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文人为描写重点，全面深入揭示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长篇讽刺小说，全传本共55回。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生于仕宦名门，到父亲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他才华过人，但鄙弃八股科举，20岁中秀才后即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很受乡邻歧视。33岁迁居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36岁以后开始创作《儒林外史》，49岁写成，54岁去世，全靠朋友资助，才得入土安葬。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有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赛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和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元朝末年，诸暨县乡村有一个农家子弟王冕，他从小替人放牛，勤奋好学，不仅画得一手好荷花，而且博览群书，很有才学。他不结交朋友，也不求取官爵，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甘心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明朝建国，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叹道：这种取士之法订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就会把那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自甘清贫的“高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都是醉心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因触景生情，他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可怜，凑了200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答各位!”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作朋友，连他教过的学堂，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位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当时，范进一家正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吃。喜报传来，范进从集上被找回，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个耳光，才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时，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问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出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怕。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上司考察他的政绩，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禁杀耕牛的法令坚决执行，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不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竟也搜刮了8删两银子。
　　官吏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贪婪的财主，家有十多万两银子的财产。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悭吝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乐清县的匡超人，他本是单纯朴实的农家子弟。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从此他更加刻苦，追求功名之心更加急迫。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祸他又重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斗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久，他的恩师李知县被平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被提拔考取了教习。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让原配妻子困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看也不肯去看一下。甚至对接济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也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既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60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30多年来一直中不了举，但他却恪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8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人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倒反觉伤心。在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的，被认为才能出众；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作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