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桃花源记》中化用的“秦人古洞”传说故事里面，蕴藏着内容更古老、文化层次更深的一种神话传说，即与盘瓠神话相关联的“千家峒”传说故事。
　　先后载于《风俗通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搜神记》的盘瓠神话，叙述了“蛮夷”祖先盘瓠立功受赐及其后裔繁衍的故事，是独具特色的“蛮夷”祖先神话。结合本题，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盘瓠得高辛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盘瓠选择高山绝岭、荒无人烟的旷野之地栖息、繁殖，以致其后裔“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这些均开后世“千家峒”(或“桃花源”)“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的“世外桃源”之先河。其二，盘瓠与高辛女婚后，“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婚配”。表明其时尚处于血缘制婚姻原始状态，即兄妹就是夫妻的族内婚，也就是“家族的第一阶段”(“血缘家族”)的婚姻形态。其三，盘瓠及其后裔的诸多“蛮夷”风俗(诸如“好山恶都”，“饮食蹲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等)，在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等“蛮夷”地区长期流行，说明汉晋之时盘瓠族裔主要在长江中上游(今陕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生息繁衍。
　　从《盘王大歌》中《千家峒》、《十二姓瑶(徭)人游天下》等口承文化资料得知，瑶人举族从“武昌府”迁移，横渡广阔浩淼的长江、洞庭湖(或云梦泽)，“飘航过‘海’到千家”，来到洞庭湖畔巴陵县(今岳阳、临湘，汉晋属长沙郡）境内的“千家峒”扎寨安居，这是盘王子孙落居的最早的“千家峒”。于是，盘瓠神话与“千家峒”传说融合在一起，既以图腾、祖先神话形式继续传承，又以人物传说(主人公盘瓠的名字渐次演变为盘王、盘三获等)、地方传说以及风俗传说乃至幻想故事等诸多形式更广泛地流播。
　　广西大瑶山口承的《千家峒》，叙述瑶(徭)人在迁到(大)瑶山以前，在“千家峒”住过很久。“千家峒”住着一千多户人家，千家人共同耕种一块大田，那块大田共有七十二口水井，生长的谷子一粒有巴掌那么大，一年的出产可够三年吃。“那时候，人们没有历书掌握生产，节气全靠着‘德公高’(空桐树)开花作标志，‘德公高’开花了，天气暖和，大家下田种地……”显然，这些都是部族时期原始的集体农作背景之下“人化自然”的反映，充满着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幻想。
　　同样是在广西大瑶山一带流传的“千家峒”类型传说《圣塘山》，其中“人化自然”与仙化生活交织，较之《千家峒》，更显复杂。传说大瑶山一位瑶族头领公甘老人，因躲避官兵追捕，抓起随身携带的糯米粉撒去，即化为圣塘山。万丈深渊上面的一架天桥，也是公甘老人解下自己的白头巾，抛向高峰而变出来的。这些“人化自然”，为公甘老人逃避追捕和在圣塘山长期生活下来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的采药老人的仙境生活作了铺垫。采药老人是世世代代怀念瑶山先哲公甘老人而克服艰险终于攀上圣塘山的一位后来者。出现在采药老人面前的圣塘山山顶绝景是：一片平展展的场地，一个偌大的池塘，池塘中鱼群嬉游，池塘边桃李成行，果实累累，百鸟欢鸣……此种仙境般美景，已经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更有甚者，当采药老人从圣塘山返回家园时，听见屋内悲切的哭声，原来三个儿子以为老父已死，设立灵牌祭奠。采药老人说：“我砍柴才出去一天，你们何必哭哭啼啼?”儿子们告诉他：“你已经离家三年啦。”采药老人不信，但取过随身带去的柴刀，刀柄早已腐朽成灰。
　　


