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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进“中央文革”
自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毛泽东决心用非常手段解决内部分歧。1966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伯达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吸收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员参加。这些人参加进来，不光是起草文件，实际上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干部，直接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_个设想：等“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人要作为中央领导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因此，选择进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都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其成员有：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开始就是作为这个小组的骨干而被选进来的。
1966年4月，毛泽东决定在5月内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重要人员，列席了这次会议。这使二人受宠若惊。
原来，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但由于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没有全部定下来，便只决定了组长(陈伯达)人选、顾问(康生)人选、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人选。但是，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这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代替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实际上其地位高于中央书记处，因此，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很慎重的。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都必须经毛泽东同意才行。毛泽东经过6月、7月两个月的考虑，最后于8月初确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和成员。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组成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成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还当上了副组长。他们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实际上等于中央书记处书记。
说起来，张春桥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十分特殊的。在“中央文革”，在组长、副组长中，大都是有一定资历和背景的人。组长陈伯达，算是有一定“革命资历”的人，自延安时期起，他就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号大秘书，建国后也长期参与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是中央的“大笔杆子”。顾问陶铸、康生都是老资格的人，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又都善于写作。副组长江青虽然谈不上什么资历和水平，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身份特殊，自然是别人无法与她相比的。副组长王任重，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信得过的人，不光资历深，当时的职务也高，是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高级干部。副组长刘志坚，是部队老资格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战争年代立有战功，建国后是中将。唯独副组长张春桥资历浅，职务低，因此名列副组长的最后。但不要忘记了，张春桥此时实际上是与江青、王任重、刘志坚这样的重要干部平起平坐的，也不要忘记了，连王力这样的在中央工作的副部级干部都还只是成员。没有当上副组长。更重要的是，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中起的实际作用决不是一位副组长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组长陈伯达管不了江青，反而要受江青的指挥，他就不大管事了，江青成了实际上的组长(后来中央下发文件规定，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在陈伯达生病或有其他事情期间，江青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工作——笔者注)，而江青决定任何问题，都是和张春桥一起商量、拿出主意来的。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实际地位、特殊身份，决定了每当她拿出意见，就等于是最后决定，何况还有张春桥的应和呢?这样，王任重、刘志坚的副组长，也就形同虚设了，他们也管不了什么事情了。后来，王任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刘志坚被揪了出来，副组长实际上就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了。组长陈伯达是“牌位”，江青是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实际上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的“二把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兼任上海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成了兼中央大员和地方大员于一身的重要干部。当然。这是后话。
支持“安亭卧轨”
