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对于各个城市而言就像一场严肃的大考。
　　几个月前，关于中国GDP增速是否需要“保6”、如何“保6”等问题，曾引发热议。如今疫情之下我们再来看，单纯地关注疫情对GDP的影响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数字背后，只有人，才是最终的目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福利。
　　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同时承担了巨大的防疫压力。而城市经济、城市竞争力的意义在于，危难来临时的抵御能力，以及对于民生的关怀。毕竟，人活着一切才有希望。

疫情挑战公共服务水平

　　复工时间虽不断在延迟，但春节后返程仍是大势所趋。这是一场危险的迁徙，人口流入的主要城市直面疫情防控的压力。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空城”指数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东莞、广州、苏州、成都、佛山、杭州、郑州。
　　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相互契合。其中，有七个城市都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这些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比都超过35%以上，深圳甚至高达65%。从确诊病例来看，除湖北之外，疫情较严重的城市除了外来人口比较高的几大中心城市，还包括温州、台州、宁波等这类商业发达中小企业遍布的城市。
　　分析这场疫情时，不少人直指区位因素。武汉都市圈是强省会都市圈，以中部最大城市武汉为圆心，与周边的中小城市一起共同组成，在更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因此，许多人将疫情传播速度归咎于城市化加速所带来的城市群内部强联系。
　　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指出，这种关系在现代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科技的作用之下，是可以被极大程度削弱的。此外，在疾病的研究、治疗和预防上，人口规模具有正面作用的。
　　现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是在2003年的SARS疫情后建立起来的。当出现了像SARS这样的疫情时，它可以第一时间建立起隔离病房。比如上海的公共卫生中心，它就是在SARS疫情后建立的。广州也曾站在SARS战役的第一线，政府和医疗系统有丰富的经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长三角、珠三角这两大经济发达的城市群都迅速采取措施应对，广东省继2003年后再次启动了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紧接着各大城市先后宣布延迟复工时间，率先行动的是苏州。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建议，要将流行病学、疾病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四个学科共同来进行合作研究、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过度管制和放任。对于不同区域而言，发展水平不同，面对疫情的反应、扩散程度也会不一样，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公众的认知水平，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以上海和广州为中心，占据了绝对的医疗资源优势。在2019年年底复旦大学医院管理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中，上榜的50家医院以高校为主体的医院则达到了八成，有21家来自这两大城市群。比如，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内呼吸科排名全国第一。
　　疫情也对物流发达程度和城市群内部产业的联动能力提出了考验。以口罩的生产为例，有数据统计在涉及医用口罩生产经营的企业中，山东、河北、北京、河南、重庆的企业数量分列前五位，共占全国医用口罩企业总数的64.12%，其中山东的企业数量最多。

在涉及医用口罩生产经营的企业中，山东、河北、北京、河南、重庆的企业数量分列前五位，共占全国医用口罩企业总数的64.12%，其中山东的企业数量最多。

　　但有报道统计数据指出，截至2020年1月底，全国各省市中上海口罩的日產能最高，能够实现每日400万只口罩的生产能力。上海全市共有17家口罩企业，已经逐步恢复产能。与此同时，广州、杭州等城市开始为市民免费提供口罩。
　　疫情面前我们看到，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等“软实力”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能尽力将人口规模与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降到最低。

