”族称逐渐成为“一个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号”。[9]3
“中华民族”这个族体符号被创制之初，主要被用来指代汉族或华夏族。并且，中华民族的单一族体内涵在诸多文化符号的作用之下，进一步被强化了。为动员汉族人的民族主义，进而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革命派重构了“炎黄子孙”概念，将汉族人描述为同宗同种的血缘共同体。[10]2～3“中华”一词则成为“华夏”的同义词，并且同“十八行省建中华”的领土诉求结合起来，“中国本部”[11]的说法也因此而流行起来。在武昌起义之时，湖北军政府还专门使用了代表“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的“十八星旗”。[12]502这些文化符号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种族主义革命下的中华民族观念，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此种观念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为实现对晚清疆域的合法性继承，整个舆论导向都发生了转变，中华民族由单一汉族的内涵转向了国内诸族。为迎合这样的时代大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开始受到重視，并迅速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由“五族”构成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五族一家”这一具有中国“家文化”色彩的符号，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13]而在政治上，“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念，则集中体现为“五色旗”（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政治象征）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被确立为中国的国旗。“中华民国”国号中的“中华”二字，更是将国人导向于“中华民族”的族称之下。
在近现代历史上，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觉醒起到了催化作用。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被大量创造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扩散到全社会。在学术界，“中华民族是一家”作为一个共识性观点受到广泛接受和反复引用，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符号”，并由此凝聚起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政界，“‘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复兴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民族败类’‘民族罪人’和‘亡国奴’”等，成为政治动员的符号，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扬，“反过来有力地涵育、引发、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认同的进程。”[9]194在社会舆论中，“长城”“长江”“黄河”等地理符号，也同抗战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和觉醒的文化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基本上被建构起来了，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体现中华民族的一系列文化符号也被相应地建构起来。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国家”的涵义;作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表述方式;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一批新的具有政治意涵的建筑符号被构筑起来;包括“国庆”在内的多种节日符号相继得到确立;“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等表述国内民族关系的话语符号，也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华文化符号，饱含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忠诚、国际主义等丰富内涵的“抗美援朝精神”，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在这次会议上，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被高频率地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议题由此被凸显出来。此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建设相关的文化符号被大量使用，其中的一些符号还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等等。这些文化符号为凝聚国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不可取代的话语功能。同时，具体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些话语符号来展开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符号背后又隐含着丰富的政策内涵和实践内涵。
不仅如此，“个别”文化经由符号化建构而上升为“共享性”文化，这种“中华文化符号”塑造机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是个别区域文化的符号化。如，对于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一家人守土固边的先进事迹，习近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全社会形成了关于“玉麦精神”的广泛讨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家国文化，就通过“玉麦精神”的符号被鲜活地凸显出来了。二是个别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典型的案例是：具有“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文化内涵的“蒙古马精神”，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一个得到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符号。三是个别时期文化的符号化。例如，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精神，就被表述为一种“抗疫精神”，由此成为了中华文化符号中的不可抹去的一个重要元素。
三、关于中华文化符号供给不足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匹配的民族（nation）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相应的民族文化符号的建构。“任何国族共同体的建构都需要有一套为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符号体系（如国旗、国歌、国徽、纪念日等），它帮助在共同体内各利益群体间达成某种意义共契”。[14]344同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相比，支持中华民族凝聚和巩固的文化符号，既有共同性内涵，也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这样一套文化符号往往就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简单地说，中华文化符号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能够体现中国民族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它是中华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15]48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逻辑。总体而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需要建构起相应的中华文化符号;而各种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与发展。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主题的提出，将中华民族及其建设问题拉抬到一个空前显要的位置。这样一来，创造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球华人凝聚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推动全体中国人朝着同文同种、同宗同源的方向去“想象”中华民族，强化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就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工程。然而，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重任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却长期处于一个“供给不足”的状态。