1966年11月，上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组织建立了一种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他们聚集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准备搞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仪式。会上，他们提出要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提出要批判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派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来讲了很明确的三条：第一，造反不能影响生产，现在你们必须回家休息，明天继续在本单位搞好生产；第二，根据中央精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搞跨行业跨单位的组织，而“工总司”就是这样的组织，因此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三，曹荻秋不能到会场来接受所谓的批判。这就是上海市委的意见。听了这个意见，王洪文气急败坏，他像一个赌徒，下决心继续赌下去了。王洪文登上台，向在场的全体造反队员高喊道：上海市委要镇压我们，我们这几千人就要成反革命了，我们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现在红卫兵可以免费串联，我们也可以免费去北京告状。廖祖康在旁边高呼，革命战友们，冲啊!冲进去!于是，几千造反队员一声喊，就冲进了车站，涌上了站台。正好有一列向北京开的列车，王洪文一声喊：“上!”他们不由分说，分别从车门、车窗涌进车厢，把这列火车挤了个满满当当。火车按点开动了。但这列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就开始缓速行驶。开到上海所属嘉定县的安亭火车站时驶入车站旁边的一个卸煤专用的道岔上，用锁锁上了。他们决定拦车。但第一次拦车没成，王洪文要第二次拦车。第二次拦车时王洪文冲在最前面，他头一个跃上铁轨，躺了下来，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也紧跟着冲上铁轨，卧在铁轨上。这列火车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一次，王洪文和他手下的骨干干脆不离开铁轨了，就卧在那里，整个沪宁线被堵塞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对造反工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之事，没有表态，他只是指示当时实际主持全国各方面工作的“中央文革”处理此事，而且指定“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亲自出面处理。
陈伯达很为难。他自己不能去上海，就决定使用自己能写作的看家本领来处理。于是，陈伯达动笔写了一个电报稿。他在电报稿中写的非常明白：你们不是用业余时间闹革命，是不对的，你们卧轨拦车，已经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了，你们这样做，影响是极坏的。并且，陈伯达明确表示：解决你们问题的办法。就是你们回上海去，就地解决。陈伯达的电报直接发给上海市 委。上海市委立即行动。他们派出广播车，开到安亭，广播车上反复播放陈伯达的电报。这一下，王洪文傻眼了。他知道，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内第五号首长，还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主持全国党政日常工作的，就是代表中央的。陈伯达的电报，等于是中央否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即使去北京，得到的，也就是这个结果了。他们回上海去，将处于被追究责任的地位，而中断沪宁线长达几十个小时，决不是小事。王洪文清楚，自己面临坐牢的危险。
陈伯达发了电报后，又派张春桥乘飞机飞往上海。陈伯达的电报发到上海时，张春桥乘坐的飞机也起飞了。张春桥一到上海就与这些造反派头目们展开了谈判。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我们可以同意“中央文革”的意见，“工总司”撤回上海，但是，有5条要求，要你明确表态，并且签字同意。这五条要求是：第一条，承认“工总司”是上海工人阶级组成的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条，“土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迫北上告状的，我们北上告状，是告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状，是革命行动；第三条，上海市委必须承担安亭事件的责任；第四条，曹荻秋必须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作检讨；第五条，今后上海市委必须给“工总司”以工作方便。末了，王洪文重重地加上了一句：如果不答应这5条，我们做不通在安亭的造反工人们的工作。
听此话。张春桥心中暗自掂量：王洪文已经答应了可以撤回上海，他们只要撤回上海，大问题总算解决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王洪文提出的这5条要求，也正合他的心意。他在内心是支持上海工人造反的。他早就对上海市委不满，认为上海市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搞倒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我张春桥就可以控制上海。张春桥还感到，“工总司”已经是上海政坛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能够抓住这支政治力量，他就等于有了今后控制上海的法宝。于是，张春桥答应了王洪文的要求。
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坚决反对张春桥这样做。他们决定召开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于11月13日上午举行。会议一开始，曹荻秋就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跨行业跨单位的全市性组织，市委早就集体讨论过，对这个组织，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工总司”北上集体告状，在安亭卧轨拦车，造成沪宁线中断几十个小时，这是严重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责任应该由“工总司”来负。曹荻秋对张春桥说：你在安亭讲话，答应了“工总司”的5条要求，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听说你还要到文化广场去当着造反派的面签字同意5条要求，你不应该去签这个字。曹荻秋讲话时，张春桥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与曹荻秋对峙着。这意味着会议陷入了僵局。曹荻秋见状，立即站起来给北京“中央文革”打长途电话，请求裁决。接电话的是陶铸。陶铸在电话那边听了曹荻秋的汇报后，当即表态说：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按曹荻秋的意见办。陶铸还说，你让张春桥同志来接电话，我与他讲。陶铸在电话里同张春桥讲了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放下电话后，回到座位，阴沉着脸对大家说，那就按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一散，张春桥自己悄悄到机要室去给陈伯达打长途电话。他在电话中讲了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表示支持张春桥，同意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办。张春桥放下电话，立即乘车到了文化广场，直接走上主席台。台下已经有几千名造反队员等在那里。张春桥在向他们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他们的行动并当众在“工总司”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
