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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见识成年人打架时，我还没上学，只有五六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现在想来依旧鲜明而尖锐。
那是初夏，我正在家吃午饭，忽听西边胡同里人声鼎沸，显然是有人打架。我扔下饭碗就跑，只见人们围成了两堵不断移动的墙，墙内是一对厮打中的男女：马立英一边骂，一边冲上去撕扯“大怪”。但“大怪”正值壮年，无论一个小脚女人多么勇敢与强壮，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其实，马立英根本无法真正靠近“大怪”，他只消一推或一拳，最狠的时候是一脚，马立英就倒地甚至是飞出去了。
女人不是为格斗而生的，这是一份古老的遗产。
马立英还有个“帮手”——她的大儿子，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显然，母亲高估了儿子，他一直在一旁跃跃欲试，但却始终不敢冲上去。马立英更多的时候当然是骂“敌人”，但后来也开始骂儿子，大约在她看来，如果儿子也像她一样勇敢的话，他们母子就会稳操胜券。
这场一边倒的“战争”，越到后来，就越像是一场“屠杀”。我那么希望它结束，希望围观的人们把他们拉开。但所有的人都只是观战，直到马立英力气用尽，直到她对儿子不再抱希望，直到“大怪”又把她重重地踹倒在地——这时，尿液顺着她的裤腿汹涌而下——那是愤怒和绝望的结果。
马立英失败了，但她始终没有哭，这是一般女人做不到的。
不过，马立英还是犯了女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情结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她显然对双方的实力，缺少一个清醒的估计。所以如此，应该是她的怨恨积压已久，于是把“决战”提前了。试想，如果假以时日，比如她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胜利女神就会拥抱她。
真正理解这场“战争”，包括社员们为何都作壁上观，我用了很多年。
“大怪”是我家的后邻，为人很不堪。这个绰号，是我娘给起的，是从吕剧《墙头记》上抄来的。其实，《墙头记》中的角色叫“大乖”，但农民的辞典中没有这个“乖”字，于是望风扑影扑成了“怪”。
在“大怪”家与我家之间，有一块窄而长的空地，老家叫“闲园子”，是我家的。在我幼时，农民不种菜，所有的闲园子，无一例外都长满了各种杂树，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比如屋后的闲园子，除了一株很大的楸树外，全是繁殖力极强的香椿树。每年春天，我娘都会说，“大怪”又偷咱家的香椿芽了。那时的香椿芽，只用来腌咸菜，用量很有限，所以我爹会说，让他偷吧，反正你也吃不了。
但“大怪”还会偷别的，比如石头。我老家是平原，石头是宝贵的，这时问题就比较严重。这类闲园子，往往布满百年甚至千年的墙基，所谓沧海桑田，而这些墙基自然都是石砌的。据我娘说，我家屋后所有的石头，都被“大怪”陆续偷走了。对此，我爹依旧超然复释然：为了几块破石头，你能去站岗？捉贼捉赃，你抓住人家了？要紧的邻居，能让就让，撕破脸皮就没法住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我爹一樣超然，比如马立英。
马立英家有一个很大的闲园子，估计有几亩地大。据马立英说，她家园子里的东西，从瓜果到石头，“大怪”没有不偷的。马立英曾经手握切菜刀，整夜守在园子里，但你想抓住他很难。她家与园子，有一段距离，“站岗”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她是不会有闲暇的，所以尽管她盯得很紧，“大怪”还是照偷不误。等啊盼啊，终于等到儿子“大”了，本以为可以一战而扫多年的屈辱与怨恨，但她还是很彻底地输了。
不过，就整个人生而言，马立英不仅没有输，还是一位大赢家。
这是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母亲，她的经历稍作加工，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二
马立英的丈夫去世时，她三十五六岁。撞上了饥荒年，丈夫人高马大，食量惊人，加上孩子多，最后活活饿死了。
马立英共有三子三女，最小的女儿叫春英，比我小两岁，是个遗腹子。
关于分娩，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最惊心动魄的文字出自海明威：在印第安丛林中，一位丈夫因为不堪妻子漫长而痛苦的分娩，竟挥刀自杀了。
