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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大婚，由于宫内没钱，只好打起了《四库全书》的主意，这件事溥仪始终没敢写入《我的前半生》中，因为这是其祖先乾隆皇帝的毕生心血。他仅在书中以曲笔方式写道：“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受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
那么到底是印书还是卖书？事实真相果真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那样吗？其实完全不是。查看历史记载，可以清楚地得知溥仪在此处撒了谎。经查看郑孝胥原始日记，直到溥儀出宫后，郑孝胥仍有出版《四库全书》的打算，但与溥仪想卖掉《四库全书》是两码事。这也反映出此事引发的社会反响巨大，以及溥仪避重就轻的真实心态。
当时皇上即将大婚钱却不够，溥仪召各位帝师前来研究对策。结果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办法只有一个字——借。
无奈之下，溥仪只能发话让内务府出面向各大银行和商铺借钱。但明摆着溥仪没有还款能力，谈来谈去，只好拿宫中珍宝当成抵押物，逊清皇室以这种厚脸皮的方式先后向京城各大银行借款百万两银子。
溥仪怎么能钱不紧呢？仅拿“吃”这项来说，自从逊位以来，逊清宫内始终维持过去的“御膳房”。他受西方影响，还建起了一个专做西餐的“番菜膳房”，开支惊人。据说1921年以前，每年宫内平均开支都不少于三百六十万两银子，寅吃卯粮，入不敷出。还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即在溥仪结婚前一年，不算日常花销，仅算内务府的恩赏一项，共计年支出八十七万多两银子。
溥仪既然委托皇叔载涛全权筹办大婚，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照皇叔载涛的主意，在京城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宫内的国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由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一套规模巨大的历史丛书，历经多年才完成。择选国内优秀书法人才，先后誊写了整整七套，分别收藏于北京紫禁城、圆明园以及奉天（即如今的沈阳）、承德、杭州等七处。可惜至民国时期，《四库全书》仅剩下四套，此乃真正的国宝。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民国政府遂在1914年把沈阳那套《四库全书》专门押运到京城，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故宫的三大殿内。
1922年3月的一天，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大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把奉天版全套《四库全书》以百万元高价对外“出售”。溥仪唯恐这桩生意落空，还特意派了宫内府大臣逐一向驻京各国使馆询问买主。同时，还专门派一位熟悉日本人的皇亲前去日本驻京公使接洽，低三下四地询问日本人愿不愿意购买这套奉天版的《四库全书》。
外人不知，溥仪对宫中珍藏的国宝摸底早就开始了，他曾亲派内务府大臣和几位帝师以及第一位陪溥仪在南海瀛台读书的启蒙太监张谦和，协助查清各宫的奇珍异宝。
据张谦和称，乾隆皇帝去世前，把毕生酷爱的宫中数万件超级国宝集中在一处且打上封条，全部“封藏”于建福宫内，任何人不可擅动。
而溥仪当即让他同赴建福宫，一探究竟。结果，确如张谦和所说，建福宫殿门上贴着厚厚的陈旧封条，多年来纹丝未动。
溥仪下令打开殿门。于是，张谦和领着几个心腹太监小心翼翼地启开了封条，推开门进去一看，殿内专用的收藏大躺柜，尽管尘土老厚，却摆放得十分整齐。几个太监瞧着溥仪的脸色，没敢动手。这是宫内的规矩，皇上没让动，谁也不敢动。溥仪终于发话，开箱。他们发现里面装的都是乾隆皇帝在世时鉴赏过的宫廷珍宝。经清点，仅建福宫一处，各种古玩和珍稀古字画至少有几万件之多，无一不是世间罕见的奇珍异宝，皆可算得上宫内顶尖级的古董。
可以说溥仪此次开启国宝封条，诱发了上个世纪最大的国宝流失案。
溥仪曾指令内务府派人去总统府交涉，请求民国政府把多年拖欠的银子补发，以使大婚能正常筹备。从宫内档案可以查到，民国财政部当时致函内务府略带歉意地解释说：由于民国政府财政实在困难，皇室优待费没能按时拨发，为襄助宣统大婚，特意从关税中下拨十万大洋，其中两万块算是民国政府的贺礼。实际上这十万大洋仍难以弥补溥仪大婚的费用和债务，仅是杯水车薪。于是，溥仪无奈之下，便盯上了《四库全书》。
据说听到清室经济紧张，打算卖掉这套宫藏奉天版《四库全书》，日本公使馆非常重视，当即往日本国内拍了一封电报。很快，日本国内明确指示务必把这套《四库全书》弄到手。紧接着，日本派人跟宫内府进行多次频繁的秘密交涉。
