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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危机，表面上看是“瘦肉精”危机，深层看是中国食品诚信危机，更深一层则凸显了万隆代表的旧时代企业家在这个网络时代的不合时宜。
万隆是谁？
卷入“瘦肉精”事件里的双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企业？
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对于已经习惯愤怒的公众来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陌生的。而恰恰是这种陌生感，容易使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双汇，解读万隆。再加上微博的轻佻，网络的娱乐化，让碎片化的信息传递，造成信息制造者盲人摸象，而民意集体跟着摸象，让真实的双汇和真实的万隆更加遥远。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一篇曾被放到各大门户网站首页置顶的文章，措辞严厉地指责双汇对瘦肉精的抽检率千分之四点七，“竟然”不到1/10，跟帖附和者众。而事实上，国家标准是企业抽检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十。
因此，在民意回归冷静之前，本刊试图去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双汇和万隆，或许可以使已经符号化的双汇和万隆更加立体。
强硬万隆
万隆正在试图全力拉回因“瘦肉精”事件而滑向深渊的双汇。
今年71岁的万隆，在双汇的时间已经长达43年。43年，双汇从一个位于河南漯河的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国营小厂，成长为年产销售超500亿元的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肉类供应商、肉类产量进入世界行业前三强，而万隆，则从一个办公室办事员，走到双汇集团董事长的高处。环绕他的是无数光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食品工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肉类十大功勋企业家、世界肉类协会理事、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
他很喜欢自己“中国第一屠夫长”的称号。他对双汇这么多年的感情，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深”字可以形容。
也许正因为此，记者跟他数次交流中，他无数次地提到：我要的是双汇的长治久安。而在关系双汇长治久安的事情上，万隆的底色是强硬。
1991年，他力排众议上马肉制品生产线；1999年，他又力排众议销售冷鲜肉，改变了中国生鲜肉类没有品牌的历史；此次央视“3•15”之后，万隆又发狠，双汇不惜成本，以100%的比例，在线逐头检验“瘦肉精”。
——这意味着，高速发展的双汇被踩了“紧急刹车”。按万隆的话说，“我们每小时处理生猪的能力从600头锐减到300头”，不仅如此，每年还将增加3亿元的检测费用。
而其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恰恰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上游生猪养殖、屠宰等环节的掌控缺位。
目前肉制品行业内，无论是双汇、雨润，还是金锣，都长期依靠对外收购原料，即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方式，将别人饲养出来的生猪经过简单的屠宰分割等工序后，贴上自己的牌子，进而实现附加值提升。譬如双汇每年消化3000万头生猪，而双汇自建养猪场一年出栏生猪约为30万头，自养比例仅为1%。就算是国内在猪源自给方面做得最好的企业，如四川高金食品、北京顺鑫农业以及天津宝迪等为数极少的肉制品企业，其自养最高比例也不会超过50%。
有行业内人士就此解释，一方面，养猪比屠宰业门槛更高，风险更大，兴建大型养殖场通常受制于土地属性难定义、土地审批程序复杂等诸多瓶颈，费时费力不讨好；而另一方面，屠宰业资金周转快，养殖业相对较慢，建一个百万头养殖场最少需要几十亿元的资金沉淀其间，对习惯于马上见效、两头谋利的屠宰业企业而言，非常不划算。
