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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走马灯般的古装剧一再展演君臣们于阴暗角落的权衡算计，而时装剧又多专注于俊男靓女浪漫的爱情或者虚幻缥缈的时尚生活。这样的权谋文化、阴柔生命经验几乎主导了中国当前的电视剧荧屏。因此，偶尔出现的散发着彼岸与理想的气息，表征着伟大、纯洁、无私与奉献的长征故事显得弥足珍贵，而阳刚、极具生命活力与独立个性的李云龙式英雄也拥有拥趸无数。但是，这样阳刚的生命经验要么属于战争、属于军人，要么属于历史，一旦转向真实平凡的现实，转向普通的个体，电视剧所表现的人们似乎只能在家庭的烦恼、生活的琐碎、世界的纷乱、情感的多变等诸种重压下匍匐而行。高远的理想、张扬阳刚的生命状态、卓然挺立的超越精神成为凡俗人生的稀有之物。
歌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间是齐头并进的。在我看来，由于文学和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比歌德想象的复杂，这句话应该做一些修正，那就是主流文艺作品和产品的衰落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衰落。尽管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如此迅速，可是我们的精神产品却如此贫乏，可观的电视剧产量却难以掩盖我们表述日常生活能力的贫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以下简称《恰》剧）难能可贵。
《恰》剧虽然同样取材历史，却重在发掘凡俗人生的日常生活事件所蕴含的生命状态，向人们展示由日常生活跃向彼岸精神世界的一种人生可能性，它不仅给长时期以来喜爱、欣赏、沉浸于权谋文化的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情感、反省自身、超越日常生活泥淖的机会，也为表面繁盛、实则只是局限于少数几种类型的电视剧生产证实了一种新的突围可能。
一、日常的生活经验
与当下流行的大多数古装正剧和一般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专注于传奇不同，《恰》剧虽然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但是该剧却没有选取革命历史题材素材本身特有的生活传奇性的一面，而是抓住了其日常性的一面。另外，在主题的设定、情节的编织、细节的构建以及情感的表达等诸方面剧作都紧扣日常生活，这不再是我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为伟人的传奇经历加一些人性化生活化的调料，而是转向伟人年轻时的生活状态，这使得整部剧作像是一扇通往邻家生活的“窗”，提供给人们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的是蕴含在自己身上的那些麻烦、问题以及成长的可能性。而这日常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教育与成长。
《恰》剧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读书生活为主要背景，展现了一批后来成为伟人或精英的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切中了我们时代的热点——教育与成长的话题。据编剧的自白，《恰》剧剧本的原始创意来自湖南台的欧阳常林台长，当时欧阳台长有感于当前社会的教育现状，提出做一部教育主题的电视剧，经过讨论后，主题定为“老师怎样教书育人，学生怎样读书成才”。讨论决定，从历史入手，选取历史上最成功的师生素材，来反映这个主题，最后，将选材定在了杨昌济与蔡和森、毛泽东这一组最有名的师生身上。由于有这样的出发点，伟人及其生活就不再拘泥于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将人们带进历史受教育的功能任务，而成为我们反观自身生活问题的一个契机。
围绕着教育与成长这一中心，学校为什么而教育、教员为什么而工作、学生为什么而读书、家长为什么而送孩子读书等一系列现实社会的生活问题一一展演。整部剧作的情节主线紧紧围绕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群普通青年学生的成长和以杨昌济、孔昭绶为中心的一批教员的坚守展开。有成长就有蜕变，有坚守就有妥协，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中的后者所主导的生活恰恰是当今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要部分。尹鸿认为，如果说电影是以奇观化来创造观影体验的话。那么电视剧则是用日常性来创造亲和体验的。所以，电视剧为了达到这种“感同身受”效果，更加强调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参照。或者直接取材于日常生活，在社会背景、社会生活、人物类型等方面获得与现时的互认性；或者用现实性的眼光演绎和呈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家庭和人物，追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日常性。① 本剧主要属于后者。这种表述日常生活的能力恰恰是当前流行的古装戏、帝王戏最为欠缺的。当我们看到，胸襟开阔、气象万千的盛唐在《贞观长歌》中被表述为一个公主于王公大臣们的卧榻旁、书桌边操控的一场游戏时，我们看不到这种日常性。历史当然可以戏说，也必然会改写，但是所有在正剧名义下的历史书写起码应该追求的是历史的神似，这种神似首先要吻合基本的历史面貌，由于电视剧接受环境的日常性，其剧作内容也应该具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日常性，要吻合常识，否则无法达到传播效果。
