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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十二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过去，上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本上，寄给过先生，不知可曾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还有一个对子，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掉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儿，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儿，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三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了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两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的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序很快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非常兴奋，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还是钱玉亮各方想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二千字，序的题目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韩小蕙拿去，在《光明日报》1990年2月13日刊登了出来。
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看到丁聪家墙上一幅画。是黄永玉1995年画的：丁聪胖乎乎的，坐在地上，身后身边是一堆石头，丁斜靠一块卧石，满脸红光。黄苗子在画的顶端题了两行：丁聪拜美石，美石拜丁聪。酒饭饱后面红润（记不清楚了）。
画的下面是黄永玉题的一款。坐了一会儿，老太太（丁夫人）不断看表。丁先生说，一个什么活动，在朝阳（区）呢，他们还要去接冯亦代。
1997年5月9日，北京
下午孩子不上课，我带着孩子去汪先生家，给他带了一盒安徽新茶和一竹筒云南伲族米酒。我直接开门进去，见到汪先生正从里屋往门口走，我深情地望着他，说：“什么时候从四川回来的？”他说，回来好几天了。我问：“身体好吗？”他说：“还可以。”今天电话特别多，我们说话断断续续的，我告诉他我要到湘西采访，我问他去过没有，他说他没有去过。
说到孩子。他问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浅。他说：陈浅，陈浅，像个笔名！先生还说了一个儿歌：
小小子，
坐门蹬，
哭鼻子，
想媳妇。
想媳妇，
做什么，
点灯，说话。
吹灯，作伴。
早上起来梳小辫！
孩子笑。
之后又是电话，他还说过几天到太湖三县去一趟，并说都是邀请的女作家，他笑着对我说：“我去干什么？没想对方说，‘小丫头片子想见见您！’”
晚上在那儿吃晚饭，我说：“喝米酒罢。”
先生说：“不喝，留着。”又说：“你喝五粮液，自己喝。”
我喝了几杯五粮液。我同陈浅吃了许多菜。先生猛喝葡萄酒。
1997年5月20日，小雨，湖南吉首
一夜睡得不踏实，脑子乱乱的，思绪红色或者黑色。早晨自己到餐厅吃饭，胃不舒服。八时左右杨和李来，一起去凤凰，路上我给龙冬打电话，他却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最尊敬的那个人死了。他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再也不能给我们快乐和安静下来的理由了。我再也不能说去看看他就去看看他了。有某个电话号码，可是这个电话我能打给谁呢？
一路沉默。看着湘西的山山水水，五月，窗外的湘西，牛在水田，人在水田。山青水绿，背篓，头巾，苗人，土家人。他们祖祖辈辈在大山的皱褶里。到黄丝桥古城看了一下，在沈从文故居，我悄悄地给他鞠了一躬，去到沈从文墓，我折了一枝青竹悄悄放在墓上。我看着沈从文像，想汪曾祺也死了。这两个老人，在地下可以见面了。他们就这样作古了。
可是，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近。
1997年5月28日，周三，北京
今天给汪先生告别，我和龙冬夫妇相约，坐地铁到八宝山出站口碰头。去的路上，我为先生买了一只小小的花篮，先生对花是有研究的呀。我们去得太早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当看到花圈的挽带上写的汪曾祺和汪曾祺追悼会的黑字时，我觉得不是真的。“汪曾祺”这几个字是同刊物、书本、书法绘画和签名联在一起的。我没想过把他的名字同花圈和挽带联系在一起。我不相信。可忙忙碌碌的人们呀！这是在忙什么呀！这是真的。汪曾祺去了。
我自己也在那儿忙来忙去。我是在忙什么呀！当汪先生灵车来时，我看到后门打开了。一个长长的、窄窄的盒子盖着。我知道那里面是汪先生。汪先生这么个善良的、聪明的智者，就被这样装在一个窄盒子里，还编上了号。我赶过去抬着一头，慢慢走进了告别厅。那盒子装的到底是谁呀。当放到鲜花丛中，抬放人慢慢地将盒子打开了，是先生。他静静地睡在那里呢，轻一点呀，别打搅了先生。
告别仪式开始了。没有放哀乐。我怕哀乐。放的是圣-桑的《天鹅》，多么优美呀，先生是热爱美好的东西的，他唾弃丑恶。我见到许多人。王蒙来了。张兆和（沈从文夫人）来了。铁凝来了。范用来了。范用拄着拐杖，他不断地流泪，不断地揩呀揩呀。
几十分钟的告别仪式很快就结束了。许多朋友走了。留下一些人，他们围在汪先生身边，看一眼，再看一眼。
最后大家终于纷纷走拢过去，将那一捧捧的鲜花摘下来，放在先生的身上。大把大把的月季，大把大把的康乃馨，大把大把的勿忘我……先生被许多许多的鲜花簇拥着、覆盖着。他是抱着好多好多的鲜花走的呀！
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出差，也不是我们忙不去看他，而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们说话，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请教他一些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他再也无法关心我们了，也无力来关心我们了。我们有无成绩，他都不会管了。他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作古了，我们倒是想到这些问题。
中午汪朗叫我去吃饭，我心情不好，不肯去。汪朗说：“就算我替老爷子请你们的。”一句话，我木了，当时并没觉出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多令我心碎啊！老爷子爱我们，他善良、慈祥。他的心是很细很细的。