然而，自己不养猪导致的两头在外的风险，这与当年爆发三聚氰胺事件的奶制品行业何其相似！多年来，面对媒体追逐、世人追捧，万隆总是说，“我不过是个杀猪的。”但是杀猪的，究竟如何才能把猪杀好？
自信万隆
记者走近万隆，始于2009年7月。双汇实行的是终身董事长制。坊间“传说”万隆在双汇说一不二，独断专横。当面对记者质疑，万隆不否认双汇存在的“人治”，“在当时的国有企业，我认为‘人治’是有效的。在国有企业没有建立新体制和完善的机制之前，如果没有‘人治’，企业就完了。”
当然，现在的双汇通过MBO已经成为一家外资企业。但一如既往的，万隆对掌控双汇有足够的自信，而他所做的每次抉择似乎都是对的。他引进了中国第一条冷鲜肉生产线，办了肉类连锁店，这两件事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肉类食品工业。在双汇发展过程中，即便其他很多行业有暴利可图，也曾有高管建议双汇投资高速公路、高新电子和房地产等行业，但这些提议都被万隆否决。与同行业的雨润食品的多元化相比，他始终坚守主业，“把这个行业给它做大、做专、做精、做强，做到别人不敢碰。”
“瘦肉精”事件爆发后，万隆接到员工最多的电话是“老板，顶住！”紧接着就是“我们下一步咋办？”万隆则以“双汇没做坏事，也不要怕事”来一遍遍安抚他的员工。
诚然，国家现有法律规定对瘦肉精的控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前段，也就是说在生猪养殖和出栏环节。一方面，据称流入国内的瘦肉精种类多达十几种，而国内检测手段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国家对瘦肉精的检测执行的是抽检，“每年中国出栏有6亿头左右的生猪，全部进行瘦肉精测试是根本不可能的，人力、物力都需要大量投入，所以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按行业规则，如果100头猪里检测出一头猪有瘦肉精，就把那一头猪给处理——这就意味着，只要是抽检，在概率上始终存在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进入屠宰厂的风险。
对此，万隆说，根本没想到地方政府的基层动物检疫系统如此之瘫痪，如果政府不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企业，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宿命，双汇不是最后一个。双汇目前最要紧的是，进军全产业链，我们只能相信自己了。
但仅仅如此吗？瘦肉精因何被需求？“3•15”之前，此次爆发事件的济源双汇就曾被检查出来瘦肉精，但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个利益链条非常清晰。
据记者了解，国内几乎所有的肉制品大型企业，大都在生产线上设置了瘦肉率检测仪设备。“依据瘦肉率来核定生猪的结算价格，这一方式其实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双汇集团有关人士如是说，“级别越高，对应的结算价格越高”。这就让瘦肉率这一检测指标，与牛奶加工厂对奶农要求检测原奶中蛋白质含量的高低一样，成为最终账款结付时的主要依据。此时，瘦肉精就对不法商贩和养殖户形成高额的利润诱惑。
瘦肉精生猪可以多产瘦肉，这些多出来的瘦肉的价值，为不法商贩和养殖户提供了多赚“三五斗”的捷径。以双汇问题猪肉为例，加“精”饲料喂出的生猪，出栏价格比普通猪每公斤贵0.4元左右，以每头猪出栏时100公斤计算，一头猪能够多卖四五十元。这对中小型养殖户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尽管从生猪出栏、检测到屠宰过程中，有漏洞的长效安全机制，乃至监管失灵的地方政府都堪指责，但是作为食品安全行业企业，企业才是第一责任人。而行业通用的据瘦肉率检查指标给生猪定价的做法，无疑在整个“瘦肉精”链条中起到了“逼良为娼”的作用。双汇难辞其咎。
“万人道歉大会”
强硬的万隆，对自己，对双汇都未免太过自信了。2011年3月31日，双汇召开“万人道歉大会”。据说之前很多内部和外部人士建议双汇找一家公关公司进行危机公关，结果都被万隆否决了，还有人提议要有一个新闻发言人，万隆做补充发言即可，万隆却偏偏要亲自上阵。