　　湖南永明界(今江永县)流传的好些篇“千家峒”传说故事大多是反映晚期(元明以降)“千家峒”现实生活的民间作品。故事叙述“千家峒”瑶山妇女盘宅妹、李仙姑结伴去永明县城买盐，返回时被一赌钱鬼尾随，跟到了与世隔绝的“千家峒”。赌钱鬼回去向县太爷禀报，县太爷即派一名税官进“千家峒”去收税征粮。“千家峒”瑶人非常好客，家家户户都要邀请税官到家里做客。税官一家吃一天，眨眼间就在“千家峒”住了三年。但是，有一天税官出门，不幸被毒蛇咬死。县太爷认为税官是被“千家峒”瑶人害死的，禀报道州府台，立即派出三千人马围攻“千家峒”。“千家峒”民众在瑶军带领下，退到一座陡岭悬崖边，弹尽粮绝，万分危急。盘宅妹看见嫂子们挤出奶汁喂给伤残瑶军吃，她也去挤奶。未婚小姑哪有奶汁?硬挤出来的是鲜红的血。然而，说也奇巧，鲜血滴到地上，满山遍岭都长出了鲜红的奶子果。瑶军吃了奶子果，士气大振，汇合瑶民一起杀下山去，突出重围，“瑶家人从此离开‘千家峒’，分散到天南海北”。但是，瑶家人在分离前，皆发誓一定还要回到“千家峒”来探望。
　　把上述三篇传说故事放在一起，不但可以大致窥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千家峒”的“基因”、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而且也不难辨析“千家峒”与“桃花源”的关联和区别。
　　因躲避灾难而举族逃匿到与世隔离的深山大峒，并在那里世代生息繁衍，通过集体的辛勤劳作，追求朦胧的美好生活，可以说是“千家峒”、“桃花源”类型传说故事的主要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基因”的表现和发展却又大有差异。概括地说，早、中期“千家峒”传说故事，原始生活、仙道(巫)氛围及幻想色彩更浓一些；而晚期传说中的世俗生活、斗争气息和写实成分更多一些。
　　由此，“千家峒”传说故事的渊源、流变大体上可以勾勒出来。其源出于盘瓠神话(“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乃是后来“千家峒”传说故事之滥觞)，中经“千家峒”、“圣塘山”和“仙境淹留”、“烂柯山”的演化，以及化用此种类型传说故事而进行再创作的“桃花源”，发展而为元明以降迄于近现代的“千家峒”传说。
　　“千家峒”、“圣塘山”等早期“千家峒”神话传说和中期“淹留仙境”、“烂柯山”类型故事，原始浪漫及仙道氛围甚浓。这仅仅是表层的文化现象，而深层的文化蕴含还要繁复得多，它们深深地带着历史的、地域的传统文化的特色。
　　在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的南方广大地区，巫文化一直十分活跃。春秋战国时的楚、陈、吴、越等国，尤其是楚国，以歌舞祀神的巫风甚为盛行。迨及汉、唐，由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和深化，汉族地区的巫早已蜕变成为封建统治者愚民博利的工具，或者演变成了供剥削者戏谑取乐的对象(俳优或优伶或伎女)。南方一些“蛮夷”地区社会发展迟缓，阶级分化不甚剧烈，甚至直到20世纪初叶，仍然停留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同时，也缘于这些地区的巫大多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作为巫师并非谋生的主要手段)，长期保持着与本民族(或部族)广大民众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因而，在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始(或原始性)的巫的某些因素。
　　陶潜的《桃花源记》，我们在字面上甚至内容上看不到巫文化或者“蛮夷”文化的痕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家高超、精湛的表现技巧—他只是化用及融合“误入仙境”、“秦人古洞”和“烂柯山”(“烂船洲”)等传说故事；另一方面，也缘于曾为彭泽令及隐士的陶潜，尽管不屑于“为五斗米而折腰”，但他毕竟是儒家思想哺育出来的文人，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因此，陶潜在撰写《桃花源记》时，虽然化用了巫、道、仙思想观念比较浓厚的“误入仙境”、“烂柯山”(“烂船洲”)等传说故事，但却一概作为“幕后处理”。
　　陶潜笔下的“桃花源”，除在化用素材上与“千家峒”传说故事(尤其是中期“千家峒”、“桃花源”传说)等有所关联以外，应该说，它主要是作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感受，运用生活积累及艺术提炼并以形象思维而虚构出来的理想世界和艺术境界。这与以集体智慧创造、不断演变和发展且以传说和歌谣等多种形式广泛流播的“千家峒”民俗文化，显然是大有区别的。
　　（题图：“千家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