汪朗握着我的手，用力一甩。我感受到汪朗对我们的友好以及同他爸爸的情分。他是说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情分吗？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吗？总是他帮助我们呀！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十二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过去，上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本上，寄给过先生，不知可曾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还有一个对子，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掉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儿，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儿，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三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了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两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的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序很快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非常兴奋，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还是钱玉亮各方想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二千字，序的题目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韩小蕙拿去，在《光明日报》1990年2月13日刊登了出来。
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看到丁聪家墙上一幅画。是黄永玉1995年画的：丁聪胖乎乎的，坐在地上，身后身边是一堆石头，丁斜靠一块卧石，满脸红光。黄苗子在画的顶端题了两行：丁聪拜美石，美石拜丁聪。酒饭饱后面红润（记不清楚了）。
画的下面是黄永玉题的一款。坐了一会儿，老太太（丁夫人）不断看表。丁先生说，一个什么活动，在朝阳（区）呢，他们还要去接冯亦代。
1997年5月9日，北京
下午孩子不上课，我带着孩子去汪先生家，给他带了一盒安徽新茶和一竹筒云南伲族米酒。我直接开门进去，见到汪先生正从里屋往门口走，我深情地望着他，说：“什么时候从四川回来的？”他说，回来好几天了。我问：“身体好吗？”他说：“还可以。”今天电话特别多，我们说话断断续续的，我告诉他我要到湘西采访，我问他去过没有，他说他没有去过。
说到孩子。他问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浅。他说：陈浅，陈浅，像个笔名！先生还说了一个儿歌：
小小子，
坐门蹬，
哭鼻子，
想媳妇。
想媳妇，
做什么，
点灯，说话。
吹灯，作伴。
早上起来梳小辫！
孩子笑。
之后又是电话，他还说过几天到太湖三县去一趟，并说都是邀请的女作家，他笑着对我说：“我去干什么？没想对方说，‘小丫头片子想见见您！’”
晚上在那儿吃晚饭，我说：“喝米酒罢。”
先生说：“不喝，留着。”又说：“你喝五粮液，自己喝。”
我喝了几杯五粮液。我同陈浅吃了许多菜。先生猛喝葡萄酒。
1997年5月20日，小雨，湖南吉首
一夜睡得不踏实，脑子乱乱的，思绪红色或者黑色。早晨自己到餐厅吃饭，胃不舒服。八时左右杨和李来，一起去凤凰，路上我给龙冬打电话，他却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最尊敬的那个人死了。他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再也不能给我们快乐和安静下来的理由了。我再也不能说去看看他就去看看他了。有某个电话号码，可是这个电话我能打给谁呢？
一路沉默。看着湘西的山山水水，五月，窗外的湘西，牛在水田，人在水田。山青水绿，背篓，头巾，苗人，土家人。他们祖祖辈辈在大山的皱褶里。到黄丝桥古城看了一下，在沈从文故居，我悄悄地给他鞠了一躬，去到沈从文墓，我折了一枝青竹悄悄放在墓上。我看着沈从文像，想汪曾祺也死了。这两个老人，在地下可以见面了。他们就这样作古了。
可是，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近。
1997年5月28日，周三，北京
今天给汪先生告别，我和龙冬夫妇相约，坐地铁到八宝山出站口碰头。去的路上，我为先生买了一只小小的花篮，先生对花是有研究的呀。我们去得太早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当看到花圈的挽带上写的汪曾祺和汪曾祺追悼会的黑字时，我觉得不是真的。“汪曾祺”这几个字是同刊物、书本、书法绘画和签名联在一起的。我没想过把他的名字同花圈和挽带联系在一起。我不相信。可忙忙碌碌的人们呀！这是在忙什么呀！这是真的。汪曾祺去了。
我自己也在那儿忙来忙去。我是在忙什么呀！当汪先生灵车来时，我看到后门打开了。一个长长的、窄窄的盒子盖着。我知道那里面是汪先生。汪先生这么个善良的、聪明的智者，就被这样装在一个窄盒子里，还编上了号。我赶过去抬着一头，慢慢走进了告别厅。那盒子装的到底是谁呀。当放到鲜花丛中，抬放人慢慢地将盒子打开了，是先生。他静静地睡在那里呢，轻一点呀，别打搅了先生。
告别仪式开始了。没有放哀乐。我怕哀乐。放的是圣-桑的《天鹅》，多么优美呀，先生是热爱美好的东西的，他唾弃丑恶。我见到许多人。王蒙来了。张兆和（沈从文夫人）来了。铁凝来了。范用来了。范用拄着拐杖，他不断地流泪，不断地揩呀揩呀。
几十分钟的告别仪式很快就结束了。许多朋友走了。留下一些人，他们围在汪先生身边，看一眼，再看一眼。
最后大家终于纷纷走拢过去，将那一捧捧的鲜花摘下来，放在先生的身上。大把大把的月季，大把大把的康乃馨，大把大把的勿忘我……先生被许多许多的鲜花簇拥着、覆盖着。他是抱着好多好多的鲜花走的呀！
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出差，也不是我们忙不去看他，而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们说话，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请教他一些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他再也无法关心我们了，也无力来关心我们了。我们有无成绩，他都不会管了。他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作古了，我们倒是想到这些问题。
中午汪朗叫我去吃饭，我心情不好，不肯去。汪朗说：“就算我替老爷子请你们的。”一句话，我木了，当时并没觉出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多令我心碎啊！老爷子爱我们，他善良、慈祥。他的心是很细很细的。
汪朗握着我的手，用力一甩。我感受到汪朗对我们的友好以及同他爸爸的情分。他是说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情分吗？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吗？总是他帮助我们呀！