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缺乏自觉性。文化符号是基于特定文化而形成的，但它不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生成”的，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手段去自觉地建构。“符号化是给某种载体以意义。意义有很多种，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实用符号意义’，可以取得具体的效果的意义;另一类是‘非实用符号意义’，没有实际目的的意义，即艺术意义，或称‘诗意’”。[16]39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对于中华文化符号而言，尤为缺少这种“实用符号意义”的建构，即经由符号载体来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其次，中华文化缺乏“符号化”的加工过程。不言自明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其存在和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原初”状态，后天的“符号化”加工并不充分。“民族文化的关键符号包括民族服饰符号、饮食符号、器物符号、仪式符号、神话符号、歌舞符号、节庆符号和人物符号等。”[17]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突出“建構”属性的现代民族而言，凝练和创造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关键符号”显得尤为重要。但总体来看，反应中华文化的“关键符号”却显得少之又少。
再次，中华文化符号存在着“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国内56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同时56个民族的文化又融合为一体性的中华文化。然而在“文化符号”层面，这样一种多元和一体之间的互构关系，没能全面和深刻地体现出来，甚至存在着以“多元符号”代替“一体符号”的趋向。今天日渐兴起的“民族符号学”研究，“更看重的，是语言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何通过符号系统来进行表现和维持的;它的目的是通过对符号和意义的探究探求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18]4～5，其对象聚焦于各个民族，而相对缺少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客体。实际上，各个民族文化符号之间也会存在某些张力。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龙凤呈祥，汉族传统符号中龙、凤是多么和谐的一对，但在哈萨克人这个动人的故事中，龙、凤成了冤家对头。”[19]因此，如何协调处理各个民族文化符号之间的张力，建构起各族人民共创、共享、共传性的，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中华文化符号，仍处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状态。
最后，中华文化符号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脱节。文化符号本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也就是“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从而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20]18。甚至有学者坚称，“全部文化必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20]25但是，建构文化符号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符号本身，它应该对建构目标的导向有所依循。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形成和成熟于传统农业社会，本质上属于一种农业文明的产物。然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从远古走来的现代民族，它存在于工业文明时代，并且由不同于传统社会身份的“国民”人口组成。这要求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学”的阐释和提炼，而是要在“古为今用”的理路下，通过文化符号载体将全体国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巩固牢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一个建构现代国民共享性文化符号的过程。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尚未充分体现出来，由此导致了很多传统性的文化符号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中华文化的“符号域”建设及其议题
对于中華民族共同体建设来说，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和供给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符号存在着突出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样来看，讨论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决策层也给予了关注和重视。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强调“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
然而，目前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符号及其建构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尚不全面，也不够深入。既有的符号学研究认为，“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作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符号之所以为符号，就是因为有意义。”[16]47。按照这样的逻辑，目前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多侧重于“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符号化”问题，也就是如何把中华文化通过学术层面、政策层面的加工提炼，进而形成一个个鲜明的“符号”。更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21]2，那么建构中华文化符号的工作重点，就自然落在了如何扩大文化传播、对外宣传的问题上。
事实上，上述的这些看法将中华文化符号及其建构的内涵和意义，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简化”和“矮化”了。应引起注意的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不是一项单维度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在这个方面，俄罗斯学者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概念，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价值。“所谓符号域，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同一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就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因此我们说，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22]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华文化符号，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符号域”;而中华文化符号建设，全面地来讲，应该是能够承载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建设。具体来说，中华文化的“符号域”建设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取向。应当明确的是，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构和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性或艺术性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深刻的极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现代民族的建设和巩固来说，文化符号“作为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资源因素融入到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一种难以剥离的‘地理—文化’构因”，同时“反映了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识，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标识。”[23]在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中，应自觉地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导向和指引，通过全体国民共享性的“符号”机制，“把人们已经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绘和突出出来”[19]，进而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深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想象”。
（二）中华文化“符号域”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其文化符号的塑造也应该是多样性和系统性的。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式庆典符号、地理节日符号、话语范式符号五个方面尝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24]而在“符号域”的整体视角下，还应着重突出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既要体现类型上和功能上的划分，又要强调不同类型符号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担负起承载整个中华文化的重任。