《恰》剧所展现的情节细节简直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直接征用，比如被一些评论者所垢病的毛泽东赌气买书的细节，还有刘俊卿买鞋的细节、王子鹏全家与刘俊卿之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送子女入学的细节都直接调用现实日常生活，但是，此类取材于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在符合人物历史发展脉络的框架中设置的，因此可以说，《恰》剧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沟通桥梁。
影视艺术是靠模拟人类心灵感受过程传播信息、讲述故事的。事实上，影视还原和复制的是心灵的现实，“导演在处理和把握电影节奏时依据的只能是心灵的（即作者的、导演自己的、剧中人物的、未来观众的）情感和情绪变化的节奏。正因为电影艺术这样的特性，她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媒介”②。由于电视剧和电影在基本视听语言方面的相似性，这段话用来概括电视剧同样适用。在传播的意义上，电视剧是一门情感艺术，电视剧必须以情感为媒介才能实现自身的意图，创作者的艺术观念和人生观念必须以激发观众情感反应的方式输出。而电视剧的接受环境决定了其所表现的情感最好是日常的微妙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来自于普通人在自己熟悉的家庭、工作空间、学习场所中经常体验到的酸甜苦辣，而不是帝王治国的艰辛和嫔妃们争宠的苦乐。在《恰》剧中，编导让毛泽东等所负载的，正是普通人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在电视剧连续的播出中，观众伴随着主人公在几年的戏剧故事时间中一天天度过，读书的欢欣、交友的快乐、雨中于山林呼啸的雀跃、登顶一览众山小时的豪迈、与母亲临别时的酸辛、成功参与社会潮流时的兴奋……那些历史教科书上熟悉的名字好像身边的一群朋友，悠长而又短暂的时光在微妙的感情起伏中共同度过，以至于有一天，电视剧中的那个普通的青年成功地质变为一位以一群学生娃缴械几千军阀溃兵的英雄，观众的情感也在日常的生活中完成了感情的净化，而电视剧结束在剧中人学校生活的结束又使得观众跟剧中世界的告别仿佛自己作为学生毕业，仿佛一段青春的岁月结束，观众带着长大成人的感觉体验了一段日常化的情感，平凡的时间和空间变得充实而丰盈。
二、阳刚的生命状态
权谋文化主导大量电视剧的结果就是大众文化对积极的、刚健有为的生命经验的遮蔽。那种对权力不加掩饰的好感，对帝王个人道德的迷信，对清官的渴望，都以道德诉求遮蔽体制的诉求。明君和贤臣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追求自由、民主和一种更加人性生活的漩涡中的稻草，对，连稻草也不是。阳刚的刚健有为的生命状态往往在青年群体中表现最为突出，那种20世纪初百舸争流的人与社会互动的景观不是千百年占主流的权谋文化的产物，而是文化大转型期社会控制松懈，来自西方的具有现代社会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念与青年一往无前的创造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入世观念的现代转化。《恰》剧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主动迎接生活挑战的、人与社会互动的景观所负载的阳刚的生命状态。其中的主人公大都具有主动选择自己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展现出一种硬朗的生命质地。
在剧本所设定的教与学的人物关系中，孔昭绶、杨昌济、徐特立是教师中的精英，孔昭绶的锐意改革、威武而不能屈与襟怀坦白，杨昌济的远见卓识、独具慧眼与惜才爱才，徐特立的无私奉献、朴实敬业，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显露的，他们首先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启蒙者，是以自己的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具有职业精神的教育者。正是孔昭绶、杨昌济、徐特立主动选择自己生活的勇气和能力才造就了“百舸争流”的“生态环境”。这些启蒙者的生命能够勃发出创造、开拓的光彩在于他们拒绝了容易锈蚀生命活力的外在利益枷锁，而执著于内在的自我完善，当然主要不是道德完善，而是一种开拓进取无私无畏的生命状态的完善。
毛泽东、陶斯咏、蔡和森等则是青春、成长的代名词，他们都是真正的青春偶像，是飞扬不羁的青春与远大理想抱负的负载者，狂放自信，蔑视威权，率性真情，为国为民，这是何等精彩的昂扬的人生！走万里路，读万卷书，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是何等充实的成长！这固然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但是谁又能说不是他们缔造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张扬的青春，阳刚的生命状态不是伟大时代和精英人物的独有的禀赋，它潜伏于每一个凡俗生命内心的某个角落，潜伏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在平庸的或人们自甘平庸的时代，对阳刚生命状态的发掘作为一种积极的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的感觉。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当我们被时代的重负、权钱的压抑、日常生活的琐屑压得无法透气，叙事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积极的生命感觉，以强悍的生命姿态，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③