生与死之间最近的距离，这个短篇做了最好的诠释。
马立英做了另外一种诠释：非常东方，非常云淡风轻。
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马立英正在摊煎饼。非常熟悉的感觉袭来，她知道要生了。分娩是需要力气的，所以她首先想到的是进食。
但她没有备好开水，于是到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揭了一沓还热乎乎的煎饼，泡在了一个大号粗瓷碗里。凉水泡煎饼，泡透需要一点时间，借这一点间隙，她找来了几件早已备好的破衣服。
把泡好的煎饼呼呼拉拉扒下去，她褪下裤子，在厨房的柴草堆上完成最后一次分娩。
一切都很顺利，但她忽略了一样东西：剪断脐带的剪刀。
没办法，她开始在柴草堆中乱摸。她很自信，一定能找到那个熟悉的替代品。
马立英的丈夫，生前一直编条筐，没用的下脚料，便堆在厨房当柴烧。编筐时，无论是棉槐还是楋条，粗的一端都要削成一个斜面甚至削去不用，只有这样，编出的条筐才平整匀实。那种削过的棉槐尤其是楋条根，像刀一样锋利。
马立英很快就摸到了这样一把“剪刀”。
剩下的工作就轻松多了：她把女儿擦了擦，用一件棉衣包了，然后躺在女儿身边小憩。感觉有点力气了，她抖擞精神，把剩下的煎饼一气摊完。
当下，一个女人的生产，往往搞得很像火星撞地球。这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好。但每一个年轻的母亲或儿子，你应该知道并且永远铭记：你的母亲或者母亲的母亲，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分娩的。就像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要知道你的主降生在马槽里。
一位母亲最后一次分娩，就这样轻松，很像随便到野地里摘了一个茄子。不过，尽管同一个故事，我从不同人口中听过很多遍，包括马立英本人，但我没有感觉到轻松。这个故事，成为我一生的背景音乐，每次回老家，当我娘说到马立英的儿孙不孝时，我内心便涌出莫名的愤怒与苍凉。 马立英的命运，是一代母亲的命运，当然也是我娘的命运。
三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爆发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用陕北的青羊调，填了一首歌颂马立英的歌曲，我们经常有口无心地唱。
马立英如何积极，如何先进，如何在批斗会上发言，乃至于她的二女儿都非常勇敢，我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记忆片断。
马立英为何如此积极？显然，一个寡妇带着六个弱小的子女，要想从那场巨大的“失败”中站立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排列了，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无论马立英的娘家还是夫家，都是苦出身，那个大闲园子，其实是另一支近亲绝户的结果。所以，无论为公还是为私，马立英都有理由冲到最前排。
以马立英的个性，她不假思索就冲上去了，而且赢了。
马立英的大儿子，是我们队第一个当兵的。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时，非常轰动：一身华贵的海军呢，很多人要先在自己身上擦一擦手，才敢很小心地上去摸一摸；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得到两块软糖——这是他们从没见过的玩意儿；大人则可以分到一根大前门香烟，马立英说，只有主席才天天抽大前门。
这个大儿子复员后，做了我们村的民兵连长，直到这个角色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在当时的村级权力结构中，那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光明的大门一经打开，你想关都关不上。马立英的二儿子，依旧是当兵，这一回更牛，是空军地勤，而且提了干，抱上了摔都摔不烂的金饭碗。儿媳妇也吃商品粮，而且生得仙人一般，她第一次回婆家时，全村的人都来瞧西洋景。她穿了双红色高跟鞋，村里人这样形容她走路的样子：“活像电影里的娘娘。”
三儿子率由旧章，还是当兵。不过他的运气差一些，只是普通野战军，而且撞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这是没法子的事：你就想这一年走，而这一年兵种少且不好，可供挑选的余地没有。