当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打算把国宝《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的消息披露之时，1922年4月1日，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马衡、周作人等为首的七名教授公开站出来，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将矛头对准溥仪，“今爱新觉罗·溥仪，竟胆敢私行盗卖与外国人，不但毁弃宝书贻民国之耻辱，抑且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同人等身属民国国民，断不容坐视不问。兹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请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他们强烈要求把《四库全书》从故宫三大殿内转移至其他地方，以摆脱溥仪的控制。
瞬间，京城媒体掀起了一场“风暴”，本来张勋复辟那次，溥仪就遭到全社会反对，若再卖掉《四库全书》，那岂不成了人民公敌吗？溥仪左思右想，迫于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只得放弃了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的打算。
对于这件事，就连当时的军阀也十分愤慨。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溥仪欲卖掉《四库全书》一事，激起社会公愤，甚至有人公开提出废止溥仪及皇族的《清室优待条件》：“今日报言，吴佩孚言于黎元洪，欲止皇室优待条件……清室闻之大恐。”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大寿庆典，其祝寿之礼是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的金编钟。令人称奇的是，铜编钟历来以大小而定音域不同，可这十六只金编钟大小无异，每个钟内却含不同程度的铜质。这不仅是稀世文物珍品，也是康乾盛世的综合国力象征。
鲜为人知的是，溥仪靠卖《四库全书》筹措大婚费用这一招失败后，又实施了第二招：私下用金编钟等宫中珍宝，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四十万元。北京盐业银行遂将金编钟密藏在东交民巷保险库里。 这样疑问就来了，一是有关溥仪抵押金编钟等私下签订的合同，当事人提供是在1924年5月31日才签订。而大婚则在1922年12月1日举行。二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荣源把历代帝后宝册押进四大银行。”显然，溥仪是在企图撇清此事纯属荣源个人行为，而与自己无关。
那到底与溥仪有无关系，哪个才是历史真相？这就要先说一说金编钟等珍宝抵押的盐业银行。它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是大收藏家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姻亲，经袁世凯特批创办了这家银行，还在京、津、沪三地设立分行。可它又如何牵扯上金编钟这些稀世珍宝了呢？
当时具体负责溥仪大婚资金筹备的人叫钟凯，是内务府郎中，由于清室不敢在京城活动，只好由他出面专程赴天津联系出售金编钟。不料，其他贪官唯恐他一人独吞回扣，于是在报纸上披露了此事。最终，溥仪只好把四十多箱珍宝抵押给盐业银行。
在此之前，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耆龄等将一批珍贵文物以八十万元抵押给盐业银行。其中金编钟仅作价抵押四十万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荣源的具体联系人就是岳乾斋。岳乾斋是京城大郊亭人，十五岁起就在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精通金融业，最终当上了盐业银行北京行经理。
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宫中开始出卖或抵押这些国宝的呢？据考，后来成为盐业银行董事长的张伯驹的证明是最可信的。他在1966年撰写的文史资料中回忆：“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大约在1919年以前，这些古物初由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后转到盐业银行和大陆银行。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批，计二十万元，先后计六十万元。”