对教育者与学生们生命状态的表现都着意表现了他们有所不为的一面。比如师生们拒绝权力、金钱、优越的生活方式等。但这种对感性欲望的拒绝并没有妨碍本剧的身体展演，不仅如此，身体展演还成为阳刚生命状态表现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观众能够接受这部电视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电视剧热衷于展示魅惑的身体，而以往此类伟人题材的电视剧又往往回避身体的自然性质素，因为理性、灵魂、精神才是我们推崇和信奉的，因此身体及其所表现的感性则总被视为价值的对立面而备受压抑。但是身体及其需求、欲望、冲动、激情在本剧中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被展现的，刘俊卿的情欲爱恋、王氏公子的单纯情感、向警予对蔡和森的倾慕都得到了全面的表现。不仅如此，身体形象的纯粹美感也是重点表现的对象，比如湖南一师纯白如雪的校服，主人公们或健硕或清矍或轻盈的身体，大多数青年人的明亮的眼神，雨中近乎疯狂的身体狂欢等。青年人身体形象中积极阳刚的一面成为本剧阳刚生命状态展演的重要部分，与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教师群体形象形成互补。
三、超越的精神追求
超越精神是指艺术对世俗物欲的超越和对真纯高尚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像的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④ 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索他自身的存在物—— 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⑤ 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和意义，阳刚的生命经验所带来的感性体验的快感取决于个体超越的精神追求，取决于个体同现实生活之间的热爱而又有所拒绝的关系。对当下物欲所淹没的凡俗生活的超越关键在于提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在《恰》剧中，这种可能性就是《少年中国说》中所表述的个人与时代的进步紧密融合的生活，也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把自己的成长与社会的成长、改变结合的成功实践。
巴赫金曾指出：“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⑥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生产已经被市场逻辑控制的消费主义主导，迎合而不是超越的精神纬度主导了电视剧的生产，但是审美最终是对人类物质生活、动物性存在的超越与提高，其价值在于制造一种幻象和梦想世界，只是，在逃避生活沉溺生活和超越地批判生活两种梦想世界的建构方式之中，我们过多地走向了前者，《恰》剧的意义最终就在于对后者的选择。
注释
①尹鸿、阳代慧：《家庭故事·日常经验·生活戏剧·主流意识》，《现代传播双月刊》2004年第5期。
②刘一兵：《作为情感媒介的电影艺术》，引自北京电影学院网站。
③④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⑤［德］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⑥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歌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间是齐头并进的。在我看来，由于文学和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比歌德想象的复杂，这句话应该做一些修正，那就是主流文艺作品和产品的衰落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衰落。尽管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如此迅速，可是我们的精神产品却如此贫乏，可观的电视剧产量却难以掩盖我们表述日常生活能力的贫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以下简称《恰》剧）难能可贵。
《恰》剧虽然同样取材历史，却重在发掘凡俗人生的日常生活事件所蕴含的生命状态，向人们展示由日常生活跃向彼岸精神世界的一种人生可能性，它不仅给长时期以来喜爱、欣赏、沉浸于权谋文化的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情感、反省自身、超越日常生活泥淖的机会，也为表面繁盛、实则只是局限于少数几种类型的电视剧生产证实了一种新的突围可能。
一、日常的生活经验
与当下流行的大多数古装正剧和一般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专注于传奇不同，《恰》剧虽然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但是该剧却没有选取革命历史题材素材本身特有的生活传奇性的一面，而是抓住了其日常性的一面。另外，在主题的设定、情节的编织、细节的构建以及情感的表达等诸方面剧作都紧扣日常生活，这不再是我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为伟人的传奇经历加一些人性化生活化的调料，而是转向伟人年轻时的生活状态，这使得整部剧作像是一扇通往邻家生活的“窗”，提供给人们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的是蕴含在自己身上的那些麻烦、问题以及成长的可能性。而这日常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教育与成长。