（三）中华文化“符号域”的传播路径。中华文化符号要超脱“符号”本身，转化为“特定人口单元中更广泛人群的‘大众情感’”[25]91，还需要借助一系列的传播路径和内化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是传播路径的专项化，即提供专门针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宣传、教育、普及机制，将中华文化符号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直接（而非间接）衔接起来;其次是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即采取法制、政策、民族工作、国民教育、社会宣传等多重手段，将其内化为广大民众所共识、共享、共有的文化标识和身份标识;再次是传播路径的可操作化，即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抓手和工作方式，提高中华文化符号的可视率、覆盖率，提升中华文化的辨识度和认知度。
（四）“符号域”建设与中华文化的“再生产”。诚如有研究所洞见的：“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26]4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不仅意味着体系化的中华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和内化，还意味着基于特定的符号平台，为形成新的中华文化符号创造条件，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再生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重构中华民族历史的书写方式和阐释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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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an Jun
Abstract：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ultural commun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cultural symbol” perspective. Around the worl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s has repeatedly shown that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symbolization" and symbol "diffus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basic law also run through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modern times， and a serie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have been formed from this.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compar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problem of "supply shortage"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has appeared. Faced with this problem，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cultural project as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Domain” from the aspects of value orient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Keyword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culture; “five recognition”; cultural symbols; symbol domain
〔責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五个认同”;文化符号;符号域
【作 者】范俊，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10-0007
近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时代主题提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尽管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仍存着许多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在一个观点上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路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的社会政治工程。然而，在推动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往往又会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困难。通常来说，文化的内容十分宽泛、难于界定、不宜把握，其具体的边界也不甚明晰，因此是一种“自在”和“弥散”的存在状态;文化的传播是由外而内的，需要一个长期涵化和内化的过程，因此不是显性的，而是“隱性”的。上述的这些特性，使得从文化的角度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常会陷入因缺乏有效抓手而产生的虚置或悬置的困境。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符号”机制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内在逻辑上来看，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能够有效地将“弥散”的文化凝聚和整合起来，推动“隐性”分布传播的文化“显性化”，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辨识度和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建设更具可视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一、文化符号对于现代民族的普遍性意义
人们围绕某种共同要素结成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当然，“共同体”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希勒里曾在《共同体定义：共识的领域》一文中，统计和系统描述了关于“共同体”的90多种定义，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除了人包含于‘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外，有关共同体的性质，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2]然而，如果剥离人们所赋予这一概念的纷繁复杂而又充满歧义的界定形式之后，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并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性或共同的心理体验。围绕某种共同要素就会结成不同的共同体类别，并被冠以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名称。
而民族是一种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共同的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凝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机制。进一步说，文化特性越是突出、文化认同越是强烈，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关系就越牢靠，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就越能够得到保障。这是由共同体这种社会结群现象的内在机理所决定的，诚如有学者所言：“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类共在、共处和共享的普遍的有机形式”[3]。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共在、共处和共享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最厚重、最稳定的内涵与特性，也为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维度的形成和彰显奠定了基调和底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是建构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这导致“符号”对于民族共同体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说，文化的“符号化”对于从文化维度来推进现代民族的建构和巩固，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通常是较为庞大的，由此在国家社会内部也自然形成了异质性的人群文化结构。而要使同一性的文化要素、文化共同体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社会群体中散布开来，就需要借助符号机制将这种文化凸显出来，从而扩大共有文化的传播广度、增强传播的力度。并且，经过符号化加工的文化，也更容易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化手段，被国家范围内的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内化，从而形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享文化。通过这种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过程，整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就逐步被构建起来了。