那年头，对农村子弟而言，当兵是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竞争激烈，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一门三子先后从军，马立英创造了我们村的唯一，而且覆盖了三个兵种。她因此有了个外号叫“海陆空”，其中的意味不是褒扬，而是深深的嫉妒。当然，也暗喻了另外一层意思：这个女人不简单，无论海战陆战空战，有种你就来吧！
四
在我记忆中，马立英经常到我家串门。
一个寡妇，带着一大帮幼小的孩子，她居然还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你会感到匪夷所思。已经深夜了，所有的人早已呵欠连连，她的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依旧像刚换了新电池的手电筒。
马立英的话题，永远都是东家长西家短，包括男女私情。依她泼悍的风格，什么东西从她嘴里出来，都格外生猛而有质感。在贫瘠的乡村，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我老家叫“磨牙”，就像耗子。这样爱“磨牙”的，农村很多，但口碑都不会好。在那场马立英输得精光的“战斗”中，社员们都作壁上观，我想，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想瞧她热闹的“敌人”太多了。
我猜，如此精明的一个女人，自己的毛病不会不知道，但想改掉很难，直到晚年她依旧如此。我娘跟她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根本的原因也在此。
但马立英做了很多补救，到中晚年，她俨然已经是个非常古道热肠的人。
大约四十多岁时，马立英开始给乡亲们义务接生。在农村，到医院生产是近几年的事，但像马立英那样自己搞定的人毕竟很少，所以“助产士”必不可少。我读高中时，马立英已经很专业，有专门的一套“行头”，而且严格消毒。全村尤其是我们队的孩子，基本都是她接生的。生老病死，人生就那么几道坎，所以她是积了大德的人。
当然，马立英也有“失算”的时候。
她的二儿子，第一胎是女儿，在马立英看来，一个儿子没有“传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她几乎天天“经手”人家的“传人”，人有我无的刺激尖锐而持久。终于，在母亲强大而持续的火力下，儿子最终妥协，转业回到了老家。当然，县城也严禁二胎，但与部队相比，“暗渡陈仓”的空间要大多了。或许是转业的首要目标就是二胎，所以最终夫妇双双进了一家企业。
接下来的“工程”，是个艰难的细活，包括“狸猫换太子”的双簧戏。编剧與导演，都是马立英，她甚至要经常冲到前台演一把。她是这方面的高手，你不服不行。约三五年后，二儿子也终于安全地有了“传人”，马立英抱着这个得之不易的孙子在村里走，脸上的幸福与笑意，能刮下来铺大街。
然而，得与失永远是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兄弟。国营企业的热锅，除了大型国企外，过着过着就凉了，而县城一级的企业，无论集体还是国营，先是半死不活，后来都陆续垮了。马立英的儿子与儿媳，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由王子到“游子”的身份转换。企业垮了，就那么一点退休金，孩子还在上学，你不干是不行的，于是夫妇四处找活干，我老家叫“打游差”。
依我看来，马立英应该不会后悔，香火在她的价值世界里是无价的，为此可以舍弃任何东西。但儿子与媳妇是否也这样想，是很值得怀疑的。佐证之一是，马立英一直跟着二儿子住，她也一直把二儿媳夸成一枝花，但在那个“传人”上学之后，儿媳完成了历史性的“变脸”。从此，马立英跟着三个儿子轮流住，但谈判的艰难程度，超过了当年的重庆谈判。因为你一直跟着也偏向二儿子，突然又搞平均主义，大儿与小儿不能接受。
最不堪的是小儿，他甚至“配合”媳妇打过老娘。马立英是强壮的，直到晚年依旧如此。小儿媳很瘦小，而且有病，如果没有丈夫配合，她不敢招惹宝刀不老的马立英。她对丈夫说，我不一定能熬过老不死的，不撕撕她那臭嘴，我死了也闭不上眼。于是，为了能让媳妇闭上那双美丽的眼，丈夫有了一回“配合”。
这个过程，母亲生前跟我说过很多次，其实也不复杂。为了不弄脏我这支瘦弱但还有些洁癖的笔，请让我略去不写。
去年儿子结婚，我们回老家上坟。在离父母坟头不远处，有一座新坟。弟弟告诉我，那是马立英，活了95岁。90岁时，她每顿饭还吃一个大馒头，儿媳妇越气她，她的食欲越好。
突然想到了妙玉最喜欢的两句古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不凡的母亲，一个守身如玉的寡妇——一个世纪的风雨与沉浮——终于睡下了。