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上签字的消息，立即传到陈丕显、曹荻秋的耳朵里。他们惊呆了。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当面答应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为什么耍两面派?为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愤怒地给陈伯达打电话。要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制止张春桥的行动。然而，又出乎他们的意料，陈伯达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同意张春桥的做法。于是，他们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一个是陶铸，一个是陈伯达，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却持有两种意见。曹荻秋发火地说：我们到底听谁的?于是，他和上海市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以上海市委的名义，要求中央讲清楚这个事情，要求中央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的意见。
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马上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列席了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也没有参加会议。因此，这是一次特殊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唯一议题，就是如何对待安亭事件的问题。会上，周恩来、陶铸坚持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坚持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立足于本单位，不能搞跨行业跨单位的群众组织。姚文元显然是有备而来。会上，他率先发言，发言时手里拿着几张事先写好的提纲。姚文元坚决主张，要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办。姚文元还介绍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攻击，认定：上海市委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各造反组织为了冲破阻力，可以搞跨行业组织。听姚文元这样一说，陈伯达、江青，加上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央文革”成员，都表示支持张春桥的做法。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这两种意见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要在两种意见中做出选择。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错误地认为，安亭事件是工人造反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典型。他听到政治局常委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之后，表示支持陈伯达、江青的意见，同意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他说：张春桥这次先斩后奏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一言九鼎。张春桥、姚文元松了一口气。他们得手了。
摘上海这个“大桃子”
当历史脚步迈入1967年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了。在“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暗示下已经成为他们的亲信的王洪文，不能让走资派干了，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于是，有了王洪文大闹东湖会议的一幕。
说到东湖会议，还要从周恩来的一个指示谈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虽然主张通过群众斗争这种“乱”的方式夺“走资派”的权，但毛泽东的内心是不想让全国出现全面动乱局面的，他还是希望把生产搞上去。于是，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时，突出强调要稳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周恩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构想：由各地党委的领导干部牵头，说服、组织各地普遍出现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一起维护社会稳定，把生产搞上去。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他想在上海试验他的这一构想。于是，1967年元旦过后不久，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正离职休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让他带病出来工作，把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头头找到一起，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陈 丕显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1月初抱病出山，在上海东湖路上海市委招待所(陈丕显出来工作后的临时办公地点)召集各路造反工人头目开会。当时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有70多个，较大的组织有十几个，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联系的，主要是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听说是周总理指示召开的会议，就都来参加了，连赫赫有名的王洪文也来了。
但王洪文来参加东湖会议，却另有目的。原来，1月1日他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告诉他，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但陈丕显也是走资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走资派的权，我们不能再让走资派干了，要夺他们的权，今后的上海，不是陈丕显的，而是上海工人的。张春桥的这些话。对王洪文有很大刺激作用。王洪文是早有“当大官”野心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有众多工人参加的造反组织的头目了。对上海的政局已经有很大影响了，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正是他心里痒痒着要干的事。特别是张春桥最后那句话：上海不是陈丕显的，是上海工人的，上海工人造反头头正是自己，张春桥明明是暗示，今后要把上海的大权交给自己。放下电话后，他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接到了陈丕显的秘书请他去东湖招待所参加会议的电话通知，他心里琢磨，正好可以去“轰”陈丕显一“炮”，让他威风扫地，干不下去。