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机制，蕴涵于现代民族的建构历史之中。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这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4]27。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代表进步势力的王权力量，统合了教权、贵族、民众的权力，建立起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王朝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王朝国家通过多重性的整合力量，将从宗教性关系、地域性关系、奴役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国内人口，重新凝聚为一个共同体。“民族”就这样被初步地创造出来了。在国家创造民族所使用的整合性手段中，文化整合是一个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而其中的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又是这项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5]6。而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联结社会成员并使其“想象”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法国人诺拉将这种符号机制称为“记忆之场”，并做了精彩的描述：“由于采取民族构建这一目的论视角，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和外交因而成为支撑历史延续的根本……记忆空间具有强大的统一性：从希腊—罗马襁褓到第三共和国的殖民帝国，高层学术研究和学校课本之间不再有断裂，前者把新成果融入我们的遗产，后者则把这些成果确立为大众信条。”[6]9通过社会文化史的符号化，法国就建构起了国人的“记忆之场”和“大众信条”，从而为形塑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提供了历史记忆和共同体想象的依据。 可见，文化符号在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唤醒和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然而，当这种文化符号受到削弱，其本身所蕴含的感召性和动员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就会消损，甚至对民族特性、国家认同产生解构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欧美国家中，已经由于国际移民聚众成族现象导致的“多族化”问题而逐步地显露出来。[7]亨廷顿在其遗作《谁是美国人》中指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源自于启蒙运动并经由新教徒独特创造的“美国信念”（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曾得到美国人民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成为界定美国民族特性的基本文化标识。而随着国际移民的族体化过程的加剧，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美国信念”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8]129。因而，“我们是谁？”的民族认同危机随之产生。
通过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一般性规律可以看出，民族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需要被持续建构和建设，才能够保持持久而稳定的共同体属性。而在现代民族建构中，文化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维度，共同的文化和文化认同感是“民之为族”的核心要素。而同一性或一体性文化在广大民族成员中横向传播和代际传承，则离不开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机制。相反，文化符号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供给，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得不到维护，文化符号的内涵得不到普遍性的认知，则会侵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性，进而对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二、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塑造
近代以后，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冲击之下，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进程。其中，构建起与现代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文明转型的一项重大课题。而若要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面临着构建现代民族（nation）的问题，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的构建历史则还不到200年。在100余年的中华民族构建进程中，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贯穿始终，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而言，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民族”的族称本身。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这往往被看作近代中华民族构建进程开启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此也可窥见，“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符号本身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根本性和原初性意义。“中华民族”这个族称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认同，其中蕴涵了深刻的文化逻辑。就这个词的构成来看，“民族”是一个舶来词汇，而将其冠以“中华”之名，则颇具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兼具历史文化、国家疆域、统治合法性等意涵于一身的特点，使得“‘中华’认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9]12。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将“中华”与“民族”进行了有效嫁接，才使得“中华民族”族称逐渐成为“一个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号”。[9]3
“中华民族”这个族体符号被创制之初，主要被用来指代汉族或华夏族。并且，中华民族的单一族体内涵在诸多文化符号的作用之下，进一步被强化了。为动员汉族人的民族主义，进而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革命派重构了“炎黄子孙”概念，将汉族人描述为同宗同种的血缘共同体。[10]2～3“中华”一词则成为“华夏”的同义词，并且同“十八行省建中华”的领土诉求结合起来，“中国本部”[11]的说法也因此而流行起来。在武昌起义之时，湖北军政府还专门使用了代表“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的“十八星旗”。[12]502这些文化符号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种族主义革命下的中华民族观念，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此种观念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为实现对晚清疆域的合法性继承，整个舆论导向都发生了转变，中华民族由单一汉族的内涵转向了国内诸族。为迎合这样的时代大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开始受到重視，并迅速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由“五族”构成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五族一家”这一具有中国“家文化”色彩的符号，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13]而在政治上，“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念，则集中体现为“五色旗”（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政治象征）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被确立为中国的国旗。“中华民国”国号中的“中华”二字，更是将国人导向于“中华民族”的族称之下。
在近现代历史上，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觉醒起到了催化作用。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被大量创造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扩散到全社会。在学术界，“中华民族是一家”作为一个共识性观点受到广泛接受和反复引用，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符号”，并由此凝聚起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政界，“‘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复兴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民族败类’‘民族罪人’和‘亡国奴’”等，成为政治动员的符号，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扬，“反过来有力地涵育、引发、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认同的进程。”[9]194在社会舆论中，“长城”“长江”“黄河”等地理符号，也同抗战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和觉醒的文化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基本上被建构起来了，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体现中华民族的一系列文化符号也被相应地建构起来。