大会出席者有双汇集团所有管理层成员、漯河本部职工、经销商、媒体、投资机构以及券商等研究机构。这是双汇瘦肉精事件发生后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公开会议。会议以万隆致歉开场。万隆说：“产品质量无小事，食品安全大如天。这句话我讲了十几年。央视十几分钟的双汇瘦肉精报道，给双汇全体员工上了一堂深刻、代价巨大的安全课。”
会上，万隆至少3次向消费者道歉。他强调，双汇将每年的“3•15”定为自己的食品安全日，不仅如此，双汇将对生猪屠宰逐头检测，不惜每年增加检测费用3个多亿。“不安全的原料不供应，不安全的原料不使用，不安全的产品不出厂，不安全的产品不销售。”
万隆讲话结束后，开始进入媒体自由提问阶段。
有记者问万隆是否会提前退休。
万隆的回答依旧，“一看身体状况，二看股东意见”，“如果股东同意，我随时可以退休。”
有记者问万隆，“双汇代人受过”的“人”是指同行企业还是整个行业？
万隆回答，他从来没有说过“代人受过”，双汇也不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他再次向消费者道歉。
还有记者问，“双汇是否要求生猪瘦肉率达到70%”？
万隆直言，瘦肉率跟瘦肉精有一点儿关系，但是更和猪种有关，“生猪达到70%的瘦肉率是不可能的。你就是给生猪天天喂牛奶，生猪的瘦肉率也达不到70%。”
由于媒体是自由提问，问题都比较直接。就连争取采访机会，大家都在抢。主持人连续三次强调“由于时间关系，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最终都被记者和万隆所突破。
一看到有记者站起来要提问，万隆就主动说“让他再提一个问题”。结果该名记者大都提出两三个问题。
这种态度不失真诚。然而，会后被广为质疑的场景出现了。当轮到双汇经销商发言时，第一位经销商刚讲完，他旁边的经销商就直接“抢”了话筒，拿到了说话的机会。这位经销商说他很激动，他也没有准备讲话稿，他说话时带着颤音，甚至出现了结巴，在结结巴巴之后，他喊出4次“双汇万岁！万总万岁！”
此时的万隆显得颇为尴尬。他说他不支持这个经销商的说法，“双汇能不能做好，不是喊出来的，关键是市场和消费者是不是认可。”
——很多财经媒体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布了这个“经典”场景。
被扭曲的坦诚
事实上，双汇依然是一个带有强烈“人治”风格的企业。记者从一个双汇内部人士处听说，长期以来，双汇对万隆个人依赖过重，总经理把控能力有限，也镇不住场，以致“瘦肉精”事件爆发后，总经理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对，只是做了一些基本工作，最终方案还是要万隆来定。
而万隆想得太简单，就是不回避责任，不搞伎俩，坦诚面对困境。这个71岁的老人不了解网络的力量，不明白他的传统处事手法已跟不上网络时代危机公关的发展，或者说，他还没有洞察到民意对双汇“瘦肉精”事件表现的种种情绪，已经不单单是对双汇的愤怒，而是对中国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愤怒。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中国食品安全出现的问题表象是企业缺失社会责任，本质则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这个层面上看，双汇的危机公关无疑是失败的。
像几乎所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一样，瘦肉精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对瘦肉精展开了“运动式”排查。农业部很快定性，“瘦肉精事件属于个案”，这多少有尽快“灭火”拯救行业的嫌疑。公众出离愤怒了。事态的恶化远远超出万隆预期，网络上的“诋毁”让双汇束手无策。
“双汇万人道歉大会”前，南方某报纸针对双汇表示“瘦肉精”是上游产业链问题，引用一家大型肉企联系人的话称，双汇惠州工厂要求猪农提供的猪瘦肉率达到70%，达不到则不收肉，而一般的猪瘦肉率是30%～40%——意指猪农受迫双汇，“被用药”。
这条消息被微博大量转发，引起公愤。
不过，据记者核实，双汇根本就没有惠州工厂，而且一头猪去掉内脏下水，也不过70%的出品率，企业很难要求70％的瘦肉率。事实上，中国大部分肉类加工企业，包括双汇，对瘦肉率的指标一般在42%～56%之间。
但是这个消息仍然引发了网民之间的“意见冲突”。一名河南教授和一名所谓的媒体特约评论员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骂战”，无数网民，或帮忙或帮闲。