1月2日下午，东湖会议刚开始，陈丕显先传达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以周恩来在人民中的威信及现在的地位，造反派的头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陈丕显传达完周恩来的指示后，只说了一个意见：按照周总理指示，搞一个“告全市人民书”。来参加会议的人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意见，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关于稳定社会，“抓革命、促生产”的意见。陈丕显表态说，可以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告全市人民书”。陈丕显的话音刚落，王洪文立即站起来，指着陈丕显的鼻子斥责道：你陈丕显算什么东西，要造反派听你的?我们造反派不听你的，你有你的问题，我们造反派还没有跟你算账呢!上海的工作问题，要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不能由你们走资派来解决，你是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曹荻秋的代表。王洪文这一闹。原市委干部徐景贤也在一边帮腔。二人一唱一和，把整个会议给搅了。
搅了东湖会议之后，王洪文并未罢休，他要大干一场，开始实施夺权计划了。从哪里下手夺权呢?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话：凡是革命，必先造成舆论。如果夺了舆论大权，就可以进一步掌握全上海了。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上海的两大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本是上海的老资格报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办了，报头是用孙中山写的字拼成的。《解放日报》则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后，由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丽家报纸不仅对上海影响极大，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王洪文要夺“两报”的大权，可谓目光独具。这说明，他不是一个饭桶。但是，干这么大的事，他心里没底，他必须找到中央的“后台”。于是，1月3日，王洪文专程跑到北京，找张春桥、姚文元请示“机宜”。当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二楼密谋。王洪文讲了他要夺“两报”大权的打算后，张春桥当即表示，正合我意。张春桥让王洪文尽快回上海，组织人夺“两报”的权。
1967年1月4日凌晨，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和《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汇合，夺了《文汇报》的权。当天印出的《文汇报》报头换成了仿宋体，还刊登了毛泽东写于1957年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刊登此文的意思是，毛主席早就说《文汇报》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方向了。当天的《文汇报》还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这篇“告读者书”中公开表明：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1月5日，王洪文的小兄弟汇合《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这样，上海“两报”的大权全都落入了王洪文的手中。“两报”的报道风格也为之一变，攻击上海市委的“火药式”文章充斥版面。甚至还连篇累牍地刊登传单。许多上海市民收到改版后的“两报”后，连看也不看，就拿到菜市场上去包菜用了。
张春桥、姚文元于1月4日从北京飞抵上海，亲自坐阵督促夺权(当时，王洪文等刚刚夺了《文汇报》的权，正在酝酿夺《解放日报》的权)。到上海后，二人立即与王洪文聚到一起密谋。此时的张春桥所考虑的不是夺权的过程了。他认为夺权是不成问题的。他考虑的是夺权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提出：夺了“两报”的权力后，要刊登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不是开了一个东湖会议吗?东湖会议的成果走资派不能用，我们可以用。可以借东湖会议上各造反组织的名义，搞这篇文章，题目就叫：《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由十几家造反组织签名(最后签名的造反组织有11家)，主题是批判走资派以抓生产为名，压制革命、反对革命。张春桥手下的亲信立即动笔，很快就把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在1月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见报后，张春桥、姚文元急送中央转毛主席。送出文章后，他们立即会见各路“造反英雄”，鼓励他们造反，同时要他们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是个暗示，他要求各路“造反英雄”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而“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来联络“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又是谁?是张春桥、姚文元。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就是要各路“造反英雄”必须以张春桥、姚文元为核心。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王洪文，在会见上海各路“造反英雄”时，处处赞扬王洪文。把王洪文放在突出的位置，甚至要王洪文与他们一起接见造反派代表。他们所说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各路造反派不要半途而废，要进一步去夺“走资派”手中的权力。把这两层意思结合在一起直白地表达出来就是：要把上海市委的权夺过来，由张春桥、姚文元来掌权。
但是，张春桥、姚文元还有更深的打算。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了“中央首长”的位置上。他们有更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在中央掌握更大的权力，区区一个小上海，哪里能够容纳得下他们?但是，上海的权力，他们也不能丢，他们要找一个能够在上海替他们掌权的人。这个人，他们选定了王洪文。因此，此次张、姚回上海，张、姚、王三人已经不分家了，三个人已经经常在一起研究、决定上海的大事情了。
王洪文也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了。因为此时的上海市委已经运转不灵了，一切由造反派说了算。但是，造反派也需要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才能真正掌权。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是自己，自己在“中央文革”那里有了“根子”，就一定能够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前面虽然还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但今后张、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北京方面的，王洪文自己才是上海真正的“一把手”。虽然这个实际的“一把手”还“名不正”，但他认为，到“正名”的时候，这个