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国家”的涵义;作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表述方式;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一批新的具有政治意涵的建筑符号被构筑起来;包括“国庆”在内的多种节日符号相继得到确立;“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等表述国内民族关系的话语符号，也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华文化符号，饱含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忠诚、国际主义等丰富内涵的“抗美援朝精神”，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在这次会议上，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被高频率地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议题由此被凸显出来。此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建设相关的文化符号被大量使用，其中的一些符号还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等等。这些文化符号为凝聚国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不可取代的话语功能。同时，具体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些话语符号来展开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符号背后又隐含着丰富的政策内涵和实践内涵。
不仅如此，“个别”文化经由符号化建构而上升为“共享性”文化，这种“中华文化符号”塑造机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是个别区域文化的符号化。如，对于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一家人守土固边的先进事迹，习近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全社会形成了关于“玉麦精神”的广泛讨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家国文化，就通过“玉麦精神”的符号被鲜活地凸显出来了。二是个别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典型的案例是：具有“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文化内涵的“蒙古马精神”，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一个得到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符号。三是个别时期文化的符号化。例如，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精神，就被表述为一种“抗疫精神”，由此成为了中华文化符号中的不可抹去的一个重要元素。
三、关于中华文化符号供给不足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匹配的民族（nation）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相应的民族文化符号的建构。“任何国族共同体的建构都需要有一套为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符号体系（如国旗、国歌、国徽、纪念日等），它帮助在共同体内各利益群体间达成某种意义共契”。[14]344同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相比，支持中华民族凝聚和巩固的文化符号，既有共同性内涵，也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这样一套文化符号往往就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简单地说，中华文化符号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能够体现中国民族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它是中华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15]48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逻辑。总体而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需要建构起相应的中华文化符号;而各种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与发展。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主题的提出，将中华民族及其建设问题拉抬到一个空前显要的位置。这样一来，创造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球华人凝聚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推动全体中国人朝着同文同种、同宗同源的方向去“想象”中华民族，强化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就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工程。然而，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重任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却长期处于一个“供给不足”的状态。
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缺乏自觉性。文化符号是基于特定文化而形成的，但它不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生成”的，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手段去自觉地建构。“符号化是给某种载体以意义。意义有很多种，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实用符号意义’，可以取得具体的效果的意义;另一类是‘非实用符号意义’，没有实际目的的意义，即艺术意义，或称‘诗意’”。[16]39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对于中华文化符号而言，尤为缺少这种“实用符号意义”的建构，即经由符号载体来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其次，中华文化缺乏“符号化”的加工过程。不言自明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其存在和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原初”状态，后天的“符号化”加工并不充分。“民族文化的关键符号包括民族服饰符号、饮食符号、器物符号、仪式符号、神话符号、歌舞符号、节庆符号和人物符号等。”[17]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突出“建構”属性的现代民族而言，凝练和创造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关键符号”显得尤为重要。但总体来看，反应中华文化的“关键符号”却显得少之又少。
再次，中华文化符号存在着“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国内56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同时56个民族的文化又融合为一体性的中华文化。然而在“文化符号”层面，这样一种多元和一体之间的互构关系，没能全面和深刻地体现出来，甚至存在着以“多元符号”代替“一体符号”的趋向。今天日渐兴起的“民族符号学”研究，“更看重的，是语言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何通过符号系统来进行表现和维持的;它的目的是通过对符号和意义的探究探求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18]4～5，其对象聚焦于各个民族，而相对缺少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客体。实际上，各个民族文化符号之间也会存在某些张力。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龙凤呈祥，汉族传统符号中龙、凤是多么和谐的一对，但在哈萨克人这个动人的故事中，龙、凤成了冤家对头。”[19]因此，如何协调处理各个民族文化符号之间的张力，建构起各族人民共创、共享、共传性的，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中华文化符号，仍处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状态。
最后，中华文化符号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脱节。文化符号本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也就是“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从而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20]18。甚至有学者坚称，“全部文化必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20]25但是，建构文化符号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符号本身，它应该对建构目标的导向有所依循。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形成和成熟于传统农业社会，本质上属于一种农业文明的产物。然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从远古走来的现代民族，它存在于工业文明时代，并且由不同于传统社会身份的“国民”人口组成。这要求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学”的阐释和提炼，而是要在“古为今用”的理路下，通过文化符号载体将全体国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巩固牢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一个建构现代国民共享性文化符号的过程。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尚未充分体现出来，由此导致了很多传统性的文化符号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中华文化的“符号域”建设及其议题