第一次见识成年人打架时，我还没上学，只有五六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现在想来依旧鲜明而尖锐。
那是初夏，我正在家吃午饭，忽听西边胡同里人声鼎沸，显然是有人打架。我扔下饭碗就跑，只见人们围成了两堵不断移动的墙，墙内是一对厮打中的男女：马立英一边骂，一边冲上去撕扯“大怪”。但“大怪”正值壮年，无论一个小脚女人多么勇敢与强壮，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其实，马立英根本无法真正靠近“大怪”，他只消一推或一拳，最狠的时候是一脚，马立英就倒地甚至是飞出去了。
女人不是为格斗而生的，这是一份古老的遗产。
马立英还有个“帮手”——她的大儿子，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显然，母亲高估了儿子，他一直在一旁跃跃欲试，但却始终不敢冲上去。马立英更多的时候当然是骂“敌人”，但后来也开始骂儿子，大约在她看来，如果儿子也像她一样勇敢的话，他们母子就会稳操胜券。
这场一边倒的“战争”，越到后来，就越像是一场“屠杀”。我那么希望它结束，希望围观的人们把他们拉开。但所有的人都只是观战，直到马立英力气用尽，直到她对儿子不再抱希望，直到“大怪”又把她重重地踹倒在地——这时，尿液顺着她的裤腿汹涌而下——那是愤怒和绝望的结果。
马立英失败了，但她始终没有哭，这是一般女人做不到的。
不过，马立英还是犯了女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情结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她显然对双方的实力，缺少一个清醒的估计。所以如此，应该是她的怨恨积压已久，于是把“决战”提前了。试想，如果假以时日，比如她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胜利女神就会拥抱她。
真正理解这场“战争”，包括社员们为何都作壁上观，我用了很多年。
“大怪”是我家的后邻，为人很不堪。这个绰号，是我娘给起的，是从吕剧《墙头记》上抄来的。其实，《墙头记》中的角色叫“大乖”，但农民的辞典中没有这个“乖”字，于是望风扑影扑成了“怪”。
在“大怪”家与我家之间，有一块窄而长的空地，老家叫“闲园子”，是我家的。在我幼时，农民不种菜，所有的闲园子，无一例外都长满了各种杂树，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比如屋后的闲园子，除了一株很大的楸树外，全是繁殖力极强的香椿树。每年春天，我娘都会说，“大怪”又偷咱家的香椿芽了。那时的香椿芽，只用来腌咸菜，用量很有限，所以我爹会说，让他偷吧，反正你也吃不了。
但“大怪”还会偷别的，比如石头。我老家是平原，石头是宝贵的，这时问题就比较严重。这类闲园子，往往布满百年甚至千年的墙基，所谓沧海桑田，而这些墙基自然都是石砌的。据我娘说，我家屋后所有的石头，都被“大怪”陆续偷走了。对此，我爹依旧超然复释然：为了几块破石头，你能去站岗？捉贼捉赃，你抓住人家了？要紧的邻居，能让就让，撕破脸皮就没法住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我爹一樣超然，比如马立英。
马立英家有一个很大的闲园子，估计有几亩地大。据马立英说，她家园子里的东西，从瓜果到石头，“大怪”没有不偷的。马立英曾经手握切菜刀，整夜守在园子里，但你想抓住他很难。她家与园子，有一段距离，“站岗”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她是不会有闲暇的，所以尽管她盯得很紧，“大怪”还是照偷不误。等啊盼啊，终于等到儿子“大”了，本以为可以一战而扫多年的屈辱与怨恨，但她还是很彻底地输了。
不过，就整个人生而言，马立英不仅没有输，还是一位大赢家。
这是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母亲，她的经历稍作加工，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二
马立英的丈夫去世时，她三十五六岁。撞上了饥荒年，丈夫人高马大，食量惊人，加上孩子多，最后活活饿死了。
马立英共有三子三女，最小的女儿叫春英，比我小两岁，是个遗腹子。
关于分娩，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最惊心动魄的文字出自海明威：在印第安丛林中，一位丈夫因为不堪妻子漫长而痛苦的分娩，竟挥刀自杀了。
生与死之间最近的距离，这个短篇做了最好的诠释。
马立英做了另外一种诠释：非常东方，非常云淡风轻。
