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东方哲学”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东西文化论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东方”的身份焦虑中开始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反思自身文化价值,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东方哲学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一些高校、研究所开始组建东方哲学研究机构,以“东方”冠名的综合性哲学、文化著作大量产生,东西文化价值的讨论也在20世纪末再掀浪潮。今天,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东方哲学”研究的使命是通过哲学界的交流互鉴,实现东方各文化传统之间以及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这种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东方哲学”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东西文化论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东方”的身份焦虑中开始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反思自身文化价值,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东方哲学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一些高校、研究所开始组建东方哲学研究机构,以“东方”冠名的综合性哲学、文化著作大量产生,东西文化价值的讨论也在20世纪末再掀浪潮。今天,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东方哲学”研究的使命是通过哲学界的交流互鉴,实现东方各文化传统之间以及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这种交流互鉴的达成需要通过比较哲学或融合哲学的研究路径,以超越地缘性与跨文化传统的视野来理解哲学研究,以人类文明为尺度来开展哲学对话。
其他文献
“余”是方以智原创的哲学概念,是其重要哲学著作《易余》的主旨。“余”与“正”相对,《易余》开篇以冬与三时、大一与天地、无声与有声、道与法、死与生之喻来诠释“余”与“正”,结尾以三眼喻点睛,包含“正”“余”的超越与归实。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方以智“余”论源于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著《中国哲学史十讲》一书于2020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了作者有关中国哲学史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以〈礼运〉〈王制〉为中心的讨论》《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老、庄之道论及其异同》《马祖禅的哲学意蕴》《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作者对于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传统经学诠释、出土简帛研究、儒家政治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
中唐时期的儒者从政治视角出发,总结并反思了前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天人政治观。他们弱化了“天”的主宰意义,即使是承认天人之间存在感应关系的陆贽、韩愈等,也只是将“天”作为人间政事的反映,而更注重“人”——君主或民众对于政治的主导作用;柳宗元等人更是彻底分离“天”“人”,区别“天道”“人道”,只承认“天”的自然属性,认为人间政治以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法则运转,与“天道”无关。这种对于天人关系的政治解读,实际上消解了“天”的神圣性,其中蕴含了中唐儒者们的政治理性主义风格和务实精神,反映出他们试图祛除政
基于质料性概念,如物体、颜色、意识、感知等,人们可获得相关的质料本质命题。关于这些命题的性质,早期现象学和分析哲学间有一个争论:前者认为它们是先天综合的,后者认为它们是先天分析的。但该争论的实质并非集中于对分析性之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或语词之争,而在于能否认定并说明质料本质命题的真正认知样态,以及它们是否具有实际增益知识的认知意义。石里克等人的分析性理解不能完成上述认定;而采取想象变更方法的现象学,能益于认定并说明质料本质命题的认知特性。尽管质料本质命题是先天的,但其综合性在于能和可修正性兼容,其必然性也
由于黑格尔的《伦理体系》是部未完成的作品,再加上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正在进行着哲学的体系化尝试,因此《伦理体系》不仅在文法结构上特别复杂,而且在语词表达上也相当晦涩。如果能够对《伦理体系》所表达的主题有所把握,将有利于从总体上驾驭这部著作。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提炼了该著的三个主题,即“文化”“生产”和“自由”。沿着马尔库塞所给出的这三条线索,我们能够发现《伦理体系》背后所隐含的深刻思想,同时也能够获得理解黑格尔与批判理论之关系的独特视角。
从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到重新回到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尽管取消了情感作为普遍依据的资格,却未抛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其作出了新的解说。由此,情感与理性第一次产生了关联。这一关联对情感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情感概念不仅摆脱经验状态从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并且以道德情感与精神情感两种方式拥有了自身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情感由此进入先验过程,并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呈现出三重不同的功能:作为准则,它辅佐道德法则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作为动机,它协助实践理性展示出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作为评判,它和直观形式一起完成
食物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根据,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问题。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食物伦理规则追求运用食物保持生命的自然目的,此为自然之善。自我在追求善(或好)的生活的生命历程中,把食物的自然之善提升为维系人性尊严的自我之善,此为人与自我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自我之善与自我之恶的矛盾蕴含着超越主观的自我善恶的客观伦理法则——食物权及其相应责任所共同构成的人类之善,即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食物伦理规则本质上是人类扬弃自然的实践活动所彰显的自由精神。
现代性选择、正义性建构和主体性批判是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对应解决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性”消解、城乡关系断裂和乡村发展异化三大基本问题。其中,现代性选择维度以“乡村性”觉醒为基础,致力于实现不同乡村性和多样现代性之间的互融共进,从而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乡村提供可选择的现代性实践形式;正义性建构维度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致力于推动城乡发展关系的正义转向及其共生平等发展,并以此为乡村自主发展创造条件;主体性批判维度以乡村发展异化为对象,致力于开展农民抽象主体性和虚假主体性的双重批判,并以此
2019年1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高端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论坛召开之际恰逢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先达九十高寿,学者们围绕其新著《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为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十多家媒体单位,共计3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