随后是“万人道歉大会”。大会背板上“SHUANGHUI”印成“SHAUNGHUI”，被媒体引用网友“为愚人节送礼，开愚人节玩笑”的评论，大肆讽刺；现场有经销商四呼“双汇万岁”，更被认为是一个闹剧，破坏了双汇向公众道歉的严肃性。事后，记者采访了这个向双汇和万隆高喊“万岁”的经销商，原来此人是沈阳营口大石桥的代理商，从1992年创业之初就开始经销双汇产品，此后代理了27个品牌，也曾以同样的情感表达出现在娃哈哈的经销商大会上；有媒体质疑“竟然没有消费者代表，也没提购买了问题产品的消费者该怎么办”；万隆提到“3月15日双汇股票跌停，市值蒸发了103亿元，从3月15日起到31日，影响销售15亿多元，双汇集团20多年筑就的放心品牌受到质疑，这个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也被解读为“双汇董事长牵挂的是下架损失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受害的消费者”；更有评论人士向万隆喊话，“他还有脸说损失，在他眼里，消费者、人命到底算什么？”
还有媒体采用匿名的方式，引述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一位负责人的话，认为“双汇万人道歉大会”是公关公司策划。这个指责，成为双汇“瘦肉精”事件中媒体和民意彻底走向双汇对立面的标志性事件。
“双汇万人道歉大会”结束后，一位媒体记者接到北京总部的电话，大意是总部批评该记者替双汇说话。记者很是委屈，“我如实记录双汇不会调整‘十二五’发展规划，双汇引入第三方独立质量监管，怎么就是替双汇说话了？”让这位记者郁闷的是，总部非要对双汇提出批评性的评论，以示公允和公正。就连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媒体同仁还在抱怨，“网络上已经没有理性可言了，谁要说双汇一句公正话，就会被骂死。”
无论如何，这都使万隆的坦诚与坦率陷入了尴尬，也让他的三次道歉功亏一篑，更让双汇难以辩解。“现在双汇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稍微有个动静，就会引发更多不满。”双汇集团市场营销部主任如此无奈。一位双汇高管在谈及瘦肉精对公司声誉影响时，更是潸然泪下。他说，我深信双汇，不吃双汇还能吃什么？
这也是万隆的困顿和无奈。
万隆是谁？
卷入“瘦肉精”事件里的双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企业？
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对于已经习惯愤怒的公众来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陌生的。而恰恰是这种陌生感，容易使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双汇，解读万隆。再加上微博的轻佻，网络的娱乐化，让碎片化的信息传递，造成信息制造者盲人摸象，而民意集体跟着摸象，让真实的双汇和真实的万隆更加遥远。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一篇曾被放到各大门户网站首页置顶的文章，措辞严厉地指责双汇对瘦肉精的抽检率千分之四点七，“竟然”不到1/10，跟帖附和者众。而事实上，国家标准是企业抽检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十。
因此，在民意回归冷静之前，本刊试图去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双汇和万隆，或许可以使已经符号化的双汇和万隆更加立体。
强硬万隆
万隆正在试图全力拉回因“瘦肉精”事件而滑向深渊的双汇。
今年71岁的万隆，在双汇的时间已经长达43年。43年，双汇从一个位于河南漯河的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国营小厂，成长为年产销售超500亿元的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肉类供应商、肉类产量进入世界行业前三强，而万隆，则从一个办公室办事员，走到双汇集团董事长的高处。环绕他的是无数光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食品工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肉类十大功勋企业家、世界肉类协会理事、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