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马立英正在摊煎饼。非常熟悉的感觉袭来，她知道要生了。分娩是需要力气的，所以她首先想到的是进食。
但她没有备好开水，于是到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揭了一沓还热乎乎的煎饼，泡在了一个大号粗瓷碗里。凉水泡煎饼，泡透需要一点时间，借这一点间隙，她找来了几件早已备好的破衣服。
把泡好的煎饼呼呼拉拉扒下去，她褪下裤子，在厨房的柴草堆上完成最后一次分娩。
一切都很顺利，但她忽略了一样东西：剪断脐带的剪刀。
没办法，她开始在柴草堆中乱摸。她很自信，一定能找到那个熟悉的替代品。
马立英的丈夫，生前一直编条筐，没用的下脚料，便堆在厨房当柴烧。编筐时，无论是棉槐还是楋条，粗的一端都要削成一个斜面甚至削去不用，只有这样，编出的条筐才平整匀实。那种削过的棉槐尤其是楋条根，像刀一样锋利。
马立英很快就摸到了这样一把“剪刀”。
剩下的工作就轻松多了：她把女儿擦了擦，用一件棉衣包了，然后躺在女儿身边小憩。感觉有点力气了，她抖擞精神，把剩下的煎饼一气摊完。
当下，一个女人的生产，往往搞得很像火星撞地球。这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好。但每一个年轻的母亲或儿子，你应该知道并且永远铭记：你的母亲或者母亲的母亲，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分娩的。就像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要知道你的主降生在马槽里。
一位母亲最后一次分娩，就这样轻松，很像随便到野地里摘了一个茄子。不过，尽管同一个故事，我从不同人口中听过很多遍，包括马立英本人，但我没有感觉到轻松。这个故事，成为我一生的背景音乐，每次回老家，当我娘说到马立英的儿孙不孝时，我内心便涌出莫名的愤怒与苍凉。 马立英的命运，是一代母亲的命运，当然也是我娘的命运。
三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爆发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用陕北的青羊调，填了一首歌颂马立英的歌曲，我们经常有口无心地唱。
马立英如何积极，如何先进，如何在批斗会上发言，乃至于她的二女儿都非常勇敢，我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记忆片断。
马立英为何如此积极？显然，一个寡妇带着六个弱小的子女，要想从那场巨大的“失败”中站立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排列了，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无论马立英的娘家还是夫家，都是苦出身，那个大闲园子，其实是另一支近亲绝户的结果。所以，无论为公还是为私，马立英都有理由冲到最前排。
以马立英的个性，她不假思索就冲上去了，而且赢了。
马立英的大儿子，是我们队第一个当兵的。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时，非常轰动：一身华贵的海军呢，很多人要先在自己身上擦一擦手，才敢很小心地上去摸一摸；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得到两块软糖——这是他们从没见过的玩意儿；大人则可以分到一根大前门香烟，马立英说，只有主席才天天抽大前门。
这个大儿子复员后，做了我们村的民兵连长，直到这个角色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在当时的村级权力结构中，那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光明的大门一经打开，你想关都关不上。马立英的二儿子，依旧是当兵，这一回更牛，是空军地勤，而且提了干，抱上了摔都摔不烂的金饭碗。儿媳妇也吃商品粮，而且生得仙人一般，她第一次回婆家时，全村的人都来瞧西洋景。她穿了双红色高跟鞋，村里人这样形容她走路的样子：“活像电影里的娘娘。”
三儿子率由旧章，还是当兵。不过他的运气差一些，只是普通野战军，而且撞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这是没法子的事：你就想这一年走，而这一年兵种少且不好，可供挑选的余地没有。
