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一切，自有来由，逃不过一个因果律。本期编发的三篇文章，没有纠缠于对当下诸多暴力事件的解读，而是分别从历史、心理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加以诠释，或精细于学理考察，或游刃于旁敲侧击。
　　《暴力，何以发生？》从心理学层面梳理了个体与情境之两端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从弗洛伊德、洛温伯格的精神分析、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对权威服从导致暴力发生的经典解释，以及社会学习理论等等。“羽毛球拍与手枪”的譬喻，很容易让人想起“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想起鲁迅笔下的“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一言以蔽之，暴力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无论是“你是谁”（人格）还是“你在哪”（情境）都可能对人的行为施加影响。
　　《转型过程中的暴力崇拜》分析了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的暴力思维与暴力崇拜。作者认为清末新政的立宪构想既不是毁于民初共和，也不是毁于“洪宪帝制”，更不是毁于北洋政府和联省自治，而是毁于暴力崇拜。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话语暴力指数直线上升。如果话语暴力弥漫世间，身体暴力也就不会太遥远。此言不虚。而历史又无数次证明，因刀剑得到的，也会因刀剑而失去。
　　人类不曾发展出一个彻底告别暴力的乌托邦，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合法的暴力”。暴力只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存在时才有意义，否则只会是一种自我残害。一个时代若是沉醉于对暴力的过度宣扬，其结果必然是流汗（改良）的世纪让位于流血（革命）的世纪。如胡适先生所言，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暴力、身份与权利观念》则从政治、身份认同与传播等角度细数了当下社会戾气蔓延之原因，包括破坏人心、滋生怨气的不公不义，异化民众社会参与热忱的现实挫折，导致单一身份认同的对立式思维，没有安全感，以及网络匿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的推波助澜，等等。
　　上世纪初，苦于民情的种种，杜亚泉既已提出社会心理的改造需要有“伦理的改善、宗教的改善、审美的改善、政治的改善、经济的改善、教育的改善之种种，且必须诸法互用，乃能收美满之效果，此固根本上改善之方法。”无疑，消除社会戾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努力，这既关乎个体的自我救赎，也关乎社会的整体改造。
　　若问“这个社会会好吗？”当知何为美好社会——弱者被恒久地同情，他人权利必被尊重，公平正义维系于日常，人们不为无谓的憎恨牺牲自己或他人，法律公正却不失慈悲的情怀。美好社会，从不曾脱胎于你死我活，而只能成就于自由、宽容与和解，成就于万物生长，各成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