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2日第一次补充预算案通过到5月9日滨冈核电站决定停运，再到筹办5月21日开幕的日中韩“防灾及核能安全”首脑会议，菅直人内阁总算走出了民主党4月地方选举惨败的阴影，但民间与政党在面临灾后重建这一严峻课题时，仍在严肃反思菅内阁此次震灾应对的各项措施，因为这绝非只是倒菅或嘲讽民主党行政能力的问题，而关乎日本未来走向。
　　
　　人祸放大了天灾
　　3·11天灾降临时，民主党执政18个月，菅直人执政更只有9个月，初次应对9级巨震和高达14米的海啸，难免经验不足，但菅内阁不应缺乏下述常识：及时告诉民众生活必需品可配给、金钱债务可延期支付等紧急事项；明确从人员抢救、物资输送到建筑临时安居房、地域复兴各阶段如何衔接，政府各部门有何权限；增加救灾相关法律的适用弹性，开放外国NGO进入范围，等等。如果政府缺乏分辨轻重缓急的统筹能力，天灾也会因人祸而放大。
　　菅直人怎么做的呢？地震当天，他成立了“紧急灾害对策本部”，其下又设“受灾者生活支援特别本部”，后来再设“受灾者生活支援各部局联络会议”、“副大臣联络会议”等等。随着灾难的恶化，菅政权新设的委员会越多，首相不断在各个会上发号施令，但各会的人员并不清楚自己的权限与分工，命令很久才落到救灾第一线，难怪有灾民抱怨“被政府抛弃”。
　　况且菅直人为卸责，频繁使用“前所未有”、“超乎想象”一类说辞，不但未在紧要关头安抚民心，反令国民生厌。知名记者酒井充指出，1896年岩手县大船渡市绫里白滨地区曾有8.5级地震，海啸高达38.2米，当时过半村民牺牲；37年后，同区发生的海啸再次夺去200名村民的性命，之后地震学泰斗今川恒明受政府委托来到该区，细心说服村民改变造房习惯，把房子全部移建在远离海边的高地。三陆沿岸的高地上至今仍留有标识：此处以下不许建家。这几乎成为该区的祖训。因而，面对78年后的这次海啸，绫里白滨地区的村民无一遇难。可见，日本人在天灾下求生并非不可能，关键是政府把防灾放在什么地位来对待。
　　从民间教育来说，日本人自小就接受各种防灾训练，倘若政府也像民间教育那样重视防灾，则面对天灾时可把损失减到最小。但事实恰好相反，震前18个月里，很少听到民主党政权对防灾有真正的讨论，倒是几个大佬之间争来斗去——菅直人执政才100天就被迫跟小泽一郎对决党首选举，前原诚司误拿了韩国人几千美元就闪电辞职。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日本列岛乃世界上地震最频发的地区之一。故一旦灾至，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到东电的责任，毫无疑问，东电的应对迟缓是造成福岛核泄漏事故不断恶化的主因之一，但站在公司立场，东电不愿在第一时间往炉内注入海水并非不可理解，毕竟这意味着要报废多座造价高昂的反应堆。倘若当初政府能为东电承担部分资金“兜底”的责任，东电也不至于要等恢复反应堆外部供电、尝试运转冷却泵不灵后才选择大吨量的海水漫灌。说起来，菅直人毕业于名校的应用物理专业，对自己在核电方面的知识也较为自负，可在4月12日福岛核事故等级上调到最高级之前，日本政府的相关评估已颇受法美德三国同行诟病。而且菅政府预计，为保证东电有能力赔偿核事故，其供电需要提价16%，足见对企业的呵护。人们要问，到底是东电在替菅政权的无能背黑锅，还是东电“大到不能倒”左右了政府判断？
　　再有，近来福岛“避难圈”外的下水道污泥中已检出强放射污染，海水中放射性物质随着黑潮一两年后将抵达美加，但福岛核电站30公里外海域已允许捕鱼，菅直人还自掏腰包购买福岛产品并劝记者购买，显示出政府急于恢复灾区经济活力的心态。可就在4月29日，菅内阁负责核事故应对的6名“参与官”之一小佐古敏庄以辞职方式抗议政府的不负责任。小佐古表示，政府推迟公布福岛核扩散预测结果的做法“成问题”，而政府将核电站人员全年可接受辐射量上限从100希沃特调至250希沃特，随意性太大。作为最早进入菅内阁的核事故专家，东大教授小佐古的哭诉，是否更能说明政府受到某种超越人本主义的利益影响？
　　
　　同质性社会与“官阀系统”的悲剧
　　在这次复合型灾难面前，日本人对自身社会秩序所设定的高标准，展示出这个民族最好的一面。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总体上表现得克制、自律，东京的游行示威也尽量不逾矩。即便在灾区，仍可听到日本人以良好的情绪问候来访者。这种不去想悲伤和损失、专注于应对眼前挑战的态度，一方面令各国动容，另一方面也让人相信这将让灾民在未来重建阶段受益。
　　但正如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所分析的那样，这种高度的克制和自律，是日本长期以来极重视同质性社会，避免社会摩擦的历史产物。同质性社会最好的一面大家已经看到，但其另一面却是，日本民众平时虽然也有对国家领导、公司领导说三道四的时候，可一旦到了危急关头，却又显示出一种绝对的倚赖，哪怕明明感觉到当局应对迟缓，感觉到东电有所隐瞒，但为避免引起社会摩擦，不到最坏那一步时，大多数人宁愿选择默默忍受，不要求彻底的信息公开，不就解决问题进行公开的大讨论。比如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80公里的自卫队，是在大地震过后5天才真正投入救灾工作，究其原因是东电并没有对其发出邀请。然而，核电站附近的灾民当初竟也没有向菅政府和东电提出过要求或质疑。
　　与同质性社会相对应的，是日本官僚和大财团组成的“官阀系统”。核电产业可谓该系统的象征——负责监督东电的就是经济产业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而日本的普通官僚多在55岁退休，他们的工资待遇不算高，不少官僚退休前要在关联公司里谋求退路；一些大量聘请原官僚的公司，甚至给民众留下“半官半民”的印象。东京电力公司就聘请了不少原官僚，他们固然熟悉游戏规则，却也习惯性无视国民和媒体的责难。著名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称，这次核事故击中了这一官阀系统的痛处，创造了推翻该系统的绝好机会。但被迫离开媒体机构的本泽二郎又说，日本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加上已经被“官阀系统”渗透的媒体误导民意，改革的前景令人绝望。譬如对于废核问题，与核工业体系并无渊源的菅政府也畏首畏尾，仅仅要求关闭距东京很近的滨冈核电站，以防范预想中的“东海大地震”。而在媒体声称“仅仅为了一次30~40年后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就停运一座核电站的全部反应堆，令人惊讶”之后，菅直人又表示，关闭滨冈核电站只是一个例外，是短期的政策，不会长期关闭；官房副长官仙谷由人也承诺，不会令全国其他52座运行中的核反应堆停运。
　　日本政府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主席近藤俊介）5月10日发表见解称，应将核电站安全性的确认结果等详细内容公之于众。共同社认为，负责推进核能政策的该委员会针对由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及只对首相负责的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NSC，1978年自AEC分出，委员长班目春树）的安全监管工作发表见解实属罕见。但愿这次危机能让日本人认识到同质性社会和“官阀系统”共同作用下的悲剧，从而着手改变不良的问政风气和官员输送结构，这样日本的领导人和机构才有机会配得上那些坚忍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