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书法能取得艺术史上标志性的意义，无疑得力于数千年来广大文人的实际运用和审美追求。
　　如果以唐代孙过庭《书谱》中所说的书艺三重境界来作简单比附的话，台阁中大多数人所作之书是端谨的“但求平正”，而颇有艺术素质又敢于自我张扬的人则勇于“务追险绝”。只有醇厚学术修养的人，才有希望使自己的书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达到“复归平正”的最高境界。晋之王羲之、唐之颜真卿、宋之苏轼等即最具典范性。他们虽是台阁中人，却更具艺术才情和文化内涵。
　　时至近现代，文人学者中的鲁迅之书朴茂，茅盾之书清逸，郭沫若之书潇洒，容庚之书古雅，钱钟书之书俊爽，都在不经意间别具风韵。
　　


　　文怀沙先生是近年来被社会所关注的学界耆宿，他治学颇广，阅世颇深，玩世而自娱，已为坊间所传闻。据国际书法网介绍，他在“经史百家、汉魏六朝文学、历代诗词歌赋，甚至对佛学、音乐、医学、金石、书法等领域也广有涉猎”。可知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通才特色，在文怀沙先生身上也有充分体现。因此，近年来文怀沙先生的书作流播不少，令人关注。
　　正如文怀沙先生于传统文化涉猎较广一样，他对于书法也是如此。不过，他毕竟浸淫先秦文学，因此他于书法也偏重于篆、隶，而于隶书着力更深。他的书作常常情不自禁地把结体的篆法和用笔的篆意与其他书体结合起来，如章草、行书，最终落实到隶书的格局中去。以文先生的理解和实践，印证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说的：“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则可使欧、虞抗行，褚、薛扶毂，鞭笞颜、柳，而狎畜苏、黄矣，尚何赵、董之足云?”由此可见，文怀沙先生在书法的学习和探索上，同样体现了他阅世广、涉世深及玩世而自娱的精神。虽然从艺术品质的标准来评骘不同文化群体的书艺水平应该是一致的，但我们往往以从严的要求来看待专业书家，而对于学者的书作则往往以激赏其学术成果为评判的先决条件，更加肯定其“本不学工，所以能工”(苏轼语)的风度。因此，我们对文怀沙先生的书艺基本上也作如是观。
　　


　　熔铸各种书体而出新，是令人神往却又是很艰难的，如何如康有为所说的“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是熔铸是否成功极为重要的条件。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是力图熔铸各种书体的大胆实践，新则新矣，犹存在造作之嫌。好在板桥先生人品清雅，仍为古今所重。以我之见，熔铸各种书体最为成功的当推沈曾植。据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的这段话，就是激赏于沈曾植的成功熔铸而阐发出来的，他亦由此归结出“新理异态”这四个字来。不过，从文怀沙先生的书艺创新追求中，我们同样受到了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