那年头，对农村子弟而言，当兵是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竞争激烈，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一门三子先后从军，马立英创造了我们村的唯一，而且覆盖了三个兵种。她因此有了个外号叫“海陆空”，其中的意味不是褒扬，而是深深的嫉妒。当然，也暗喻了另外一层意思：这个女人不简单，无论海战陆战空战，有种你就来吧！
四
在我记忆中，马立英经常到我家串门。
一个寡妇，带着一大帮幼小的孩子，她居然还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你会感到匪夷所思。已经深夜了，所有的人早已呵欠连连，她的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依旧像刚换了新电池的手电筒。
马立英的话题，永远都是东家长西家短，包括男女私情。依她泼悍的风格，什么东西从她嘴里出来，都格外生猛而有质感。在贫瘠的乡村，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我老家叫“磨牙”，就像耗子。这样爱“磨牙”的，农村很多，但口碑都不会好。在那场马立英输得精光的“战斗”中，社员们都作壁上观，我想，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想瞧她热闹的“敌人”太多了。
我猜，如此精明的一个女人，自己的毛病不会不知道，但想改掉很难，直到晚年她依旧如此。我娘跟她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根本的原因也在此。
但马立英做了很多补救，到中晚年，她俨然已经是个非常古道热肠的人。
大约四十多岁时，马立英开始给乡亲们义务接生。在农村，到医院生产是近几年的事，但像马立英那样自己搞定的人毕竟很少，所以“助产士”必不可少。我读高中时，马立英已经很专业，有专门的一套“行头”，而且严格消毒。全村尤其是我们队的孩子，基本都是她接生的。生老病死，人生就那么几道坎，所以她是积了大德的人。
当然，马立英也有“失算”的时候。
她的二儿子，第一胎是女儿，在马立英看来，一个儿子没有“传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她几乎天天“经手”人家的“传人”，人有我无的刺激尖锐而持久。终于，在母亲强大而持续的火力下，儿子最终妥协，转业回到了老家。当然，县城也严禁二胎，但与部队相比，“暗渡陈仓”的空间要大多了。或许是转业的首要目标就是二胎，所以最终夫妇双双进了一家企业。
接下来的“工程”，是个艰难的细活，包括“狸猫换太子”的双簧戏。编剧與导演，都是马立英，她甚至要经常冲到前台演一把。她是这方面的高手，你不服不行。约三五年后，二儿子也终于安全地有了“传人”，马立英抱着这个得之不易的孙子在村里走，脸上的幸福与笑意，能刮下来铺大街。
然而，得与失永远是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兄弟。国营企业的热锅，除了大型国企外，过着过着就凉了，而县城一级的企业，无论集体还是国营，先是半死不活，后来都陆续垮了。马立英的儿子与儿媳，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由王子到“游子”的身份转换。企业垮了，就那么一点退休金，孩子还在上学，你不干是不行的，于是夫妇四处找活干，我老家叫“打游差”。
依我看来，马立英应该不会后悔，香火在她的价值世界里是无价的，为此可以舍弃任何东西。但儿子与媳妇是否也这样想，是很值得怀疑的。佐证之一是，马立英一直跟着二儿子住，她也一直把二儿媳夸成一枝花，但在那个“传人”上学之后，儿媳完成了历史性的“变脸”。从此，马立英跟着三个儿子轮流住，但谈判的艰难程度，超过了当年的重庆谈判。因为你一直跟着也偏向二儿子，突然又搞平均主义，大儿与小儿不能接受。
最不堪的是小儿，他甚至“配合”媳妇打过老娘。马立英是强壮的，直到晚年依旧如此。小儿媳很瘦小，而且有病，如果没有丈夫配合，她不敢招惹宝刀不老的马立英。她对丈夫说，我不一定能熬过老不死的，不撕撕她那臭嘴，我死了也闭不上眼。于是，为了能让媳妇闭上那双美丽的眼，丈夫有了一回“配合”。
这个过程，母亲生前跟我说过很多次，其实也不复杂。为了不弄脏我这支瘦弱但还有些洁癖的笔，请让我略去不写。
去年儿子结婚，我们回老家上坟。在离父母坟头不远处，有一座新坟。弟弟告诉我，那是马立英，活了95岁。90岁时，她每顿饭还吃一个大馒头，儿媳妇越气她，她的食欲越好。
突然想到了妙玉最喜欢的两句古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不凡的母亲，一个守身如玉的寡妇——一个世纪的风雨与沉浮——终于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