《恰》剧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读书生活为主要背景，展现了一批后来成为伟人或精英的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切中了我们时代的热点——教育与成长的话题。据编剧的自白，《恰》剧剧本的原始创意来自湖南台的欧阳常林台长，当时欧阳台长有感于当前社会的教育现状，提出做一部教育主题的电视剧，经过讨论后，主题定为“老师怎样教书育人，学生怎样读书成才”。讨论决定，从历史入手，选取历史上最成功的师生素材，来反映这个主题，最后，将选材定在了杨昌济与蔡和森、毛泽东这一组最有名的师生身上。由于有这样的出发点，伟人及其生活就不再拘泥于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将人们带进历史受教育的功能任务，而成为我们反观自身生活问题的一个契机。
围绕着教育与成长这一中心，学校为什么而教育、教员为什么而工作、学生为什么而读书、家长为什么而送孩子读书等一系列现实社会的生活问题一一展演。整部剧作的情节主线紧紧围绕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群普通青年学生的成长和以杨昌济、孔昭绶为中心的一批教员的坚守展开。有成长就有蜕变，有坚守就有妥协，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中的后者所主导的生活恰恰是当今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要部分。尹鸿认为，如果说电影是以奇观化来创造观影体验的话。那么电视剧则是用日常性来创造亲和体验的。所以，电视剧为了达到这种“感同身受”效果，更加强调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参照。或者直接取材于日常生活，在社会背景、社会生活、人物类型等方面获得与现时的互认性；或者用现实性的眼光演绎和呈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家庭和人物，追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日常性。① 本剧主要属于后者。这种表述日常生活的能力恰恰是当前流行的古装戏、帝王戏最为欠缺的。当我们看到，胸襟开阔、气象万千的盛唐在《贞观长歌》中被表述为一个公主于王公大臣们的卧榻旁、书桌边操控的一场游戏时，我们看不到这种日常性。历史当然可以戏说，也必然会改写，但是所有在正剧名义下的历史书写起码应该追求的是历史的神似，这种神似首先要吻合基本的历史面貌，由于电视剧接受环境的日常性，其剧作内容也应该具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日常性，要吻合常识，否则无法达到传播效果。
《恰》剧所展现的情节细节简直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直接征用，比如被一些评论者所垢病的毛泽东赌气买书的细节，还有刘俊卿买鞋的细节、王子鹏全家与刘俊卿之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送子女入学的细节都直接调用现实日常生活，但是，此类取材于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在符合人物历史发展脉络的框架中设置的，因此可以说，《恰》剧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沟通桥梁。
影视艺术是靠模拟人类心灵感受过程传播信息、讲述故事的。事实上，影视还原和复制的是心灵的现实，“导演在处理和把握电影节奏时依据的只能是心灵的（即作者的、导演自己的、剧中人物的、未来观众的）情感和情绪变化的节奏。正因为电影艺术这样的特性，她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媒介”②。由于电视剧和电影在基本视听语言方面的相似性，这段话用来概括电视剧同样适用。在传播的意义上，电视剧是一门情感艺术，电视剧必须以情感为媒介才能实现自身的意图，创作者的艺术观念和人生观念必须以激发观众情感反应的方式输出。而电视剧的接受环境决定了其所表现的情感最好是日常的微妙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来自于普通人在自己熟悉的家庭、工作空间、学习场所中经常体验到的酸甜苦辣，而不是帝王治国的艰辛和嫔妃们争宠的苦乐。在《恰》剧中，编导让毛泽东等所负载的，正是普通人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在电视剧连续的播出中，观众伴随着主人公在几年的戏剧故事时间中一天天度过，读书的欢欣、交友的快乐、雨中于山林呼啸的雀跃、登顶一览众山小时的豪迈、与母亲临别时的酸辛、成功参与社会潮流时的兴奋……那些历史教科书上熟悉的名字好像身边的一群朋友，悠长而又短暂的时光在微妙的感情起伏中共同度过，以至于有一天，电视剧中的那个普通的青年成功地质变为一位以一群学生娃缴械几千军阀溃兵的英雄，观众的情感也在日常的生活中完成了感情的净化，而电视剧结束在剧中人学校生活的结束又使得观众跟剧中世界的告别仿佛自己作为学生毕业，仿佛一段青春的岁月结束，观众带着长大成人的感觉体验了一段日常化的情感，平凡的时间和空间变得充实而丰盈。
二、阳刚的生命状态
权谋文化主导大量电视剧的结果就是大众文化对积极的、刚健有为的生命经验的遮蔽。那种对权力不加掩饰的好感，对帝王个人道德的迷信，对清官的渴望，都以道德诉求遮蔽体制的诉求。明君和贤臣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追求自由、民主和一种更加人性生活的漩涡中的稻草，对，连稻草也不是。阳刚的刚健有为的生命状态往往在青年群体中表现最为突出，那种20世纪初百舸争流的人与社会互动的景观不是千百年占主流的权谋文化的产物，而是文化大转型期社会控制松懈，来自西方的具有现代社会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念与青年一往无前的创造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入世观念的现代转化。《恰》剧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主动迎接生活挑战的、人与社会互动的景观所负载的阳刚的生命状态。其中的主人公大都具有主动选择自己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展现出一种硬朗的生命质地。