他很喜欢自己“中国第一屠夫长”的称号。他对双汇这么多年的感情，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深”字可以形容。
也许正因为此，记者跟他数次交流中，他无数次地提到：我要的是双汇的长治久安。而在关系双汇长治久安的事情上，万隆的底色是强硬。
1991年，他力排众议上马肉制品生产线；1999年，他又力排众议销售冷鲜肉，改变了中国生鲜肉类没有品牌的历史；此次央视“3•15”之后，万隆又发狠，双汇不惜成本，以100%的比例，在线逐头检验“瘦肉精”。
——这意味着，高速发展的双汇被踩了“紧急刹车”。按万隆的话说，“我们每小时处理生猪的能力从600头锐减到300头”，不仅如此，每年还将增加3亿元的检测费用。
而其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恰恰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上游生猪养殖、屠宰等环节的掌控缺位。
目前肉制品行业内，无论是双汇、雨润，还是金锣，都长期依靠对外收购原料，即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方式，将别人饲养出来的生猪经过简单的屠宰分割等工序后，贴上自己的牌子，进而实现附加值提升。譬如双汇每年消化3000万头生猪，而双汇自建养猪场一年出栏生猪约为30万头，自养比例仅为1%。就算是国内在猪源自给方面做得最好的企业，如四川高金食品、北京顺鑫农业以及天津宝迪等为数极少的肉制品企业，其自养最高比例也不会超过50%。
有行业内人士就此解释，一方面，养猪比屠宰业门槛更高，风险更大，兴建大型养殖场通常受制于土地属性难定义、土地审批程序复杂等诸多瓶颈，费时费力不讨好；而另一方面，屠宰业资金周转快，养殖业相对较慢，建一个百万头养殖场最少需要几十亿元的资金沉淀其间，对习惯于马上见效、两头谋利的屠宰业企业而言，非常不划算。
然而，自己不养猪导致的两头在外的风险，这与当年爆发三聚氰胺事件的奶制品行业何其相似！多年来，面对媒体追逐、世人追捧，万隆总是说，“我不过是个杀猪的。”但是杀猪的，究竟如何才能把猪杀好？
自信万隆
记者走近万隆，始于2009年7月。双汇实行的是终身董事长制。坊间“传说”万隆在双汇说一不二，独断专横。当面对记者质疑，万隆不否认双汇存在的“人治”，“在当时的国有企业，我认为‘人治’是有效的。在国有企业没有建立新体制和完善的机制之前，如果没有‘人治’，企业就完了。”
当然，现在的双汇通过MBO已经成为一家外资企业。但一如既往的，万隆对掌控双汇有足够的自信，而他所做的每次抉择似乎都是对的。他引进了中国第一条冷鲜肉生产线，办了肉类连锁店，这两件事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肉类食品工业。在双汇发展过程中，即便其他很多行业有暴利可图，也曾有高管建议双汇投资高速公路、高新电子和房地产等行业，但这些提议都被万隆否决。与同行业的雨润食品的多元化相比，他始终坚守主业，“把这个行业给它做大、做专、做精、做强，做到别人不敢碰。”
“瘦肉精”事件爆发后，万隆接到员工最多的电话是“老板，顶住！”紧接着就是“我们下一步咋办？”万隆则以“双汇没做坏事，也不要怕事”来一遍遍安抚他的员工。
诚然，国家现有法律规定对瘦肉精的控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前段，也就是说在生猪养殖和出栏环节。一方面，据称流入国内的瘦肉精种类多达十几种，而国内检测手段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国家对瘦肉精的检测执行的是抽检，“每年中国出栏有6亿头左右的生猪，全部进行瘦肉精测试是根本不可能的，人力、物力都需要大量投入，所以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按行业规则，如果100头猪里检测出一头猪有瘦肉精，就把那一头猪给处理——这就意味着，只要是抽检，在概率上始终存在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进入屠宰厂的风险。
对此，万隆说，根本没想到地方政府的基层动物检疫系统如此之瘫痪，如果政府不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企业，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宿命，双汇不是最后一个。双汇目前最要紧的是，进军全产业链，我们只能相信自己了。