哪些中小企业最困难？

　　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群内部，民营经济活跃，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的环节，各城市圈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分工的关系。但在制定短期防控措施时，无论是为抗击疫情而必须采取的交通和人口流动管制措施，还是各城市独立采取的延迟复工政策，都给供给侧带来了强烈冲击，尤其是在产业链条紧密的城市群。
　　其次，恐慌情绪和高度不确定性会抑制投资需求，疫情将对实体经济尤其是需求端将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包括餐饮旅游、休闲服务、商业贸易等行业。在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内部，居民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增长较快，自然而然受到的疫情压力也非常大。
　　市场上有一种看法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电商经济的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头部电商平台的销售大头为“出门用”的产品，在出门已经成为一件稀罕事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也被大大抑制了。同时，疫情也造成了物流运力的紧张。
　　中小企业众多、流动人口密集、消费服务行业发达，疫情影响之下，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中国这两大最发达的城市群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战疫”形势。
　　尤其是近几年，民企在过去几年融资结构上出现两大问题。一是有息流动债务高，并且依赖非标准化债务融资。二是融资结构倾向短借长用，加剧了滚债的风险。然而民企还没从困境中走出来，如今又要直面疫情的困扰。
　　企业复工状态不佳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大可能遭遇下游需求陡然收缩。“开工延迟，周转放缓，现金流吃紧，偿债压力大”，给企业的生产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由于缺乏背景优势和议价能力，中小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其中一些可能会因为现金流的问题最终陷入困境。 　　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武祥教授、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刘军总经理、北京大学魏炜教授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表明，受疫情影响，29.58%的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58.05%的企业下降20%以上，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
　　疫情来势汹汹，传播速度快的特征非常明显，发展趋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疫情控制必然是放在首位的。然而，在临时的疫情管制措施之下，从防风险和提高政策前瞻性的角度出发，如何利用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以及疫后如何尽可能地快速推进经济复苏，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地方经济的抗疫压力

　　当年非典结束之后，有研究者统计了某些疫区城市数据，发现非典综合各项因素，可以影响到地方财力的10%。疫情面前，稳民心，也得稳住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均发文，明确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以及对部分企业贷款进行贴息支持。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加大融资支持、适当下调贷款利率，纾困企业因疫情产生的压力、增加信用贷款，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还要防止各金融机构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同时，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城市陆续推出一系列中小企业減负措施，涉及缓缴社会保险和部分税款、减免房租、贷款适当展期等诸多方面。
　　地方层面，苏州率先推出了惠及中小企业“苏十条”，确保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融资成本降低，同时推出中小企业减免房租税费、缓缴社会保险和部分税款等多项措施，执行期限为三个月。
　　纵观这十条，在加大金融支持方面，上述政策鼓励各银行机构通过压降成本费率，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三必须一重要”重点领域和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上下浮10%以上，确保2020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2019年同期融资成本等。
　　此外，苏州市还提出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创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基地等各类载体，优先予以政策扶持。继苏州之后，多地接连加入了帮扶中小企业的队伍。

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表明，受疫情影响，29.58%的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58.05%的企业下降20%以上，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

　　宁波则在全国率先出台临时性下浮社会保险费率政策。在宁波，中小企业超过27万家，约占全市总企业数的99%。为此，宁波下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1个月单位缴费比例，加大对中小企业稳岗返还力度等政策。政策推行的基础就在于，浙江省的基金结余状况相对较好。上海也发布了一系列企业减负政策，预计可减轻社保缴费负担超100亿元。
　　为了缓解企业的焦虑，广东银保监局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项额度支持。比如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创新推出适合中小微企业的“战疫贷”，用于企业生产销售防疫所需物资、企业扩大再生产等用途，贷款期限为1～3年，至2月5日，已向小微企业投放2734万元。
　　此外，在广东推出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20条中，还有一条包括发挥国有企业关键作用。国有大中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在货款回收、原材料供应、项目发包等方面，加大对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支持，促进产业链运行平稳。对已与国有企业签订合同的中小企业，确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适当延长合同履行期限。国有企业要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相关款项，不得形成新增逾期拖欠。
　　以位于珠海的格力集团为例，其产业链上游企业武汉兴力塑胶有限公司因为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面临停工减产的困境，格力财务公司将其存量贷款利率下调100个基点，共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广州也出台了十五条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从加强金融支持、降低房租成本、减免缓缴税费等方面入手，预计将为企业减负约50亿元。广州的政策面覆盖广，其中的扶持对象不仅包括中小微企业，还包括全市105万户个体工商户，涵括了餐饮、商贸、交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企业和个体户。政策还结合广州作为商贸之都的特点，提出了降低专业市场租金，降低电商平台费用等特色举措。
　　不过，最终各个城市这些政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然取决于此次疫情的各种相关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