这和溥仪大婚前筹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所谓溥仪婚后所签合同，是为掩人耳目。至于溥仪将此归为荣源的个人行为，显然是溥仪丢车保帅的策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民国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明知违法，只好把罪名推到岳父身上了。此时，荣源已死去多年。
因溥仪无力偿还抵押利息，这笔款项连本带利达两百多万元，溥仪大婚前只得让内务府又把宫内明清两代的一批大小元宝卖给了盐业银行。由于岳乾斋另有想法，始终不公开这笔钱的细账。其实，民国政府与溥仪为首的清室早有约定，宫内珍宝绝不可卖出宫外。溥仪私下派岳父荣源到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纯属违法行为。盐业银行只能把金编钟等珍宝密藏在最保险的外国使馆区的银行保险金库里。
就这样，在岳乾斋与总行经理幕后交易下，这笔珍宝骤然变成了银行体外循环的一笔私账。他们还对外声称，若抵押到期则对外公开拍卖。
当溥仪听说国宝即将变卖，可急坏了。宫内珍宝将失去，更要命的是这将暴露其违法行为。溥仪立即派遣最信任的帝师陈宝琛出面，找到盐业银行的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绝不能视为一般物品，应当妥善保管，绝不可以还不上款为由，自行处理。”
在来回交涉中，盐业银行听出了溥仪的真正本意，就是清室无钱可赎。看得出，宫内的溥仪经济上十分窘迫。谈到最后，陈宝琛透露了溥仪的底牌：银行再付给他十几万元就算完事。
但是，盐业银行根本没搭理溥仪，最终仍把国宝全部没收。溥仪吃了一个哑巴亏。不仅如此，这批国宝最终被两个行长低价收购，私自瓜分了。岳乾斋怕溥仪发现，又把慈禧和隆裕的金印以及数十个慈禧封为贵人的、隆裕的纯金册封页，悄悄拿到廊房头条几家金店全部融化卖掉。
1924年，溥仪出宫到了天津。仅隔几条马路的天津盐业银行，面临着如何处理清室抵押古董而不出意外的问题。
在此之前，银行曾找过溥仪的七叔载涛，用钱封住了他的嘴，让他出具一个伪证，说是皇室抵押品已赎回。迫于各种压力，载涛只好照办。
国宝金编钟
接着总行派北京行经理陈亦侯接任天津行经理，并将金编钟藏在京城。金编钟的秘密交易，不久被《京报》披露。
随即，陈亦侯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天津。突然有一天，陈亦侯家来了一位时髦的日本姑娘——日本驻津领事馆副领事的女儿。她送上昂贵的礼品，企图弄清金编钟的下落。不料，陈亦侯一口回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群日本宪兵闯入陈亦侯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根本没找到什么金编钟。日本人失望而去。当日本军队占领天津法租界后，陈亦侯发去加急电报，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万没想到的是，回复电报仅一个字：毁！这一下把陈亦侯气懵了。
陳亦侯找到其朋友，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胡仲文，二人连夜把金编钟装入四个木箱，从法租界银行地下库房夹层转移到英租界地下室。
不出所料，金编钟前脚转移，后脚日本人就到了。陈亦侯被日本人抓起来，关押多日后，由于没任何证据只得无罪释放。
1945年冬，岳乾斋病逝。同年溥仪被苏军俘获。金编钟知情者越来越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到天津，派秘书来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可巧他是陈亦侯的早年同学，还没问起金编钟，陈亦侯便以攻为守，刚一见面便发起了脾气：“我不知你们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掉脑袋的事儿扔给我，日本鬼子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过去让我销毁，如今是不是又找我来要？你们去找吴鼎昌吧，是他叫我毁的！”陈亦侯把事儿全推到吴鼎昌身上，又侥幸逃过了一劫。
之后，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亲自指令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查找金编钟下落，说这些金编钟属于“敌伪逆产”，必须没收。陈亦侯要以汉奸罪论处！
李汉元叫来陈亦侯，让他看这张密令。陈亦侯问他：“你说，它值多少钱？”哪知，李汉元微微一笑，说：“依我看呀，顶多就值一根洋火棍。”原来，早年陈亦侯曾经搭救过李汉元的性命。此时，李汉元当着陈亦侯的面，用一根洋火把密令轻轻点燃烧掉了。
新中国成立时，陈亦侯正在上海。1949年天津解放的第三天，胡仲文向天津市军管会献出了秘藏多年的金编钟。不久陈亦侯从上海飞抵天津，表示这是他和胡仲文的共同心愿。如今金编钟已在故宫珍宝馆正式展出。