但仅仅如此吗？瘦肉精因何被需求？“3•15”之前，此次爆发事件的济源双汇就曾被检查出来瘦肉精，但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个利益链条非常清晰。
据记者了解，国内几乎所有的肉制品大型企业，大都在生产线上设置了瘦肉率检测仪设备。“依据瘦肉率来核定生猪的结算价格，这一方式其实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双汇集团有关人士如是说，“级别越高，对应的结算价格越高”。这就让瘦肉率这一检测指标，与牛奶加工厂对奶农要求检测原奶中蛋白质含量的高低一样，成为最终账款结付时的主要依据。此时，瘦肉精就对不法商贩和养殖户形成高额的利润诱惑。
瘦肉精生猪可以多产瘦肉，这些多出来的瘦肉的价值，为不法商贩和养殖户提供了多赚“三五斗”的捷径。以双汇问题猪肉为例，加“精”饲料喂出的生猪，出栏价格比普通猪每公斤贵0.4元左右，以每头猪出栏时100公斤计算，一头猪能够多卖四五十元。这对中小型养殖户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尽管从生猪出栏、检测到屠宰过程中，有漏洞的长效安全机制，乃至监管失灵的地方政府都堪指责，但是作为食品安全行业企业，企业才是第一责任人。而行业通用的据瘦肉率检查指标给生猪定价的做法，无疑在整个“瘦肉精”链条中起到了“逼良为娼”的作用。双汇难辞其咎。
“万人道歉大会”
强硬的万隆，对自己，对双汇都未免太过自信了。2011年3月31日，双汇召开“万人道歉大会”。据说之前很多内部和外部人士建议双汇找一家公关公司进行危机公关，结果都被万隆否决了，还有人提议要有一个新闻发言人，万隆做补充发言即可，万隆却偏偏要亲自上阵。
大会出席者有双汇集团所有管理层成员、漯河本部职工、经销商、媒体、投资机构以及券商等研究机构。这是双汇瘦肉精事件发生后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公开会议。会议以万隆致歉开场。万隆说：“产品质量无小事，食品安全大如天。这句话我讲了十几年。央视十几分钟的双汇瘦肉精报道，给双汇全体员工上了一堂深刻、代价巨大的安全课。”
会上，万隆至少3次向消费者道歉。他强调，双汇将每年的“3•15”定为自己的食品安全日，不仅如此，双汇将对生猪屠宰逐头检测，不惜每年增加检测费用3个多亿。“不安全的原料不供应，不安全的原料不使用，不安全的产品不出厂，不安全的产品不销售。”
万隆讲话结束后，开始进入媒体自由提问阶段。
有记者问万隆是否会提前退休。
万隆的回答依旧，“一看身体状况，二看股东意见”，“如果股东同意，我随时可以退休。”
有记者问万隆，“双汇代人受过”的“人”是指同行企业还是整个行业？
万隆回答，他从来没有说过“代人受过”，双汇也不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他再次向消费者道歉。
还有记者问，“双汇是否要求生猪瘦肉率达到70%”？
万隆直言，瘦肉率跟瘦肉精有一点儿关系，但是更和猪种有关，“生猪达到70%的瘦肉率是不可能的。你就是给生猪天天喂牛奶，生猪的瘦肉率也达不到70%。”
由于媒体是自由提问，问题都比较直接。就连争取采访机会，大家都在抢。主持人连续三次强调“由于时间关系，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最终都被记者和万隆所突破。
一看到有记者站起来要提问，万隆就主动说“让他再提一个问题”。结果该名记者大都提出两三个问题。
这种态度不失真诚。然而，会后被广为质疑的场景出现了。当轮到双汇经销商发言时，第一位经销商刚讲完，他旁边的经销商就直接“抢”了话筒，拿到了说话的机会。这位经销商说他很激动，他也没有准备讲话稿，他说话时带着颤音，甚至出现了结巴，在结结巴巴之后，他喊出4次“双汇万岁！万总万岁！”
此时的万隆显得颇为尴尬。他说他不支持这个经销商的说法，“双汇能不能做好，不是喊出来的，关键是市场和消费者是不是认可。”
——很多财经媒体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布了这个“经典”场景。
被扭曲的坦诚
事实上，双汇依然是一个带有强烈“人治”风格的企业。记者从一个双汇内部人士处听说，长期以来，双汇对万隆个人依赖过重，总经理把控能力有限，也镇不住场，以致“瘦肉精”事件爆发后，总经理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对，只是做了一些基本工作，最终方案还是要万隆来定。
