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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运”，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以春节为中心，前后共40天左右，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发布，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按此进行专门运输安排的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叫做春运。而2012年的春运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1亿人次。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春运形成的原因及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体现的人情关系的再思考。
[关键词]春运 春节 春运潮汐现象
一、概述
根据铁道部春运电视电话会议透露的信息，2012春运时间段从1月8日开始，历时40天，至2012年2月16日结束。整个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达到31.58亿人次，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再度加剧，春运的潮汐现象更加明显。
春节回家已经成为人们每年必然谈及的全民话题。这包含着游子归家心切的温情，也渗透着买票艰巨的无奈。春节回家是游子们心理上的自然需求。但事实上，现在个人负担的春运成本已经很高了，既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订票，应付旅途因到处拥挤、辗转导车而产生的不愉快，回到家之后，红包、礼物又成为回乡者的巨大负担，但是人们仍愿意回家过年。在游子心中，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中国孝文化的体现。
二、简析春运成因
（1）中国人的春节关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春节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智慧，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已形成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在中国，无可厚非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旧的一年结束，无论离家有多远，不管钱多钱少，游子们都会尽量在除夕夜与家人团聚，共度春节。
（2）城乡差距大，务工人员的流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城乡的二元特征也十分明显，直接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因此有非常多的人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到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也加入了次行列之中，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动。这些离开家去外地就业的人员在春节前后集中返乡过年，即成为春运运输的主要人群。
（3）交通运力不足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伴随阖家团聚的同时也是31.58亿人次的大迁徙。
为了在40天之内保证30多亿人次的出行需要，全国道路、水运、铁路、民航、公安等系统以及解放军、武警部队共3000多万职工和官兵奋战在春运一线。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介绍，2012年铁路的春运运输需求与能力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日均开行临时旅客列车2064对。道路运输方面将投入84万辆大中型客车，每天发送班次260多万个。水上客运投入的船舶为1.3万艘，提供的客位大约在62万个左右。
虽然我国春运交通运力值得肯定，但是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运输运力相对不足，31亿人次的大量流动对交通运输系统是个极大的挑战。
（4）外来务工人员缺乏归属感，春节思家心切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表达过，血缘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很多离开老家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长成新的村落，只是插到已经形成的社区中。在乡土社会中要完全融入到一个社区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一是要有土地；二是通过婚姻进入到亲属圈子。
三、回家的困惑
春节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游子的心愿，但是回家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除了买票难，路上挤，回到家后父母的催婚以及“人情费用”都让人吃不消。
（1）春节忙相亲
春节期间，各大城市交友会、相亲会搞得不亦乐乎。好多人不过是被迫为之，“皇帝不急太监急”，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之下，只好阳奉阴违勉强应付一下。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说过，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书中明确指出，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结婚的社会意义是为了子女的抚育和社会稳定，所以父母催着子女结婚也有另一个解释。
（2）人情花销大
我们处在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带给我们充实的生活。然而，现在的“人情价值”增长迅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经济负担。这些花销包括来回路费，给父母、长辈和小孩子的红包，请客串门以及朋友聚会的费用等。
这种维系感情的人情消费，千百年来一直在春节期间延续着，甚至成为我们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到春节人情消费已成为自己过年的一项重要支出。
1.礼物互赠
礼物馈赠是人类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礼物馈赠来构建出各种人际关系。礼物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承载着由交换而产生的各种属性，包括；人情、名誉、地位、权力等。而物之所以能成为礼物，在于其流动性。
法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莫斯，就曾指出礼物交换的理论价值。在莫斯看来，礼物的意义在于它具有现代社会少见的“人格的整体赠与特征”，与注重利益获得的现代市场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子”的互惠性。
2.熟人社会关系的开发与维系
费孝通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我认为它现在可理解为上面说到的人情社会。在社会上我们不可能一一认识，不过熟人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在这个充满竞争且资源紧缺的时代，熟人可能对自己会有帮助。“关系”，有助于获取紧缺的资源、利用制度的弹性得到利益。但关系是双方且不固定的，时间长了，人情往往就淡了，因此熟人关系是要靠人情去维系的。
3.需求理论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情感三个层次的需要之后，有个受到尊重的需要。人的基本需求中就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获取良好社会声誉等，所以人们给自己的某种行为赋予装饰，使别人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制度和结构的转变，而且个人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的情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在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很多時候人们的交往是迫于社会环境的活动，人情消费具有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的功能，人们愿意帮助那些未来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因此，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就有了很强的目的性，在不同的群体间伏下人脉。
四、总结
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打工的游子们的心结。春节是一家团圆的时候，他们想念和亲人在一起的和谐氛围。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使得游子的返乡的心情更加迫切。
由此可见，在亲情面前，在回家跟亲人团聚的事情上，回家过年看似成本很高，但是，家的诱惑可以让花再多的钱也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因此，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便成了中国传统习俗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4]郑琳.人情消费：一种权力传递与再生产的运作方式——以C市“人情消费状况”为例[D].吉林：吉林大学，2009.4.