何为文物？文以载道，物乃国宝。文物的价值，不在于物而在于人文。金编钟的沉浮曲折，堪映百年沧桑。由溥仪大婚引发的曲折故事，引人深思。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世界博览》2019年第10期〕
那么到底是印书还是卖书？事实真相果真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那样吗？其实完全不是。查看历史记载，可以清楚地得知溥仪在此处撒了谎。经查看郑孝胥原始日记，直到溥儀出宫后，郑孝胥仍有出版《四库全书》的打算，但与溥仪想卖掉《四库全书》是两码事。这也反映出此事引发的社会反响巨大，以及溥仪避重就轻的真实心态。
当时皇上即将大婚钱却不够，溥仪召各位帝师前来研究对策。结果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办法只有一个字——借。
无奈之下，溥仪只能发话让内务府出面向各大银行和商铺借钱。但明摆着溥仪没有还款能力，谈来谈去，只好拿宫中珍宝当成抵押物，逊清皇室以这种厚脸皮的方式先后向京城各大银行借款百万两银子。
溥仪怎么能钱不紧呢？仅拿“吃”这项来说，自从逊位以来，逊清宫内始终维持过去的“御膳房”。他受西方影响，还建起了一个专做西餐的“番菜膳房”，开支惊人。据说1921年以前，每年宫内平均开支都不少于三百六十万两银子，寅吃卯粮，入不敷出。还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即在溥仪结婚前一年，不算日常花销，仅算内务府的恩赏一项，共计年支出八十七万多两银子。
溥仪既然委托皇叔载涛全权筹办大婚，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照皇叔载涛的主意，在京城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宫内的国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由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一套规模巨大的历史丛书，历经多年才完成。择选国内优秀书法人才，先后誊写了整整七套，分别收藏于北京紫禁城、圆明园以及奉天（即如今的沈阳）、承德、杭州等七处。可惜至民国时期，《四库全书》仅剩下四套，此乃真正的国宝。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民国政府遂在1914年把沈阳那套《四库全书》专门押运到京城，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故宫的三大殿内。
1922年3月的一天，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大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把奉天版全套《四库全书》以百万元高价对外“出售”。溥仪唯恐这桩生意落空，还特意派了宫内府大臣逐一向驻京各国使馆询问买主。同时，还专门派一位熟悉日本人的皇亲前去日本驻京公使接洽，低三下四地询问日本人愿不愿意购买这套奉天版的《四库全书》。
外人不知，溥仪对宫中珍藏的国宝摸底早就开始了，他曾亲派内务府大臣和几位帝师以及第一位陪溥仪在南海瀛台读书的启蒙太监张谦和，协助查清各宫的奇珍异宝。
溥仪开启国宝封条
据张谦和称，乾隆皇帝去世前，把毕生酷爱的宫中数万件超级国宝集中在一处且打上封条，全部“封藏”于建福宫内，任何人不可擅动。
而溥仪当即让他同赴建福宫，一探究竟。结果，确如张谦和所说，建福宫殿门上贴着厚厚的陈旧封条，多年来纹丝未动。
溥仪下令打开殿门。于是，张谦和领着几个心腹太监小心翼翼地启开了封条，推开门进去一看，殿内专用的收藏大躺柜，尽管尘土老厚，却摆放得十分整齐。几个太监瞧着溥仪的脸色，没敢动手。这是宫内的规矩，皇上没让动，谁也不敢动。溥仪终于发话，开箱。他们发现里面装的都是乾隆皇帝在世时鉴赏过的宫廷珍宝。经清点，仅建福宫一处，各种古玩和珍稀古字画至少有几万件之多，无一不是世间罕见的奇珍异宝，皆可算得上宫内顶尖级的古董。
可以说溥仪此次开启国宝封条，诱发了上个世纪最大的国宝流失案。
溥仪曾指令内务府派人去总统府交涉，请求民国政府把多年拖欠的银子补发，以使大婚能正常筹备。从宫内档案可以查到，民国财政部当时致函内务府略带歉意地解释说：由于民国政府财政实在困难，皇室优待费没能按时拨发，为襄助宣统大婚，特意从关税中下拨十万大洋，其中两万块算是民国政府的贺礼。实际上这十万大洋仍难以弥补溥仪大婚的费用和债务，仅是杯水车薪。于是，溥仪无奈之下，便盯上了《四库全书》。
据说听到清室经济紧张，打算卖掉这套宫藏奉天版《四库全书》，日本公使馆非常重视，当即往日本国内拍了一封电报。很快，日本国内明确指示务必把这套《四库全书》弄到手。紧接着，日本派人跟宫内府进行多次频繁的秘密交涉。