自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毛泽东决心用非常手段解决内部分歧。1966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伯达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吸收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员参加。这些人参加进来，不光是起草文件，实际上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干部，直接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_个设想：等“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人要作为中央领导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因此，选择进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都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其成员有：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开始就是作为这个小组的骨干而被选进来的。
1966年4月，毛泽东决定在5月内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重要人员，列席了这次会议。这使二人受宠若惊。
原来，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但由于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没有全部定下来，便只决定了组长(陈伯达)人选、顾问(康生)人选、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人选。但是，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这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代替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实际上其地位高于中央书记处，因此，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很慎重的。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都必须经毛泽东同意才行。毛泽东经过6月、7月两个月的考虑，最后于8月初确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和成员。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组成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成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还当上了副组长。他们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实际上等于中央书记处书记。
说起来，张春桥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十分特殊的。在“中央文革”，在组长、副组长中，大都是有一定资历和背景的人。组长陈伯达，算是有一定“革命资历”的人，自延安时期起，他就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号大秘书，建国后也长期参与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是中央的“大笔杆子”。顾问陶铸、康生都是老资格的人，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又都善于写作。副组长江青虽然谈不上什么资历和水平，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身份特殊，自然是别人无法与她相比的。副组长王任重，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信得过的人，不光资历深，当时的职务也高，是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高级干部。副组长刘志坚，是部队老资格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战争年代立有战功，建国后是中将。唯独副组长张春桥资历浅，职务低，因此名列副组长的最后。但不要忘记了，张春桥此时实际上是与江青、王任重、刘志坚这样的重要干部平起平坐的，也不要忘记了，连王力这样的在中央工作的副部级干部都还只是成员。没有当上副组长。更重要的是，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中起的实际作用决不是一位副组长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组长陈伯达管不了江青，反而要受江青的指挥，他就不大管事了，江青成了实际上的组长(后来中央下发文件规定，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在陈伯达生病或有其他事情期间，江青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工作——笔者注)，而江青决定任何问题，都是和张春桥一起商量、拿出主意来的。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实际地位、特殊身份，决定了每当她拿出意见，就等于是最后决定，何况还有张春桥的应和呢?这样，王任重、刘志坚的副组长，也就形同虚设了，他们也管不了什么事情了。后来，王任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刘志坚被揪了出来，副组长实际上就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了。组长陈伯达是“牌位”，江青是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实际上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的“二把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兼任上海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成了兼中央大员和地方大员于一身的重要干部。当然。这是后话。
支持“安亭卧轨”
