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关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的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良久，最后说：“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培训管教干部
上海解放未满1个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此外，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員，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行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化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但最初她们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然而，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讲了出来。之后，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她们曾经遭受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蜊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随后，医生们开始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检查后发现她们中94%的人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当年，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此后，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劳动成果被取名“新生牌”
长期的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失去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于是，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据当时的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另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为庆祝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经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1954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一段好姻缘。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的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良久，最后说：“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培训管教干部
上海解放未满1个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此外，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員，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行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化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但最初她们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然而，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讲了出来。之后，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她们曾经遭受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蜊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随后，医生们开始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检查后发现她们中94%的人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当年，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此后，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劳动成果被取名“新生牌”
长期的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失去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于是，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据当时的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另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为庆祝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经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1954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一段好姻缘。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