当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打算把国宝《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的消息披露之时，1922年4月1日，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马衡、周作人等为首的七名教授公开站出来，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将矛头对准溥仪，“今爱新觉罗·溥仪，竟胆敢私行盗卖与外国人，不但毁弃宝书贻民国之耻辱，抑且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同人等身属民国国民，断不容坐视不问。兹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请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他们强烈要求把《四库全书》从故宫三大殿内转移至其他地方，以摆脱溥仪的控制。
瞬间，京城媒体掀起了一场“风暴”，本来张勋复辟那次，溥仪就遭到全社会反对，若再卖掉《四库全书》，那岂不成了人民公敌吗？溥仪左思右想，迫于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只得放弃了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的打算。
对于这件事，就连当时的军阀也十分愤慨。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溥仪欲卖掉《四库全书》一事，激起社会公愤，甚至有人公开提出废止溥仪及皇族的《清室优待条件》：“今日报言，吴佩孚言于黎元洪，欲止皇室优待条件……清室闻之大恐。”
溥仪和金编钟传奇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大寿庆典，其祝寿之礼是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的金编钟。令人称奇的是，铜编钟历来以大小而定音域不同，可这十六只金编钟大小无异，每个钟内却含不同程度的铜质。这不仅是稀世文物珍品，也是康乾盛世的综合国力象征。
鲜为人知的是，溥仪靠卖《四库全书》筹措大婚费用这一招失败后，又实施了第二招：私下用金编钟等宫中珍宝，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四十万元。北京盐业银行遂将金编钟密藏在东交民巷保险库里。 这样疑问就来了，一是有关溥仪抵押金编钟等私下签订的合同，当事人提供是在1924年5月31日才签订。而大婚则在1922年12月1日举行。二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荣源把历代帝后宝册押进四大银行。”显然，溥仪是在企图撇清此事纯属荣源个人行为，而与自己无关。
那到底与溥仪有无关系，哪个才是历史真相？这就要先说一说金编钟等珍宝抵押的盐业银行。它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是大收藏家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姻亲，经袁世凯特批创办了这家银行，还在京、津、沪三地设立分行。可它又如何牵扯上金编钟这些稀世珍宝了呢？
当时具体负责溥仪大婚资金筹备的人叫钟凯，是内务府郎中，由于清室不敢在京城活动，只好由他出面专程赴天津联系出售金编钟。不料，其他贪官唯恐他一人独吞回扣，于是在报纸上披露了此事。最终，溥仪只好把四十多箱珍宝抵押给盐业银行。
在此之前，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耆龄等将一批珍贵文物以八十万元抵押给盐业银行。其中金编钟仅作价抵押四十万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荣源的具体联系人就是岳乾斋。岳乾斋是京城大郊亭人，十五岁起就在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精通金融业，最终当上了盐业银行北京行经理。
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宫中开始出卖或抵押这些国宝的呢？据考，后来成为盐业银行董事长的张伯驹的证明是最可信的。他在1966年撰写的文史资料中回忆：“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大约在1919年以前，这些古物初由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后转到盐业银行和大陆银行。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批，计二十万元，先后计六十万元。”
这和溥仪大婚前筹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所谓溥仪婚后所签合同，是为掩人耳目。至于溥仪将此归为荣源的个人行为，显然是溥仪丢车保帅的策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民国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明知违法，只好把罪名推到岳父身上了。此时，荣源已死去多年。