在剧本所设定的教与学的人物关系中，孔昭绶、杨昌济、徐特立是教师中的精英，孔昭绶的锐意改革、威武而不能屈与襟怀坦白，杨昌济的远见卓识、独具慧眼与惜才爱才，徐特立的无私奉献、朴实敬业，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显露的，他们首先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启蒙者，是以自己的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具有职业精神的教育者。正是孔昭绶、杨昌济、徐特立主动选择自己生活的勇气和能力才造就了“百舸争流”的“生态环境”。这些启蒙者的生命能够勃发出创造、开拓的光彩在于他们拒绝了容易锈蚀生命活力的外在利益枷锁，而执著于内在的自我完善，当然主要不是道德完善，而是一种开拓进取无私无畏的生命状态的完善。
毛泽东、陶斯咏、蔡和森等则是青春、成长的代名词，他们都是真正的青春偶像，是飞扬不羁的青春与远大理想抱负的负载者，狂放自信，蔑视威权，率性真情，为国为民，这是何等精彩的昂扬的人生！走万里路，读万卷书，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是何等充实的成长！这固然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但是谁又能说不是他们缔造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张扬的青春，阳刚的生命状态不是伟大时代和精英人物的独有的禀赋，它潜伏于每一个凡俗生命内心的某个角落，潜伏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在平庸的或人们自甘平庸的时代，对阳刚生命状态的发掘作为一种积极的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的感觉。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当我们被时代的重负、权钱的压抑、日常生活的琐屑压得无法透气，叙事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积极的生命感觉，以强悍的生命姿态，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③
对教育者与学生们生命状态的表现都着意表现了他们有所不为的一面。比如师生们拒绝权力、金钱、优越的生活方式等。但这种对感性欲望的拒绝并没有妨碍本剧的身体展演，不仅如此，身体展演还成为阳刚生命状态表现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观众能够接受这部电视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电视剧热衷于展示魅惑的身体，而以往此类伟人题材的电视剧又往往回避身体的自然性质素，因为理性、灵魂、精神才是我们推崇和信奉的，因此身体及其所表现的感性则总被视为价值的对立面而备受压抑。但是身体及其需求、欲望、冲动、激情在本剧中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被展现的，刘俊卿的情欲爱恋、王氏公子的单纯情感、向警予对蔡和森的倾慕都得到了全面的表现。不仅如此，身体形象的纯粹美感也是重点表现的对象，比如湖南一师纯白如雪的校服，主人公们或健硕或清矍或轻盈的身体，大多数青年人的明亮的眼神，雨中近乎疯狂的身体狂欢等。青年人身体形象中积极阳刚的一面成为本剧阳刚生命状态展演的重要部分，与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教师群体形象形成互补。
三、超越的精神追求
超越精神是指艺术对世俗物欲的超越和对真纯高尚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像的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④ 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索他自身的存在物—— 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⑤ 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和意义，阳刚的生命经验所带来的感性体验的快感取决于个体超越的精神追求，取决于个体同现实生活之间的热爱而又有所拒绝的关系。对当下物欲所淹没的凡俗生活的超越关键在于提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在《恰》剧中，这种可能性就是《少年中国说》中所表述的个人与时代的进步紧密融合的生活，也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把自己的成长与社会的成长、改变结合的成功实践。
巴赫金曾指出：“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⑥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生产已经被市场逻辑控制的消费主义主导，迎合而不是超越的精神纬度主导了电视剧的生产，但是审美最终是对人类物质生活、动物性存在的超越与提高，其价值在于制造一种幻象和梦想世界，只是，在逃避生活沉溺生活和超越地批判生活两种梦想世界的建构方式之中，我们过多地走向了前者，《恰》剧的意义最终就在于对后者的选择。
注释
①尹鸿、阳代慧：《家庭故事·日常经验·生活戏剧·主流意识》，《现代传播双月刊》2004年第5期。
②刘一兵：《作为情感媒介的电影艺术》，引自北京电影学院网站。
③④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⑤［德］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⑥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