1966年11月，上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组织建立了一种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他们聚集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准备搞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仪式。会上，他们提出要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提出要批判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派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来讲了很明确的三条：第一，造反不能影响生产，现在你们必须回家休息，明天继续在本单位搞好生产；第二，根据中央精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搞跨行业跨单位的组织，而“工总司”就是这样的组织，因此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三，曹荻秋不能到会场来接受所谓的批判。这就是上海市委的意见。听了这个意见，王洪文气急败坏，他像一个赌徒，下决心继续赌下去了。王洪文登上台，向在场的全体造反队员高喊道：上海市委要镇压我们，我们这几千人就要成反革命了，我们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现在红卫兵可以免费串联，我们也可以免费去北京告状。廖祖康在旁边高呼，革命战友们，冲啊!冲进去!于是，几千造反队员一声喊，就冲进了车站，涌上了站台。正好有一列向北京开的列车，王洪文一声喊：“上!”他们不由分说，分别从车门、车窗涌进车厢，把这列火车挤了个满满当当。火车按点开动了。但这列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就开始缓速行驶。开到上海所属嘉定县的安亭火车站时驶入车站旁边的一个卸煤专用的道岔上，用锁锁上了。他们决定拦车。但第一次拦车没成，王洪文要第二次拦车。第二次拦车时王洪文冲在最前面，他头一个跃上铁轨，躺了下来，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也紧跟着冲上铁轨，卧在铁轨上。这列火车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一次，王洪文和他手下的骨干干脆不离开铁轨了，就卧在那里，整个沪宁线被堵塞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对造反工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之事，没有表态，他只是指示当时实际主持全国各方面工作的“中央文革”处理此事，而且指定“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亲自出面处理。
陈伯达很为难。他自己不能去上海，就决定使用自己能写作的看家本领来处理。于是，陈伯达动笔写了一个电报稿。他在电报稿中写的非常明白：你们不是用业余时间闹革命，是不对的，你们卧轨拦车，已经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了，你们这样做，影响是极坏的。并且，陈伯达明确表示：解决你们问题的办法。就是你们回上海去，就地解决。陈伯达的电报直接发给上海市 委。上海市委立即行动。他们派出广播车，开到安亭，广播车上反复播放陈伯达的电报。这一下，王洪文傻眼了。他知道，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内第五号首长，还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主持全国党政日常工作的，就是代表中央的。陈伯达的电报，等于是中央否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即使去北京，得到的，也就是这个结果了。他们回上海去，将处于被追究责任的地位，而中断沪宁线长达几十个小时，决不是小事。王洪文清楚，自己面临坐牢的危险。
陈伯达发了电报后，又派张春桥乘飞机飞往上海。陈伯达的电报发到上海时，张春桥乘坐的飞机也起飞了。张春桥一到上海就与这些造反派头目们展开了谈判。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我们可以同意“中央文革”的意见，“工总司”撤回上海，但是，有5条要求，要你明确表态，并且签字同意。这五条要求是：第一条，承认“工总司”是上海工人阶级组成的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条，“土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迫北上告状的，我们北上告状，是告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状，是革命行动；第三条，上海市委必须承担安亭事件的责任；第四条，曹荻秋必须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作检讨；第五条，今后上海市委必须给“工总司”以工作方便。末了，王洪文重重地加上了一句：如果不答应这5条，我们做不通在安亭的造反工人们的工作。
听此话。张春桥心中暗自掂量：王洪文已经答应了可以撤回上海，他们只要撤回上海，大问题总算解决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王洪文提出的这5条要求，也正合他的心意。他在内心是支持上海工人造反的。他早就对上海市委不满，认为上海市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搞倒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我张春桥就可以控制上海。张春桥还感到，“工总司”已经是上海政坛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能够抓住这支政治力量，他就等于有了今后控制上海的法宝。于是，张春桥答应了王洪文的要求。
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坚决反对张春桥这样做。他们决定召开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于11月13日上午举行。会议一开始，曹荻秋就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跨行业跨单位的全市性组织，市委早就集体讨论过，对这个组织，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工总司”北上集体告状，在安亭卧轨拦车，造成沪宁线中断几十个小时，这是严重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责任应该由“工总司”来负。曹荻秋对张春桥说：你在安亭讲话，答应了“工总司”的5条要求，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听说你还要到文化广场去当着造反派的面签字同意5条要求，你不应该去签这个字。曹荻秋讲话时，张春桥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与曹荻秋对峙着。这意味着会议陷入了僵局。曹荻秋见状，立即站起来给北京“中央文革”打长途电话，请求裁决。接电话的是陶铸。陶铸在电话那边听了曹荻秋的汇报后，当即表态说：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按曹荻秋的意见办。陶铸还说，你让张春桥同志来接电话，我与他讲。陶铸在电话里同张春桥讲了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放下电话后，回到座位，阴沉着脸对大家说，那就按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一散，张春桥自己悄悄到机要室去给陈伯达打长途电话。他在电话中讲了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表示支持张春桥，同意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办。张春桥放下电话，立即乘车到了文化广场，直接走上主席台。台下已经有几千名造反队员等在那里。张春桥在向他们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他们的行动并当众在“工总司”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