[5]王亮.浅析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消费[J].社科纵横，2006. 21（10）：24-25
[6]钱建平.论传统人情关系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和价值转换[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28-32
[7]陈刚.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J].社会科学，2002，（11）：53-57
[8]申存会.萧山居民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对萧山地区323名居民的调查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9]彭洁敏.婚礼中礼物流动的人类学分析——以鲁南地区A县为例[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1（4）：77-78
作者简介：王琪（1987年—），女，汉族，祖籍河北邢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经济。
[关键词]春运 春节 春运潮汐现象
一、概述
根据铁道部春运电视电话会议透露的信息，2012春运时间段从1月8日开始，历时40天，至2012年2月16日结束。整个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达到31.58亿人次，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再度加剧，春运的潮汐现象更加明显。
春节回家已经成为人们每年必然谈及的全民话题。这包含着游子归家心切的温情，也渗透着买票艰巨的无奈。春节回家是游子们心理上的自然需求。但事实上，现在个人负担的春运成本已经很高了，既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订票，应付旅途因到处拥挤、辗转导车而产生的不愉快，回到家之后，红包、礼物又成为回乡者的巨大负担，但是人们仍愿意回家过年。在游子心中，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中国孝文化的体现。
二、简析春运成因
（1）中国人的春节关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春节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智慧，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已形成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在中国，无可厚非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旧的一年结束，无论离家有多远，不管钱多钱少，游子们都会尽量在除夕夜与家人团聚，共度春节。
（2）城乡差距大，务工人员的流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城乡的二元特征也十分明显，直接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因此有非常多的人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到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也加入了次行列之中，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动。这些离开家去外地就业的人员在春节前后集中返乡过年，即成为春运运输的主要人群。
（3）交通运力不足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伴随阖家团聚的同时也是31.58亿人次的大迁徙。
为了在40天之内保证30多亿人次的出行需要，全国道路、水运、铁路、民航、公安等系统以及解放军、武警部队共3000多万职工和官兵奋战在春运一线。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介绍，2012年铁路的春运运输需求与能力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日均开行临时旅客列车2064对。道路运输方面将投入84万辆大中型客车，每天发送班次260多万个。水上客运投入的船舶为1.3万艘，提供的客位大约在62万个左右。
虽然我国春运交通运力值得肯定，但是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运输运力相对不足，31亿人次的大量流动对交通运输系统是个极大的挑战。
（4）外来务工人员缺乏归属感，春节思家心切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表达过，血缘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很多离开老家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长成新的村落，只是插到已经形成的社区中。在乡土社会中要完全融入到一个社区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一是要有土地；二是通过婚姻进入到亲属圈子。
三、回家的困惑
春节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游子的心愿，但是回家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除了买票难，路上挤，回到家后父母的催婚以及“人情费用”都让人吃不消。
（1）春节忙相亲
春节期间，各大城市交友会、相亲会搞得不亦乐乎。好多人不过是被迫为之，“皇帝不急太监急”，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之下，只好阳奉阴违勉强应付一下。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说过，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书中明确指出，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结婚的社会意义是为了子女的抚育和社会稳定，所以父母催着子女结婚也有另一个解释。
（2）人情花销大
我们处在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带给我们充实的生活。然而，现在的“人情价值”增长迅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经济负担。这些花销包括来回路费，给父母、长辈和小孩子的红包，请客串门以及朋友聚会的费用等。
这种维系感情的人情消费，千百年来一直在春节期间延续着，甚至成为我们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到春节人情消费已成为自己过年的一项重要支出。
1.礼物互赠
礼物馈赠是人类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礼物馈赠来构建出各种人际关系。礼物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承载着由交换而产生的各种属性，包括；人情、名誉、地位、权力等。而物之所以能成为礼物，在于其流动性。
法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莫斯，就曾指出礼物交换的理论价值。在莫斯看来，礼物的意义在于它具有现代社会少见的“人格的整体赠与特征”，与注重利益获得的现代市场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子”的互惠性。
2.熟人社会关系的开发与维系
费孝通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我认为它现在可理解为上面说到的人情社会。在社会上我们不可能一一认识，不过熟人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在这个充满竞争且资源紧缺的时代，熟人可能对自己会有帮助。“关系”，有助于获取紧缺的资源、利用制度的弹性得到利益。但关系是双方且不固定的，时间长了，人情往往就淡了，因此熟人关系是要靠人情去维系的。
3.需求理论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情感三个层次的需要之后，有个受到尊重的需要。人的基本需求中就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获取良好社会声誉等，所以人们给自己的某种行为赋予装饰，使别人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制度和结构的转变，而且个人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的情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在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很多時候人们的交往是迫于社会环境的活动，人情消费具有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的功能，人们愿意帮助那些未来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因此，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就有了很强的目的性，在不同的群体间伏下人脉。
四、总结
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打工的游子们的心结。春节是一家团圆的时候，他们想念和亲人在一起的和谐氛围。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使得游子的返乡的心情更加迫切。
由此可见，在亲情面前，在回家跟亲人团聚的事情上，回家过年看似成本很高，但是，家的诱惑可以让花再多的钱也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因此，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便成了中国传统习俗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4]郑琳.人情消费：一种权力传递与再生产的运作方式——以C市“人情消费状况”为例[D].吉林：吉林大学，2009.4.
[5]王亮.浅析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消费[J].社科纵横，2006. 21（10）：24-25
[6]钱建平.论传统人情关系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和价值转换[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28-32
[7]陈刚.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J].社会科学，2002，（11）：53-57
[8]申存会.萧山居民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对萧山地区323名居民的调查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9]彭洁敏.婚礼中礼物流动的人类学分析——以鲁南地区A县为例[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1（4）：77-78
作者简介：王琪（1987年—），女，汉族，祖籍河北邢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