因溥仪无力偿还抵押利息，这笔款项连本带利达两百多万元，溥仪大婚前只得让内务府又把宫内明清两代的一批大小元宝卖给了盐业银行。由于岳乾斋另有想法，始终不公开这笔钱的细账。其实，民国政府与溥仪为首的清室早有约定，宫内珍宝绝不可卖出宫外。溥仪私下派岳父荣源到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纯属违法行为。盐业银行只能把金编钟等珍宝密藏在最保险的外国使馆区的银行保险金库里。
就这样，在岳乾斋与总行经理幕后交易下，这笔珍宝骤然变成了银行体外循环的一笔私账。他们还对外声称，若抵押到期则对外公开拍卖。
当溥仪听说国宝即将变卖，可急坏了。宫内珍宝将失去，更要命的是这将暴露其违法行为。溥仪立即派遣最信任的帝师陈宝琛出面，找到盐业银行的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绝不能视为一般物品，应当妥善保管，绝不可以还不上款为由，自行处理。”
在来回交涉中，盐业银行听出了溥仪的真正本意，就是清室无钱可赎。看得出，宫内的溥仪经济上十分窘迫。谈到最后，陈宝琛透露了溥仪的底牌：银行再付给他十几万元就算完事。
但是，盐业银行根本没搭理溥仪，最终仍把国宝全部没收。溥仪吃了一个哑巴亏。不仅如此，这批国宝最终被两个行长低价收购，私自瓜分了。岳乾斋怕溥仪发现，又把慈禧和隆裕的金印以及数十个慈禧封为贵人的、隆裕的纯金册封页，悄悄拿到廊房头条几家金店全部融化卖掉。
国宝金编钟的下落
1924年，溥仪出宫到了天津。仅隔几条马路的天津盐业银行，面临着如何处理清室抵押古董而不出意外的问题。
在此之前，银行曾找过溥仪的七叔载涛，用钱封住了他的嘴，让他出具一个伪证，说是皇室抵押品已赎回。迫于各种压力，载涛只好照办。
接着总行派北京行经理陈亦侯接任天津行经理，并将金编钟藏在京城。金编钟的秘密交易，不久被《京报》披露。
随即，陈亦侯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天津。突然有一天，陈亦侯家来了一位时髦的日本姑娘——日本驻津领事馆副领事的女儿。她送上昂贵的礼品，企图弄清金编钟的下落。不料，陈亦侯一口回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群日本宪兵闯入陈亦侯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根本没找到什么金编钟。日本人失望而去。当日本军队占领天津法租界后，陈亦侯发去加急电报，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万没想到的是，回复电报仅一个字：毁！这一下把陈亦侯气懵了。
陳亦侯找到其朋友，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胡仲文，二人连夜把金编钟装入四个木箱，从法租界银行地下库房夹层转移到英租界地下室。
不出所料，金编钟前脚转移，后脚日本人就到了。陈亦侯被日本人抓起来，关押多日后，由于没任何证据只得无罪释放。
1945年冬，岳乾斋病逝。同年溥仪被苏军俘获。金编钟知情者越来越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到天津，派秘书来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可巧他是陈亦侯的早年同学，还没问起金编钟，陈亦侯便以攻为守，刚一见面便发起了脾气：“我不知你们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掉脑袋的事儿扔给我，日本鬼子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过去让我销毁，如今是不是又找我来要？你们去找吴鼎昌吧，是他叫我毁的！”陈亦侯把事儿全推到吴鼎昌身上，又侥幸逃过了一劫。
之后，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亲自指令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查找金编钟下落，说这些金编钟属于“敌伪逆产”，必须没收。陈亦侯要以汉奸罪论处！
李汉元叫来陈亦侯，让他看这张密令。陈亦侯问他：“你说，它值多少钱？”哪知，李汉元微微一笑，说：“依我看呀，顶多就值一根洋火棍。”原来，早年陈亦侯曾经搭救过李汉元的性命。此时，李汉元当着陈亦侯的面，用一根洋火把密令轻轻点燃烧掉了。
新中国成立时，陈亦侯正在上海。1949年天津解放的第三天，胡仲文向天津市军管会献出了秘藏多年的金编钟。不久陈亦侯从上海飞抵天津，表示这是他和胡仲文的共同心愿。如今金编钟已在故宫珍宝馆正式展出。
何为文物？文以载道，物乃国宝。文物的价值，不在于物而在于人文。金编钟的沉浮曲折，堪映百年沧桑。由溥仪大婚引发的曲折故事，引人深思。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世界博览》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