对于中華民族共同体建设来说，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和供给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符号存在着突出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样来看，讨论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决策层也给予了关注和重视。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强调“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
然而，目前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符号及其建构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尚不全面，也不够深入。既有的符号学研究认为，“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作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符号之所以为符号，就是因为有意义。”[16]47。按照这样的逻辑，目前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多侧重于“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符号化”问题，也就是如何把中华文化通过学术层面、政策层面的加工提炼，进而形成一个个鲜明的“符号”。更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21]2，那么建构中华文化符号的工作重点，就自然落在了如何扩大文化传播、对外宣传的问题上。
事实上，上述的这些看法将中华文化符号及其建构的内涵和意义，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简化”和“矮化”了。应引起注意的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不是一项单维度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在这个方面，俄罗斯学者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概念，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价值。“所谓符号域，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同一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就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因此我们说，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22]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华文化符号，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符号域”;而中华文化符号建设，全面地来讲，应该是能够承载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建设。具体来说，中华文化的“符号域”建设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取向。应当明确的是，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构和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性或艺术性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深刻的极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对于现代民族的建设和巩固来说，文化符号“作为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资源因素融入到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一种难以剥离的‘地理—文化’构因”，同时“反映了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识，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标识。”[23]在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中，应自觉地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导向和指引，通过全体国民共享性的“符号”机制，“把人们已经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绘和突出出来”[19]，进而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深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想象”。
（二）中华文化“符号域”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其文化符号的塑造也应该是多样性和系统性的。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建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式庆典符号、地理节日符号、话语范式符号五个方面尝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24]而在“符号域”的整体视角下，还应着重突出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既要体现类型上和功能上的划分，又要强调不同类型符号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担负起承载整个中华文化的重任。
（三）中华文化“符号域”的传播路径。中华文化符号要超脱“符号”本身，转化为“特定人口单元中更广泛人群的‘大众情感’”[25]91，还需要借助一系列的传播路径和内化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是传播路径的专项化，即提供专门针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宣传、教育、普及机制，将中华文化符号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直接（而非间接）衔接起来;其次是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即采取法制、政策、民族工作、国民教育、社会宣传等多重手段，将其内化为广大民众所共识、共享、共有的文化标识和身份标识;再次是传播路径的可操作化，即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抓手和工作方式，提高中华文化符号的可视率、覆盖率，提升中华文化的辨识度和认知度。
（四）“符号域”建设与中华文化的“再生产”。诚如有研究所洞见的：“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26]4中华文化“符号域”的建设，不仅意味着体系化的中华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和内化，还意味着基于特定的符号平台，为形成新的中华文化符号创造条件，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再生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重构中华民族历史的书写方式和阐释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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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an Jun
Abstract：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ultural commun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cultural symbol” perspective. Around the worl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s has repeatedly shown that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symbolization" and symbol "diffus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basic law also run through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modern times， and a serie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have been formed from this.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compar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problem of "supply shortage"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has appeared. Faced with this problem，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cultural project as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Domain” from the aspects of value orient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Keyword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culture; “five recognition”; cultural symbols; symbol domain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