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上签字的消息，立即传到陈丕显、曹荻秋的耳朵里。他们惊呆了。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当面答应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为什么耍两面派?为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愤怒地给陈伯达打电话。要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制止张春桥的行动。然而，又出乎他们的意料，陈伯达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同意张春桥的做法。于是，他们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一个是陶铸，一个是陈伯达，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却持有两种意见。曹荻秋发火地说：我们到底听谁的?于是，他和上海市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以上海市委的名义，要求中央讲清楚这个事情，要求中央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的意见。
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马上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列席了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也没有参加会议。因此，这是一次特殊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唯一议题，就是如何对待安亭事件的问题。会上，周恩来、陶铸坚持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坚持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立足于本单位，不能搞跨行业跨单位的群众组织。姚文元显然是有备而来。会上，他率先发言，发言时手里拿着几张事先写好的提纲。姚文元坚决主张，要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办。姚文元还介绍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攻击，认定：上海市委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各造反组织为了冲破阻力，可以搞跨行业组织。听姚文元这样一说，陈伯达、江青，加上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央文革”成员，都表示支持张春桥的做法。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这两种意见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要在两种意见中做出选择。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错误地认为，安亭事件是工人造反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典型。他听到政治局常委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之后，表示支持陈伯达、江青的意见，同意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他说：张春桥这次先斩后奏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一言九鼎。张春桥、姚文元松了一口气。他们得手了。
摘上海这个“大桃子”
当历史脚步迈入1967年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了。在“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暗示下已经成为他们的亲信的王洪文，不能让走资派干了，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于是，有了王洪文大闹东湖会议的一幕。
说到东湖会议，还要从周恩来的一个指示谈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虽然主张通过群众斗争这种“乱”的方式夺“走资派”的权，但毛泽东的内心是不想让全国出现全面动乱局面的，他还是希望把生产搞上去。于是，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时，突出强调要稳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周恩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构想：由各地党委的领导干部牵头，说服、组织各地普遍出现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一起维护社会稳定，把生产搞上去。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他想在上海试验他的这一构想。于是，1967年元旦过后不久，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正离职休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让他带病出来工作，把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头头找到一起，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陈 丕显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1月初抱病出山，在上海东湖路上海市委招待所(陈丕显出来工作后的临时办公地点)召集各路造反工人头目开会。当时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有70多个，较大的组织有十几个，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联系的，主要是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听说是周总理指示召开的会议，就都来参加了，连赫赫有名的王洪文也来了。
但王洪文来参加东湖会议，却另有目的。原来，1月1日他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告诉他，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但陈丕显也是走资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走资派的权，我们不能再让走资派干了，要夺他们的权，今后的上海，不是陈丕显的，而是上海工人的。张春桥的这些话。对王洪文有很大刺激作用。王洪文是早有“当大官”野心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有众多工人参加的造反组织的头目了。对上海的政局已经有很大影响了，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正是他心里痒痒着要干的事。特别是张春桥最后那句话：上海不是陈丕显的，是上海工人的，上海工人造反头头正是自己，张春桥明明是暗示，今后要把上海的大权交给自己。放下电话后，他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接到了陈丕显的秘书请他去东湖招待所参加会议的电话通知，他心里琢磨，正好可以去“轰”陈丕显一“炮”，让他威风扫地，干不下去。