而万隆想得太简单，就是不回避责任，不搞伎俩，坦诚面对困境。这个71岁的老人不了解网络的力量，不明白他的传统处事手法已跟不上网络时代危机公关的发展，或者说，他还没有洞察到民意对双汇“瘦肉精”事件表现的种种情绪，已经不单单是对双汇的愤怒，而是对中国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愤怒。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中国食品安全出现的问题表象是企业缺失社会责任，本质则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这个层面上看，双汇的危机公关无疑是失败的。
像几乎所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一样，瘦肉精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对瘦肉精展开了“运动式”排查。农业部很快定性，“瘦肉精事件属于个案”，这多少有尽快“灭火”拯救行业的嫌疑。公众出离愤怒了。事态的恶化远远超出万隆预期，网络上的“诋毁”让双汇束手无策。
“双汇万人道歉大会”前，南方某报纸针对双汇表示“瘦肉精”是上游产业链问题，引用一家大型肉企联系人的话称，双汇惠州工厂要求猪农提供的猪瘦肉率达到70%，达不到则不收肉，而一般的猪瘦肉率是30%～40%——意指猪农受迫双汇，“被用药”。
这条消息被微博大量转发，引起公愤。
不过，据记者核实，双汇根本就没有惠州工厂，而且一头猪去掉内脏下水，也不过70%的出品率，企业很难要求70％的瘦肉率。事实上，中国大部分肉类加工企业，包括双汇，对瘦肉率的指标一般在42%～56%之间。
但是这个消息仍然引发了网民之间的“意见冲突”。一名河南教授和一名所谓的媒体特约评论员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骂战”，无数网民，或帮忙或帮闲。
随后是“万人道歉大会”。大会背板上“SHUANGHUI”印成“SHAUNGHUI”，被媒体引用网友“为愚人节送礼，开愚人节玩笑”的评论，大肆讽刺；现场有经销商四呼“双汇万岁”，更被认为是一个闹剧，破坏了双汇向公众道歉的严肃性。事后，记者采访了这个向双汇和万隆高喊“万岁”的经销商，原来此人是沈阳营口大石桥的代理商，从1992年创业之初就开始经销双汇产品，此后代理了27个品牌，也曾以同样的情感表达出现在娃哈哈的经销商大会上；有媒体质疑“竟然没有消费者代表，也没提购买了问题产品的消费者该怎么办”；万隆提到“3月15日双汇股票跌停，市值蒸发了103亿元，从3月15日起到31日，影响销售15亿多元，双汇集团20多年筑就的放心品牌受到质疑，这个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也被解读为“双汇董事长牵挂的是下架损失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受害的消费者”；更有评论人士向万隆喊话，“他还有脸说损失，在他眼里，消费者、人命到底算什么？”
还有媒体采用匿名的方式，引述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一位负责人的话，认为“双汇万人道歉大会”是公关公司策划。这个指责，成为双汇“瘦肉精”事件中媒体和民意彻底走向双汇对立面的标志性事件。
“双汇万人道歉大会”结束后，一位媒体记者接到北京总部的电话，大意是总部批评该记者替双汇说话。记者很是委屈，“我如实记录双汇不会调整‘十二五’发展规划，双汇引入第三方独立质量监管，怎么就是替双汇说话了？”让这位记者郁闷的是，总部非要对双汇提出批评性的评论，以示公允和公正。就连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媒体同仁还在抱怨，“网络上已经没有理性可言了，谁要说双汇一句公正话，就会被骂死。”
无论如何，这都使万隆的坦诚与坦率陷入了尴尬，也让他的三次道歉功亏一篑，更让双汇难以辩解。“现在双汇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稍微有个动静，就会引发更多不满。”双汇集团市场营销部主任如此无奈。一位双汇高管在谈及瘦肉精对公司声誉影响时，更是潸然泪下。他说，我深信双汇，不吃双汇还能吃什么？
这也是万隆的困顿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