1月2日下午，东湖会议刚开始，陈丕显先传达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以周恩来在人民中的威信及现在的地位，造反派的头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陈丕显传达完周恩来的指示后，只说了一个意见：按照周总理指示，搞一个“告全市人民书”。来参加会议的人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意见，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关于稳定社会，“抓革命、促生产”的意见。陈丕显表态说，可以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告全市人民书”。陈丕显的话音刚落，王洪文立即站起来，指着陈丕显的鼻子斥责道：你陈丕显算什么东西，要造反派听你的?我们造反派不听你的，你有你的问题，我们造反派还没有跟你算账呢!上海的工作问题，要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不能由你们走资派来解决，你是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曹荻秋的代表。王洪文这一闹。原市委干部徐景贤也在一边帮腔。二人一唱一和，把整个会议给搅了。
搅了东湖会议之后，王洪文并未罢休，他要大干一场，开始实施夺权计划了。从哪里下手夺权呢?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话：凡是革命，必先造成舆论。如果夺了舆论大权，就可以进一步掌握全上海了。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上海的两大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本是上海的老资格报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办了，报头是用孙中山写的字拼成的。《解放日报》则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后，由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丽家报纸不仅对上海影响极大，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王洪文要夺“两报”的大权，可谓目光独具。这说明，他不是一个饭桶。但是，干这么大的事，他心里没底，他必须找到中央的“后台”。于是，1月3日，王洪文专程跑到北京，找张春桥、姚文元请示“机宜”。当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二楼密谋。王洪文讲了他要夺“两报”大权的打算后，张春桥当即表示，正合我意。张春桥让王洪文尽快回上海，组织人夺“两报”的权。
1967年1月4日凌晨，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和《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汇合，夺了《文汇报》的权。当天印出的《文汇报》报头换成了仿宋体，还刊登了毛泽东写于1957年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刊登此文的意思是，毛主席早就说《文汇报》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方向了。当天的《文汇报》还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这篇“告读者书”中公开表明：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1月5日，王洪文的小兄弟汇合《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这样，上海“两报”的大权全都落入了王洪文的手中。“两报”的报道风格也为之一变，攻击上海市委的“火药式”文章充斥版面。甚至还连篇累牍地刊登传单。许多上海市民收到改版后的“两报”后，连看也不看，就拿到菜市场上去包菜用了。
张春桥、姚文元于1月4日从北京飞抵上海，亲自坐阵督促夺权(当时，王洪文等刚刚夺了《文汇报》的权，正在酝酿夺《解放日报》的权)。到上海后，二人立即与王洪文聚到一起密谋。此时的张春桥所考虑的不是夺权的过程了。他认为夺权是不成问题的。他考虑的是夺权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提出：夺了“两报”的权力后，要刊登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不是开了一个东湖会议吗?东湖会议的成果走资派不能用，我们可以用。可以借东湖会议上各造反组织的名义，搞这篇文章，题目就叫：《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由十几家造反组织签名(最后签名的造反组织有11家)，主题是批判走资派以抓生产为名，压制革命、反对革命。张春桥手下的亲信立即动笔，很快就把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在1月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见报后，张春桥、姚文元急送中央转毛主席。送出文章后，他们立即会见各路“造反英雄”，鼓励他们造反，同时要他们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是个暗示，他要求各路“造反英雄”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而“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来联络“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又是谁?是张春桥、姚文元。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就是要各路“造反英雄”必须以张春桥、姚文元为核心。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王洪文，在会见上海各路“造反英雄”时，处处赞扬王洪文。把王洪文放在突出的位置，甚至要王洪文与他们一起接见造反派代表。他们所说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各路造反派不要半途而废，要进一步去夺“走资派”手中的权力。把这两层意思结合在一起直白地表达出来就是：要把上海市委的权夺过来，由张春桥、姚文元来掌权。
但是，张春桥、姚文元还有更深的打算。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了“中央首长”的位置上。他们有更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在中央掌握更大的权力，区区一个小上海，哪里能够容纳得下他们?但是，上海的权力，他们也不能丢，他们要找一个能够在上海替他们掌权的人。这个人，他们选定了王洪文。因此，此次张、姚回上海，张、姚、王三人已经不分家了，三个人已经经常在一起研究、决定上海的大事情了。
王洪文也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了。因为此时的上海市委已经运转不灵了，一切由造反派说了算。但是，造反派也需要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才能真正掌权。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是自己，自己在“中央文革”那里有了“根子”，就一定能够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前面虽然还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但今后张、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北京方面的，王洪文自己才是上海真正的“一把手”。虽然这个实际的“一把手”还“名不正”，但他认为，到“正名”的时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